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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帆一九五七年生,一九七七年考上厦门大学中文系,研究生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福建社会科学院院长、研究员;“闽江学者”福建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文艺理论学会会长;福建省文联主席。主要从事文学理论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已出版《文学的维度》《无名的能量》《先锋的多重影像》等六十余部学术著作和散文随笔集,发表学术论文三百余篇。曾获鲁迅文学奖(第四届、第五届)、吴玉章人文社科奖、福建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华语传媒文学奖等各类奖项数十种。现居福州。
夏无双一九八九年生,本科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电脑动画专业,人民大学艺术学院研究生毕业,现供职于中直机关某单位。十三岁出版第一本漫畫图书,二○一四年由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三册绘本《卡普与卡普》。绘画作品数次参与多种美展。二○一六年初个展“无双艺术之路”在北京举办。与人合作的动画片曾获第五届亚洲青年电影节最佳学生作品奖、第十届北京动画学院奖最佳视觉效果奖、第七届杭州国际动画节金猴奖、厦门国际动漫节金海豚奖等。现居北京。
南帆:来聊一聊各自的学生时代吧。我们可以不必过多地涉及教育这个重大话题,仅仅谈论各自怎么当学生的。从小学进入学校到结束学生身份步入社会,是一段非常重要的一段时光。不同的年代学制不同,我初中与高中加起来仅四年,你们小学六年、中学六年,如果算上幼儿园和学前班,加起来就超过十五年。此后还有大学和研究生。不管怎么说,一个人生命之中使用如此之长的时间用来当一个学生,肯定会有很多特殊感受。但是,真正触动我的是另一个现象———我们的学生时代如此不同。我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七七级”,事实上是一九七八年初才入校。我的本科是厦门大学中文系,你是二○○七年考入北京电影学院的动漫专业。从一九七七年到二○○七年,中间相距三十年。这三十年社会各方面变化都非常巨大,我们之间的学生生活几乎没有什么共同点。事实上,许多方面可能恰好相反。
夏无双:您说的相反主要是指学习上吧?反正我们考试的次数和所做的作业肯定比您那一代多海了,考得不好和因为作业没完成所挨的骂也比您多无数。总之我们是顶着沉甸甸的分数一年年长大的,而您却没有,真爽。
南帆:的确,我们那时读书大体上处于“无政府”状态,没有人操心我们读得怎么样。但是,我没想到这种状态在你那里居然换到了一句“真爽”的评语。
有件事非常凑巧,我父亲一九四七年上大学,与我上大学的时间也是相距三十年。他和我之间的三十年同样天翻地覆,我与他的学生生活也找不到什么共同点。我祖父是一个小资本家,拥有一两家小工厂和一个船运公司。父亲曾经是一个小少爷,衣食无虞,小学与中学通常与几个身份相近的学生玩在一起,相当活跃。中学毕业之后,他到宁波当了一年中学教师,据说教化学。不久之后他考上大学,同时被海南大学的化学系和上海大夏大学的社会教育专业录取。一个是理科专业,一个是文科专业,当时的文科和理科并没有什么壁垒。父亲选择了大夏大学的社会教育专业。事实上,他仅仅读了一年左右就参加了进步学生运动,成为“南下服务团成员”,斗志昂扬地从上海返回福建,投身于福州解放之后的繁忙工作。
大夏大学是华东师范大学的前身之一。五十年代,大夏大学与另外几所大学合并为华东师范大学。非常凑巧,多年之后我考上华东师范大学研究生,这是我与父亲接受大学教育的一个奇怪的交集。除此之外,我与父亲的经历就找不到共同点。我中学毕业之后下乡插队接近三年,然后考入厦门大学,继而读研。换一句话说,进入大学之后获得的教育倒是相对完整。有时看到一些家学渊源的学术专家,心中难免感叹。那些家庭的父子或者母子都是同一个专业的教授,绵延相传。而我父亲其实无法在专业上给我提供什么帮助,我对于学术的认识是很迟以后的事情了。下乡劳动,前途渺茫,突然大学之门梦一样打开,于是在懵里懵懂之中开始踏上求知之路,很幸运,也很偶然。这一切对你来说可能十分陌生。你们自从懂事之后,“大学”可能就是一个沉重的概念悬挂在面前。十八岁以前,你们的人生目标就是锁定考取大学。独生子女与努力考大学是你们这一代最为显著的两个特征。
几代人经历的差异如此之大,令人感慨。我不仅清晰地感到了时间维度后面的变化,同时还察觉到这些变化背后存在一系列严肃的文化问题。时至如今,回过头来,你如何看待自己的学生生活?
夏无双:我的学生时代正好处于应试教育与素质教育的改革交接点,既没有太多的作业,也不像现在的小朋友连周末都被各种补习班填满排满。说实话,我对我学生时代的记忆大概是从初中才开始的。据说我刚进学前班时快哭断气了,我外公外婆爬到学园对面的建筑物上眺望,居然听得见我大嗓门的哭声,他们也跟着流泪了。上小学才六周岁,刚入学时特别不爱去学校,每天早上也是哭着赖在床上不想起来。可能因为那时年纪太小了,这些事其实都模糊了。初中就不一样了,班上的同学都特别有趣,很多事现在想起来都非常有意思,所以那时就觉得到学校挺好的,在家一个人没有玩伴,一到学校就开心得不行,嘻嘻哈哈地闹个没完。我现在特别好的朋友也基本都是初中同学,大家一起从那时走过来,彼此知根知底,虽然现在各自所学的专业分歧非常大,做金融、当医生、搞IT、开公司之类,反正隔着几座山,但谈起来还是像以前一样融洽投机,连笑点都很接近,非常默契。总之整个学生时代,我最怀念初中阶段,那时互联网也不发达,大家都懂得不多,天天傻乐,特别有趣。虽然也面临中考压力,但好像并不是太成问题,直至上了高中,高考压力才在家长和老师反复不断的提醒和吓唬之下,一天天变得沉重起来。当然很多比较早熟的同学一进入高中就很快一头插到学习上了,我算迟熟的吧,反正也不着急,还是边玩边学。其实高考的目标大部分是家长忐忑不安地帮我们锁定的吧?我高一时觉得考大学还很遥远,高二时觉得反正考得上,高三时终于开始紧张了,但紧一天松三天,就这么混下来了。但高中不像在初中时可以尽情地玩,因为上的是美术班,文化课和其他班一样,半节课都不少,然后其他班都放学了,我们班还要上额外增加的速写、色彩课,天黑透了才能回家,非常辛苦。另外因为高中同学是从各个不同的初中考进的,重新凑在一起,有些人三观不同,平时也说不上话。大学更是了,学动画的人都偏宅,每次组织班级活动,基本上只来一半的人,另一半从来不露脸。很多同学除了上课,其他时候都各自玩各自的,一个学期下来面都见不到几次。简单地说,我的学生生活就是这样子。 南帆:你六岁上小学,我大一岁,七岁时上的小学。二年级时开始运动,停课一年之后方才复课,所以,我那一届小学生上了七年的小学。停课那一年里,我一个人四处乱逛,父母完全没有心思管子女。我曾经跑到附近的一所中学里,那儿阒无人迹,许多课桌椅垒在教学楼的楼梯充当工事。在一张课桌上,我第一次看到枪弹的弹孔,惊奇得无以名状。我还时常到城郊的一所大学里游泳,那儿的游泳池相当不错。我不清楚何谓大学,只是觉得好奇:这是什么学校,居然种了这么多树,而且还有游泳池;同时,为什么一个这么大的空间却如此荒凉?
当了一年的野孩子,复课之后就有些不适应,课堂和教室似乎太束缚人了,根本坐不住,老想往外跑。当然,当时学校并不认真上课,我们仍然有充分的时间玩耍。学校有一张很破的乒乓球桌,上面搁了几块砖头作为乒乓球网,一批人大呼小叫地凑在一起打球。另一些时候在操场上玩一种叫做“跑跑抓”的游戏:五六个人合伙抓一个人,那个被抓的家伙在操场上快速奔跑、盘旋、打转,不断地逃脱追捕,他才是这个游戏的主动者和胜利者。谁都愿意当那个被抓的人。一片欢呼和鼓噪之中带动一批人疯跑,会产生明星一般的享受。
夏无双:当野孩子多好啊,谁在那个年纪不想放开手脚玩得天昏地暗啊?但我们这一代哪有这个机会?首先独生子女嘛,在家没有兄弟姐妹,在外玩伴也没几个,大家都只能宅在家里自己跟自己玩,这个问题我们之前好像聊过。不过我初二的时候有过一段很特别的日子,就是刚好碰上了非典。初二不像初三有升学压力,下午一点半上课,下午三点就放学了。记得那时我们班总是全校溜得最快的,当我们锁好门下楼后再往楼上看,别的班同学往往才刚刚走出班级。我们也不是赶着回家写作业,而是冲到操场打羽毛球或者排球、篮球。那些学习特别好的学霸也没有瞧不上学习差的,大家混在一起玩得很开心,彼此关系非常好。现在回想起来,整个学生时代还是初中三年过得最有意思,可能因为那是一个人生的非常微妙阶段,既稍微懂事,又还没有开始世故,每个人都非常单纯明亮,没有心机和算计,真是太美好了。前些年某个节日,趁放假校园空了,我们十几个初中同学相约一起回到当年的教室,坐到各自曾经的位置上,装模作样拿着书扮学习状拍照,逗逼得不行。还在黑板上密密麻麻写满各自的人生感悟,希望第二天学弟学妹坐进教室时,能给他们一点启发。
南帆:我在小学里的有些经验是你们这一代人绝对想象不到的。例如,当时这里是前线,“备战”的气氛很浓,我们在教室的所有玻璃窗贴上“米”字的纸条,据说可以防止炸弹的冲击波震碎玻璃伤人;随后,我们在老师的带领下在操场上挖防空壕,我就是在那个时候学会了使用锄头。防空壕大约一人高,我们被告知,蹲在里面可以躲过敌机的轰炸。于是操场消失了,眼前一片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防空壕,当时觉得非常新鲜。
与“备战”可以相提并论的是“备荒”。我们要共同参与粮食生产,参与的方式是养猪。这不是为了吃猪肉,而是积攒猪粪便送到农村做肥料。我们小学喂养了两只猪,学校号召学生共同提供饲料。当时的观念是,最好的喂猪饲料是做饭时的淘米水。学校规定每天两个年级的学生必须从家里带一罐淘米水到学校里,周而复始。这形成了一个奇观:课前的半小时,学校附近的马路上成群结队的小学生蜂拥而至,每个人手里都拎着一罐淘米水。如果不知道这是为了喂猪,你可能永远猜不出他们在干什么。我去看过,那两只猪关在厕所旁边的猪厩里,颤动一身肥肉,不时嗷嗷乱叫。全校学生自己都吃不饱,却要为它的吃服务。
让我记忆深刻的是,我在上小学的时候还经历了一次“反标”事件。一间教室的黑板上出现了一条反动标语,字迹非常潦草,但是可以看得出前边的两个字是“打倒”。公安局———当时还有公安局吗?或者是一个别的什么机构?———很快封锁了现场,全校查对笔迹。每一个学生都写一页的字交上去。最后似乎也没有听说查到了哪一个反动分子,但是,许多人心里都在打鼓:万一自己的笔迹与这条标语相似该怎么办?那不是一个人的事情,而是全家都完了。这种气氛之中,学校并不讲究什么校规。你当然可以听得出来,我对于自己的小学教育并不满意。有趣的是,这种学生生活时常获得你们这一代学生的高度羡慕。我要追问的是,你们的学生生活缺少什么?
夏无双:缺什么呢?似乎什么都缺,又什么都不缺。首先当然是缺钱。我记得小学时我妈每天给我一块零花钱,初中后每周十块,除此以外,做家务活也能挣点,比如洗一次碗、拖一次地板都能挣一至两块钱,但无论如何还是不够花。小学时钱主要用来买零食,上初中后钱都攒起來买漫画书。其次缺玩和睡觉的时间。上学的时间定得太早了,我每天早上千赶万赶,仍然基本上都是迟到。高一时学校抓纪律,迟到的就罚做班级卫生,结果我天天放学后都要留下来扫地。有人开玩笑,说应该给我备一把专用扫帚。扫就扫呗,又不是故意的,实在太困了,起不了早。有天老师威胁说,再迟到就去校长室喝茶。当时吓得脸都绿了,但没几天还是老样子。
南帆:这样看来,迟到对你来说是一件很资深的事了。一个人习惯性迟到并不是美德,希望你能改。相比较,你们这一代比我们幸福多了,至少衣食无忧。你缺的只是买零食的钱,而我们这一代哪敢奢望零食?在校期间正是长身体的时候,但整天最经常碰到的尴尬就是听到自己肚子咕噜噜在叫。你们进校门需要仪容仪表,我们那时不可能有这一项,每天甚至可以穿拖鞋上学。我从家里走到学校大约十来分钟。我常常出了家门就把拖鞋脱下来打赤脚,然后在马路上踢着这两只拖鞋,一路踢到校门口再趿到脚上进入校门。奇怪的是,每天这么踢鞋子,也没有培养出我对于足球的爱好。那时谁都不知道学生竟还有“校服”这一说。
夏无双:校服这件事,可能是每个女生的痛点。为什么那么难看呢?我记得小学时是一套蓝色的裙装,嵌了暗红色的边,明显是仿日本校服。可人家日本的校服既合体,布料又好,我们却是宽宽大大的,穿得像街头大妈。我猜想是为了节约,毕竟那时我们在长身体,个子不停往上窜,剪裁太合身了,转眼又穿不了,但那么难看真是够够的,每个人看着都很二。 初中也穿了三年校服,夏季的丑到爆,POLO衫款就不说了,女生的校服居然是绿色的,特别刺眼的嫩绿色,最显皮肤黑的那种,连短裤也是绿色的,丑得非常真实,令人发指。初三那年学校不知道抽什么风,又发了两套新校服,夏天的是灰色系的水手服,款式倒还过得去,冬装则是土黄色的西服,超级丑,显得每个人都是一脸菜色,像可怜的苦孩子。幸好我们没穿几次就毕业了。到了高中,学校只要求周一早上升旗时穿校服,那时一套藏蓝色西装,我特地上街买了好几款不同颜色亮晶晶的领带,每周轮换着戴,引领了我们那届女生的潮流。周一早上一水儿的都是打领带的女孩子,看上去倒也挺英气的。至于周二至周五,每个人怎么穿学校完全不管。当时《哈利·波特》正火,我有次冬天穿着我妈从澳大利亚给我背回来的黑色巫师袍,围着外婆帮我织的格兰芬多围巾去上学,在校门口被检查仪容仪表的学姐拦了下来。当时吓一跳,以为是不能这么穿着来上学,结果学姐只是问我巫师袍哪儿买的。后来我高三转学,新学校需要每天穿校服,是袖子蓝色、身上白色的廉价运动装,穿起来什么身材都别想显出来的那种。我就在背上别了几十面小徽章,是哪次什么活动学校发给每个同学的,活动结束后徽章没用了,就被我收集来,花花绿绿地别到校服上,超级好认。把难看的校服穿出自己的特色,这算是苦中作乐吧?
南帆:活在升学压力下确实挺苦的,这一点我能理解。每天被无数练习题所淹没,甚至连最基本的睡眠时间也得不到保证。家长如狼似虎地盯在身后,课外还得参加各种补习。中学进入青春期,学习之外还有各种成长之中遇到的问题,可是,这一切一律遭到屏蔽。功课跟不上怎么办?自卑怎么办?自暴自弃怎么办?压抑怎么办?贪玩电子游戏怎么办?考不上大学又怎么办?这些问题都未得到严肃的考虑,仿佛一切都要等到考上大学再说。当然,还有令许多家长闻之色变的早恋问题。你先坦白一下,中学有否暗恋谁或者被谁暗恋?
夏无双:没有,真没有。我反正是属于特别迟熟的那种人。
南帆:钟情与怀春是本能,但每个个体确实有早熟迟熟的区别。我中学的时候曾经对一个女生具有超常的兴趣。我们那个年代,男生与女生是不说话的,“男女之大防”。上课之前,如果几个女生先在教室里,男生一般就不进去了,直至上课。反过来女生也是如此。如果要恶作剧地惩罚哪一个男生,通常的办法是,几个人合力把他推进女生占领的教室,在外面把门反扣上,然后眾多男生在走廊上齐声合唱:“这么多的女生一个男生,这么多的女生一个男生。”接下来是哄堂大笑。关在教室里的男生会急得团团转,甚至从窗口跳出来。可是,这种气氛仍然挡不住一个男生对于女生的兴趣。她是邻班的,班干部吧。长得有些特别,眼睛很黑,眼珠特别大。此外说不出什么特点了,因为自始至终我从未和她说过一句话。我所能感觉到的是,她也知道我对她特别关注,并没有表示反感。中学毕业之后天各一方,谁也不知道另一个人的下落。
夏无双:哎呀,说不定只是你不知道她的下落,人家却知道你的下落。
南帆:反正几十年来毫无音讯。我听说现在中学里的男生和女生都很开朗,男生甚至可以帮助女生参谋要买哪一种罩杯的胸罩,早恋的现象也比比皆是。我只是不知道气氛是从哪一天扭转过来的,真是恍若隔世。恋爱或者性都是青春期的正常现象,挡都挡不住。但是,哪一个年代发生这种事,结局极其不同。中学时我班上发生了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有一年夏天我们在郊区的乡村“学农”———也就是在乡下学习种田,当年的中学生在学习农活上花费了大量时间。一天傍晚收工之后,两个女生到附近的水库旁边散步,两个男生尾随而去。我至今还不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总之,那天晚上,几个班干部得到秘密通知,夜间要密切注意这两个男生的动向。全班的男生都睡在一幢木板房二楼的地板上,一个人铺一张席子。半夜我忽然醒过来,记起自己的秘密使命,连忙探起身体去看一看那两个男生。月光从屋顶的天窗照进来,我看到其中一个男生脸色苍白,大睁着双眼对着屋顶,一动不动,吓得我连忙迅速躺下装睡。第二天,这两个男生都被逮捕,据说以强奸罪判处八年徒刑。似乎从他们的行李之中搜出了几本手抄本。我不知道他们是否真的犯罪,但是,在那个年龄段,性的迷惑和苦恼是一个绕不开的问题。现在学校里有性教育课程,网络也有性知识。但那个年代没有任何人敢于公开讨论性的问题。我猜想,这两个男生很可能是无知制造的牺牲品,包括生理、心理和法律的无知。
夏无双:我完全是吃瓜群众,但是,提到这件事一定要说起我最好的小伙伴之一———T,我俩初二时候开始同桌,她是班长。那时她爸爸每天给她做块三明治带到学校当点心,她都分一半给我。后来她把这情况告诉她爸爸,她爸爸索性就每天做两份,其中一份是给我的。T当时暗恋我们学校篮球队队长,队长比我们高一届,正读初三,教室在我们高一层。这件事被我们几个小伙伴发现了,然后就发动全班女生一起帮T写情书。我有个同学甚至不知道从哪里弄来了一本情书大全,分段抄,比抄课文积极十倍,还买了各种花纹的信纸、信封。而T则笑眯眯地站一旁看我们忙碌,不支持不反对,跟看戏似的,好像这件事跟她什么关系都没有。每节课一下课,就派一个女生上去送一封情书给队长。因为情书下面只写了具体的班级却没有真实的姓名,过几天课间时,队长班上组织了一堆学长学姐到我们教室门口,他们是好奇到底谁写的情书。我们班的同学把T围了起来,不让学长学姐看,以免她尴尬。T其实一点都不尴尬,但队长好像却被我们弄得很尴尬。我们班有个同学毕业之后无意中加了队长的QQ,和他聊了起来,队长问他是哪届哪班的,他回答,低一届,六班的。队长立即就把他拉黑了。去年T有天和她妈妈去逛街,逛累了去一家甜品店吃个甜品歇脚,转头就看到了队长正和他老婆在吃甜品。哈,很纯真的一件趣事。现在我们说起来时,还会笑得七倒八歪。T比我们笑得还厉害,她是个性格明亮的女孩,当年是学霸,后来一路都霸下来,先考上国内牛B的大学本科,再考上英国更牛B大学的硕士。主要这还一点都不影响她从小到大文艺小资,非常聪明可爱。我相信有意思的人可以一辈子都有意思,没意思的人……算了,还是什么都不要去指望吧。 南帆:这事确实有意思。我们那个时代根本不可能发生这样的故事。相比较,你们显然更健康与快乐。但在学业上,你们还是比我们沉重。
大约十几年前吧,社会上出现了一种舆论:中小学生的书包太重了。我也附和这种观点。我甚至看到小学生拖一个带轮子的旅行箱上学,里面装满了书本和复习材料。某一天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我的书包呢?到了中学之后,我基本上不用书包。当年母亲找了一块帆布缝个简陋的书包给我,两三天之后我就不再使用。嫌弃这个书包土气。没花钱买个新书包,更没有办法像许多部队子弟一样弄一个军用挎包神气地背在身上,干脆不用罢了。当时无非语文、数学两门主课。每天我将两种课本一卷塞在裤兜去上课。课堂上偶尔做一些笔记,那就写在课本每一页的空白处,如同眉批。四年如此对付下来,功课丝毫不差。尽管当年的学校不怎么认真抓学习,但是,一个学期还是有几次考试———当时的名称好像叫做“测验”。我的各科成绩肯定在前三名。偶尔跌出了前三名,老师就会过来问一句:最近怎么啦?当时的中学还有一门课程是“农业”,我的成绩似乎不太理想。没有足够的乡村经验,许多问题答不完整。然而,当时的学校居然有一个奇怪的规定,各门功课皆是优等的学生有一个特权:可以任选一门免试,成绩同样定为优秀。我高高兴兴地选择了“农业”,所有的问题圆满解决。那个时候仅有少量的家庭作业。我多半是在放学回家之前,花十来分钟迅速做完。回家之后的活动基本上与学习无关。
夏无双:我曾经也是背着大书包的一员,直到有天我发现我有个同学每天连书包都不带,空手来上课,我才知道他把书都放在课桌的抽屉里,课间就抓紧把作业做掉,做不完再带回家,做完就空手回家。从那之后我就加入只带作业和笔盒回家的小朋友行列,到了高中之后,我的同学有一半都是这样的,因为书包实在太重了,背不动,而当时这种拉杆箱书包还没有发明出来,只有最古老的双肩包,由于书包太重了,书包的带子很容易断掉。我们这些课本放抽屉的同学们都是背着各种奇形怪状的书包来上学的,有几个特征:一、很潮,二、装不了很多东西,三、单肩挎包。
对了,我想起小学三年级的一件事了。那时我班上有个女同学卡通画得特别好,随手勾一勾图就出来了,让我很崇拜,于是我就跟着她画。其实我一年级就开始上画画班,但学的是国画,对那些花鸟鱼虫就是喜欢不起来。而卡通画就不一样,人物和动物都特别有意思,又夸张又生动。我把课本所有空白的地方都画满了,都是一边听课一边随手画的。连交上去的作业,比如数学作业,运算式旁边也會画上猫呀狗呀美少女之类的。数学老师是个五十岁左右的女老师,个子瘦瘦小小的,人特别好,从来不指责,反正运算方式是不是有错,跟旁边有没有画一点关系都没有,她可以视而不见,也不会影响她改作业。回想起来,真的非常感激她。换一个小心眼的老师,说不定会觉得是对她的冒犯哩,还不被她骂得半死?
南帆:你现在还与中小学老师联系吗?包括这位数学老师在内?
夏无双:数学老师早已退休了,我们同学都不知她的下落。其他老师偶尔还会聚聚。现在不是都有微信群吗,老师就在群里,跟大家也加了微信,平时谁有什么动静,大都能了解到。因为在外地工作,平时见面倒不多。
南帆:我就在福州工作,几十年里跟中小学老师也几乎碰不上面。有趣的是,我记住的几个中学老师都不是因为他们讲授的课程,而是因为他们能够和学生一起玩。物理老师担任我们的班主任。他讲过哪些物理知识?我想不起来了。当然,重力加速度肯定是从他那儿听来的。但是,我记住这个老师是因为他乒乓球打得好。业余选手之中,我的乒乓球水平挺不错了,中学的时候就是如此。然而,和物理老师交手,仍然胜少负多。当时我甚至胡乱猜想,他的球路如此合理,是不是与他的物理知识有关?
从初中到高中,我分别遇到两个数学老师,都是女的。初中的数学老师待人亲切细心,常常嘘寒问暖。但是,她丈夫留给我的印象远远超过了她。她丈夫是另一个班级的数学老师,高高瘦瘦的,似乎有哮喘病,每天都穿很厚的高领毛衣。让人大为意外的是,他的篮球居然打得那么好。老师之间篮球比赛,他打的是前锋位置,投篮的准确程度让我们崇拜得五体投地。高中的数学老师非常开朗活跃,高个子,戴一副眼镜,放学之后时常与学生一起打排球,每天嘻嘻哈哈。更重要的是,她丈夫是学校的体育老师,篮球打得更好。他的皮肤很黑,上场的时候用一根牛筋把眼镜拴住,满场飞奔,大声叫喊。我们最爱看他后仰投球———即将跌倒在地的时候球才出手,正中篮筐,观众一片掌声。
必须承认,中学的两个语文老师对于我从事文学工作有些潜在的影响。当时父亲患了严重的眼疾在家休养。陪同他散步的时候,父亲会说一些语文知识,例如词牌的名称,或者论说文的几条原则,等等———父亲后来也转行当上了语文老师。中学语文课的时候,一个语文老师偶然向我提问,他发现我居然懂得“满江红”和“沁园春”,大为高兴,此后不断地向我提问。为了能够在回答提问时进行完美的表演,我开始进一步搜集若干相关的语文知识。语文老师的每一次提问都能得到相对满意的回答,他宣称我是他手里的“王牌”。这无疑激发了我的虚荣心,我对于语文的兴趣开始急剧增加。我的另一个语文教师是当时的名师,他对我的作文加以肯定。于是,我的兴趣又慢慢转向了琢磨作文,这与日后的文学兴趣显然更接近了一步。前几年我曾经去看望这个老师。交谈了一会儿,他居然从抽屉里拿出一篇我当年的作文。从发黄的纸张上看到自己的幼稚笔迹和生涩的词句,我几乎热泪盈眶。
夏无双:这个很难得,老师教过那么过学生,竟然能把您的作文保存几十年,他太有眼光了。我语文老师肯定不会这么做吧?我那么烂的作文,真留了,惭愧惭愧。美术作业要是留着倒有点意思了。高中的美术老师跟我关系一直很好。他长得像胖两圈的马琳,国家队打乒乓球的那个马琳。我初中为了要考高中的美术班去他那儿补习过,后来他跟我说,刚见到我时,以为是那种很乖的女孩子,后来才发现皮得不行,特别蔫坏。他现在开了间画室,做小孩和成人的艺术培训,我很多同学大学毕业后就在他画室工作,帮他带学生。休假回家,我经常去他画室蹭吃蹭喝,跟他天南地北地唠嗑。上学的时候他很不苟言笑,也不怎么跟我们说话,毕业之后才发现他其实是一个具有冷幽默的人,而且思维很前卫,很活跃,跟现在○○后的学生也能聊得有声有色。他算是我画画的重要启蒙者,非常感激他。至少没有他那几年严格而系统的美术训练,我们都很难考理想的大学。 南帆:大学老师显然与中小学老师存在巨大的差异。如果说中小学老师的任务主要是传授基础知识,那么,大学老师的重要任务是激起学生的探索兴趣。不过,我进入大学之前当了几年知青,许多基础知识乃至学习习惯已经消失殆尽。大学生活的很长一段时间,我是一面恢复学习习惯,一面接触新的知识。当然,对付中学课程的那一套不行了,我不得不开始记课堂笔记。“七七级”同学的情况大体相似。尽管如此,大家的学习兴趣异常浓厚。我们的大部分老师非常优秀,尽心尽意地教书。当然,几位功底深厚的名师之外,还有不少老师同样多年无法从事学术研究,接触学术资料。因此,他们在课堂上传授的知识还一定程度地保留着那个年代的僵化痕迹,我甚至可以察觉到他们的仓促和紧张。
尽管我在大学期间已经开始发表论文,但知识空白点比比皆是,同时还存在许多理论上的困惑。我曾经向一些老师和同学请教这些问题,换来的常常是一副惊讶的表情。我读懂了这种表情———奇怪,怎么会有这种问题?厦门大学毕业之后,我考取了华东师范大学的研究生,跟随徐中玉先生。多少有些于心不甘,我再度向徐中玉先生提到那些理论困惑。徐先生思忖了一下说,的确存在这些问题,但是,结论需要你自己研究。这个简单的回答突然打开了我的视野。有时我觉得,我的研究生活正是从这一天开始的。结论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唤醒思想的激情。好的老师有时只要不经意说一句话,就能点亮我们的人生。
徐中玉先生现在已经一百零四岁了,前几年你不是曾代表中国现代文学馆采访过他,还拍了一些录像资料。
夏无双:是的,一个很和蔼可亲的老爷爷。那次我扛着机子去上海采访他,他思路还是很清晰的。我特地跟他合了影,还告诉他自己是谁的女儿,他呵呵地笑。忘了问他听明白了没有。
我特别赞同好老师能点亮人生这种说法。考上北京电影学院后,最初眼花缭乱的兴奋感就来自给我们上课的各科老师。我们大学很微型,师生加起来才三千多,老师各式各样的,每个系各不相同。表演系和导演系的老师比较多名人,像田壮壮、曹保平什么的。我们动漫学院的老师名气可能比不上他们,但我猜肯定比他们逗B有意思多了。我们老师自己平时也搞创作,做动漫的人,跟你们这些一板一眼地搞学术的老师应该完全不同,平时都不怎么见踪影,上课都是踏着点来,甚至有的老师还会迟到,这跟你们那个时候的老师肯定也不一样。上课的时候他们很少一本正经,脑洞开得很大,上天入地什么都能扯,甚至各种社会新闻和明星八卦也不放过。课堂是个有意思的地方,我是在大学四年里才真正体会到的,没有升学压力,也没有人逼着让你拿分数,老师一个个又这么有意思,非常开眼界,每天都哗啦哗啦地长见识,信息量很大,主要是世界观受他们影响很大。
Q哥、娴姐、廖宇兄……我们是这么喊老师的。其他学校如果估计不太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可我们觉得很自然啊,没什么大不了的。Q哥就是我们的班主任,他结婚时我们班同学能去的都去了,当亲友团,山呼海啸地闹。那时同学还流行在校舍里养宠物,我们宿舍居然还养过一只小猪,称为“香猪”,卖猪的人说养不大,就是小小的一团,其实是骗我们的。猪买来的第一天,全宿舍四个人都快疯了,您没想到吧,那么小的一只猪居然打鼾打得响得跟地雷炸似的,把我这么能睡的人都弄得根本睡不着。然后它整天还哇哩哇叽地叫,而且迅速肥大起来。实在受不了,最后就送人了。其他同学养仓鼠、小猫、小狗、小鸟、小兔甚至小虫子,五花八门的。到寒暑假回家了怎么办?都寄到Q哥家,他一下子成了各种动物的饲养员,暑假要養两个多月啊。还有次我两个室友去吃海鲜自助,结果食物中毒,回来上吐下泻,被我们送去医院打吊瓶。Q哥知道后,大半夜的居然拎了一大锅粥过来探病,我们都笑惨了。一个老师把自己弄得既像爹又像妈还要像温暖的大哥哥,真是太不容易了。我们班三十位同学,其中男生只有八位,剩下一大堆女生都不是绵羊型的,大部分都爱说爱笑爱闹,鬼怪精灵,反正不好对付。Q哥应该挺头疼的,毕业的时候我们都觉得当班主任的四年里,他沧桑了很多。
南帆:听起来你们大学生活确实很特别,电影学院嘛,还是不一样的。你们中小学乐趣太少了,这也算一个补偿吧。不仅课堂上紧张,课外生活也很单调,大量的作业,还有各种形式的补习、辅导和培训。现在的社会舆论是,不能输在人生的起跑线上。可是,如果所有家长对于孩子的人生设计彼此相似,那么,起跑线的门槛本身就会提高许多。尽管如此,音乐、绘画、外语还是吸引了多数家长,偶尔有人培训打乒乓球和下围棋。许多孩子被押去弹钢琴,可是,如果没有这个方面的天分与兴趣,就类似上刑,以至于他们恨不得砸了家里的钢琴。
我认识的一个老教授曾经撰写许多文章抨击这种现象。不久之前他叹一口气告诉我,他刚刚上幼儿园的外孙女也加入了补习和辅导的行列。周围孩子纷纷送到了各种补习班,他和他女儿终于惊慌起来了。多彩多样的人生仅仅是一种口头观念,多数人还是愿意安全地相互模仿随大流。这种气氛之中,为自己孩子选择独特的人生道路的确要有巨大的勇气。所有的教育机构共同趋向一种相似的培养模式之后,一个异类进入社会将会遇到什么?这显然是一种没有把握的赌博。许多家长担心,多年以后发现自己对不起孩子。他们不知道这些补习、辅导和培训班的真正效果,潜意识里只是求得一个安心。
夏无双:我上过的培训班好像还蛮多的,国画、书法、舞蹈、古筝,不过比起现在的小朋友来说应该是少得可怜吧。中学时周末补习班我上得最多的就是美术,尤其是高考前,简直是魔鬼训练。高三那一阵是住校,培训班却在校外,早上有时天不亮就得往外跑,而校门经常还没打开,甚至得爬围墙出去,否则就来不及赶到至少十公里外的那个培训班上课。至于文化课,我倒是很少补习,大概补得最狠的是政治课,中考前一个月突击,一周补三个晚上。另外初三时也补过数学课,数学老师是我们班主任,对我们特别对,我们几个玩得好的同学就相约了周末一起去她家补半天课,其实就是为了凑在一起聊天。老师布置我们做题时,我们就一人做一道,互相抄,多出来的时间就叽叽喳喳地胡扯,蹦蹦跳跳地闹,有一天我甚至把数学老师家的餐桌椅坐塌了。如果嘴馋了,我们也不拘束,喊一声“老师我肚子饿。”数学老师马上也会端出东西请我们吃。———哎呀说着说着,就觉得当时的情景又浮到眼前了,真有点怀念哩。你们那个时候应该是没有补习班的吧? 南帆:我当然从未参加过任何类似的活动。我的学生时代,“起跑线”等等这些观念远未诞生。家长被自己的烦心事搅得焦头烂额,根本无心过问孩子的学业。课外的时间,我们想尽办法玩乐和游戏,这些活动基本上发生于户外,必须付出相应的体力。钓鱼,养蚕,弹弓打鸟,溜到江里游泳,还有极为热衷的“打土战”。十几个乃至数十个男孩子集聚在废弃的公园,分成两拨人互相投掷土块。他们分别隐在小树林和残垣断壁背后,一方进攻,一方防守,打得不亦乐乎。有时公园里的土块消耗光了,我们会事先带上锄头,挖出满地的土块充当弹药。借用一部电影的标题,这是一些“阳光灿烂的日子”。回想起来,我们的童年与少年留下了斑斓的色彩。
但是,没有理由认为,这种形式的童年与少年没有任何阴影。损失是潜在的。这些损失潜伏在日后的工作和生活之中,甚至成为一种公民素质意义上的缺陷。当然,首先是学业荒废。许多必要的课程没有开设,例如英语。你或许想不到,我在中学里从未学过历史课程———没有开设。许多下乡知青一起参加高考,但是,中小学教育的缺陷让他们根本无法应对考卷。另一方面,缺乏必要的文明和礼仪训练,粗野是许多人的基本品质之一。长大成人之后,这种品质很容易发展为江湖气。真诚、信守诺言、规矩意识,这些观念从未进入视野。至于宗教、历史、艺术、科学更是远隔千山万水,许多人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些人类文明成果的存在。
夏无双:有课外书吗?
南帆:没有,家长也顾不过来这些事。无书可读的日子里,常常会产生一种阅读的渴望,見到一本书觉得无比珍贵。我记得小学的时候曾经弄到几本《水浒传》的连环画,几个好朋友轮流传阅。这些连环画快被翻烂了,我们就找来了一叠透明纸,一张张地描下来,重新订成一本。传说那个年代不少人为了阅读,撬开了关闭的图书馆偷盗书籍。我和小伙伴没干过这种勾当,大家手中只有七八本连环画作为私有财产。如果哪一个人没有将他的连环画和大家共享,我们就要和他翻脸。
到了中学之后,我读到了一些小说。中国的,外国的,良莠不齐。这些小说在几个要好的同学之间秘密流传,通常拿到后,在手上停留的时间只有一个晚上。我们很快养成了狼吞虎咽的阅读习惯,几百页的书一个晚上读完。坐在路灯下阅读或者打手电筒在被窝里阅读都是家常便饭。由于这些书籍经手传阅的人太多,整本书都翻烂了。绝大多数书本没有封皮,通常前面和后面都丢了十来页。许多小说读过之后,根本不知道书名是什么。多少年之后又在大学里遇到一些名著,读了几页之后恍然大悟———这本小说我曾经读过。我曾经在散文里写过一个笑话:下乡插队之后,我偶然在一个知青的房间里读到一本“黄色手抄本”———薄薄的一个笔记本全是男女恩爱片段的摘抄,看得我面红心跳。日后在大学的图书馆里发现,这些摘抄全部来自茅盾的小说。
平时没书读反而对于文字产生了一种贪婪和亲切感,这种爱好一直维持到下乡插队。乡村的日子里,往往很长时间见不到文字。偶尔捡到一张破报纸,就会将报纸上的每一个字都读过。回到城市探亲,每天都会到街头的报栏上读报。不是对报纸上的内容有多少兴趣,而是制造与文字相遇的快乐感觉。你们这一代人已经体验不到如饥似渴的疯狂阅读了,这就像过多的食品反而败坏了胃口。
夏无双:这倒是,我们从小都没缺过书,读都读不过来。我的课外读物基本上是漫画和推理小说,从初中看到大学。小时候看《哆啦A梦》《樱桃小丸子》,大一点看《美少女战士》《灌篮高手》,再大一点看《圣斗士星矢》《五星物语》。基本上有名的没名的、少年的少女的漫画我都看了个遍。我小时候开始就很喜欢看破案推理,大概是因为我小时候除了《还珠格格》之外第一部看的电视剧是《鉴证实录》吧,甚至我的童年梦想是当法医。还有就是我最喜欢的《哈利·波特》系列了,第一次看到这本书是在我们当地的一个报纸上,我还在上小学,当时貌似我是在去上古筝课的路上,正好我妈在看报纸,我就顺便瞥了一眼,当时《哈利·波特》刚在中国上市,报纸上做宣传,有部分选节,我看了之后,扭头就跟我妈说要买,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哈利·波特4》是在我初二左右发售的,在等待哈4的过程中,我把1至3卷都快翻烂了,甚至因为英文版比中文版先出,实在等不及了,就买回英文版看。我那时初中英语水平哪看得懂?基本上等于看天书,抱着个字典边查字典边看,仍然不行了。好歹看了二十几页,这时中文版发售了,我立刻抛下英文版,买了本中文版回来。学文化课要是有看《哈利·波特》这种劲头,估计我也能考清华北大了。后来我还跟我妈说:你咋不写《哈利·波特》这种小说?我妈鼻孔哧哧的,好像还挺不屑。
当时觉得,一边看漫画书一边吃零食,这就是人生的最大乐趣了。
南帆:你们有零食可吃,幸福呵。你大约猜想不到,我的中学生活几乎每一天都会遭受食品问题的困扰。当年城市人口的口粮定量供应,我的定量是二十四斤,也就是每天八两左右。中学开始长身体,伙食之中肉蛋之类副食品极少,因而我每天至少要消耗一斤粮食。缺少的部分怎么办?居住在家里,其他家人调剂一下,勉强对付得过去。然而,四年的中学生活,差不多一年左右的时间居住在分校,问题于是出现了。
我中学的分校在北面郊区的大山里,由四五幢黄泥土屋构成。我们几乎每年都要赴分校,每次三个月到两周不等。夏天的白天气温高,我们时常夜间徒步行军到分校。行走的时间大约是八个小时,师生一律如此。一列纵队走在山间的沙路上,走着走着就睡着了,直到一头撞在队列之中前一个同学身上才醒过来。居住在分校的主要任务是见习农活。下乡插队之前,大部分农活我都干过,这是分校的功劳。分校还接触到一些城市生活看不到的东西,例如老蛇。山区各种蛇很多。一个雨天,蛇居然爮到了学生木架床上,一片喧哗。
分校劳动量大,饭量也随之增加,每天一斤甚至也不够。可是,粮票呢?每天八两定量之外,根本无法再找到六斤粮票,何况某些月份的三十一号又多出了一天。钱财可能多多益善,太多的粮票未必有用。可是,每一个月都要少六斤,一个月一个月积累起来真是一个让人头痛的问题。没有什么可吃的,心烦意乱,一个好胃口甚至让自己讨厌自己。好吧,我还是先按每天一斤规划生活,早晨二两,中午和晚上各四两。即便如此,晚上睡觉之前已经开始饿起来,有时会饿得睡不着。我的记忆中,中学时代好像每天都没有吃饱过。
许多家长都会给上分校的学生带一些点心,最为流行的是猪油炒面粉。晚上饿起来的时候,舀几勺炒面粉兑上开水,这是美味佳肴。可是,大多数学生肯定在一周之内吃完了炒面粉。有一回分校旁边村子里的小卖部打翻了酱油缸,一些浸泡过酱油的饼子降价出售,重要的是不要粮票。许多同学闻讯前往抢购,我也抢到了几块。我把这几块饼子藏在布袋吊在床头,没想到竟然让老鼠偷吃了一半。收工回到宿舍,意外地发现床头的布袋不断地摇晃。我愣了一会儿才醒悟过来,箭步上前攥住布袋口。一只老鼠从里面跳出来,踏在我的胳膊上逃走了。这些细节至今历历在目,可见“吃”的问题在我的无意识之中深深地扎根。你们这一代人最大的快乐是,胃不再成为自己的负担,尽管你们可能根本意识不到这个快乐。
夏无双:这也太惨了吧,我的学生时代真的没有这个情况,当时学校周围都是各种小卖铺、小吃店,我们每天上学之前在小卖铺买零食上课吃,下了课,一起走的小伙伴轮流请客,大家在小吃店喝奶茶、吃关东煮、铁板烧什么的,装了满满一肚子再回家,或者碰到麦当劳汉堡买一送一就一起去吃麦当劳,每天都非常腐败。重要的不是有没有东西吃,而是什么好吃。
南帆:看来两代人最明显的区别应该就是肚子了。城市独生子女基本是被充足食物填塞到发腻,这也许是我们这一代人下意识的过激反应。我们饿过,就怕自己的孩子也饿,却大多忽略了你们精神是否吃饱。今天我们围绕着校园谈了许多,既有比较,又有感叹,似乎都有些刹不住车的感觉。我知道还有不少有趣的话题,回头再继续吧。(待续)
夏无双一九八九年生,本科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电脑动画专业,人民大学艺术学院研究生毕业,现供职于中直机关某单位。十三岁出版第一本漫畫图书,二○一四年由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三册绘本《卡普与卡普》。绘画作品数次参与多种美展。二○一六年初个展“无双艺术之路”在北京举办。与人合作的动画片曾获第五届亚洲青年电影节最佳学生作品奖、第十届北京动画学院奖最佳视觉效果奖、第七届杭州国际动画节金猴奖、厦门国际动漫节金海豚奖等。现居北京。
南帆:来聊一聊各自的学生时代吧。我们可以不必过多地涉及教育这个重大话题,仅仅谈论各自怎么当学生的。从小学进入学校到结束学生身份步入社会,是一段非常重要的一段时光。不同的年代学制不同,我初中与高中加起来仅四年,你们小学六年、中学六年,如果算上幼儿园和学前班,加起来就超过十五年。此后还有大学和研究生。不管怎么说,一个人生命之中使用如此之长的时间用来当一个学生,肯定会有很多特殊感受。但是,真正触动我的是另一个现象———我们的学生时代如此不同。我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七七级”,事实上是一九七八年初才入校。我的本科是厦门大学中文系,你是二○○七年考入北京电影学院的动漫专业。从一九七七年到二○○七年,中间相距三十年。这三十年社会各方面变化都非常巨大,我们之间的学生生活几乎没有什么共同点。事实上,许多方面可能恰好相反。
夏无双:您说的相反主要是指学习上吧?反正我们考试的次数和所做的作业肯定比您那一代多海了,考得不好和因为作业没完成所挨的骂也比您多无数。总之我们是顶着沉甸甸的分数一年年长大的,而您却没有,真爽。
南帆:的确,我们那时读书大体上处于“无政府”状态,没有人操心我们读得怎么样。但是,我没想到这种状态在你那里居然换到了一句“真爽”的评语。
有件事非常凑巧,我父亲一九四七年上大学,与我上大学的时间也是相距三十年。他和我之间的三十年同样天翻地覆,我与他的学生生活也找不到什么共同点。我祖父是一个小资本家,拥有一两家小工厂和一个船运公司。父亲曾经是一个小少爷,衣食无虞,小学与中学通常与几个身份相近的学生玩在一起,相当活跃。中学毕业之后,他到宁波当了一年中学教师,据说教化学。不久之后他考上大学,同时被海南大学的化学系和上海大夏大学的社会教育专业录取。一个是理科专业,一个是文科专业,当时的文科和理科并没有什么壁垒。父亲选择了大夏大学的社会教育专业。事实上,他仅仅读了一年左右就参加了进步学生运动,成为“南下服务团成员”,斗志昂扬地从上海返回福建,投身于福州解放之后的繁忙工作。
大夏大学是华东师范大学的前身之一。五十年代,大夏大学与另外几所大学合并为华东师范大学。非常凑巧,多年之后我考上华东师范大学研究生,这是我与父亲接受大学教育的一个奇怪的交集。除此之外,我与父亲的经历就找不到共同点。我中学毕业之后下乡插队接近三年,然后考入厦门大学,继而读研。换一句话说,进入大学之后获得的教育倒是相对完整。有时看到一些家学渊源的学术专家,心中难免感叹。那些家庭的父子或者母子都是同一个专业的教授,绵延相传。而我父亲其实无法在专业上给我提供什么帮助,我对于学术的认识是很迟以后的事情了。下乡劳动,前途渺茫,突然大学之门梦一样打开,于是在懵里懵懂之中开始踏上求知之路,很幸运,也很偶然。这一切对你来说可能十分陌生。你们自从懂事之后,“大学”可能就是一个沉重的概念悬挂在面前。十八岁以前,你们的人生目标就是锁定考取大学。独生子女与努力考大学是你们这一代最为显著的两个特征。
几代人经历的差异如此之大,令人感慨。我不仅清晰地感到了时间维度后面的变化,同时还察觉到这些变化背后存在一系列严肃的文化问题。时至如今,回过头来,你如何看待自己的学生生活?
夏无双:我的学生时代正好处于应试教育与素质教育的改革交接点,既没有太多的作业,也不像现在的小朋友连周末都被各种补习班填满排满。说实话,我对我学生时代的记忆大概是从初中才开始的。据说我刚进学前班时快哭断气了,我外公外婆爬到学园对面的建筑物上眺望,居然听得见我大嗓门的哭声,他们也跟着流泪了。上小学才六周岁,刚入学时特别不爱去学校,每天早上也是哭着赖在床上不想起来。可能因为那时年纪太小了,这些事其实都模糊了。初中就不一样了,班上的同学都特别有趣,很多事现在想起来都非常有意思,所以那时就觉得到学校挺好的,在家一个人没有玩伴,一到学校就开心得不行,嘻嘻哈哈地闹个没完。我现在特别好的朋友也基本都是初中同学,大家一起从那时走过来,彼此知根知底,虽然现在各自所学的专业分歧非常大,做金融、当医生、搞IT、开公司之类,反正隔着几座山,但谈起来还是像以前一样融洽投机,连笑点都很接近,非常默契。总之整个学生时代,我最怀念初中阶段,那时互联网也不发达,大家都懂得不多,天天傻乐,特别有趣。虽然也面临中考压力,但好像并不是太成问题,直至上了高中,高考压力才在家长和老师反复不断的提醒和吓唬之下,一天天变得沉重起来。当然很多比较早熟的同学一进入高中就很快一头插到学习上了,我算迟熟的吧,反正也不着急,还是边玩边学。其实高考的目标大部分是家长忐忑不安地帮我们锁定的吧?我高一时觉得考大学还很遥远,高二时觉得反正考得上,高三时终于开始紧张了,但紧一天松三天,就这么混下来了。但高中不像在初中时可以尽情地玩,因为上的是美术班,文化课和其他班一样,半节课都不少,然后其他班都放学了,我们班还要上额外增加的速写、色彩课,天黑透了才能回家,非常辛苦。另外因为高中同学是从各个不同的初中考进的,重新凑在一起,有些人三观不同,平时也说不上话。大学更是了,学动画的人都偏宅,每次组织班级活动,基本上只来一半的人,另一半从来不露脸。很多同学除了上课,其他时候都各自玩各自的,一个学期下来面都见不到几次。简单地说,我的学生生活就是这样子。 南帆:你六岁上小学,我大一岁,七岁时上的小学。二年级时开始运动,停课一年之后方才复课,所以,我那一届小学生上了七年的小学。停课那一年里,我一个人四处乱逛,父母完全没有心思管子女。我曾经跑到附近的一所中学里,那儿阒无人迹,许多课桌椅垒在教学楼的楼梯充当工事。在一张课桌上,我第一次看到枪弹的弹孔,惊奇得无以名状。我还时常到城郊的一所大学里游泳,那儿的游泳池相当不错。我不清楚何谓大学,只是觉得好奇:这是什么学校,居然种了这么多树,而且还有游泳池;同时,为什么一个这么大的空间却如此荒凉?
当了一年的野孩子,复课之后就有些不适应,课堂和教室似乎太束缚人了,根本坐不住,老想往外跑。当然,当时学校并不认真上课,我们仍然有充分的时间玩耍。学校有一张很破的乒乓球桌,上面搁了几块砖头作为乒乓球网,一批人大呼小叫地凑在一起打球。另一些时候在操场上玩一种叫做“跑跑抓”的游戏:五六个人合伙抓一个人,那个被抓的家伙在操场上快速奔跑、盘旋、打转,不断地逃脱追捕,他才是这个游戏的主动者和胜利者。谁都愿意当那个被抓的人。一片欢呼和鼓噪之中带动一批人疯跑,会产生明星一般的享受。
夏无双:当野孩子多好啊,谁在那个年纪不想放开手脚玩得天昏地暗啊?但我们这一代哪有这个机会?首先独生子女嘛,在家没有兄弟姐妹,在外玩伴也没几个,大家都只能宅在家里自己跟自己玩,这个问题我们之前好像聊过。不过我初二的时候有过一段很特别的日子,就是刚好碰上了非典。初二不像初三有升学压力,下午一点半上课,下午三点就放学了。记得那时我们班总是全校溜得最快的,当我们锁好门下楼后再往楼上看,别的班同学往往才刚刚走出班级。我们也不是赶着回家写作业,而是冲到操场打羽毛球或者排球、篮球。那些学习特别好的学霸也没有瞧不上学习差的,大家混在一起玩得很开心,彼此关系非常好。现在回想起来,整个学生时代还是初中三年过得最有意思,可能因为那是一个人生的非常微妙阶段,既稍微懂事,又还没有开始世故,每个人都非常单纯明亮,没有心机和算计,真是太美好了。前些年某个节日,趁放假校园空了,我们十几个初中同学相约一起回到当年的教室,坐到各自曾经的位置上,装模作样拿着书扮学习状拍照,逗逼得不行。还在黑板上密密麻麻写满各自的人生感悟,希望第二天学弟学妹坐进教室时,能给他们一点启发。
南帆:我在小学里的有些经验是你们这一代人绝对想象不到的。例如,当时这里是前线,“备战”的气氛很浓,我们在教室的所有玻璃窗贴上“米”字的纸条,据说可以防止炸弹的冲击波震碎玻璃伤人;随后,我们在老师的带领下在操场上挖防空壕,我就是在那个时候学会了使用锄头。防空壕大约一人高,我们被告知,蹲在里面可以躲过敌机的轰炸。于是操场消失了,眼前一片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防空壕,当时觉得非常新鲜。
与“备战”可以相提并论的是“备荒”。我们要共同参与粮食生产,参与的方式是养猪。这不是为了吃猪肉,而是积攒猪粪便送到农村做肥料。我们小学喂养了两只猪,学校号召学生共同提供饲料。当时的观念是,最好的喂猪饲料是做饭时的淘米水。学校规定每天两个年级的学生必须从家里带一罐淘米水到学校里,周而复始。这形成了一个奇观:课前的半小时,学校附近的马路上成群结队的小学生蜂拥而至,每个人手里都拎着一罐淘米水。如果不知道这是为了喂猪,你可能永远猜不出他们在干什么。我去看过,那两只猪关在厕所旁边的猪厩里,颤动一身肥肉,不时嗷嗷乱叫。全校学生自己都吃不饱,却要为它的吃服务。
让我记忆深刻的是,我在上小学的时候还经历了一次“反标”事件。一间教室的黑板上出现了一条反动标语,字迹非常潦草,但是可以看得出前边的两个字是“打倒”。公安局———当时还有公安局吗?或者是一个别的什么机构?———很快封锁了现场,全校查对笔迹。每一个学生都写一页的字交上去。最后似乎也没有听说查到了哪一个反动分子,但是,许多人心里都在打鼓:万一自己的笔迹与这条标语相似该怎么办?那不是一个人的事情,而是全家都完了。这种气氛之中,学校并不讲究什么校规。你当然可以听得出来,我对于自己的小学教育并不满意。有趣的是,这种学生生活时常获得你们这一代学生的高度羡慕。我要追问的是,你们的学生生活缺少什么?
夏无双:缺什么呢?似乎什么都缺,又什么都不缺。首先当然是缺钱。我记得小学时我妈每天给我一块零花钱,初中后每周十块,除此以外,做家务活也能挣点,比如洗一次碗、拖一次地板都能挣一至两块钱,但无论如何还是不够花。小学时钱主要用来买零食,上初中后钱都攒起來买漫画书。其次缺玩和睡觉的时间。上学的时间定得太早了,我每天早上千赶万赶,仍然基本上都是迟到。高一时学校抓纪律,迟到的就罚做班级卫生,结果我天天放学后都要留下来扫地。有人开玩笑,说应该给我备一把专用扫帚。扫就扫呗,又不是故意的,实在太困了,起不了早。有天老师威胁说,再迟到就去校长室喝茶。当时吓得脸都绿了,但没几天还是老样子。
南帆:这样看来,迟到对你来说是一件很资深的事了。一个人习惯性迟到并不是美德,希望你能改。相比较,你们这一代比我们幸福多了,至少衣食无忧。你缺的只是买零食的钱,而我们这一代哪敢奢望零食?在校期间正是长身体的时候,但整天最经常碰到的尴尬就是听到自己肚子咕噜噜在叫。你们进校门需要仪容仪表,我们那时不可能有这一项,每天甚至可以穿拖鞋上学。我从家里走到学校大约十来分钟。我常常出了家门就把拖鞋脱下来打赤脚,然后在马路上踢着这两只拖鞋,一路踢到校门口再趿到脚上进入校门。奇怪的是,每天这么踢鞋子,也没有培养出我对于足球的爱好。那时谁都不知道学生竟还有“校服”这一说。
夏无双:校服这件事,可能是每个女生的痛点。为什么那么难看呢?我记得小学时是一套蓝色的裙装,嵌了暗红色的边,明显是仿日本校服。可人家日本的校服既合体,布料又好,我们却是宽宽大大的,穿得像街头大妈。我猜想是为了节约,毕竟那时我们在长身体,个子不停往上窜,剪裁太合身了,转眼又穿不了,但那么难看真是够够的,每个人看着都很二。 初中也穿了三年校服,夏季的丑到爆,POLO衫款就不说了,女生的校服居然是绿色的,特别刺眼的嫩绿色,最显皮肤黑的那种,连短裤也是绿色的,丑得非常真实,令人发指。初三那年学校不知道抽什么风,又发了两套新校服,夏天的是灰色系的水手服,款式倒还过得去,冬装则是土黄色的西服,超级丑,显得每个人都是一脸菜色,像可怜的苦孩子。幸好我们没穿几次就毕业了。到了高中,学校只要求周一早上升旗时穿校服,那时一套藏蓝色西装,我特地上街买了好几款不同颜色亮晶晶的领带,每周轮换着戴,引领了我们那届女生的潮流。周一早上一水儿的都是打领带的女孩子,看上去倒也挺英气的。至于周二至周五,每个人怎么穿学校完全不管。当时《哈利·波特》正火,我有次冬天穿着我妈从澳大利亚给我背回来的黑色巫师袍,围着外婆帮我织的格兰芬多围巾去上学,在校门口被检查仪容仪表的学姐拦了下来。当时吓一跳,以为是不能这么穿着来上学,结果学姐只是问我巫师袍哪儿买的。后来我高三转学,新学校需要每天穿校服,是袖子蓝色、身上白色的廉价运动装,穿起来什么身材都别想显出来的那种。我就在背上别了几十面小徽章,是哪次什么活动学校发给每个同学的,活动结束后徽章没用了,就被我收集来,花花绿绿地别到校服上,超级好认。把难看的校服穿出自己的特色,这算是苦中作乐吧?
南帆:活在升学压力下确实挺苦的,这一点我能理解。每天被无数练习题所淹没,甚至连最基本的睡眠时间也得不到保证。家长如狼似虎地盯在身后,课外还得参加各种补习。中学进入青春期,学习之外还有各种成长之中遇到的问题,可是,这一切一律遭到屏蔽。功课跟不上怎么办?自卑怎么办?自暴自弃怎么办?压抑怎么办?贪玩电子游戏怎么办?考不上大学又怎么办?这些问题都未得到严肃的考虑,仿佛一切都要等到考上大学再说。当然,还有令许多家长闻之色变的早恋问题。你先坦白一下,中学有否暗恋谁或者被谁暗恋?
夏无双:没有,真没有。我反正是属于特别迟熟的那种人。
南帆:钟情与怀春是本能,但每个个体确实有早熟迟熟的区别。我中学的时候曾经对一个女生具有超常的兴趣。我们那个年代,男生与女生是不说话的,“男女之大防”。上课之前,如果几个女生先在教室里,男生一般就不进去了,直至上课。反过来女生也是如此。如果要恶作剧地惩罚哪一个男生,通常的办法是,几个人合力把他推进女生占领的教室,在外面把门反扣上,然后眾多男生在走廊上齐声合唱:“这么多的女生一个男生,这么多的女生一个男生。”接下来是哄堂大笑。关在教室里的男生会急得团团转,甚至从窗口跳出来。可是,这种气氛仍然挡不住一个男生对于女生的兴趣。她是邻班的,班干部吧。长得有些特别,眼睛很黑,眼珠特别大。此外说不出什么特点了,因为自始至终我从未和她说过一句话。我所能感觉到的是,她也知道我对她特别关注,并没有表示反感。中学毕业之后天各一方,谁也不知道另一个人的下落。
夏无双:哎呀,说不定只是你不知道她的下落,人家却知道你的下落。
南帆:反正几十年来毫无音讯。我听说现在中学里的男生和女生都很开朗,男生甚至可以帮助女生参谋要买哪一种罩杯的胸罩,早恋的现象也比比皆是。我只是不知道气氛是从哪一天扭转过来的,真是恍若隔世。恋爱或者性都是青春期的正常现象,挡都挡不住。但是,哪一个年代发生这种事,结局极其不同。中学时我班上发生了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有一年夏天我们在郊区的乡村“学农”———也就是在乡下学习种田,当年的中学生在学习农活上花费了大量时间。一天傍晚收工之后,两个女生到附近的水库旁边散步,两个男生尾随而去。我至今还不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总之,那天晚上,几个班干部得到秘密通知,夜间要密切注意这两个男生的动向。全班的男生都睡在一幢木板房二楼的地板上,一个人铺一张席子。半夜我忽然醒过来,记起自己的秘密使命,连忙探起身体去看一看那两个男生。月光从屋顶的天窗照进来,我看到其中一个男生脸色苍白,大睁着双眼对着屋顶,一动不动,吓得我连忙迅速躺下装睡。第二天,这两个男生都被逮捕,据说以强奸罪判处八年徒刑。似乎从他们的行李之中搜出了几本手抄本。我不知道他们是否真的犯罪,但是,在那个年龄段,性的迷惑和苦恼是一个绕不开的问题。现在学校里有性教育课程,网络也有性知识。但那个年代没有任何人敢于公开讨论性的问题。我猜想,这两个男生很可能是无知制造的牺牲品,包括生理、心理和法律的无知。
夏无双:我完全是吃瓜群众,但是,提到这件事一定要说起我最好的小伙伴之一———T,我俩初二时候开始同桌,她是班长。那时她爸爸每天给她做块三明治带到学校当点心,她都分一半给我。后来她把这情况告诉她爸爸,她爸爸索性就每天做两份,其中一份是给我的。T当时暗恋我们学校篮球队队长,队长比我们高一届,正读初三,教室在我们高一层。这件事被我们几个小伙伴发现了,然后就发动全班女生一起帮T写情书。我有个同学甚至不知道从哪里弄来了一本情书大全,分段抄,比抄课文积极十倍,还买了各种花纹的信纸、信封。而T则笑眯眯地站一旁看我们忙碌,不支持不反对,跟看戏似的,好像这件事跟她什么关系都没有。每节课一下课,就派一个女生上去送一封情书给队长。因为情书下面只写了具体的班级却没有真实的姓名,过几天课间时,队长班上组织了一堆学长学姐到我们教室门口,他们是好奇到底谁写的情书。我们班的同学把T围了起来,不让学长学姐看,以免她尴尬。T其实一点都不尴尬,但队长好像却被我们弄得很尴尬。我们班有个同学毕业之后无意中加了队长的QQ,和他聊了起来,队长问他是哪届哪班的,他回答,低一届,六班的。队长立即就把他拉黑了。去年T有天和她妈妈去逛街,逛累了去一家甜品店吃个甜品歇脚,转头就看到了队长正和他老婆在吃甜品。哈,很纯真的一件趣事。现在我们说起来时,还会笑得七倒八歪。T比我们笑得还厉害,她是个性格明亮的女孩,当年是学霸,后来一路都霸下来,先考上国内牛B的大学本科,再考上英国更牛B大学的硕士。主要这还一点都不影响她从小到大文艺小资,非常聪明可爱。我相信有意思的人可以一辈子都有意思,没意思的人……算了,还是什么都不要去指望吧。 南帆:这事确实有意思。我们那个时代根本不可能发生这样的故事。相比较,你们显然更健康与快乐。但在学业上,你们还是比我们沉重。
大约十几年前吧,社会上出现了一种舆论:中小学生的书包太重了。我也附和这种观点。我甚至看到小学生拖一个带轮子的旅行箱上学,里面装满了书本和复习材料。某一天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我的书包呢?到了中学之后,我基本上不用书包。当年母亲找了一块帆布缝个简陋的书包给我,两三天之后我就不再使用。嫌弃这个书包土气。没花钱买个新书包,更没有办法像许多部队子弟一样弄一个军用挎包神气地背在身上,干脆不用罢了。当时无非语文、数学两门主课。每天我将两种课本一卷塞在裤兜去上课。课堂上偶尔做一些笔记,那就写在课本每一页的空白处,如同眉批。四年如此对付下来,功课丝毫不差。尽管当年的学校不怎么认真抓学习,但是,一个学期还是有几次考试———当时的名称好像叫做“测验”。我的各科成绩肯定在前三名。偶尔跌出了前三名,老师就会过来问一句:最近怎么啦?当时的中学还有一门课程是“农业”,我的成绩似乎不太理想。没有足够的乡村经验,许多问题答不完整。然而,当时的学校居然有一个奇怪的规定,各门功课皆是优等的学生有一个特权:可以任选一门免试,成绩同样定为优秀。我高高兴兴地选择了“农业”,所有的问题圆满解决。那个时候仅有少量的家庭作业。我多半是在放学回家之前,花十来分钟迅速做完。回家之后的活动基本上与学习无关。
夏无双:我曾经也是背着大书包的一员,直到有天我发现我有个同学每天连书包都不带,空手来上课,我才知道他把书都放在课桌的抽屉里,课间就抓紧把作业做掉,做不完再带回家,做完就空手回家。从那之后我就加入只带作业和笔盒回家的小朋友行列,到了高中之后,我的同学有一半都是这样的,因为书包实在太重了,背不动,而当时这种拉杆箱书包还没有发明出来,只有最古老的双肩包,由于书包太重了,书包的带子很容易断掉。我们这些课本放抽屉的同学们都是背着各种奇形怪状的书包来上学的,有几个特征:一、很潮,二、装不了很多东西,三、单肩挎包。
对了,我想起小学三年级的一件事了。那时我班上有个女同学卡通画得特别好,随手勾一勾图就出来了,让我很崇拜,于是我就跟着她画。其实我一年级就开始上画画班,但学的是国画,对那些花鸟鱼虫就是喜欢不起来。而卡通画就不一样,人物和动物都特别有意思,又夸张又生动。我把课本所有空白的地方都画满了,都是一边听课一边随手画的。连交上去的作业,比如数学作业,运算式旁边也會画上猫呀狗呀美少女之类的。数学老师是个五十岁左右的女老师,个子瘦瘦小小的,人特别好,从来不指责,反正运算方式是不是有错,跟旁边有没有画一点关系都没有,她可以视而不见,也不会影响她改作业。回想起来,真的非常感激她。换一个小心眼的老师,说不定会觉得是对她的冒犯哩,还不被她骂得半死?
南帆:你现在还与中小学老师联系吗?包括这位数学老师在内?
夏无双:数学老师早已退休了,我们同学都不知她的下落。其他老师偶尔还会聚聚。现在不是都有微信群吗,老师就在群里,跟大家也加了微信,平时谁有什么动静,大都能了解到。因为在外地工作,平时见面倒不多。
南帆:我就在福州工作,几十年里跟中小学老师也几乎碰不上面。有趣的是,我记住的几个中学老师都不是因为他们讲授的课程,而是因为他们能够和学生一起玩。物理老师担任我们的班主任。他讲过哪些物理知识?我想不起来了。当然,重力加速度肯定是从他那儿听来的。但是,我记住这个老师是因为他乒乓球打得好。业余选手之中,我的乒乓球水平挺不错了,中学的时候就是如此。然而,和物理老师交手,仍然胜少负多。当时我甚至胡乱猜想,他的球路如此合理,是不是与他的物理知识有关?
从初中到高中,我分别遇到两个数学老师,都是女的。初中的数学老师待人亲切细心,常常嘘寒问暖。但是,她丈夫留给我的印象远远超过了她。她丈夫是另一个班级的数学老师,高高瘦瘦的,似乎有哮喘病,每天都穿很厚的高领毛衣。让人大为意外的是,他的篮球居然打得那么好。老师之间篮球比赛,他打的是前锋位置,投篮的准确程度让我们崇拜得五体投地。高中的数学老师非常开朗活跃,高个子,戴一副眼镜,放学之后时常与学生一起打排球,每天嘻嘻哈哈。更重要的是,她丈夫是学校的体育老师,篮球打得更好。他的皮肤很黑,上场的时候用一根牛筋把眼镜拴住,满场飞奔,大声叫喊。我们最爱看他后仰投球———即将跌倒在地的时候球才出手,正中篮筐,观众一片掌声。
必须承认,中学的两个语文老师对于我从事文学工作有些潜在的影响。当时父亲患了严重的眼疾在家休养。陪同他散步的时候,父亲会说一些语文知识,例如词牌的名称,或者论说文的几条原则,等等———父亲后来也转行当上了语文老师。中学语文课的时候,一个语文老师偶然向我提问,他发现我居然懂得“满江红”和“沁园春”,大为高兴,此后不断地向我提问。为了能够在回答提问时进行完美的表演,我开始进一步搜集若干相关的语文知识。语文老师的每一次提问都能得到相对满意的回答,他宣称我是他手里的“王牌”。这无疑激发了我的虚荣心,我对于语文的兴趣开始急剧增加。我的另一个语文教师是当时的名师,他对我的作文加以肯定。于是,我的兴趣又慢慢转向了琢磨作文,这与日后的文学兴趣显然更接近了一步。前几年我曾经去看望这个老师。交谈了一会儿,他居然从抽屉里拿出一篇我当年的作文。从发黄的纸张上看到自己的幼稚笔迹和生涩的词句,我几乎热泪盈眶。
夏无双:这个很难得,老师教过那么过学生,竟然能把您的作文保存几十年,他太有眼光了。我语文老师肯定不会这么做吧?我那么烂的作文,真留了,惭愧惭愧。美术作业要是留着倒有点意思了。高中的美术老师跟我关系一直很好。他长得像胖两圈的马琳,国家队打乒乓球的那个马琳。我初中为了要考高中的美术班去他那儿补习过,后来他跟我说,刚见到我时,以为是那种很乖的女孩子,后来才发现皮得不行,特别蔫坏。他现在开了间画室,做小孩和成人的艺术培训,我很多同学大学毕业后就在他画室工作,帮他带学生。休假回家,我经常去他画室蹭吃蹭喝,跟他天南地北地唠嗑。上学的时候他很不苟言笑,也不怎么跟我们说话,毕业之后才发现他其实是一个具有冷幽默的人,而且思维很前卫,很活跃,跟现在○○后的学生也能聊得有声有色。他算是我画画的重要启蒙者,非常感激他。至少没有他那几年严格而系统的美术训练,我们都很难考理想的大学。 南帆:大学老师显然与中小学老师存在巨大的差异。如果说中小学老师的任务主要是传授基础知识,那么,大学老师的重要任务是激起学生的探索兴趣。不过,我进入大学之前当了几年知青,许多基础知识乃至学习习惯已经消失殆尽。大学生活的很长一段时间,我是一面恢复学习习惯,一面接触新的知识。当然,对付中学课程的那一套不行了,我不得不开始记课堂笔记。“七七级”同学的情况大体相似。尽管如此,大家的学习兴趣异常浓厚。我们的大部分老师非常优秀,尽心尽意地教书。当然,几位功底深厚的名师之外,还有不少老师同样多年无法从事学术研究,接触学术资料。因此,他们在课堂上传授的知识还一定程度地保留着那个年代的僵化痕迹,我甚至可以察觉到他们的仓促和紧张。
尽管我在大学期间已经开始发表论文,但知识空白点比比皆是,同时还存在许多理论上的困惑。我曾经向一些老师和同学请教这些问题,换来的常常是一副惊讶的表情。我读懂了这种表情———奇怪,怎么会有这种问题?厦门大学毕业之后,我考取了华东师范大学的研究生,跟随徐中玉先生。多少有些于心不甘,我再度向徐中玉先生提到那些理论困惑。徐先生思忖了一下说,的确存在这些问题,但是,结论需要你自己研究。这个简单的回答突然打开了我的视野。有时我觉得,我的研究生活正是从这一天开始的。结论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唤醒思想的激情。好的老师有时只要不经意说一句话,就能点亮我们的人生。
徐中玉先生现在已经一百零四岁了,前几年你不是曾代表中国现代文学馆采访过他,还拍了一些录像资料。
夏无双:是的,一个很和蔼可亲的老爷爷。那次我扛着机子去上海采访他,他思路还是很清晰的。我特地跟他合了影,还告诉他自己是谁的女儿,他呵呵地笑。忘了问他听明白了没有。
我特别赞同好老师能点亮人生这种说法。考上北京电影学院后,最初眼花缭乱的兴奋感就来自给我们上课的各科老师。我们大学很微型,师生加起来才三千多,老师各式各样的,每个系各不相同。表演系和导演系的老师比较多名人,像田壮壮、曹保平什么的。我们动漫学院的老师名气可能比不上他们,但我猜肯定比他们逗B有意思多了。我们老师自己平时也搞创作,做动漫的人,跟你们这些一板一眼地搞学术的老师应该完全不同,平时都不怎么见踪影,上课都是踏着点来,甚至有的老师还会迟到,这跟你们那个时候的老师肯定也不一样。上课的时候他们很少一本正经,脑洞开得很大,上天入地什么都能扯,甚至各种社会新闻和明星八卦也不放过。课堂是个有意思的地方,我是在大学四年里才真正体会到的,没有升学压力,也没有人逼着让你拿分数,老师一个个又这么有意思,非常开眼界,每天都哗啦哗啦地长见识,信息量很大,主要是世界观受他们影响很大。
Q哥、娴姐、廖宇兄……我们是这么喊老师的。其他学校如果估计不太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可我们觉得很自然啊,没什么大不了的。Q哥就是我们的班主任,他结婚时我们班同学能去的都去了,当亲友团,山呼海啸地闹。那时同学还流行在校舍里养宠物,我们宿舍居然还养过一只小猪,称为“香猪”,卖猪的人说养不大,就是小小的一团,其实是骗我们的。猪买来的第一天,全宿舍四个人都快疯了,您没想到吧,那么小的一只猪居然打鼾打得响得跟地雷炸似的,把我这么能睡的人都弄得根本睡不着。然后它整天还哇哩哇叽地叫,而且迅速肥大起来。实在受不了,最后就送人了。其他同学养仓鼠、小猫、小狗、小鸟、小兔甚至小虫子,五花八门的。到寒暑假回家了怎么办?都寄到Q哥家,他一下子成了各种动物的饲养员,暑假要養两个多月啊。还有次我两个室友去吃海鲜自助,结果食物中毒,回来上吐下泻,被我们送去医院打吊瓶。Q哥知道后,大半夜的居然拎了一大锅粥过来探病,我们都笑惨了。一个老师把自己弄得既像爹又像妈还要像温暖的大哥哥,真是太不容易了。我们班三十位同学,其中男生只有八位,剩下一大堆女生都不是绵羊型的,大部分都爱说爱笑爱闹,鬼怪精灵,反正不好对付。Q哥应该挺头疼的,毕业的时候我们都觉得当班主任的四年里,他沧桑了很多。
南帆:听起来你们大学生活确实很特别,电影学院嘛,还是不一样的。你们中小学乐趣太少了,这也算一个补偿吧。不仅课堂上紧张,课外生活也很单调,大量的作业,还有各种形式的补习、辅导和培训。现在的社会舆论是,不能输在人生的起跑线上。可是,如果所有家长对于孩子的人生设计彼此相似,那么,起跑线的门槛本身就会提高许多。尽管如此,音乐、绘画、外语还是吸引了多数家长,偶尔有人培训打乒乓球和下围棋。许多孩子被押去弹钢琴,可是,如果没有这个方面的天分与兴趣,就类似上刑,以至于他们恨不得砸了家里的钢琴。
我认识的一个老教授曾经撰写许多文章抨击这种现象。不久之前他叹一口气告诉我,他刚刚上幼儿园的外孙女也加入了补习和辅导的行列。周围孩子纷纷送到了各种补习班,他和他女儿终于惊慌起来了。多彩多样的人生仅仅是一种口头观念,多数人还是愿意安全地相互模仿随大流。这种气氛之中,为自己孩子选择独特的人生道路的确要有巨大的勇气。所有的教育机构共同趋向一种相似的培养模式之后,一个异类进入社会将会遇到什么?这显然是一种没有把握的赌博。许多家长担心,多年以后发现自己对不起孩子。他们不知道这些补习、辅导和培训班的真正效果,潜意识里只是求得一个安心。
夏无双:我上过的培训班好像还蛮多的,国画、书法、舞蹈、古筝,不过比起现在的小朋友来说应该是少得可怜吧。中学时周末补习班我上得最多的就是美术,尤其是高考前,简直是魔鬼训练。高三那一阵是住校,培训班却在校外,早上有时天不亮就得往外跑,而校门经常还没打开,甚至得爬围墙出去,否则就来不及赶到至少十公里外的那个培训班上课。至于文化课,我倒是很少补习,大概补得最狠的是政治课,中考前一个月突击,一周补三个晚上。另外初三时也补过数学课,数学老师是我们班主任,对我们特别对,我们几个玩得好的同学就相约了周末一起去她家补半天课,其实就是为了凑在一起聊天。老师布置我们做题时,我们就一人做一道,互相抄,多出来的时间就叽叽喳喳地胡扯,蹦蹦跳跳地闹,有一天我甚至把数学老师家的餐桌椅坐塌了。如果嘴馋了,我们也不拘束,喊一声“老师我肚子饿。”数学老师马上也会端出东西请我们吃。———哎呀说着说着,就觉得当时的情景又浮到眼前了,真有点怀念哩。你们那个时候应该是没有补习班的吧? 南帆:我当然从未参加过任何类似的活动。我的学生时代,“起跑线”等等这些观念远未诞生。家长被自己的烦心事搅得焦头烂额,根本无心过问孩子的学业。课外的时间,我们想尽办法玩乐和游戏,这些活动基本上发生于户外,必须付出相应的体力。钓鱼,养蚕,弹弓打鸟,溜到江里游泳,还有极为热衷的“打土战”。十几个乃至数十个男孩子集聚在废弃的公园,分成两拨人互相投掷土块。他们分别隐在小树林和残垣断壁背后,一方进攻,一方防守,打得不亦乐乎。有时公园里的土块消耗光了,我们会事先带上锄头,挖出满地的土块充当弹药。借用一部电影的标题,这是一些“阳光灿烂的日子”。回想起来,我们的童年与少年留下了斑斓的色彩。
但是,没有理由认为,这种形式的童年与少年没有任何阴影。损失是潜在的。这些损失潜伏在日后的工作和生活之中,甚至成为一种公民素质意义上的缺陷。当然,首先是学业荒废。许多必要的课程没有开设,例如英语。你或许想不到,我在中学里从未学过历史课程———没有开设。许多下乡知青一起参加高考,但是,中小学教育的缺陷让他们根本无法应对考卷。另一方面,缺乏必要的文明和礼仪训练,粗野是许多人的基本品质之一。长大成人之后,这种品质很容易发展为江湖气。真诚、信守诺言、规矩意识,这些观念从未进入视野。至于宗教、历史、艺术、科学更是远隔千山万水,许多人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些人类文明成果的存在。
夏无双:有课外书吗?
南帆:没有,家长也顾不过来这些事。无书可读的日子里,常常会产生一种阅读的渴望,見到一本书觉得无比珍贵。我记得小学的时候曾经弄到几本《水浒传》的连环画,几个好朋友轮流传阅。这些连环画快被翻烂了,我们就找来了一叠透明纸,一张张地描下来,重新订成一本。传说那个年代不少人为了阅读,撬开了关闭的图书馆偷盗书籍。我和小伙伴没干过这种勾当,大家手中只有七八本连环画作为私有财产。如果哪一个人没有将他的连环画和大家共享,我们就要和他翻脸。
到了中学之后,我读到了一些小说。中国的,外国的,良莠不齐。这些小说在几个要好的同学之间秘密流传,通常拿到后,在手上停留的时间只有一个晚上。我们很快养成了狼吞虎咽的阅读习惯,几百页的书一个晚上读完。坐在路灯下阅读或者打手电筒在被窝里阅读都是家常便饭。由于这些书籍经手传阅的人太多,整本书都翻烂了。绝大多数书本没有封皮,通常前面和后面都丢了十来页。许多小说读过之后,根本不知道书名是什么。多少年之后又在大学里遇到一些名著,读了几页之后恍然大悟———这本小说我曾经读过。我曾经在散文里写过一个笑话:下乡插队之后,我偶然在一个知青的房间里读到一本“黄色手抄本”———薄薄的一个笔记本全是男女恩爱片段的摘抄,看得我面红心跳。日后在大学的图书馆里发现,这些摘抄全部来自茅盾的小说。
平时没书读反而对于文字产生了一种贪婪和亲切感,这种爱好一直维持到下乡插队。乡村的日子里,往往很长时间见不到文字。偶尔捡到一张破报纸,就会将报纸上的每一个字都读过。回到城市探亲,每天都会到街头的报栏上读报。不是对报纸上的内容有多少兴趣,而是制造与文字相遇的快乐感觉。你们这一代人已经体验不到如饥似渴的疯狂阅读了,这就像过多的食品反而败坏了胃口。
夏无双:这倒是,我们从小都没缺过书,读都读不过来。我的课外读物基本上是漫画和推理小说,从初中看到大学。小时候看《哆啦A梦》《樱桃小丸子》,大一点看《美少女战士》《灌篮高手》,再大一点看《圣斗士星矢》《五星物语》。基本上有名的没名的、少年的少女的漫画我都看了个遍。我小时候开始就很喜欢看破案推理,大概是因为我小时候除了《还珠格格》之外第一部看的电视剧是《鉴证实录》吧,甚至我的童年梦想是当法医。还有就是我最喜欢的《哈利·波特》系列了,第一次看到这本书是在我们当地的一个报纸上,我还在上小学,当时貌似我是在去上古筝课的路上,正好我妈在看报纸,我就顺便瞥了一眼,当时《哈利·波特》刚在中国上市,报纸上做宣传,有部分选节,我看了之后,扭头就跟我妈说要买,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哈利·波特4》是在我初二左右发售的,在等待哈4的过程中,我把1至3卷都快翻烂了,甚至因为英文版比中文版先出,实在等不及了,就买回英文版看。我那时初中英语水平哪看得懂?基本上等于看天书,抱着个字典边查字典边看,仍然不行了。好歹看了二十几页,这时中文版发售了,我立刻抛下英文版,买了本中文版回来。学文化课要是有看《哈利·波特》这种劲头,估计我也能考清华北大了。后来我还跟我妈说:你咋不写《哈利·波特》这种小说?我妈鼻孔哧哧的,好像还挺不屑。
当时觉得,一边看漫画书一边吃零食,这就是人生的最大乐趣了。
南帆:你们有零食可吃,幸福呵。你大约猜想不到,我的中学生活几乎每一天都会遭受食品问题的困扰。当年城市人口的口粮定量供应,我的定量是二十四斤,也就是每天八两左右。中学开始长身体,伙食之中肉蛋之类副食品极少,因而我每天至少要消耗一斤粮食。缺少的部分怎么办?居住在家里,其他家人调剂一下,勉强对付得过去。然而,四年的中学生活,差不多一年左右的时间居住在分校,问题于是出现了。
我中学的分校在北面郊区的大山里,由四五幢黄泥土屋构成。我们几乎每年都要赴分校,每次三个月到两周不等。夏天的白天气温高,我们时常夜间徒步行军到分校。行走的时间大约是八个小时,师生一律如此。一列纵队走在山间的沙路上,走着走着就睡着了,直到一头撞在队列之中前一个同学身上才醒过来。居住在分校的主要任务是见习农活。下乡插队之前,大部分农活我都干过,这是分校的功劳。分校还接触到一些城市生活看不到的东西,例如老蛇。山区各种蛇很多。一个雨天,蛇居然爮到了学生木架床上,一片喧哗。
分校劳动量大,饭量也随之增加,每天一斤甚至也不够。可是,粮票呢?每天八两定量之外,根本无法再找到六斤粮票,何况某些月份的三十一号又多出了一天。钱财可能多多益善,太多的粮票未必有用。可是,每一个月都要少六斤,一个月一个月积累起来真是一个让人头痛的问题。没有什么可吃的,心烦意乱,一个好胃口甚至让自己讨厌自己。好吧,我还是先按每天一斤规划生活,早晨二两,中午和晚上各四两。即便如此,晚上睡觉之前已经开始饿起来,有时会饿得睡不着。我的记忆中,中学时代好像每天都没有吃饱过。
许多家长都会给上分校的学生带一些点心,最为流行的是猪油炒面粉。晚上饿起来的时候,舀几勺炒面粉兑上开水,这是美味佳肴。可是,大多数学生肯定在一周之内吃完了炒面粉。有一回分校旁边村子里的小卖部打翻了酱油缸,一些浸泡过酱油的饼子降价出售,重要的是不要粮票。许多同学闻讯前往抢购,我也抢到了几块。我把这几块饼子藏在布袋吊在床头,没想到竟然让老鼠偷吃了一半。收工回到宿舍,意外地发现床头的布袋不断地摇晃。我愣了一会儿才醒悟过来,箭步上前攥住布袋口。一只老鼠从里面跳出来,踏在我的胳膊上逃走了。这些细节至今历历在目,可见“吃”的问题在我的无意识之中深深地扎根。你们这一代人最大的快乐是,胃不再成为自己的负担,尽管你们可能根本意识不到这个快乐。
夏无双:这也太惨了吧,我的学生时代真的没有这个情况,当时学校周围都是各种小卖铺、小吃店,我们每天上学之前在小卖铺买零食上课吃,下了课,一起走的小伙伴轮流请客,大家在小吃店喝奶茶、吃关东煮、铁板烧什么的,装了满满一肚子再回家,或者碰到麦当劳汉堡买一送一就一起去吃麦当劳,每天都非常腐败。重要的不是有没有东西吃,而是什么好吃。
南帆:看来两代人最明显的区别应该就是肚子了。城市独生子女基本是被充足食物填塞到发腻,这也许是我们这一代人下意识的过激反应。我们饿过,就怕自己的孩子也饿,却大多忽略了你们精神是否吃饱。今天我们围绕着校园谈了许多,既有比较,又有感叹,似乎都有些刹不住车的感觉。我知道还有不少有趣的话题,回头再继续吧。(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