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最近看到《中国共产党第一至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名录》，在六大的代表中记载有孟用潜。这又一次勾起我对这位忘年交的深切怀念，也使我因他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残酷迫害而感到的无比愤怒与锥心悲痛再次涌上心头。
　　孟用潜生于1905年河北省深县，原名孟坚，是长期从事白区工作的一位领导同志。他青年时代就投身革命，大革命失败后奉派到福建省，任青年团省委书记。1928年春，当选为福建省参加六大的两名代表之一。会后去东北，任满洲省委组织部长，协助时任书记的刘少奇工作。在东北期间曾两度被捕，一次是同刘少奇，一次是同陈潭秋。他们在狱中坚持斗争，保守党的秘密，两次都由党组织成功营救出狱。1932年他被派往西安，曾任陕西省省委书记。一年后调到平津地区开展工作，代理过河北省省委书记。抗战胜利后一度去上海市工作，1948年调回解放区，任华北供销合作总社主任委员。建国后任中央合作事业管理局局长、全国工商联副主任委员等职；1950年11月起任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副主任，直到1956年“上书言事”受到毛主席批判和免职为止。
　　1950年毛泽东访问苏联时，斯大林建议中国立即任命驻联合国常任代表和组建代表团。毛泽东指派中央政治局委员张闻天为代表和团长，副团长李一氓、秘书长刘贯一，军事参谋团代表耿飚、托管理事会代表冀朝鼎、经社理事会代表孟用潜，以及陈忠经、钱三强、王铁崖等一批专员和几十名各方面的工作人员，我也是其中一个。孟用潜为人老成厚道，没有架子，见人总是笑眯眯的，代表团的人就叫他“孟夫子”。后来联合国去不成，代表团解散，他留守原岗位未动，我跟张闻天去了驻苏联大使馆。
　　建国后，毛主席和党中央实行“全盘苏化”。农业上学苏联，就是大搞集体化和剥夺农民为城市及工业建设积累资本。1956年，是毛主席推行大办农业合作化，同时还要对粮、棉、油实行定产、定购、定销，把主要农产品掌握在政府手里，也就是此后实行多年、严重阻碍农业生产和长期影响人民生活的“统购统销”。对“统购统销政策”当时有许多人想不通或不以为然。孟用潜就是其中代表人物之一。他长期从事工农运动和供销合作事业，对合作化问题有很深研究和很高造诣，对农村经济也有独到见解。他认为，“三定”很难准确，“定产”和“定购”容易偏高，“定销”可能保证不了，这就会造成农产品物流不畅，特别是贫困户得不到解决温饱的返销粮。而且铺的面太宽，要求又急，很容易出纰漏，因此建议还是用加强供销合作的方法发展农业，比较稳妥，也见效快。于是他就给中央写了一封信，反映自己的看法。结果被扣上“反对统购统销”的帽子，于1956年4月被免去了全国合作总社副主任的职务，回家待业。
　　对于孟用潜不赞成“统购统销”，毛主席极为恼火。直到1957年1月18日，他还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批评说，“有些党员，过去各种关都过了，就是社会主义这一关难过。有这样典型的人，薛迅就是一个。她原来是河北省省委副书记、副省长。她是什么时候动摇的呢？就是开始实行‘统购统销’的时候。她坚决反对，无论如何要反对。还有一个，就是全国合作总社副主任孟用潜。他上书言事，有信一封，也坚决反对‘统购统销’。”
　　孟用潜对于免职一事并不特别在意，不过对闲居家中不干活儿总觉得有点闷，幽默地称自己是“坐家”（作家的谐音）。由于我这时已从驻苏联使馆回到外交部工作，所以他就常找我聊天。每次谈到他的“上书言事”，总显得不大在乎。但他并不认为自己有错，也不同意毛主席的批评。只是很少提对毛主席批评的意见，而是多次表示了对陈云的不满，认为他不懂农民和农村经济。
　　大约是1957年4～5月，他们夫妇接连3次来我们家串门。直到最后一次，他的夫人赵韵霭才说，孟夫子是有事要找你谈。什么事呢？原来是他被免职后，中央决定让他到天津南开大学当校长，他不大愿意去，听说外交部正在筹建国际关系研究所，他想来搞点研究工作，要我帮他向张闻天反映。我表示完全赞成。
　　对于孟用潜自愿来研究所坐冷板凳，张闻天自然欢迎。所以等我一说完，他就当即拿起电话同刘少奇谈。刘少奇表示同意，并让他找中组部部长安子文办手续。结果办得很顺利，6月5日孟用潜就已走马上任了。
　　1959年庐山会议以后，我因受张闻天牵连被戴上“反党宗派”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帽子。我受到严重处理后，外交部领导成员中唯一来看望过我的就是孟用潜。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外交部党委就沿用过去领导政治运动的老办法，一方面抛出他们自己内定的35名“牛鬼蛇神”作为重点交群众批斗，其中包括外交部党委成员孟用潜、王炳南、陈家康和一批司、处级干部，当然少不了我这个“老运动员”；另一方面就是向一些单位派出工作组，发动群众，批斗“牛鬼蛇神”。孟用潜首当其冲，成为外交部第一个“文革”牺牲品，也是10年“文革”中受到全外交部大会残酷斗争最凶的一个。
　　按照外交部党委的部署，1966年8月要对孟用潜在外交部和他分管的研究所、出版社连开3天批斗大会。第一天的会在外交部举行。作为“群众专政”对象，我是被勒令必须参加的。只见主席台横幅上写着“声讨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孟用潜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罪行大会”。主持人为乔冠华副部长。他指着孟用潜说，“今天才知道你是人还是鬼。”安排的发言人有副部长韩念龙、部长助理宦乡、龚澎、工作组组长柳雨峰和副组长王珍等。开会时，孟用潜被叫到主席台上接受批判。台下布置有人领呼口号。突然间有人喊：“孟用潜跪下！”主持人也就当即责令他跪下。后来，发言者提到谁，谁就得跪到台前陪斗。每人都给戴上事先准备好的高帽子，还手拄两根哭丧棒（白纸糊的木棍）。孟用潜戴的高帽，周围暗藏图钉，戴上去用手一按，就满头流血。发言结束，他要在外交部内游斗，由站立两边的群众任意踢打和侮辱。游斗了没多久，孟用潜晕倒在地。从此以后，他就住进牛棚，供随时揪斗和审问。
　　毛主席和党中央（表决时的与会中央委员除陈少敏一人外都举手同意）在“文革”中对刘少奇的定性是“叛徒、内奸、工贼”。“变节”的关键就是在沈阳的那次被捕，主要的证人又是一起被捕的孟用潜。随着刘少奇的被隔离看管，孟用潜也于1967年5月22日被“中央专案组”隔离审查，逼供作伪证。据他的女儿孟苏说，他是被公安部正式逮捕走的，从此就一直被押在狱中，接受残酷的刑讯逼供，要他承认同刘少奇在沈阳被捕后叛变了。由于他拒不承认，所以在狱中受尽摧残和折磨，直至变成痴呆、丧失记忆，生活不能自理，大小便有时失禁。
　　至于作为刘少奇在沈阳被捕叛变的那件主要“证明”，到底是怎样搞出来的，我就听到过3种说法：一是说孟用潜在长期残酷刑讯逼供和诱供下被迫按“专案组”的意思写了一个供词；一说是“专案组”先写一个供词，强迫他照抄一遍；三是他夫人赵韵霭说，供词是用他在狱中所写交代的字拼凑而成，然后强摁画押。到底是哪一种，无法肯定，但后来在为刘少奇平反时说他翻供了20次却是事实。出狱后的头几年，他有时大脑并不完全糊涂，还说过一些狱中情况。如说他写的东西不合乎他们需要时，他们就当面撕得粉碎，再把碎纸塞进他的口中，使他张不开口。说得最多的是，“专案组”拿出来的东西不是他的意思。他也骂当时的公安部部长，多次说那些搞专案的和看管人员很坏。
　　1978年，孟用潜得到平反，被释放回家，后来还当选为第四届政协委员。但是外交部领导对他们亲手造成的第一桩冤案却并不在意，只是让总务司在顶银胡同外交部最差的宿舍给他安排了一间小平房。我得知孟夫子出狱后就立即去看他，看到他躺在床上胡子拉茬的样子和那间破烂小屋的环境，首先反映在脑子的印象就是他和坐牢差不多。他住在顶银胡同实在不方便，不久就搬住到了报房胡同69号外交部宿舍的两居室里。据赵韵霭说，这是由他的女婿于光远交涉的结果。
　　由于赵韵霭的精心护理，他的身体逐渐好转，穿戴也整齐起来，房间也收拾得像个“家”的样子。我每次去，他除了笑容满面表现高兴外，几乎没说过什么话。赵韵霭是他记得的少数几个人之一。
　　孟夫子在家住了不到两年，赵韵霭因精神压力和操劳过度，突然得脑溢血病故。这一下，孟夫子就再没人精心护理了。但他对这一重大变故已失去知觉，并不在意，病情也越来越重，终于完全痴呆，被送进北京医院，变成了植物人，直到1985年8月8日病逝。
　　（摘自世界知识出版社《何方谈史忆人：纪念张闻天及其他师友》 作者：何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