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外国人感到宾至如归的城市
　　在20世纪的前50年里，还很少有亚洲城市像上海这样，让外国人感到宾至如归。一位英国皇家海军将领在中国沿海地区游历了5年之后，这样写道：
　　一个英国商人如果在广东就只能待在家里，因为他只能去少数几条街消遣娱乐，甚至随便走走都有可能遭到侮辱……但如果他住在上海，一切都将不同。居住的社区环境平和，居民热情好客，犯罪率很低。而且这个城市对外国人与本地居民一视同仁。
　　更重要的是，优越的地理位置让它充满了商机。上海坐落于中国绵延海岸线的中点，东临太平洋，西接长江，自乾隆时代以来就是一个优良的港口城市，展现出一个吞吐无限的贸易前景。
　　“到上海去”，因此成了广州、澳门、马六甲、加尔各答和孟买商人们的口头禅。鸦片战争之后，作为中英《南京条约》催生的五个通商口岸之一，更多人从大洋彼岸涌入上海。
　　一位传教士这样描述1909年上海繁华的街景：
　　老于世故的中国人坐在西式马车里，精瘦的美国人则乘人力黄包车。一个法国人在上海狭窄的人行道上向人脱帽致敬，帽子正好打在一名穿着精美黄色丝绸外套的印度人脸上。出于对祖国的热爱而不是商人的唯利是图，一位俄国店主用俄文书写商品标价，让人看得茫然。对面是一家日本人开的理发店，店主用生硬的英语写了广告词，大意是保证大家在此理发价格低廉。
　　在之后的二三十年里，这段描述中所流露出来的文化冲击在上海逐渐淡薄。一个古老国家的新兴城市，用自己惊人的包容力，完成了从“民族大熔炉”向“国际化商业中心”的转变。
　　南京路上的东方世界
　　19世纪60年代，一长串东印度公司“大班”风格的大楼在黄浦江畔立起，称为“外滩”;与外滩垂直方向，出现了一条向西延伸的大马路“南京路”，这条路连接租界与本埠，直通江南。“世界”和“中华”在南京路相遇，成为“东方世界主义”的发酵场。
　　20世纪以后，以福利、慧罗、泰兴、汇司“四大公司”为首的英资百货商场次第开设。南京路上，买得到英国的纺织品、法国的化妆品、瑞士的钟表、美国的电器、德国的五金器材、捷克的玻璃器皿、日本的毛巾。本土、东亚、西欧和北美之间商品物流的互动，奠定了上海的全球化地位。
　　今天，上海是排在东京、新加坡和香港之后的亚洲第四大城市，而在20世纪开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它一直是远东第一大城市。来自世界各地的居民，以不输于纽约、伦敦和巴黎的购买力，为资本家带来了丰厚的回报。
　　尽管上海在开放之前已经是繁华的商业中心，但承载的只是诸如棉花之类的传统贸易，给殖民者们带来了全新的商业动力。而租界的存在使其免遭战乱，赢得了发展商业的良好空间。
　　事实上，南京路绝非洋人独霸的天下——占租界人口95%以上的华人，掌握着更大的市场：华资“新四大公司”先施、永安、新新、大新后来居上，规模和人气远超英资公司。
　　海上吹来维多利亚风
　　英国在维多利亚女王时期（1837—1901）经历了近代史上最辉煌的时代。上海开埠之时，正当“维多利亚时代”的肇兴，它因此成为全球最早享受到现代文明成果的城市之一。
　　1882年，外滩路口出现第一部公用电话;1883年8月1日，上海人第一次用上了水龙头里放出的自来水;1908年，第一趟有轨列车从静安寺驶到南京路;1913年，电灯开始普及到户;1934年，公共租界家庭开始用煤气作为燃料……伦敦的城市管理制度，如警察局、消防局、税务局、路政、市政、公共事业等，也被成套移植到上海的租界。这一时期的上海，也成为最新生活、娱乐、时尚潮流的汇聚地。
　　1896年8月11日，洋商在徐园拉开“西洋影戏”的幕布，这是上海人第一次看电影，仅比巴黎放映第一场电影晚7个月。
　　19世纪最富“维多利亚时代”色彩的市民狂欢活动是赛马。英国人先后在南京路买下三块土地，建成面积庞大的“跑马厅”，不单开启了上海的博彩业，还第一次将现代竞技体育带入中国。
　　跑马厅周围所有空余土地都被开辟成了各类体育场馆，开展当时最时髦的运动：足球、篮球、网球、游泳、赛艇……下班以后，外籍职工、士兵、警察、水手都来到这里，华人青年也趋之若鹜，组队比赛。于是，体育以及“维多利亚式”的体育精神：积极进取、讲究技巧、“费厄泼赖”（英语“公平竞争”音译），从南京路流传到苏州河对岸的虹口、闸北、杨树浦，并从竞技扩展到商业，成为新一代商人的信条。
　　上海：未来的财富和繁荣
　　最新的上海自贸区方案，将推动离岸金融，放宽外商投资的范围，甚至允许设立外资与合资银行。这引发了一些国有银行的不安。
　　事实上，外资银行曾是上海再普遍不过的事物，它们甚至一度拥有单独发行货币的权利。1874年到1949年的75年间，上海曾先后开设了来自英、法、德、美等9个国家的68家外资银行。外资银行可以擅自发行以中国货币为单位的纸币，在中国境内流通。旧中国币制混乱，给外资银行利用差价谋利提供了可乘之机。一定程度上，纸币也成了变相掠夺中国资本的手段。但仅仅将上海视作外国人掠夺中国财富的出口，显然不够客观。即便在租界里，中国居民也占据绝大多数。外国商人让上海人得到了触摸财富的机会。
　　早在“资本主义”来到上海以前，“消费文化”已在这里扎根。明清时代，茶肆、戏院、青楼、餐馆已比比皆是;官员、士大夫和市民，共同培养着“享乐主义”的风气。
　　回顾过去，上海每一次的商业繁荣，都离不开外国商人和外国企业的参与，离不开“开放”这个关键词。而这次，面对进一步开放的上海，或许预示着未来中国财富和繁荣的走向。
　　（摘自《壹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