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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我国1993-2013年省级面板数据利用固定效应回归和工具变量法对贸易开放、产业集聚与城镇化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三者之间存在着长期的均衡关系。其中贸易开放与城镇化之间存在显著“U”形关系，且我国正处于该曲线的右半部区间；而产业集聚与城镇化之间则存在显著的倒“U”形关系，且我国正处于该曲线的左半部区间。就业创造、产业升级、投资拉动、收入分配四大效应均促进城镇化的发展，影响力从大到小依次为就业创造效应、产业升级效应、投资拉动效应和收入分配效应。未来我国应抓住供给侧改革的机遇，在加快推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优化产业结构基础上，继续扩大贸易开放，不断降低贸易成本，积极承接世界产业转移，充分发挥四大效应的作用，促进产业集聚发展，增强城市吸纳劳动力的能力，带动城镇化协调发展。
城镇化；贸易开放；产业集聚；固定效应模型F741；F26923；F291
A0008-08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14BJY047）；中南财经政法大学2015年度“研究生创新教育计划”博士生科研创新课题（2015B0309）
〔作者简介〕罗良文，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梁圣蓉，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湖北武汉430073。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贸易开放水平逐年上升，货物进出口总额从1993年的1957亿美元增加到2014年的430304亿美元，翻了2098倍，贸易依存度达417%，为全球最大贸易体。工业稳定发展，总量位居世界第一，形成了大量的产业集聚，且集聚程度逐年增高。城镇化进程快速推进，从1993年的2799%提高到2014年的5477%，达到世界平均水平。经验数据表明，贸易开放度高的东部地区，产业集聚水平、城镇化水平也远远高于贸易开放度低的中、西部地区。这似乎意味着贸易开放提高了产业集聚和城镇化水平。但事实真的如此吗？贸易开放、产业集聚与城镇化三者之间的关系究竟是怎样的？这正是本文要研究的问题。
二、文献评述
关于贸易开放与城镇化的研究。传统研究大多从产业、人口、区域环境、制度、土地等角度解释城镇化现象，事实上贸易开放与城镇化之间由于在理论上难以找到直接的因果关系，所以他们之间的循环累积效应往往被忽略（徐静，2013）。〔1〕大多数文献认为，贸易开放促进了城镇化水平的提高，例如，Hanson（1998）认为，对外开放对城镇化具有重要的正向促进作用。〔2〕Zhang（2002）认为，除工业化和政策因素外，经济增长、结构调整，特别是贸易开放，是中国城镇化的主要推动力〔3〕；Huff（2011）认为，全球化是南亚国家城镇化过程中最重要的因素，沿海大城市形成的原因在于其地理位置能够缩小国际贸易的运输成本。〔4〕郭东杰、王晓庆（2013）认为对外贸易反映了产品的外部需求，其就业创造能力和收入效应均能影响城镇化进程，并通过实证得出了贸易依存度每上升1%可带动城镇化率提高002%的结果。〔5〕熊灵、魏伟、杨勇（2012）认为贸易开放度的提升更有利于人力资本积累水平较低地区的经济增长，即这些地区可以通过提高人力资本积累水平提高地区经济增长率，也就是说贸易开放可以提高地区人口城镇化率。〔6〕也有一部分文献认为，贸易开放与城镇化之间的关系与城镇化水平、贸易成本等因素有关系，例如赵金华等（2009）发现对外贸易规模对城镇化水平高的省份影响显著，对城镇化水平低的省份影响不显著。〔7〕谢治春（2015）构造了28个国家1991-2011年的面板数据进行研究，发现对外贸易所引起的人口聚集与城镇化之间呈现倒“U”形关系。〔8〕显然，国内外学者的实证研究结果没有一致的结论，对外贸易与城镇化的关系也难以简单地归结为正相关或负相关，原因在于内在传导机制比较复杂，存在着非线性关系。
关于产业集聚与城镇化的研究。目前越来越多的国内外学者开始关注产业集聚与城镇化之间的关系，取得了一定的研究进展。大多数学者认为，产业集聚与城镇化均表现为空间集聚，产业集聚使大量的人口、资源向城市聚集，从而可以促进城镇化水平的提高。例如，产业集聚的奠基人Marshall提出了产业集聚通过发挥产业区内辅助性配套产业、协同创新环境、专业化劳动力市场等一系列优势产生外部规模经济，促进城市化发展的理论。Mills，E.S.，and Hamilton（1994）通过构建城市形成模型，认为城市形成与城市化发展的动因在于产业的区位选择与集聚过程。〔9〕Fujita等（1999）认为产业集聚能辐射和带动相关支持性和辅助性产业的发展，进而形成专业化集聚区的圈层网络，在促进都市型集聚区与专业化集聚区融合的基础上，进一步形成具有特色产业集聚群的大都市产业经济集聚区。〔10〕刘铮（2011）认为是以制造业为核心的产业集聚带动人口集聚，并促进大城市郊区的小城镇迅速发展。〔11〕赵昕（2011）认为城市化的表现形式是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但如果没有产业发展对人口的巨大吸引力，人口的集聚很难实现。〔12〕范剑勇（2006）认为产业集聚的好处体现在城市范围的区域，具有规模报酬递增特征的城市起到了“仓储系统”的作用，其产业集聚效应最终体现为产品的单位平均成本下降。〔13〕也有部分学者通过实证分析认为，产业集聚对城镇化的影响取决于集聚水平的高低。例如，陆根尧、符翔云（2011）利用省级面板数据建立固定效应模型，在对产业集聚与城市化两者之间进行总体分析的基础上分别对我国东、中、西部地区进行分析，得出了产业集聚对城市化的推动力度会随着产业集聚程度的提高而呈现先变大后变小趋势的结果。〔14〕魏玮、马松昌（2013）认为产业集聚与经济增长呈现倒“U”形曲线关系，适度集聚带来规模经济，过度集聚则会引起规模不经济。〔15〕杨林、袁鑫、滕晓娜（2014）通过三类区域产业集聚与城镇化内在相关性的面板数据分析，发现整体而言，山东省产业集聚与城镇化曲线呈倒“U”形，且三类区域的产业集聚都与最佳规模差距呈现非均衡性。〔16〕综上所述，产业集聚对城镇化的影响难以简单地归结为正相关或者负相关，而应该认为其内在传导机制比较复杂，也可能存在着非线性关系。 关于贸易开放、产业集聚与城镇化三者之间关系的研究。对外贸易、产业集聚与城镇化三者之间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关联性，但在理论上难以找到直接的因果关系，所以研究贸易开放度、产业集聚与城镇化三者之间关系的文献较少。徐静（2013）认为在贸易开放度非常低时，由于贸易成本过高、市场规模较小等原因的影响，制造业和高技术产业聚集的离心力大于聚集力，阻碍城镇化水平的提升。而随着贸易的进一步开放和贸易规模的扩大，聚集力会逐渐大于离心力，进而提升制造业等在东部地区的集中程度，有利于城镇化水平的提升。因此经济开放较早、贸易开放度较高的东部地区，城镇化水平远远高于贸易开放度较低的中部和西部地区。但是贸易开放度并不直接作用于城镇化，而是通过产业集聚效应、产业升级效应、就业创造效益和收入差距效应促进城镇化发展。〔17〕不过该项研究没有进行实证分析。
总体而言，国内外学者关于对外贸易对城镇化的影响和产业集聚对城镇化的影响已有较为详细的研究，但是现有文献中关注对外贸易、产业集聚与城镇化三者之间关系的却较少，特别是用数据实证三者关系的成果更少。因此，本文基于1993-2013年省级面板数据，分析对外贸易通过作用于产业集聚影响城镇化的机理，进而实证分析对外贸易、产业集聚与城镇化三者之间的关系。
三、贸易开放、产业集聚对城镇化的作用机理
空间经济学的国际贸易理论将贸易开放对产业集聚的影响建立在“规模效应”和“不完全竞争”的假设上，认为产业集聚现象是向心力与离心力共同作用的结果，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当贸易开放度较低时，即处于OAEC区域内时，贸易成本过高、市场规模过小，使产业集聚的向心力小于离心力，对城镇化的促进作用较小；第二阶段，随着贸易开放度的不断提高，贸易规模逐渐扩大，即超过E点，进入EF区间时，贸易成本降低，产业集聚的向心力大于离心力，并在中心-外围效应影响下，促进城镇化发展。第三阶段，贸易规模不断扩大，但一旦超过F点进入第三阶段，向心力又开始小于离心力，即产业集聚达到一定程度后，单位土地面积的人口密度与经济活动密度超过城市的资源环境承载力，随之带来交通、环境等方面的城市问题，产业开始向外迁移，导致企业吸纳就业数量下降，城镇化发展受到抑制（见图1）。一般情况下，贸易开放影响产业集聚作用于城镇化的途径主要受到产业结构、就业创造、收入分配、投资等效应的影响。我们不妨先从理论的内在逻辑上厘清四大效应究竟如何分别在贸易开放、产业集聚、城镇化之间发挥作用的。
1.产业升级效应
贸易开放的要素积累效应能够促进产业升级和集聚，也能够促进城镇化发展。随着贸易开放度的不断提高，生产要素的积累效应使贸易开放度高的优势区域获得了更多的资本、劳动力、技术等要素投入，从而其产出增加，优势产业的份额也逐步提高。而要素积累的回波效应则吸引更多的生产要素，进一步促进产业升级与集聚，加速城镇化发展。同时贸易开放的市场效应能够使行业成本降低，促进产业升级。一方面，在贸易开放的影响下，优势区域的市场规模得以扩大，行业平均成本降低，优势产业快速发展，从而提高工业化和城镇化水平；另一方面，要素积累使城市有条件对基础设施进行大规模投资，带来运输成本和贸易成本的降低。同时，随着贸易自由化的发展，各种行政性干预逐渐减少、贸易壁垒逐渐消除，政策成本大大降低。而贸易开放的技术外溢效应则起到了加速产业集聚作用。随着贸易开放度的提高，通过学习、模仿和吸收进口产品的新技术，带来技术溢出效应，形成信息、知识和技术的共享集聚，促进技术密集型产业在该区域的集聚，加速城镇化的发展。
2.就业创造效应
赫-俄-萨定理（H-O-S定理）指出贸易开放会使一国出口部门的产出得以扩张，并因工资提高而吸引国内生产要素跨部门流入。在FDI不断流入我国优势区域的过程中，对外贸易的偏向性使该区域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突破传统资源禀赋的限制，呈现加速成长与扩张之势，从而吸引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导致该地区人口迅速增加。在古典学派的劳动价值学说中，劳动生产率是国际贸易的重要决定因素，FDI偏向性的对外贸易可以充分利用这些剩余劳动力进行劳动密集型产品生产，促进城镇化的发展。
3.收入分配效应
斯托尔珀—萨缪尔森定理指出，对外贸易会使出口行业中密集使用的生产要素的报酬提高，而使进口竞争行业中密集使用的生产要素的报酬降低，即富裕要素的所有者从贸易中获利，而稀有要素的所有者因贸易而受损。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出口产品主要是食品和矿物原料等初级产品以及劳动密集型产品，这些产品出口会增加对非技能劳动力的相对需求，进而提高进城农村劳动力的收入，促使更多农民工进入城市，促进城镇化发展。
4.投资拉动效应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贸易、投资一体化是必然趋势，即对外贸易与外商直接投资同时存在或融为一体。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认为，国际贸易与国际投资既相互替代、又相互促进。随着我国贸易开放度的不断提高，优势区域吸引了大量外商直接投资，在外商直接投资的推动下，制造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迅速发展，产业集聚速度加快，带动了相关设备、关键零部件和原材料出口，使潜在的比较优势得以发挥，在增强生产和出口能力的同时，也带动了更多人就业，促进了城镇化发展。
当对外贸易对产业集聚的向心力大于离心力时，区域内便产生产业升级效应、就业创造效应、收入分配效应、投资拉动效应，促进城镇化发展。反之，当对外贸易对产业集聚的向心力小于离心力时，则存在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贸易开放初期，贸易成本过高，对城镇化的影响较小；另一种情况则是对外贸易规模过大，在产业集聚达到饱和时，会产生产品市场、要素市场、企业内部市场的恶性竞争，导致产业向外迁移，抑制城镇化发展（见图2）。
综上分析，贸易开放、产业集聚与城镇化三者之间的关系难以简单地归纳为正相关或负相关，其内在的传导机制比较复杂，但是究竟贸易开放、产业集聚与城镇化是否存在相关性？是线性关系还是其他关系？要回答这些问题，需要进一步利用我国历年的分省数据进行实证分析。 四、模型设定与数据处理
（一）模型设定
本文从我国省（市区）出发考察贸易开放、产业集聚与城镇化的关系。根据上文的分析，贸易开放、产业集聚与城镇化之间的相关性可能存在多种模式，解释城镇化时不能单一地考虑贸易开放和产业集聚的一次项影响，从计量经济学和实证分析的角度看，引入贸易开放和产业集聚的平方项可以观察到这两个要素与城镇化之间是否存在线性或“U”形或倒“U”形关系，如果在实证检验中，贸易开放和产业集聚的平方项能够通过显著性检验，则表明仅仅用正相关或负相关简单概括三者之间的关系是不够的，所以本模型将引入对外贸易和产业集聚的平方项；另外，本文还将产业升级效应、就业创造效应、收入分配效应、投资拉动效应引入模型，其计量模型见式（1）。
InURit=c+β1ilnAGGit+β2i（lnAGGit）2+β3ilnTRit+β4i（1nTRit）2+βxXit+fi+γt+εit
（1）
在式（1）中，下角t代表时间，下角i代表本研究选取的我国30个省（市区）的代号，γ代表不随时间变化的地区固定效应，f表示不随地区变化的时间固定效应，ε为误差项。UR表示城镇化水平，AGG表示产业集聚，TR为贸易依存度，其中AGG和TR为主要解释变量。X为可能通过贸易开放和产业集聚影响城镇化进程的次要解释变量，主要包括产业升级效应（IN）、就业创造效应（EM）、收入分配效应（DIF）、投资拉动效应（FIX）。另外，因为城镇化发展的直接动力来自经济增长，所以本模型将经济发展水平（GDPP）作为控制变量引入模型。
（二）数据处理与来源
1.城镇化水平（UR）
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和可比性，采用国际通行的城镇人口数占总人口数比重衡量城镇化水平（UR）。由于我国2005年才开始统计城乡人口，因此本文以户籍统计的各地区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衡量城镇化水平。
2.产业集聚（AGG）
学术界关于产业集聚程度的经典统计指标主要包括行业集中度、区位熵、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空间基尼系数，以及E-G（1997）开发的产业集中程度指数、DO指数等，其中区位熵在分析区域优势主导产业中被广泛应用，本文选用区位熵计算产业集聚程度。区位熵是指一个地区特定部门的就业人数在该地区总就业人数中所占比重与全国该部门就业人数在全国总就业人数中所占比重的比率，其表达式为：
AGGij=Xij/ΣiXij
ΣiXij/ΣiΣjXxj
Xij表示j地区i产业的就业人数，iXij表示j地区总就业人数，jXij表示全国i产业的总就业人数，ijXij表示全国所有产业的就业人数。本文选用各城市第二产业就业人数区位熵衡量各区域产业集聚水平。如果区位熵大于1，表示该区域产业集聚现象比较明显；反之，如果区位熵小于1，则表示该区域产业集聚现象比较弱。
3.贸易开放（TR）
贸易开放用贸易依存度表示，贸易依存度用各省（市州）进出口总额与GDP比值衡量，各省（市州）数据均用年平均汇率换算成人民币，再根据各省市GDP数据得出贸易依存度。
4.其他影响因素
其他影响因素包括次要解释变量与控制变量，其中产业升级效应（IN）、就业创造效应（EM）、收入分配效应（DIF）、投资拉动效应（FIX）为次要解释变量，经济发展水平（GDPP）为控制变量。产业升级效应（IN）用第二、三产业与GDP比值表示，就业创造效应（EM）用第二、三产业就业人数与总就业人数比值表示，收入分配效应（DIF）用城镇居民收入与农村居民纯收入比值表示，投资拉动效应（FIX）用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占固定资产总投资比值表示；控制变量经济发展水平（GDPP）用人均GDP表示。为了消除物价因素影响，我们以1993年为标准进行了消胀处理。
以上是本文涉及的所有变量，由于西藏数据缺失比较严重，所以本文实证样本采用我国内地1993-2013年其他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估计式（1）。表1是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五、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单位根检验
在实证分析中，对变量进行自然对数处理不但不会改变变量间原有的协整关系，而且可以消除变量的异方差，因此本文对所涉及的变量均进行自然对数处理。另外，面板数据是否平稳是进行回归分析的重要前提，为了避免实证分析时出现伪回归现象，首先对模型中的各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本文使用LLC检验、Fisher-ADF检验和Fisher-PP检验方法对面板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结果见表2。模型中所涉及的变量均通过了三种检验，因此可以用这些变量进行面板回归分析。
（二）回归估计
接下来我们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实证分析贸易开放、产业集聚对城镇化的影响。为了比较含贸易开放与产业集聚平方项与不含平方项模型的估计效果，本文选择了不含平方项的模型估计和含平方项的模型估计。同时为了消除平方项所带来的多重共线性问题，先将解释变量中心化处理，即将
1nAGGit及其平方项（1nAGGit）2分别减去各自的均值（1nAGGit———————）和（1nAGGit）2————————，
然后进行回归估计，见式2。面板数据模型通常有三种形式：混合效应模型（NE）、固定效应模型（FE）和随机效应模型（RE）。为了选择最合适的面板模型进行检验，需要利用F检验和Huasman检验确定面板模型的类别，用F检验进行混合模型和固定效应模型的比较，用Huasman检验判断应选择固定效应模型还是随机效应模型，根据F检验和Huasman检验在5%的显著水平，含平方项和不含平方项的回归模型均应选择固定效应模型。最后用Kao（Engle-Granger based）检验对面板数据根据回归方程进行协整检验，并判定模型的总体拟合度，结果见表3。 1nURit=c+β1i（1nAGGit-1nAGGit—————）2+β2i〔（1nAGGit）2-（1nAGGit—————）2〕+β3i（1nTRit-
1nTRit—————）+β4i〔（lnTRit）2-（lnTRit2————）〕+βx×it+fi+ri+Σit
（2）
1.从调整后的R2，F统计量和Kao检验等结果可以看出，不含平方项的lnTR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含平方项的所有变量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说明含平方项的回归模型总体拟合度优于不含平方项的回归模型，含平方项的回归模型在1%显著性水平下通过了协整检验，说明贸易开放度、产业集聚对我国整体城镇化存在着长期均衡关系，且为非线性的“U”形关系。
2.β1=0035934，β2=0004278。对外贸易（lnTR）一次项β1和二次项β2的符号均为正，在1%水平下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且没有引入平方项时对外贸易（lnTR）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引入平方项后反而通过检验。这一结果表明我国各省份之间的对外贸易与城镇化之间存在U形关系。具体来说，在贸易开放度非常落后的地区，由于贸易成本过高，市场规模较小等原因，对外贸易对城镇化的促进作用较小；而在贸易开放度较高的地区，贸易成本降低，市场规模变大，对外贸易会促进产业集聚，提高城镇化水平。根据二阶偏导等于零这个条件，很容易确定该“U”形曲线的最小值所对应的数字是0014998的贸易开放度水平，而我国贸易开放度水平已经远远超过这一水平，说明贸易开放度对城镇化的影响处于“U”形曲线的右边，即随着贸易开放度的提高，城镇化水平将持续提高。
3.β3=0267684，β4=-0156992。产业集聚（lnAGG）一次项β3为正，二次项β4为负，且都在1%水平下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在我国各省（市州）中，产业集聚与城镇化之间存在复杂的关联，抛物线开口向下，产业集聚与城镇化之间存在倒“U”形关系。具体来说，当产业集聚水平不太高时，产业集聚会带来就业水平的提高，从而带动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但是，当产业集聚达到一定程度后，则会导致单位土地面积的经济活动和人口密度过大，超过城市资源环境的承载力，带来环境污染、交通拥堵等问题，产业选择会向外迁移，反而使城镇化水平下降。根据二阶偏导等于零这个条件，确定该倒“U”形曲线所对应的最大值是2345598，在1993-2013年，我国产业集聚水平距离“U”形曲线对应的最大值还有一段距离，说明产业集聚对城镇化的影响处于倒U形曲线的左边，即随着产业集聚水平提高，城镇化水平将继续提高。
4.产业升级效应（lnIN）、就业创造效应（lnEM）、收入分配效应（lnDIF）、投资拉动效应（lnFIX）对应的系数依次为0613137、0656289、0047533、0098043，且均通过了1%显著性检验，说明这四大效应对城镇化的影响均为正，且影响力的大小依次为就业创造效应、产业升级效应、投资拉动效应、收入分配效应。之所以为这一情况，其可能的原因是在贸易开放影响下，区域贸易成本逐渐下降，市场规模逐渐扩大，吸引了大量投资，使制造业在该地区集聚，加大了产业关联度。而收入分配效应则对农村劳动力有吸引，产生就业创造效应，最终形成良性循环，促进城镇化发展。控制变量经济发展水平（lnGDPP）的系数为正，说明经济水平和城镇化水平呈正相关关系，这与实际情况相符。
（三）稳健性检验
为了进一步验证贸易开放、产业集聚对城镇化的影响，同时为了消除内生性对结论的影响，本文进一步采用面板工具变量法进行回归，由于产业集聚、对外贸易等变量对城镇化的影响可能存在一定的滞后效应，我们将这些变量的滞后项作为各自变量的工具变量，以解决当期变量的内生性问题。表3是稳健性回归结果，各变量系数与固定效应系数方向一致，说明在考虑内生性的情况下依然很稳健。
六、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结论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贸易开放水平的逐渐提升和产业集聚水平的不断加快，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本文利用1993-2013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对我国贸易开放、产业集聚和城镇化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得出了以下结论：
1.贸易开放、产业集聚与城镇化并不是独立存在的，三者之间存在着长期的均衡关系。一般情况下，贸易开放并不直接作用于城镇化进程，而是通过就业创造效应、产业升级效应、投资拉动效应、收入分配效应这四大效应共同作用于城镇化进程。
2.贸易开放、产业集聚对城镇化的影响显著不同。当贸易开放度较低时，城镇化进程随着贸易开放度的提高而变慢；当贸易开放度较高时，城镇化进程随着贸易开放度的提高而加快。贸易开放与城镇化之间存在显著的“U”形关系，且我国正处于该曲线的右半部区间。当产业集聚水平较低时，城镇化进程随着产业集聚水平的提高而加快；当产业集聚水平达到一定程度时，城镇化进程随着产业集聚水平的提高而变慢，产业集聚与城镇化之间存在显著的倒“U”形关系，且我国正处于该曲线的左半部区间。
3.上述四大效应均促进城镇化的发展，且影响力从大到小依次为就业创造效应、产业升级效应、投资拉动效应、收入分配效应。
（二）政策建议
1.继续扩大贸易开放。未来我国应不断扩大对外开放，逐步扩大贸易规模，积极承接世界产业转移，优化区域产业空间布局，加快城市群建设，提高产业集聚水平。当前，世界经济呈现产业集中化、经营全球化、技术高新化趋势，全球制造业中心正在寻求新的着陆点，中国凭借快速发展的经济实力有望成为世界制造业中心转移的着陆点。中央政府应在统筹国家整体布局的基础上，注重发挥各地区产业优势，合理布局产业空间集聚，推进城镇化均衡发展。
2.不断降低贸易成本。一方面，我国应进一步提升经济一体化水平，推进贸易便利化，降低贸易成本；另一方面，应该逐渐消除区域壁垒，实现区域协调发展。多年来，东部地区凭借优越的资源优势和政策优势，实现了产业、贸易和经济的协同发展，未来应着力缩小东部与中、西部地区城镇化发展的差异。中央政府除了应继续对中、西部地区实施一般普惠性政策，还需要持续实施大力度、倾斜化、差别化的政策支持，通过优惠的土地、贸易、税收、利用外资等政策，降低中、西部地区的贸易成本，促进由外向经济推动形成的中、西部发展模式，形成多中心的产业集聚，推动城镇化发展。 3.充分发挥产业升级效应、投资拉动效应、就业创造效应、收入分配效应，促进产业集聚发展，寻求新型城镇化发展的持续动力。未来我国应抓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机遇，加快推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优化投资结构，增强城市吸纳劳动力的能力，持续提高城镇劳动力的收入水平，带动城镇化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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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琦）
城镇化；贸易开放；产业集聚；固定效应模型F741；F26923；F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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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贸易开放水平逐年上升，货物进出口总额从1993年的1957亿美元增加到2014年的430304亿美元，翻了2098倍，贸易依存度达417%，为全球最大贸易体。工业稳定发展，总量位居世界第一，形成了大量的产业集聚，且集聚程度逐年增高。城镇化进程快速推进，从1993年的2799%提高到2014年的5477%，达到世界平均水平。经验数据表明，贸易开放度高的东部地区，产业集聚水平、城镇化水平也远远高于贸易开放度低的中、西部地区。这似乎意味着贸易开放提高了产业集聚和城镇化水平。但事实真的如此吗？贸易开放、产业集聚与城镇化三者之间的关系究竟是怎样的？这正是本文要研究的问题。
二、文献评述
关于贸易开放与城镇化的研究。传统研究大多从产业、人口、区域环境、制度、土地等角度解释城镇化现象，事实上贸易开放与城镇化之间由于在理论上难以找到直接的因果关系，所以他们之间的循环累积效应往往被忽略（徐静，2013）。〔1〕大多数文献认为，贸易开放促进了城镇化水平的提高，例如，Hanson（1998）认为，对外开放对城镇化具有重要的正向促进作用。〔2〕Zhang（2002）认为，除工业化和政策因素外，经济增长、结构调整，特别是贸易开放，是中国城镇化的主要推动力〔3〕；Huff（2011）认为，全球化是南亚国家城镇化过程中最重要的因素，沿海大城市形成的原因在于其地理位置能够缩小国际贸易的运输成本。〔4〕郭东杰、王晓庆（2013）认为对外贸易反映了产品的外部需求，其就业创造能力和收入效应均能影响城镇化进程，并通过实证得出了贸易依存度每上升1%可带动城镇化率提高002%的结果。〔5〕熊灵、魏伟、杨勇（2012）认为贸易开放度的提升更有利于人力资本积累水平较低地区的经济增长，即这些地区可以通过提高人力资本积累水平提高地区经济增长率，也就是说贸易开放可以提高地区人口城镇化率。〔6〕也有一部分文献认为，贸易开放与城镇化之间的关系与城镇化水平、贸易成本等因素有关系，例如赵金华等（2009）发现对外贸易规模对城镇化水平高的省份影响显著，对城镇化水平低的省份影响不显著。〔7〕谢治春（2015）构造了28个国家1991-2011年的面板数据进行研究，发现对外贸易所引起的人口聚集与城镇化之间呈现倒“U”形关系。〔8〕显然，国内外学者的实证研究结果没有一致的结论，对外贸易与城镇化的关系也难以简单地归结为正相关或负相关，原因在于内在传导机制比较复杂，存在着非线性关系。
关于产业集聚与城镇化的研究。目前越来越多的国内外学者开始关注产业集聚与城镇化之间的关系，取得了一定的研究进展。大多数学者认为，产业集聚与城镇化均表现为空间集聚，产业集聚使大量的人口、资源向城市聚集，从而可以促进城镇化水平的提高。例如，产业集聚的奠基人Marshall提出了产业集聚通过发挥产业区内辅助性配套产业、协同创新环境、专业化劳动力市场等一系列优势产生外部规模经济，促进城市化发展的理论。Mills，E.S.，and Hamilton（1994）通过构建城市形成模型，认为城市形成与城市化发展的动因在于产业的区位选择与集聚过程。〔9〕Fujita等（1999）认为产业集聚能辐射和带动相关支持性和辅助性产业的发展，进而形成专业化集聚区的圈层网络，在促进都市型集聚区与专业化集聚区融合的基础上，进一步形成具有特色产业集聚群的大都市产业经济集聚区。〔10〕刘铮（2011）认为是以制造业为核心的产业集聚带动人口集聚，并促进大城市郊区的小城镇迅速发展。〔11〕赵昕（2011）认为城市化的表现形式是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但如果没有产业发展对人口的巨大吸引力，人口的集聚很难实现。〔12〕范剑勇（2006）认为产业集聚的好处体现在城市范围的区域，具有规模报酬递增特征的城市起到了“仓储系统”的作用，其产业集聚效应最终体现为产品的单位平均成本下降。〔13〕也有部分学者通过实证分析认为，产业集聚对城镇化的影响取决于集聚水平的高低。例如，陆根尧、符翔云（2011）利用省级面板数据建立固定效应模型，在对产业集聚与城市化两者之间进行总体分析的基础上分别对我国东、中、西部地区进行分析，得出了产业集聚对城市化的推动力度会随着产业集聚程度的提高而呈现先变大后变小趋势的结果。〔14〕魏玮、马松昌（2013）认为产业集聚与经济增长呈现倒“U”形曲线关系，适度集聚带来规模经济，过度集聚则会引起规模不经济。〔15〕杨林、袁鑫、滕晓娜（2014）通过三类区域产业集聚与城镇化内在相关性的面板数据分析，发现整体而言，山东省产业集聚与城镇化曲线呈倒“U”形，且三类区域的产业集聚都与最佳规模差距呈现非均衡性。〔16〕综上所述，产业集聚对城镇化的影响难以简单地归结为正相关或者负相关，而应该认为其内在传导机制比较复杂，也可能存在着非线性关系。 关于贸易开放、产业集聚与城镇化三者之间关系的研究。对外贸易、产业集聚与城镇化三者之间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关联性，但在理论上难以找到直接的因果关系，所以研究贸易开放度、产业集聚与城镇化三者之间关系的文献较少。徐静（2013）认为在贸易开放度非常低时，由于贸易成本过高、市场规模较小等原因的影响，制造业和高技术产业聚集的离心力大于聚集力，阻碍城镇化水平的提升。而随着贸易的进一步开放和贸易规模的扩大，聚集力会逐渐大于离心力，进而提升制造业等在东部地区的集中程度，有利于城镇化水平的提升。因此经济开放较早、贸易开放度较高的东部地区，城镇化水平远远高于贸易开放度较低的中部和西部地区。但是贸易开放度并不直接作用于城镇化，而是通过产业集聚效应、产业升级效应、就业创造效益和收入差距效应促进城镇化发展。〔17〕不过该项研究没有进行实证分析。
总体而言，国内外学者关于对外贸易对城镇化的影响和产业集聚对城镇化的影响已有较为详细的研究，但是现有文献中关注对外贸易、产业集聚与城镇化三者之间关系的却较少，特别是用数据实证三者关系的成果更少。因此，本文基于1993-2013年省级面板数据，分析对外贸易通过作用于产业集聚影响城镇化的机理，进而实证分析对外贸易、产业集聚与城镇化三者之间的关系。
三、贸易开放、产业集聚对城镇化的作用机理
空间经济学的国际贸易理论将贸易开放对产业集聚的影响建立在“规模效应”和“不完全竞争”的假设上，认为产业集聚现象是向心力与离心力共同作用的结果，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当贸易开放度较低时，即处于OAEC区域内时，贸易成本过高、市场规模过小，使产业集聚的向心力小于离心力，对城镇化的促进作用较小；第二阶段，随着贸易开放度的不断提高，贸易规模逐渐扩大，即超过E点，进入EF区间时，贸易成本降低，产业集聚的向心力大于离心力，并在中心-外围效应影响下，促进城镇化发展。第三阶段，贸易规模不断扩大，但一旦超过F点进入第三阶段，向心力又开始小于离心力，即产业集聚达到一定程度后，单位土地面积的人口密度与经济活动密度超过城市的资源环境承载力，随之带来交通、环境等方面的城市问题，产业开始向外迁移，导致企业吸纳就业数量下降，城镇化发展受到抑制（见图1）。一般情况下，贸易开放影响产业集聚作用于城镇化的途径主要受到产业结构、就业创造、收入分配、投资等效应的影响。我们不妨先从理论的内在逻辑上厘清四大效应究竟如何分别在贸易开放、产业集聚、城镇化之间发挥作用的。
1.产业升级效应
贸易开放的要素积累效应能够促进产业升级和集聚，也能够促进城镇化发展。随着贸易开放度的不断提高，生产要素的积累效应使贸易开放度高的优势区域获得了更多的资本、劳动力、技术等要素投入，从而其产出增加，优势产业的份额也逐步提高。而要素积累的回波效应则吸引更多的生产要素，进一步促进产业升级与集聚，加速城镇化发展。同时贸易开放的市场效应能够使行业成本降低，促进产业升级。一方面，在贸易开放的影响下，优势区域的市场规模得以扩大，行业平均成本降低，优势产业快速发展，从而提高工业化和城镇化水平；另一方面，要素积累使城市有条件对基础设施进行大规模投资，带来运输成本和贸易成本的降低。同时，随着贸易自由化的发展，各种行政性干预逐渐减少、贸易壁垒逐渐消除，政策成本大大降低。而贸易开放的技术外溢效应则起到了加速产业集聚作用。随着贸易开放度的提高，通过学习、模仿和吸收进口产品的新技术，带来技术溢出效应，形成信息、知识和技术的共享集聚，促进技术密集型产业在该区域的集聚，加速城镇化的发展。
2.就业创造效应
赫-俄-萨定理（H-O-S定理）指出贸易开放会使一国出口部门的产出得以扩张，并因工资提高而吸引国内生产要素跨部门流入。在FDI不断流入我国优势区域的过程中，对外贸易的偏向性使该区域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突破传统资源禀赋的限制，呈现加速成长与扩张之势，从而吸引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导致该地区人口迅速增加。在古典学派的劳动价值学说中，劳动生产率是国际贸易的重要决定因素，FDI偏向性的对外贸易可以充分利用这些剩余劳动力进行劳动密集型产品生产，促进城镇化的发展。
3.收入分配效应
斯托尔珀—萨缪尔森定理指出，对外贸易会使出口行业中密集使用的生产要素的报酬提高，而使进口竞争行业中密集使用的生产要素的报酬降低，即富裕要素的所有者从贸易中获利，而稀有要素的所有者因贸易而受损。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出口产品主要是食品和矿物原料等初级产品以及劳动密集型产品，这些产品出口会增加对非技能劳动力的相对需求，进而提高进城农村劳动力的收入，促使更多农民工进入城市，促进城镇化发展。
4.投资拉动效应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贸易、投资一体化是必然趋势，即对外贸易与外商直接投资同时存在或融为一体。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认为，国际贸易与国际投资既相互替代、又相互促进。随着我国贸易开放度的不断提高，优势区域吸引了大量外商直接投资，在外商直接投资的推动下，制造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迅速发展，产业集聚速度加快，带动了相关设备、关键零部件和原材料出口，使潜在的比较优势得以发挥，在增强生产和出口能力的同时，也带动了更多人就业，促进了城镇化发展。
当对外贸易对产业集聚的向心力大于离心力时，区域内便产生产业升级效应、就业创造效应、收入分配效应、投资拉动效应，促进城镇化发展。反之，当对外贸易对产业集聚的向心力小于离心力时，则存在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贸易开放初期，贸易成本过高，对城镇化的影响较小；另一种情况则是对外贸易规模过大，在产业集聚达到饱和时，会产生产品市场、要素市场、企业内部市场的恶性竞争，导致产业向外迁移，抑制城镇化发展（见图2）。
综上分析，贸易开放、产业集聚与城镇化三者之间的关系难以简单地归纳为正相关或负相关，其内在的传导机制比较复杂，但是究竟贸易开放、产业集聚与城镇化是否存在相关性？是线性关系还是其他关系？要回答这些问题，需要进一步利用我国历年的分省数据进行实证分析。 四、模型设定与数据处理
（一）模型设定
本文从我国省（市区）出发考察贸易开放、产业集聚与城镇化的关系。根据上文的分析，贸易开放、产业集聚与城镇化之间的相关性可能存在多种模式，解释城镇化时不能单一地考虑贸易开放和产业集聚的一次项影响，从计量经济学和实证分析的角度看，引入贸易开放和产业集聚的平方项可以观察到这两个要素与城镇化之间是否存在线性或“U”形或倒“U”形关系，如果在实证检验中，贸易开放和产业集聚的平方项能够通过显著性检验，则表明仅仅用正相关或负相关简单概括三者之间的关系是不够的，所以本模型将引入对外贸易和产业集聚的平方项；另外，本文还将产业升级效应、就业创造效应、收入分配效应、投资拉动效应引入模型，其计量模型见式（1）。
InURit=c+β1ilnAGGit+β2i（lnAGGit）2+β3ilnTRit+β4i（1nTRit）2+βxXit+fi+γt+εit
（1）
在式（1）中，下角t代表时间，下角i代表本研究选取的我国30个省（市区）的代号，γ代表不随时间变化的地区固定效应，f表示不随地区变化的时间固定效应，ε为误差项。UR表示城镇化水平，AGG表示产业集聚，TR为贸易依存度，其中AGG和TR为主要解释变量。X为可能通过贸易开放和产业集聚影响城镇化进程的次要解释变量，主要包括产业升级效应（IN）、就业创造效应（EM）、收入分配效应（DIF）、投资拉动效应（FIX）。另外，因为城镇化发展的直接动力来自经济增长，所以本模型将经济发展水平（GDPP）作为控制变量引入模型。
（二）数据处理与来源
1.城镇化水平（UR）
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和可比性，采用国际通行的城镇人口数占总人口数比重衡量城镇化水平（UR）。由于我国2005年才开始统计城乡人口，因此本文以户籍统计的各地区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衡量城镇化水平。
2.产业集聚（AGG）
学术界关于产业集聚程度的经典统计指标主要包括行业集中度、区位熵、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空间基尼系数，以及E-G（1997）开发的产业集中程度指数、DO指数等，其中区位熵在分析区域优势主导产业中被广泛应用，本文选用区位熵计算产业集聚程度。区位熵是指一个地区特定部门的就业人数在该地区总就业人数中所占比重与全国该部门就业人数在全国总就业人数中所占比重的比率，其表达式为：
AGGij=Xij/ΣiXij
ΣiXij/ΣiΣjXxj
Xij表示j地区i产业的就业人数，iXij表示j地区总就业人数，jXij表示全国i产业的总就业人数，ijXij表示全国所有产业的就业人数。本文选用各城市第二产业就业人数区位熵衡量各区域产业集聚水平。如果区位熵大于1，表示该区域产业集聚现象比较明显；反之，如果区位熵小于1，则表示该区域产业集聚现象比较弱。
3.贸易开放（TR）
贸易开放用贸易依存度表示，贸易依存度用各省（市州）进出口总额与GDP比值衡量，各省（市州）数据均用年平均汇率换算成人民币，再根据各省市GDP数据得出贸易依存度。
4.其他影响因素
其他影响因素包括次要解释变量与控制变量，其中产业升级效应（IN）、就业创造效应（EM）、收入分配效应（DIF）、投资拉动效应（FIX）为次要解释变量，经济发展水平（GDPP）为控制变量。产业升级效应（IN）用第二、三产业与GDP比值表示，就业创造效应（EM）用第二、三产业就业人数与总就业人数比值表示，收入分配效应（DIF）用城镇居民收入与农村居民纯收入比值表示，投资拉动效应（FIX）用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占固定资产总投资比值表示；控制变量经济发展水平（GDPP）用人均GDP表示。为了消除物价因素影响，我们以1993年为标准进行了消胀处理。
以上是本文涉及的所有变量，由于西藏数据缺失比较严重，所以本文实证样本采用我国内地1993-2013年其他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估计式（1）。表1是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五、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单位根检验
在实证分析中，对变量进行自然对数处理不但不会改变变量间原有的协整关系，而且可以消除变量的异方差，因此本文对所涉及的变量均进行自然对数处理。另外，面板数据是否平稳是进行回归分析的重要前提，为了避免实证分析时出现伪回归现象，首先对模型中的各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本文使用LLC检验、Fisher-ADF检验和Fisher-PP检验方法对面板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结果见表2。模型中所涉及的变量均通过了三种检验，因此可以用这些变量进行面板回归分析。
（二）回归估计
接下来我们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实证分析贸易开放、产业集聚对城镇化的影响。为了比较含贸易开放与产业集聚平方项与不含平方项模型的估计效果，本文选择了不含平方项的模型估计和含平方项的模型估计。同时为了消除平方项所带来的多重共线性问题，先将解释变量中心化处理，即将
1nAGGit及其平方项（1nAGGit）2分别减去各自的均值（1nAGGit———————）和（1nAGGit）2————————，
然后进行回归估计，见式2。面板数据模型通常有三种形式：混合效应模型（NE）、固定效应模型（FE）和随机效应模型（RE）。为了选择最合适的面板模型进行检验，需要利用F检验和Huasman检验确定面板模型的类别，用F检验进行混合模型和固定效应模型的比较，用Huasman检验判断应选择固定效应模型还是随机效应模型，根据F检验和Huasman检验在5%的显著水平，含平方项和不含平方项的回归模型均应选择固定效应模型。最后用Kao（Engle-Granger based）检验对面板数据根据回归方程进行协整检验，并判定模型的总体拟合度，结果见表3。 1nURit=c+β1i（1nAGGit-1nAGGit—————）2+β2i〔（1nAGGit）2-（1nAGGit—————）2〕+β3i（1nTRit-
1nTRit—————）+β4i〔（lnTRit）2-（lnTRit2————）〕+βx×it+fi+ri+Σit
（2）
1.从调整后的R2，F统计量和Kao检验等结果可以看出，不含平方项的lnTR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含平方项的所有变量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说明含平方项的回归模型总体拟合度优于不含平方项的回归模型，含平方项的回归模型在1%显著性水平下通过了协整检验，说明贸易开放度、产业集聚对我国整体城镇化存在着长期均衡关系，且为非线性的“U”形关系。
2.β1=0035934，β2=0004278。对外贸易（lnTR）一次项β1和二次项β2的符号均为正，在1%水平下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且没有引入平方项时对外贸易（lnTR）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引入平方项后反而通过检验。这一结果表明我国各省份之间的对外贸易与城镇化之间存在U形关系。具体来说，在贸易开放度非常落后的地区，由于贸易成本过高，市场规模较小等原因，对外贸易对城镇化的促进作用较小；而在贸易开放度较高的地区，贸易成本降低，市场规模变大，对外贸易会促进产业集聚，提高城镇化水平。根据二阶偏导等于零这个条件，很容易确定该“U”形曲线的最小值所对应的数字是0014998的贸易开放度水平，而我国贸易开放度水平已经远远超过这一水平，说明贸易开放度对城镇化的影响处于“U”形曲线的右边，即随着贸易开放度的提高，城镇化水平将持续提高。
3.β3=0267684，β4=-0156992。产业集聚（lnAGG）一次项β3为正，二次项β4为负，且都在1%水平下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在我国各省（市州）中，产业集聚与城镇化之间存在复杂的关联，抛物线开口向下，产业集聚与城镇化之间存在倒“U”形关系。具体来说，当产业集聚水平不太高时，产业集聚会带来就业水平的提高，从而带动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但是，当产业集聚达到一定程度后，则会导致单位土地面积的经济活动和人口密度过大，超过城市资源环境的承载力，带来环境污染、交通拥堵等问题，产业选择会向外迁移，反而使城镇化水平下降。根据二阶偏导等于零这个条件，确定该倒“U”形曲线所对应的最大值是2345598，在1993-2013年，我国产业集聚水平距离“U”形曲线对应的最大值还有一段距离，说明产业集聚对城镇化的影响处于倒U形曲线的左边，即随着产业集聚水平提高，城镇化水平将继续提高。
4.产业升级效应（lnIN）、就业创造效应（lnEM）、收入分配效应（lnDIF）、投资拉动效应（lnFIX）对应的系数依次为0613137、0656289、0047533、0098043，且均通过了1%显著性检验，说明这四大效应对城镇化的影响均为正，且影响力的大小依次为就业创造效应、产业升级效应、投资拉动效应、收入分配效应。之所以为这一情况，其可能的原因是在贸易开放影响下，区域贸易成本逐渐下降，市场规模逐渐扩大，吸引了大量投资，使制造业在该地区集聚，加大了产业关联度。而收入分配效应则对农村劳动力有吸引，产生就业创造效应，最终形成良性循环，促进城镇化发展。控制变量经济发展水平（lnGDPP）的系数为正，说明经济水平和城镇化水平呈正相关关系，这与实际情况相符。
（三）稳健性检验
为了进一步验证贸易开放、产业集聚对城镇化的影响，同时为了消除内生性对结论的影响，本文进一步采用面板工具变量法进行回归，由于产业集聚、对外贸易等变量对城镇化的影响可能存在一定的滞后效应，我们将这些变量的滞后项作为各自变量的工具变量，以解决当期变量的内生性问题。表3是稳健性回归结果，各变量系数与固定效应系数方向一致，说明在考虑内生性的情况下依然很稳健。
六、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结论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贸易开放水平的逐渐提升和产业集聚水平的不断加快，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本文利用1993-2013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对我国贸易开放、产业集聚和城镇化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得出了以下结论：
1.贸易开放、产业集聚与城镇化并不是独立存在的，三者之间存在着长期的均衡关系。一般情况下，贸易开放并不直接作用于城镇化进程，而是通过就业创造效应、产业升级效应、投资拉动效应、收入分配效应这四大效应共同作用于城镇化进程。
2.贸易开放、产业集聚对城镇化的影响显著不同。当贸易开放度较低时，城镇化进程随着贸易开放度的提高而变慢；当贸易开放度较高时，城镇化进程随着贸易开放度的提高而加快。贸易开放与城镇化之间存在显著的“U”形关系，且我国正处于该曲线的右半部区间。当产业集聚水平较低时，城镇化进程随着产业集聚水平的提高而加快；当产业集聚水平达到一定程度时，城镇化进程随着产业集聚水平的提高而变慢，产业集聚与城镇化之间存在显著的倒“U”形关系，且我国正处于该曲线的左半部区间。
3.上述四大效应均促进城镇化的发展，且影响力从大到小依次为就业创造效应、产业升级效应、投资拉动效应、收入分配效应。
（二）政策建议
1.继续扩大贸易开放。未来我国应不断扩大对外开放，逐步扩大贸易规模，积极承接世界产业转移，优化区域产业空间布局，加快城市群建设，提高产业集聚水平。当前，世界经济呈现产业集中化、经营全球化、技术高新化趋势，全球制造业中心正在寻求新的着陆点，中国凭借快速发展的经济实力有望成为世界制造业中心转移的着陆点。中央政府应在统筹国家整体布局的基础上，注重发挥各地区产业优势，合理布局产业空间集聚，推进城镇化均衡发展。
2.不断降低贸易成本。一方面，我国应进一步提升经济一体化水平，推进贸易便利化，降低贸易成本；另一方面，应该逐渐消除区域壁垒，实现区域协调发展。多年来，东部地区凭借优越的资源优势和政策优势，实现了产业、贸易和经济的协同发展，未来应着力缩小东部与中、西部地区城镇化发展的差异。中央政府除了应继续对中、西部地区实施一般普惠性政策，还需要持续实施大力度、倾斜化、差别化的政策支持，通过优惠的土地、贸易、税收、利用外资等政策，降低中、西部地区的贸易成本，促进由外向经济推动形成的中、西部发展模式，形成多中心的产业集聚，推动城镇化发展。 3.充分发挥产业升级效应、投资拉动效应、就业创造效应、收入分配效应，促进产业集聚发展，寻求新型城镇化发展的持续动力。未来我国应抓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机遇，加快推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优化投资结构，增强城市吸纳劳动力的能力，持续提高城镇劳动力的收入水平，带动城镇化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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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