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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份在扬州举办“第七届汉语言文字学高级研讨班”，承蒙北师大诸先生邀请，我去讲了讲汉字阐释的问题。所见场面实实在在是“盛况空前”，讲台是扬州大学的剧场，场下坐着三四百听众，聚精会神。在中文学科中，语言文字理论性强，趣味性少，一向偏冷，怎么突然火爆了呢？经询问，其实并不突然，只是因为我少见多怪。据主办方王立军先生说，这几年学员一直很多，不断上升。清华大学文科规模太小，中文系一届就二十人上下，开课时常常有一半还在海外交换留学，所以“必修”的人很有限，加上外系选修，能有三四十人选课就是挺大的规模了。见到这个阵势，才真切感受到这个学科的繁荣昌盛。当然，最重要的原因是北师大与扬州大学策划组织得好，配合得好！
我以《老子》中“绝巧弃利，盗贼无有”几个字为例，讲了汉字阐释的基本原则和方法。学员很有兴趣，最后半个小时自由提问，问题成堆，其中有两位学员对“有”的阐释还有疑问，本可以把问题引向深入，可惜当时没有太多时间做详细的解释。
“有”见于《说文》，我当时为了少牵涉不必要的纠缠，没有引用全文。告诉学员，《说文》的“有，不宜有也。从月又声”的阐释有问题，是根据讹变字形所做的錯误阐释。战国文字中“肉”与“月”形体相近，但有区别。“肉”字四笔，作：（包山楚简255号）；“月”字三笔，作：（包山楚简41号）。
（金文，大盂鼎，集成2837） （金文，免簋，集成4240）
（郭店简·成之闻之·简7） （清华简·越公其事·简75）
所以“有”字是从又从肉，又亦声。也就是说，一手持肉表示富有。《小雅·鱼丽》：“鱼丽于罶，鰋鲤，君子有酒，旨且有。”又是鱼又是酒，确实“有”！
从文字构形学上说，这是一个早已解决了的问题；从文字的发展来看，许慎确实说错了。对此，有学员还有所质疑：《说文》所说“有”为“不宜有”是有所依据的，古书中有例证。这个问题算不得一个好问题，但有其价值。从负面来说，把简单问题复杂化了；从正面来说，这就把汉字阐释问题引向了深入。
所谓文献证据，确实有，许慎自己就用到了：
，不宜有也。《春秋传》曰：“日月有食之。”从月又声。
许慎等经师认为有日食等天象是不宜有的现象，“日月有食之”中的“有”就是“不宜有”，这显然是望文生训。《公羊传》就不这么认为，说“有”表达的是有所疑、不确定之类的意思，同样也没有什么证据。动词前面加“有”，没有实际意义，我们今天还常说“有劳”“有请”，如果按照《说文》的说法，“有请”岂不成了不宜请？对这类虚词的理解，我们不能相信两千多年前经师们的随文释义、自我表达，最好是多听听语法学家们的意见。
“肉”字还有更古老的写法，与“夕”也发生了类似的纠缠，可以作为“有”字阐释的旁证。
（肉，合18250） （膏，合15062）
（夕，合34361） （夙，合15357）
甲骨文的“多”字作：（合16）、（合16013），显然是摞起来的两块肉。农耕时代的主食是谷物，肉食是奢侈品，“有”与“多”本义都是富有，以肉表达，很合乎实际。
《说文》对“多”的解释是：
，重也。从重夕。夕者，相绎也，故为多。重夕为多，重日为叠。，古文多。
因为把“肉”当作了“夕”，所以就弄出了如此莫名其妙的阐释，与“有”的阐释一样，令人一头雾水，不过，所列古文保留了古老的构形，还是很有价值。
甲骨文中确实有“重夕”的字：
（合22093）：丙午，卜，侑岁于父丁羊。
从用法上看，与“多”不会是同一个字。
以上对于搞文字研究的学者来说都是常识，似乎是“毋庸置疑”，但问题也不能如此简单化处理。汉字阐释本来就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如下几个方面我们都得关注到。
第一，我们要理解古人的难处。
许慎虽然比起我们来，算是去古未远，但比起文字的起源来，去古实在太远！他没有见过甲骨文，所见西周金文也极其有限，材料受到很大的限制。其理论就是前人概括的六书，在当时可以说是很了不起，但毕竟有其系统性缺陷。用我们今天所见的材料和理论来审视两千多年前许慎的成果，必然会发现很多“错误”！
历史上的《说文》研究分为两极：一种是奉其为圭臬，种种矛盾龃龉，设法弥合；一种是利用新材料证谬，把《说文》说得一无是处。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学问，《说文》立在那个时代文字研究的最高颠，统治学坛两千多年，影响至今，何其伟大。今人思考的应该是如何做出这个时代的学问，我们既不能故步自封，也不能以比许慎“高明”而沾沾自喜，得意扬扬。
第二，对新造理据要包容。
不论是什么样的阐释，都是文化表达，从思想史上看，都有其价值。
许慎说“有”是“不宜有”，从文字学与语言学上看都不对，但对于汉代思想文化的表达，恰到好处。天人感应，日食是天在警告，君德有亏。君德有亏，当然不宜有。在专制专权的时代，没人能管得了天子，弄出个他的老子“天”来吓唬吓唬，是一种有效的约束。
鬼神是虚构的，那么多人相信；文学是虚构的，那么多人享受。历史都“戏说”了，为什么文字就不能虚构阐释，旧瓶新酒，借尸还魂，供大家一乐呢？如果我们的定位就是戏说汉字，与学术无关，这么做确实无可厚非。事实上，这种非学术的汉字阐释比学术研究要早得多！我们不能把汉字中的一切都“学术化”，只需分清学术与戏说的界限，大道朝天，各走两边！
第三，汉字阐释本身有其不确定性。
汉字阐释的核心是字形与意义之间的联系，说到底，就是依托一定的证据，逆推古人的思维过程。时代遥远，证据有限；联系复杂，途径多端；古人已死，不能起而问之。这就注定简单的谁都懂，复杂的谁都说不定，这也就是为什么严谨的学者远离汉字阐释的原因。一个“天”字，王国维说 、 是象形字， 是指事字， 是会意字。大师如王国维，文字简单如“天”，尚且如此纷繁，何况其他。
第四，文字阐释理论的贫乏。
古文字考释已经形成一套学科规矩，汉字学也有其理论体系，汉字阐释的理论建设相对贫乏。入门的门槛很低，造出来的很多是假冒伪劣，连个质监局都没有，混乱是必然。在这种混乱中，劣币驱逐良币，谁说得越不靠谱越能引发人们的好奇，学术哪里比得过“戏说”的“钱途”！在这种环境下，让没有受过充分学术训练的人判断“有”字阐释的是非，确实不易。
我们该怎么做？我们有包容“戏说”的心胸，但也有坚持学术的底线。
这学期面向人文、社科、新闻三个学院新生开设“汉字与中国文化”课，也盛况了，八十人的课容量不够了，换教室了。我深感责任重大，但愿给予同学们的不仅仅是一番东拉西扯的热闹，而是学理的思考与学术的引导。我努力！
我以《老子》中“绝巧弃利，盗贼无有”几个字为例，讲了汉字阐释的基本原则和方法。学员很有兴趣，最后半个小时自由提问，问题成堆，其中有两位学员对“有”的阐释还有疑问，本可以把问题引向深入，可惜当时没有太多时间做详细的解释。
“有”见于《说文》，我当时为了少牵涉不必要的纠缠，没有引用全文。告诉学员，《说文》的“有，不宜有也。从月又声”的阐释有问题，是根据讹变字形所做的錯误阐释。战国文字中“肉”与“月”形体相近，但有区别。“肉”字四笔，作：（包山楚简255号）；“月”字三笔，作：（包山楚简41号）。
“有”字古文字作：
（金文，大盂鼎，集成2837） （金文，免簋，集成4240）
（郭店简·成之闻之·简7） （清华简·越公其事·简75）
所以“有”字是从又从肉，又亦声。也就是说，一手持肉表示富有。《小雅·鱼丽》：“鱼丽于罶，鰋鲤，君子有酒，旨且有。”又是鱼又是酒，确实“有”！
从文字构形学上说，这是一个早已解决了的问题；从文字的发展来看，许慎确实说错了。对此，有学员还有所质疑：《说文》所说“有”为“不宜有”是有所依据的，古书中有例证。这个问题算不得一个好问题，但有其价值。从负面来说，把简单问题复杂化了；从正面来说，这就把汉字阐释问题引向了深入。
所谓文献证据，确实有，许慎自己就用到了：
，不宜有也。《春秋传》曰：“日月有食之。”从月又声。
许慎等经师认为有日食等天象是不宜有的现象，“日月有食之”中的“有”就是“不宜有”，这显然是望文生训。《公羊传》就不这么认为，说“有”表达的是有所疑、不确定之类的意思，同样也没有什么证据。动词前面加“有”，没有实际意义，我们今天还常说“有劳”“有请”，如果按照《说文》的说法，“有请”岂不成了不宜请？对这类虚词的理解，我们不能相信两千多年前经师们的随文释义、自我表达，最好是多听听语法学家们的意见。
“肉”字还有更古老的写法，与“夕”也发生了类似的纠缠，可以作为“有”字阐释的旁证。
（肉，合18250） （膏，合15062）
（夕，合34361） （夙，合15357）
甲骨文的“多”字作：（合16）、（合16013），显然是摞起来的两块肉。农耕时代的主食是谷物，肉食是奢侈品，“有”与“多”本义都是富有，以肉表达，很合乎实际。
《说文》对“多”的解释是：
，重也。从重夕。夕者，相绎也，故为多。重夕为多，重日为叠。，古文多。
因为把“肉”当作了“夕”，所以就弄出了如此莫名其妙的阐释，与“有”的阐释一样，令人一头雾水，不过，所列古文保留了古老的构形，还是很有价值。
甲骨文中确实有“重夕”的字：
（合22093）：丙午，卜，侑岁于父丁羊。
从用法上看，与“多”不会是同一个字。
以上对于搞文字研究的学者来说都是常识，似乎是“毋庸置疑”，但问题也不能如此简单化处理。汉字阐释本来就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如下几个方面我们都得关注到。
第一，我们要理解古人的难处。
许慎虽然比起我们来，算是去古未远，但比起文字的起源来，去古实在太远！他没有见过甲骨文，所见西周金文也极其有限，材料受到很大的限制。其理论就是前人概括的六书，在当时可以说是很了不起，但毕竟有其系统性缺陷。用我们今天所见的材料和理论来审视两千多年前许慎的成果，必然会发现很多“错误”！
历史上的《说文》研究分为两极：一种是奉其为圭臬，种种矛盾龃龉，设法弥合；一种是利用新材料证谬，把《说文》说得一无是处。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学问，《说文》立在那个时代文字研究的最高颠，统治学坛两千多年，影响至今，何其伟大。今人思考的应该是如何做出这个时代的学问，我们既不能故步自封，也不能以比许慎“高明”而沾沾自喜，得意扬扬。
第二，对新造理据要包容。
不论是什么样的阐释，都是文化表达，从思想史上看，都有其价值。
许慎说“有”是“不宜有”，从文字学与语言学上看都不对，但对于汉代思想文化的表达，恰到好处。天人感应，日食是天在警告，君德有亏。君德有亏，当然不宜有。在专制专权的时代，没人能管得了天子，弄出个他的老子“天”来吓唬吓唬，是一种有效的约束。
鬼神是虚构的，那么多人相信；文学是虚构的，那么多人享受。历史都“戏说”了，为什么文字就不能虚构阐释，旧瓶新酒，借尸还魂，供大家一乐呢？如果我们的定位就是戏说汉字，与学术无关，这么做确实无可厚非。事实上，这种非学术的汉字阐释比学术研究要早得多！我们不能把汉字中的一切都“学术化”，只需分清学术与戏说的界限，大道朝天，各走两边！
第三，汉字阐释本身有其不确定性。
汉字阐释的核心是字形与意义之间的联系，说到底，就是依托一定的证据，逆推古人的思维过程。时代遥远，证据有限；联系复杂，途径多端；古人已死，不能起而问之。这就注定简单的谁都懂，复杂的谁都说不定，这也就是为什么严谨的学者远离汉字阐释的原因。一个“天”字，王国维说 、 是象形字， 是指事字， 是会意字。大师如王国维，文字简单如“天”，尚且如此纷繁，何况其他。
第四，文字阐释理论的贫乏。
古文字考释已经形成一套学科规矩，汉字学也有其理论体系，汉字阐释的理论建设相对贫乏。入门的门槛很低，造出来的很多是假冒伪劣，连个质监局都没有，混乱是必然。在这种混乱中，劣币驱逐良币，谁说得越不靠谱越能引发人们的好奇，学术哪里比得过“戏说”的“钱途”！在这种环境下，让没有受过充分学术训练的人判断“有”字阐释的是非，确实不易。
我们该怎么做？我们有包容“戏说”的心胸，但也有坚持学术的底线。
这学期面向人文、社科、新闻三个学院新生开设“汉字与中国文化”课，也盛况了，八十人的课容量不够了，换教室了。我深感责任重大，但愿给予同学们的不仅仅是一番东拉西扯的热闹，而是学理的思考与学术的引导。我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