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家不一定会成为行动者，不过，马克思主义强调“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革命的思想家也应该是革命家。但是，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法兰克福学派的成员，却基本上是“书斋里的批判家”，从事“象牙塔里的革命。唯一的例外是赫伯特.马尔库塞，他既是卓越的思想家，又随时都在准备走上街头，与他心目中的革命力量肩并肩战斗，为实现乌托邦而奋斗。因此，被人们称为“最后的浪漫主义者”。
　　马尔库塞出生于柏林一个富有的资产阶级家庭，可是痛感社会的不平等，对大众的痛苦尤为敏感。他认为马克思主义能够给人类社会带来光明，无产阶级将走向解放。出于对革命的向往，马尔库塞于1917年参加了社会民主党。可是当社会民主党背叛革命，批准和怂恿了暗杀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后，他毅然选择了退出该党以示抗议，并再也没有加入过任何政党。
　　他茫然，试图真正弄清理论，于是，进弗赖堡大学，师从海德格尔学习哲学，并在海德格尔指导下获得了博士学位。可是，海德格尔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开始，政治倾向逐渐向右转，甚至开始鼓吹民族排他主义，政治上也向纳粹政权不断靠拢。乌尔里希·奇克在《德意志精神和海德格尔》中指出：“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海德格尔积极地致力于反对德国精神生活日益增长的“犹太化”现象。而马尔库塞这个时期的思想已经深受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影响，与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产生分歧，并且由于马尔库塞犹太人的身份，更加加重了他和导师海德格尔之间的分歧，两人渐行渐远，终至分道扬镳。在1971年的一次采访中，马尔库塞这样谈海德格尔的哲学：“海德格尔所谓的具体性在很大程度上是装样子的，是虚假的具体性，实际上，就像当时主导德国大学的哲学一样，他的哲学既抽象，又脱离现实，甚至逃避现实。”因此，他在1929年撰写的申请讲学资格的论文：《黑格尔的本体论与历史理论的基础》，由于海德格尔的干扰，没有通过，以至于马尔库塞在弗赖堡大学找不到工作。后来，在胡塞尔的帮助下，法兰克福大学一位董事才推荐他到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做研究。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当选为德国总理，开始了疯狂迫害犹太人的行动，从此，灾难就降临到犹太人头上，同时也降临到主要由犹太人组成法兰克福研究所。马尔库塞跟随研究所，先逃亡到瑞士，在研究所设在日内瓦的办事处工作，一年后去了美国。
　　在美国，二战期间，马尔库塞没有如研究所的其他成员，如霍克海默，阿多诺等，继续从事思想研究，而是，令人大吃一惊的加入美国战略情报局，并随后还担任了东欧苏联科的领导。招来很多的质疑，以及后来的批评。当时，他没有回应这些批评和质疑，选择了沉默。其实，有着强烈浪漫激情的马尔库塞，在如火如荼的战争期间，不可能躲进象牙塔，他要直接投入反法西斯的斗争中。并且，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多年后，他已经退休，在接受一次采访中，他这样回顾自己在情报所的工作：“之所以到情报所工作，主要和当时自己的思想发展有关，苏联建立的马克思主义对我有比较大的吸引力，很想去苏联看看他们的社会模式，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而未能成行，但是对苏联社会的好奇驱动我去了解苏联，研究苏联。到美国后的前几年虽然在社会研究所工作，但对苏联的研究和了解一直没有间断，一直在继续，直到这份工作的出现，让我有了一个更加便利的工作环境，我能从情报研究所得到很多我以前未能得到的资料，这是我的初衷。”1958年，他出版了《苏维埃马克思主义》这部名著，也可证实这点。
　　战后，他没有随法兰克福学派霍克海默、阿多诺等返回德国重建研究所，而是选择留在美国，这发达资本主义的核心地带。从1951年开始，马尔库塞先后执教于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勃兰代斯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地亚哥分校。30多年来，他见证了美国这个只有短短百年历史的新兴国家一跃成为世界的超级大国的过程。但是，与很多人不同，马尔库塞深刻认识到美国这个当代世界最发达的工业化国家的社会、经济、文化、教育诸方面的弊病，进一步思考了工业社会对人的泯灭和异化。他深感现代工业社会技术进步给人提供的自由条件越多，给人的种种强制也就越多，这种社会造就了只有物质生活，没有精神生活，没有创造性的麻木不仁的单面人。无论是在他的成名作《单向度的人》，还是在《爱欲与文明》，《审美之维》等一系列著作中，他力图让人们明白的是，在当代资本主义的“单面社会”和“全面异化”的社会中，人性受到普遍的压抑，压制了人们内心的否定性、批判性和超越性，因而这种社会必然要导致革命，而这种革命不同于以往为了过上富裕的生活而进行的革命，是为了实现人的价值和人的解放进行的革命。他对工业社会的反感和否定，实际上和德国浪漫派当初的“回归中世纪”的情感相似，本质上是对机器文明的反感。他试图用弗洛伊德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相结合，在弗洛依德文明理论的基础上，建立一种理性的文明和非理性的爱欲协调一致的新的乌托邦，实现“非压抑升华”。
　　有意思的是，他的这些思想观点，正好与当时美国流行的“嬉皮士”运动一拍即合，在全美大学生中产生了轰动的影响。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上世纪60年代末，席卷美国和西欧的学生造反运动。在运动中，他的浪漫激情也大爆发，他亲自上街，站在学生中间，和他们交谈，宣讲他的革命理论和革命思想，讨论社会的不公。在这些涌动着活力的年轻人身上，他一定看到了他所期待的历史主体。他的法兰克福学派的伙伴，如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被造反学生们当做革命的叛徒，在德国遭受屈辱，而马尔库塞则在造反学生心目中俨然已经成为了精神领袖，他所到之处迎接他的是震耳欲聋的掌声。马丁·杰伊这样描绘马尔库塞在60年代大学生中受欢迎的程度：“任何有关新左派的文章，如果不提一下马尔库塞的名字，都会被认为是不完整的；任何关于”反文化“的讨论，也不敢不提马尔库塞关于解放的布道。”一位同时代的评论家怀着一种的嫉妒心情描绘了加州大学某分校的一次学生聚会：大会已经开始，这时，马尔库塞走进了大会场，他来到的消息在几秒钟里就传遍了整个会场，大学生们纷纷站立起来，热烈的鼓掌，有好几分钟之久。甚至被称之为西德和美国学生运动的“精神领袖”、“青年造反之父”和“发达工业社会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与马克思、毛泽东相提并论，并称为“三M”（英语中马克思、毛泽东、马尔库塞三个词第一个字母都是M）。他的著作也被誉为“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所作的迄今最成熟的剖析。”
　　可是，随着学生运动的发展和衰落，他深深的感到失望，有些学生领袖最后还变成了恐怖分子。他也无可奈何地叹道：“旅游是探险，但最终目的是回家”。
　　马尔库塞在《乌托邦的终结》一文中说道：“我是一个绝对不可救药的感伤的浪漫主义者。”他的感伤的浪漫，归根结底，源于他对人的前途命运的关注。纵观马尔库塞一生的著述，核心只有一个，就是以人为本，专注于现代人的自由和幸福的可能性和实现性。对马尔库塞来说，自由和幸福不在天上，也不在幻想中，而是在现实的社会里，在每一个人的感受中。因此，阅读马尔库塞并不仅仅是为了寻求知识带给我们的快乐，更为重要的是，为了你我能够看到自己那忧郁的面影，为了能清醒认识我们在现代社会中时常感受到的烦恼、痛苦、压抑、无意义、无归属等这些异化的表情。或许你们要说，马尔库塞带给我们的是一条通向乌托邦之路，确实，就连他自己都曾说过：“你们可以称我为一个乌托邦人”。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这个乌托邦难道不正和萨特说的“不抱任何希望的清醒”相契合吗？
　　他1970年退休，1979年7月29日，在赴西德访问和讲学途中，病逝于施塔贝恩克，享年八十一岁。
　　（作者单位：西南民族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