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灰色夹袍外罩玄色马褂，苍髯飘拂，步履稳健，神态安详，这是六十余年前我进入扬州中学沪校读高中一年级时给我们上第一课的国文老师鲍勤士先生给我留下的深刻印象。他手捧讲义、粉笔，以仙风道骨的丰姿走进教室，刚在讲台前站定，就使我们这班刚刚踏进高中课堂的小青年肃然起敬。过去初中老师也有许多是穿长衫的，但在长衫外面加一件马褂，却是绝无仅有，这在车水马龙繁华的上海南京路上也尤为难得。那时他已年逾古稀，是中年教师群中的长者，我们学生不由得都在称“先生”之前特加一个“老”字，尊称鲍老先生。
　　抗日战争爆发后，江苏省立扬州中学的部分教师到上海租界“孤岛”创立沪校，在南京路慈淑大楼（原名大陆商场，今名东海大楼）借十几间办公室作课堂，全体师生约二百余人，初中部和高中部分别在上下午上课。我们从中国国货公司旁边的侧门上楼，因为在六层楼以上，倒也听不到马路上的喧嚣市声，保持闹市弦歌的相对清静。
　　能在一代宿儒鲍勤士老先生门下受教，实在是我们这一代“孤岛”青年的幸运。鲍老先生1867年（清同治六年）出生江苏仪征中医家庭，自幼聪颖，十六岁即中秀才，被乡里称为神童。长大后留学日本，毕业于东京弘文学院师范科和博物专修科；1906年在日本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后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他担任江苏省议会副议长。1913年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在上海被袁世凯派人刺杀，鲍勤士先生愤然动议弹劾江苏省警察厅长（当时上海属江苏省），触怒了权贵，反遭诬蔑排斥。又因响应孙中山先生护法运动，拒绝军阀钱财贿赂，目赌官场黑暗，不愿同流合污，于是离开政坛，献身教育事业，以育人为终身志愿。1925年后，先后在江苏省立第八中学、仪征十二圩扬子初级中学、江苏省立第五师范、江苏省立栖霞乡村师范，省立徐州师范和省立扬州中学等校任教，其中有的还担任校长，直到抗战爆发，扬州、仪征相继沦于敌手，才到上海执教于省立扬州中学沪校。
　　我们学生对鲍老先生过去从政治学的经历和业绩一无所知，只是从国文课上感受他的学养和为人。老先生给我们的第一个印象就是谦逊冲和。记得他上的第一课好像是荀子的《劝学篇》。讲课以前，先说了一段话，大意是：你们在初中时代大约都读过一些唐宋名文，比如陶渊明的《桃花源记》、韩愈的《师说》、欧阳修的《醉翁亭记》、苏轼的《赤壁赋》等篇，那些当然都是千古传诵的名文，应该熟读背诵的（他特别强调好文章要背诵熟记）。现在你们进高中，我要给你们讲一些稍微深一点，说一点道理的好文章，不仅对作文，而且对作人都有益处的好文章。有些文章不光是用心背诵，还要用脑子多思考，有的文章辞藻并不漂亮，但是道理深，希望你们认真学，认真想，才能获益无穷。六十年后我回忆鲍老先生这番话，同原来词句可能有出入，但意思不会错，我一直记住，后来当过几年中学语文教师，也是遵照老先生的教诲去做。
　　那时上海的中学国文老师，一般都不用现成课本，而选用北新书局或者开明书店的活叶文选作为教材，暑期他从书店提供的篇目中，选定三四十篇左右，交给书店，到开学时书店就按选定的文章装订成书，送到学校发给学生，既实用又方便。鲍老先生却从不用书店现成的篇目，全部是自选范文，由学校教务处职员刻钢板油印装订。我们每学期拿到这种课本，别有一种情趣。老先生是一位鸿儒，却并不排斥百家，作为一位有多年国文教学经验的老教师，他在教材中有计划按部就班地让学生接触诸子百家和古典文学多方面的范文。他讲授《论语》、《孟子》章节，也选讲《庄子》、《荀子》，他讲授《诗经》和《古诗十九首》，也选讲唐宋五代词。既讲授王勃《滕王阁序》、杜牧《阿房宫赋》这种内容繁复、汪洋恣肆的长文，也讲授韩愈《杂说》、周敦颐《爱莲说》这样简约精炼和意味隽永的小品。他不仅传授古文基础知识，还借一些优秀文章阐述人生真谛。比如他讲《庄子·养生主》，“指穷于为薪，火传也，不知其尽也”那几句，就深入浅出地讲了物质不灭的朴素原理。他讲司马迁《报任少卿书》，对“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那一段名文反复诠释，教导我们不要被目前艰难困苦的环境所击倒，而要发愤图强、立定大志，可惜我们对文中列举的古代圣贤并不很熟悉，因而理解不深不透，有负老师的苦心。又如讲南朝丘迟《与陈伯之书》中“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见故国之旗鼓，感平生于畴昔……”那几句千古名句，一唱三叹，流露了浓重的兴亡之感和家国之思，我们这些战乱中长大的青少年倒是能理解的，不过感受肯定不如老先生深切。
　　每两周做一次作文，老先生出作文题，并不严格，但是常讲讲“起承转合”的文章作法，而且鼓励学生自由发挥，各尽所能，然后就选一些例句，在课堂上简要评点，让大家都受到启迪。有一位姓闵的同学喜爱六朝骈文，一次作文开头写了这么几句：“夫桃花艳面，随流水以飘零；柳叶修眉，历东风而憔悴……”鲍老先生大约不赞成这类华丽辞句，却并不轻率指责，只是要他多读些《别赋》、《恨赋》、《小园赋》一类有真情实感的作品。我曾从旧书摊上买到两本宋词，就在作文时依样画葫芦试作了几首《蝶恋花》，写的无非是并不存在的春愁秋感，有点无病呻吟，老先生认为我模仿晏殊、秦观的词风不甚可取，就要我多读些苏东坡、辛弃疾的作品。他的话对我们都有影响，实际上是引导我们走上学词赋的正道，不要在开始就误入歧途。鲍老先生是国学大师，博学善文，诗词歌赋，碑铭序跋都很擅长，一生著作甚丰，有《小知不足斋文存·诗存》、《文字学》、《文体通释》、《国学概论》、《国学必读》等论著，但是当时我们都不知道。
　　高中二年的国文课，鲍老先生教了一年半三个学期（有一学期是于在春先生授课）的课程，内容大都已经忘怀了，只是上面这些事还能记得，细想一下，也是属于韩愈《师说》里所说“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的三个方面。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寇进入上海租界，学校改名“慈淑补习馆”，鲍老先生临危负责，又维持了一个学期后停办，老先生就离开上海去苏北抗日根据地继续办学。抗日战争胜利后第二年暑假，我去扬州省亲，曾经去大汪边扬中母校。说来惭愧，在上海读了两年，算是扬中学生，却是第一次进母校校址。在教师宿舍，意外地遇到鲍老先生。四年未见，老先生精神矍铄如故，说到上海慈淑大楼往事，也仍然记得很清楚，我用扬州口音自报姓名，老先生凝思几秒钟，忽然微笑说：“记得记得。跟孙立强同班，写过几首词。”我真有点吃惊，连忙起立鞠躬说：“先生记性真好！”我问起他的亲戚后辈孙立强，老先生不无黯然地说：“他到内地读大学去了，还没有回来。”那次拜见后，就再也没有见过老先生的面，也未听到他的音讯。后来知道他在解放后退休回到仪征故里，曾任仪征县人民代表会议代表、常委会委员，苏北政治协商会议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朝鲜战争爆发后，1952年12月20日，在仪征县各界人民声援抗美援朝、捐献飞机大炮的群众大会上，他不顾高龄体衰，登台大声呼吁父老乡亲“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由于激愤过度，当晚力竭虚脱，抢救无效而去世，终年八十六岁。
　　鲍老先生在课堂上从来都是平易近人，对我们这一班几乎可以作为孙辈的少男少女也都是客客气气，和颜悦色。课堂上点名，遇到有人缺课，台下有一位李姓同学总爱调皮地学老先生扬州口音拖长声调大声答一句“ga—ki（家去）了！”引起哄堂笑声。老先生在讲台上也抚髯莞尔。当年同班有一位华侨女同学胡女士，几十年不通音讯后，十年前回过上海同几位老同学会面，来北京时，我去饭店看望。她和她先生在新加坡和印尼都有产业，俨然是位富婆。提到扬中旧事，特别记得鲍老先生，她说起当年远离南洋回国读书，只身住在上海一位亲戚开办的商行中，后来商行停业，她无枝可栖，艰危中幸得鲍老先生伸出援手，帮她在教室旁边安排一间小屋住下，这事在住房拥挤的上海是很不容易的。学校本身就是借慈淑大楼办公室作校舍，并没有教职员和学生宿舍。教师中只有鲍老先生有一间小屋，学生中大约仅仅胡女士一人借住，几十年后，她还记得鲍老先生的关心，谈话中充满感恩之情，这也足以体会老先生的人品和他在同学心中的份量。
　　遥望维扬，情思绵邈，缅怀先哲，师恩难忘！
　　（本文中有关鲍老先生生平经历，摘引自扬州中学校友刘寿龄等同志撰写的《深切怀念一代师表鲍勤士先生》一文，谨此说明，并致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