塔耶卜·萨利赫是苏丹最著名的现实主义作家，他被BBC评为20世纪最著名的阿拉伯小说家。其小说《北迁季节》一经出版，立即获得了广泛的关注，好评如潮。2001年，该书被阿拉伯文学协会誉为“20世纪阿拉伯最重要的小说”。《北迁季节》是一部以苏丹北方农村和世界大都会伦敦为背景的中篇小说。该小说以无名的叙述者和主人公穆斯塔法为主线，展现了“中东文化和西方文化的相遇，特别是传统价值观与现代价值观的相遇”。萨利赫本人在一次作品研讨会上说：“毋庸置疑，《北迁季节》的一个重要主题就是东西方的冲突，确切地说是阿拉伯伊斯兰世界与西方欧洲之间的碰撞。”
　　自1966年以来，国内外学者从不同理论视角出发，对小说的主题、叙事策略、人物形象等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国外研究《北迁季节》的论文较多，其主要从心理分析、后殖民理论、文本比较、模拟话语、时间空间等视角展开。国内学者对该小说的研究和关注相对较少，与之相较，国外的理论视角更为丰富，如萨特的存在主义、海德格尔的死亡哲学、鲍德里亚的消费主义、文学伦理学、叙事学、跨文化交际、法侬的种族创伤理论等。研究性问题集中于两点：穆斯塔法悲剧的成因、叙述者最终获得救赎的原因。本文从小说第七章叙述者所经历的“一场无名的欢聚”切入，以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为依托，挖掘小说中的狂欢化元素，分析穆斯塔法和叙述者在生死面前做出不同选择的原因，从而揭示作者通过文本想要传递的狂欢化精神：以狂欢化的审美结构颠覆理性化的逻辑结构，以多元共存取代二元对立的审美理念。
　　“狂欢化”是巴赫金文论思想中的一个重要概念。他采用社会文化批评与形式主义批评相结合的办法，借用民间诙谐文化所体现的“狂欢”精神，提出了阅读、解析文学作品与审视文学历史的一个全新策略。文学的“狂欢化”就是指将狂欢式内容转换为文学语言的表达。巴赫金被有的西方学者认为是“研究狂欢节以及研究仪式对等级制度之颠覆作用的理论可谓是一语中的，然而，对于巴赫金来说，颠覆不只是为了消解，而是为了建构”。
　　一、颠覆
　　巴赫金的理论，如狂欢化诗学，其强调“颠覆”，即用一些狂欢化元素颠覆旧世界，创造新世界。“欧洲狂欢节民俗，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罗马或更早的时期。它源于神话与仪式，是以酒神崇拜为核心不断扩展的欧洲文化积淀”。对话性的筵席语言，享有一种特别的自由。酒肉的力量解放了语言，酒神精神完全可以视为狂欢节、狂欢化的精神根源和心理基础。在《北迁季节》中，萨利赫对饮酒的描写就体现了酒神精神。在穆斯塔法和苏珊相遇后，他们一路上路过酒吧就停车喝酒，一杯酒下肚，穆斯塔法就给苏珊背诵一首艾布·努瓦斯的诗，“酒杯天灯般可贵，饮酒胜过接吻与幽会。无酒的日子黯无光，醇酒是天降之光辉”。觥筹交错中，酒仿佛也融汇了“北国冰霜的南风”与“赤道的炎热”，颠覆了不可相容的南北文化。就像吉西在其文章中所说：“北迁季节呈现了一个积极的信息，即两种文化嫁接，作为文化污染‘细菌’的解毒剂而存在。”
　　“巴赫金认为，在小说话语的史前期可以发现多种因素对小说的产生和发展至关重要，但最实质性的有两个因素：一个是笑，另一个是多语现象。巴赫金是通过多语现象、杂语性与民间诙谐文化的内在联系来揭示狂欢化文学的深层文化内涵的”。萨利赫通过使用“杂语”，以一种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建构了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对话。因为无论什么样的语言之间，都可能有对话关系。《北迁季节》中，欧洲社会的现代性话语和苏丹社会的传统性话语的相遇与“杂交”建构了小说的未完成性，賦予小说开放性的语境，也颠覆了有限且孤立的语境。
　　“利用主人公的言语来折射作者的创作意图，是一切小说采用的形式，也是小说引进和组织杂语的一种形式”。《北迁季节》由多种叙述声音构成，多音共鸣，“有着众多各自独立而不相融合的声音和意识，由具有充分价值的不同声音组成了真正的复调”。在小说的第三章，叙述者到一位青年大学教师家里做客，在座的来客中还有一位在财政部工作的英国人，他们坐在露天的场地无所不谈。苏丹青年讲师、英国人、叙述者这三个不同年龄、阶级、地域的声音，在喀土穆的夜空下多音共鸣，从而瓦解了专横的单音独鸣。“就在这个离赤道只有一箭之遥的地方，他们两个唇枪舌剑你来我往，但是谁也没有发火。不仅如此，有时还会发出爽朗的笑声。不过，他们之间横着一道无底的历史深渊”。虽然殖民者和被殖民者之间的深渊无法弥合，但是这场论战体现了萨利赫对于苏丹人民命运的见解：只有建构起两者之间的对话和交流，敞开心扉意识到自己内部的缺陷，并包容对方的不足，才有可能达到本土化前提下的“西学为用”。
　　小说的杂语性还体现在不同体裁的插入上，如文学体裁、非文学体裁，“使文学语言、不同体裁‘相互指涉’，以一种新的关系彼此呈现出不同的意识形态和世界”。诗歌为不同声音搭建了对话的桥梁。穆斯塔法虽然深受西方文明的影响，但他对安妮·翰明特吟诵的都是自己民族的诗歌。由此一方面表达了作者对民族文化的热爱，另一方面也促成两种文明的相遇。
　　狂欢节的中心地是广场，狂欢化的小说中有一种独特的广场因素。主宰着节日或集市广场的是一种特殊的、自由自在的、不拘形迹的交往。第七章叙述者在回喀土穆的旅途中所偶遇的无名之欢是狂欢节的呈现。路过的游人，男女老少摆成一个“前所未见灯火通明的大舞场”，化作狂欢节的广场。在广场上，小伙子们模仿起姑娘的舞姿，男人们学着妇女振舌欢呼，妇女们又唱又跳。在这样插科打诨式的纵情欢舞中，人与人之间形成了一种新型的相互关系，并且颠覆了秩序与等级。这场无名的欢聚对于叙述者来说，也是一次情感的宣泄，从而为最后的顿悟埋下伏笔。
　　笑，在世界文学中是个重要的现象。“笑是巴赫金狂欢化理论中使用频率最高的词语之一，它有着深厚的人文基础，是狂欢化文学具有本质意义和重要价值的精神特质和情感表征”。《北迁季节》中对“笑”的描写集中在第五章，其中“爷爷本性自然流露时发出的干瘪的怪里怪气的笑”是对叙述者心中德高望重的爷爷形象的降格，彰显了萨利赫对人的自然本性的崇尚。而宾特·曼吉楚比男人似的强劲有力的笑则颠覆了父权体系下的女性形象，建构了一个在男性之间的“她空间”。巴赫金说：“只有怪诞的躯体才了解躯体的象征意义。”小说中的怪诞躯体是两个女性人物：宾特·曼吉楚比和玛卜萝克。与传统文化下失语的阿拉伯女性相比，前者离经叛道，“粗鄙和色情是她所承载的中心主题”。当惨案发生后，“只有宾特·曼吉楚比，一个村子里的寡妇，却有勇气告诉叙述者事情的真相”。为什么作者要赋予她与男性平等的话语权以及安排为真相发声的情节？有学者在其论文中从情节方面探讨了原因，但笔者认为，宾特·曼吉楚比的“喧哗”“失语”的女性形象“消解了女性无能为力的身份”，她自由坦率、戏谑讽刺、百无禁忌的话语风格与狂欢化式的笑，旨在建构其与男性平等的身份认同。 　　二、建构
　　从深层内涵来看，从巴赫金的狂欢化视域出发，《北迁季节》通过颠覆建构的是生命的力量。
　　在狂欢化的文学中许多形象都是双重性的形象，例如死亡。“死亡孕育着新生，埋葬意味着复活”。哈赛娜在杀死逼婚者随后自杀的行为就带有双重性。哈赛娜嫁给穆斯塔法·赛义德之后人变了，变得像个城里的太太。这里“城里的太太”代表的不仅是她的言谈举止，而且指她的思想接受了现代观念的熏陶。所以她不再甘愿成为传统集体观念的牺牲品，她的反抗极大地冲击了其稳定性。虽然像哈赛娜这样的女人，“注定不会拥有自己的身份”，但她的死给瓦德·利斯做了一次彻底的清算，也代表了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同时也是争取独立灵魂的宣言。
　　“这部小说的精彩之处就在于它没有被读完”，正是《北迁季节》未完成性的体现。而未完成性、开放性在巴赫金看来，也是最富有生命力的。通过分析小说中穆斯塔法和无名叙事者未完成性的结局，可以给人们以无限的遐想空间，并揭示萨利赫所建构的新生。穆斯塔法在小说中的结局是消失在“七月里一个炎热的夜晚，暴涨的尼罗河洪水中”。笔者在这里用“消失”，是因为小说中穆斯塔法只是被猜测为“他的尸体准是沉入水底、葬身鱼腹了”。穆斯塔法到底生死与否，作者并没有下定论，从而赋予了其开放性的色彩。小说的最后以叙述者的呼叫“救命啊！救命！”结束。从形式上来看，萨利赫没有用句号而是用感叹号作为结尾非常耐人寻味。句号代表着完成，而感叹号代表的则是未完成。
　　虽然穆斯塔法和叙述者的结局都是未完成性的，但他们在面对生死所做出的最终选择是不同的：穆斯塔法选择了死，而叙述者选择了生，“我要选择生，我要活下去”。回到本文所聚焦的问题，为什么拥有相似经历的二者会做出不同的选择呢？从狂欢化的视域来看，笔者认为这是因为他们对于“追寻意义”的态度不同。“意义，不是像传统所理解的那样，被当成一种等待发掘而复原的确定的客体，而是一种构成性活动，它是开放性的、不确定的”。狂欢化正是要颠覆理性化的逻辑结构。叙事者最后说道：“生活有意义还是没有意义，这都不关我的事。”他在之前经历了“沙漠中心一场无名的狂欢后”，实现了顿悟，因此做出了选择：决定不再沉溺于对生活意义的追寻，“凭力量和机智活下去”，而穆斯塔法并没有经历真正的精神狂欢。小说中穆斯塔法多次提到自己“对什么都无动于衷”，“世界上什么也打动不了我的心”，从而也被认为是一个“毫无欢乐的人”。这是成长过程中父爱缺席、母爱缺失的负面影响。同时也说明了穆斯塔法虽然一直在追求肉体的狂欢与放纵，但从未获得精神的狂欢与宣泄，从而使他陷入对“意义”的追寻，最终消失在现实世界，去寻找未知世界的“狂欢”。但穆斯塔法和叙述者不同选择之下所建构的都是新的开始。
　　三、结语
　　狂欢化一直帮助人們摧毁不同体裁之间、各种封闭的思想体系之间、多种不同风格之间存在的一切壁垒。狂欢化消除了任何的封闭性，消除了相互间的轻蔑，把遥远的东西拉近，使分离的东西聚合。狂欢化理论，也能揭示作者寻求融合东西方文明的意愿，以及对“那些以固定眼光看待事物，以固定腔调说话，认为事物非黑即白、非东即西的人”的颠覆，并建构边缘与中心对话的生命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