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报道过的若干传媒人，跟我有关的三位是：范以锦，杨锦麟，崔永元。在这里，不意之间遵从了年龄顺序。这个顺序适应我心里对他们的某种定位：他们是三缸酒，是时间泡出来的，泡得更久的，醇味更浓，排在了前面。
　　
　　见到杨锦麟先生，我总觉得早就认识他似的。他讲他的来时路，我就想起我上学时看到的老三届学长。他讲他现在的工作状态，我就想起我从前幻想过的新闻人的激情状态。但最后我觉得，我有一点“不了解”他：激情怎么可以永不消退？
　　已经有点发福的杨先生是一个永动机。不遇到周扒皮，他也要给自己半夜鸡叫。但说起勤奋的原因，也不免落了“俗套”：四川一位老头看了他读报，把家藏几十年的老窖都寄给他喝了，能不干好吗……之类。
　　这是一个无比热心的人。为家乡一位小孩要到媒体实习，居然有一句没一句地跟我通了十多个邮件。有一天，他问我能否写一篇关于当时正在发生的四川雅安某县事件的文章。这个“糟老头”！你屁股坐在香港，嘴巴伸到大陆，就不知道我不能写这个了吗？不是的，他知道。原因是他太热心了，别人找到他，他总要试一下的。
　　崔永元同样是一个异数。在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的名号有时是被用来骂人，可他偏拿它往自己头上扣，他说他就想当这个。他公开声称自己有担当，还高调批评同行的职业和道德水平。凡此皆为一般人“难能”，因而该视崔永元“可贵”。
　　
　　我觉得他感性，情感外露。这样的性格应该不会是真正的抑郁症患者。但反过来说，一个公众人物坦然交待这样的病情，不也正是情感外露的证据吗。看上去小崔跟老范的性格大异，但是，我相信，假以适当条件的话，他也会以他的方式把自己捂成一坛同样的好酒。
　　采访就是工作，完了就该完了。但是，如果你饮过三杯各有劲道的烈酒，你就会有所惦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