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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共产党在20世纪50年代开展的农村扫盲运动为降低文盲率、提高农民群众的文化水平做出了重要贡献。在满足农民群众的文化需求的同时，中国共产党还将其政治宣传融入扫盲运动，在运作方式上将扫盲与基层建设、农业生产相结合，在教育内容上以扫盲教师、扫盲课本为媒介，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主张，加强了农民群众的对组织的认同感，维护了新政权的稳定，也促进了国家的建设发展。这种寓“传”于“教”的社会教育思想在当下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社会教育；农村扫盲运动；政治宣传
以往关于建国后扫盲运动的研究，尤其是关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农村扫盲运动的研究著作数量较少，总体来说这一段历史仍有很大的研究空间。本文试图从社会史的视阈来观察中国共产党五十年代的农村扫盲运动实践，从现有的档案材料入手，分析和解读档案中所呈现出的在农村扫盲运动实践中的社会状况，并从中探寻中国共产党发动农村扫盲运动的意图和目的，乃至中国共社会教育思想的实质。
一、五十年代农村扫盲运动的开展
1949年新中国建国时，全国的文盲率高达80%，学龄儿童的实际入学率仅占20%，妇女的文盲率更是达到了90%，整村文盲的现象比比皆是[1]。面对这一形势，时任国家主席的毛泽东说：“从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中扫除文盲，是建立新中国的必要条件。”[2]中国人民虽然已经在政治上翻了身，但文化素质却亟需提高。为了让人民能够真正地“当家作主”，扫除文盲、造就高素质的劳动者，就成为新中国一项极为重要的政治任务。
1950年，党和政府召开了全国工农教育会议，这次会议“把几万万工农大众的文化教育问题第一次提到国家的议事日程上来。这在中国是一件破天荒的大事。”[3]扫盲运动随之正式开展。1952年，随着祁建华“速成识字法”的经验推广，全国开展了大规模的扫盲运动，广大的农村地区也出现了冬学和民校，有的地方还成立了地头学习小组，农村扫盲运动得到了广大农民的响应，形成了扫盲运动的第一次高潮。
1956年3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扫除文盲的决定》，文件中提出：“在目前，配合着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合作化的发展，大张旗鼓地开展扫除文盲运动，以求在五年或者七年内基本上扫除全国文盲，这是非常必要的，也是可能实现的。”[4]由此，一场更大规模的扫盲运动伴随着工农业生产开展起来。
等到了1958年，全国约有6000万人投身到“万人教，全民学”的群众性识字运动中去，形成了扫盲运动的再一次高潮。以河南省登封县为例，当地的农民“夜里没时间学，中午学；没有书，传着看。有的社提出‘四灵活’的做法，使扫盲紧密结合生产、适应生产。有的社提出：‘变民校为会场（开会前先識几个字）；变休息为学习（休息时也识几个字）；做什么学什么，学习内容好又多’，‘变农地为课堂，文化学习紧跟上’，到处造成识字的环境。这样不仅没有影响生产，而且还推动了生产。”
到1958年底，全国各地涌现出了一大批无盲村、无盲乡和无盲区。甚至“有个四十多岁的妇女，四个孩子，管六个人吃穿，还给社里两只驴，她也摘了文盲帽子，现在上了高小班（民校）。有一个七十九岁的老头，也摘掉了文盲帽子，他还编了快板说：‘长到老，学到老，活到百岁要学巧，一心做到老更好，宁死不戴文盲帽。’”[5]从现存的档案文献来看，当时全国各地区农村扫盲运动的收效颇丰，但档案文献是否有美化和夸大当时成果的倾向还不得而知。
二、寓“传”于“教”的农村扫盲运动
如上所述，五十年代的农村扫盲运动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而这些成果恰恰树立了中国共产党在广大农民群众中的良好形象。因此，农村扫盲运动在实质上成为了一种非常有力的政治宣传手段。而这种寓“传”于“教”的方式，可以从当时扫盲运动的运作方式、以及扫盲运动的教育内容两方面进行理解。
首先，五十年代农村扫盲运动的重要原则之一就是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一点在北京市郊区各地方的档案中得到了多次验证。如丰台区黄土岗乡草桥村曾在其扫盲工作调查报告中提到“必须进一步加强对扫盲工作的领导，才能如期完成扫盲任务。在党总支委员会和乡人民委员会领导下，建立大乡校部委员会……”[6]体现了在组织机构方面坚持党的领导。而后来随着“大跃进”的浪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扫盲办公室于1959年编写的《扫盲简报》中，也多次明确提出扫盲工作要“政治挂帅，思想先行。”[7]可见农村扫盲运动首先在指导原则上保证了对中国共产党的宣传和支持。
此外，五十年代的农村扫盲运动的一个时代特点——扫盲与生产紧密结合，这也是中国共产党寓“传”于“教”的体现之一。
五十年代的农村扫盲运动在教育内容方面着重强调了政治性和实用性，其目的在于争取让农民群众在思想上认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实践中积极参加生产活动，从而稳固中国共产党的政权。具体到教学内容中，我们可以从扫盲课本和扫盲教师两个方面来了解。
当时广大农村地区在中央的指导下分别编写了许多“扫盲课本”，这些课本除了基本的常用字、常用词外，既结合了当地农民的日常生活，又涉及到一些农民之前无法了解的农业生产知识，并以图片、顺口溜等生动的方式呈现。同时，扫盲课本中还渗透了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特征，使得农民在接受扫盲教育的同时也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和主张，还有效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除了扫盲课本外，扫盲教师也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宣传提供了契机。当时的扫盲教师回忆道：“……扫盲双方兴趣低，扫盲识字的巩固率不高，为了调动积极性，‘扫盲办’开始给扫盲教师一点报酬补助，计酬方法是凭参加扫盲识字的学生作业次数多少，发放补助，多交多得。为防作假，‘扫盲干事’随时巡防。政府把扫盲成果当业绩，所以‘脱盲’一旦达标，就会有奖励，还会上报。”[8]原来的“民师”变成了“扫盲教师”，从“群众人”转变为“政治人”，接受“扫盲办”的监督巡防，这实质上是为中国共产党的人才队伍建设提供了新鲜血液。同时，中国共产党往往还为这些扫盲教师额外安排了其他的政治任务，比如由扫盲教师上门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主张。其通过扫盲教育来宣传自己政治决策的有力例证，说明中国共产党认识到了扫盲教师这一人才队伍的宣传优势。 总之，五十年代的农村扫盲运动除了基本扫除文盲、提高农民群众的文化水平之外，还寓“传”于“教”，为中国共产党扩大基层基础和增强群众认同做出了贡献。这其中所体现的，正是中国共产党社会教育思想的智慧结晶。
三、中国共产党社会教育思想
中国共产党的社会教育按对象可分为干部教育、职工教育、农民教育、军人教育、居民教育；按层级可分为扫盲教育、成人高等教育、大学后继续教育。因此，农村扫盲教育乃至农村扫盲运动可以看做中国共产党社会教育中的一个重要分支，通过对农村扫盲运动的概括和分析，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中国共产党社会教育思想。
中国共产党对五十年代的扫盲运动之性质有着明确的认识——“历史遗留下来的教育制度对工人和农民远不能适应，而新的又一时不能建立起来……这就产生了对整个旧有教育体系的改造的问题，与建设适合今天工人农民的需要与要求的另外一种教育制度与方法的问题。这一制度与方法，自然是仅具过渡性质，它以最经济最有效的方法使工人和农民在较短的时间掌握基础的文化知识，逐渐达到和新的正规教育相衔接，并进一步建立整个新的人民教育的体系。”[9]同时也指明了扫盲运动的目的和前途，“我们要把所有的工人和农民都变成为有文化、有学识的人。我们新教育的体系也一定要满足工人农民教育的需要和要求，符合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的性质，这是毫无疑问的。它的目的和前途，是使工人和农民获得文化，以便有效地参加国家的政治和经济的生活……国家的建设工作才能前进。”
以上论述表明了中国共产党认为应该建立与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性质相适应的教育方式——“社会教育”。而社会教育的特点则主要体现为教育对象为工人和农民、教育目的是促进国家的建设。因此，在当时五十年代的社会环境中，农村扫盲运动就成为其社会教育的手段之一。农村扫盲运动充分发动广大农村地区的贫苦农民的学习积极性，树立农民群众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感，并且将生产与学习结合在一起，从而为中国共产党政权的稳定、国家建设的迫切需求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帮助。
四、结语
当今社会意识形态多元分化，各种思潮的对话交流愈发激烈，时代机遇与社会风险并存，能否在时代的浪潮中坚挺自己“中流砥柱”的作用，是中国共产党目前面临的重大挑战之一。
笔者认为，当下中国共产党进行“社会教育”仍然是必要的、有意义的。国家建设和经济发展愈迅速，就愈需要强有力的价值观来凝聚力量、形成共识。在五十农村扫盲运动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通过运用多种形式和手段，充分发起和调动了农民群众的积极性，最终使得自身的基层建设得到了稳固和发展、农民群众认同并支持其领导地位，更为国家建设创造了良好的环境。因而今日发展速度越快，中国共产党就更要重视党组织的宣传工作，加强自身队伍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从这个角度来讲，寓“传”于“教”不失为一种值得借鉴的手段。
【参考文献】
[1]熊丙奇.老文盲和新文盲[J].时代教育（先锋国家历史）），2008（10）.
[2]全国工农教育会议应有的思想准备——迎接全国工农教育会议[J].人民教育，1950（05）：8.
[3]全国工农教育会议应有的思想准备——迎接全国工农教育会议[J].人民教育，1950（05）：8.
[4]中央档案馆，中国共产党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中央文件选集（1949年10月-1966年5月）[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379.
[5]档案[001-023-00077]，文献题名《市委教育部請江苏、河南省的周泽、王锡章、蔡振忠同志在北京教育工作干部会上作的关于民办中学、农业中学、普及小学、扫盲等问题的报告》，1958年5月。
[6]档案[152-001-00330]，文献题名《本局与团市委1956年4月联合召开郊区农村扫盲工作会议文件》，1956年，第28页。
[7]档案[152-001-00500]，文献题名《北京市农村业余扫盲教育经验交流会的通知及各区县扫盲工作经验及有关材料》，1960年5月。
[8]陈兆肆.小学教师的三十个口述故事[M].人民出版社，2014：6.
[9]全国工农教育会议应有的思想准备——迎接全国工农教育会议[J].人民教育，1950（05）：8.
作者简介：郭明玥，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国共产党历史专业2014级本科生。
关键词：社会教育；农村扫盲运动；政治宣传
以往关于建国后扫盲运动的研究，尤其是关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农村扫盲运动的研究著作数量较少，总体来说这一段历史仍有很大的研究空间。本文试图从社会史的视阈来观察中国共产党五十年代的农村扫盲运动实践，从现有的档案材料入手，分析和解读档案中所呈现出的在农村扫盲运动实践中的社会状况，并从中探寻中国共产党发动农村扫盲运动的意图和目的，乃至中国共社会教育思想的实质。
一、五十年代农村扫盲运动的开展
1949年新中国建国时，全国的文盲率高达80%，学龄儿童的实际入学率仅占20%，妇女的文盲率更是达到了90%，整村文盲的现象比比皆是[1]。面对这一形势，时任国家主席的毛泽东说：“从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中扫除文盲，是建立新中国的必要条件。”[2]中国人民虽然已经在政治上翻了身，但文化素质却亟需提高。为了让人民能够真正地“当家作主”，扫除文盲、造就高素质的劳动者，就成为新中国一项极为重要的政治任务。
1950年，党和政府召开了全国工农教育会议，这次会议“把几万万工农大众的文化教育问题第一次提到国家的议事日程上来。这在中国是一件破天荒的大事。”[3]扫盲运动随之正式开展。1952年，随着祁建华“速成识字法”的经验推广，全国开展了大规模的扫盲运动，广大的农村地区也出现了冬学和民校，有的地方还成立了地头学习小组，农村扫盲运动得到了广大农民的响应，形成了扫盲运动的第一次高潮。
1956年3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扫除文盲的决定》，文件中提出：“在目前，配合着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合作化的发展，大张旗鼓地开展扫除文盲运动，以求在五年或者七年内基本上扫除全国文盲，这是非常必要的，也是可能实现的。”[4]由此，一场更大规模的扫盲运动伴随着工农业生产开展起来。
等到了1958年，全国约有6000万人投身到“万人教，全民学”的群众性识字运动中去，形成了扫盲运动的再一次高潮。以河南省登封县为例，当地的农民“夜里没时间学，中午学；没有书，传着看。有的社提出‘四灵活’的做法，使扫盲紧密结合生产、适应生产。有的社提出：‘变民校为会场（开会前先識几个字）；变休息为学习（休息时也识几个字）；做什么学什么，学习内容好又多’，‘变农地为课堂，文化学习紧跟上’，到处造成识字的环境。这样不仅没有影响生产，而且还推动了生产。”
到1958年底，全国各地涌现出了一大批无盲村、无盲乡和无盲区。甚至“有个四十多岁的妇女，四个孩子，管六个人吃穿，还给社里两只驴，她也摘了文盲帽子，现在上了高小班（民校）。有一个七十九岁的老头，也摘掉了文盲帽子，他还编了快板说：‘长到老，学到老，活到百岁要学巧，一心做到老更好，宁死不戴文盲帽。’”[5]从现存的档案文献来看，当时全国各地区农村扫盲运动的收效颇丰，但档案文献是否有美化和夸大当时成果的倾向还不得而知。
二、寓“传”于“教”的农村扫盲运动
如上所述，五十年代的农村扫盲运动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而这些成果恰恰树立了中国共产党在广大农民群众中的良好形象。因此，农村扫盲运动在实质上成为了一种非常有力的政治宣传手段。而这种寓“传”于“教”的方式，可以从当时扫盲运动的运作方式、以及扫盲运动的教育内容两方面进行理解。
首先，五十年代农村扫盲运动的重要原则之一就是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一点在北京市郊区各地方的档案中得到了多次验证。如丰台区黄土岗乡草桥村曾在其扫盲工作调查报告中提到“必须进一步加强对扫盲工作的领导，才能如期完成扫盲任务。在党总支委员会和乡人民委员会领导下，建立大乡校部委员会……”[6]体现了在组织机构方面坚持党的领导。而后来随着“大跃进”的浪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扫盲办公室于1959年编写的《扫盲简报》中，也多次明确提出扫盲工作要“政治挂帅，思想先行。”[7]可见农村扫盲运动首先在指导原则上保证了对中国共产党的宣传和支持。
此外，五十年代的农村扫盲运动的一个时代特点——扫盲与生产紧密结合，这也是中国共产党寓“传”于“教”的体现之一。
五十年代的农村扫盲运动在教育内容方面着重强调了政治性和实用性，其目的在于争取让农民群众在思想上认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实践中积极参加生产活动，从而稳固中国共产党的政权。具体到教学内容中，我们可以从扫盲课本和扫盲教师两个方面来了解。
当时广大农村地区在中央的指导下分别编写了许多“扫盲课本”，这些课本除了基本的常用字、常用词外，既结合了当地农民的日常生活，又涉及到一些农民之前无法了解的农业生产知识，并以图片、顺口溜等生动的方式呈现。同时，扫盲课本中还渗透了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特征，使得农民在接受扫盲教育的同时也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和主张，还有效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除了扫盲课本外，扫盲教师也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宣传提供了契机。当时的扫盲教师回忆道：“……扫盲双方兴趣低，扫盲识字的巩固率不高，为了调动积极性，‘扫盲办’开始给扫盲教师一点报酬补助，计酬方法是凭参加扫盲识字的学生作业次数多少，发放补助，多交多得。为防作假，‘扫盲干事’随时巡防。政府把扫盲成果当业绩，所以‘脱盲’一旦达标，就会有奖励，还会上报。”[8]原来的“民师”变成了“扫盲教师”，从“群众人”转变为“政治人”，接受“扫盲办”的监督巡防，这实质上是为中国共产党的人才队伍建设提供了新鲜血液。同时，中国共产党往往还为这些扫盲教师额外安排了其他的政治任务，比如由扫盲教师上门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主张。其通过扫盲教育来宣传自己政治决策的有力例证，说明中国共产党认识到了扫盲教师这一人才队伍的宣传优势。 总之，五十年代的农村扫盲运动除了基本扫除文盲、提高农民群众的文化水平之外，还寓“传”于“教”，为中国共产党扩大基层基础和增强群众认同做出了贡献。这其中所体现的，正是中国共产党社会教育思想的智慧结晶。
三、中国共产党社会教育思想
中国共产党的社会教育按对象可分为干部教育、职工教育、农民教育、军人教育、居民教育；按层级可分为扫盲教育、成人高等教育、大学后继续教育。因此，农村扫盲教育乃至农村扫盲运动可以看做中国共产党社会教育中的一个重要分支，通过对农村扫盲运动的概括和分析，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中国共产党社会教育思想。
中国共产党对五十年代的扫盲运动之性质有着明确的认识——“历史遗留下来的教育制度对工人和农民远不能适应，而新的又一时不能建立起来……这就产生了对整个旧有教育体系的改造的问题，与建设适合今天工人农民的需要与要求的另外一种教育制度与方法的问题。这一制度与方法，自然是仅具过渡性质，它以最经济最有效的方法使工人和农民在较短的时间掌握基础的文化知识，逐渐达到和新的正规教育相衔接，并进一步建立整个新的人民教育的体系。”[9]同时也指明了扫盲运动的目的和前途，“我们要把所有的工人和农民都变成为有文化、有学识的人。我们新教育的体系也一定要满足工人农民教育的需要和要求，符合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的性质，这是毫无疑问的。它的目的和前途，是使工人和农民获得文化，以便有效地参加国家的政治和经济的生活……国家的建设工作才能前进。”
以上论述表明了中国共产党认为应该建立与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性质相适应的教育方式——“社会教育”。而社会教育的特点则主要体现为教育对象为工人和农民、教育目的是促进国家的建设。因此，在当时五十年代的社会环境中，农村扫盲运动就成为其社会教育的手段之一。农村扫盲运动充分发动广大农村地区的贫苦农民的学习积极性，树立农民群众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感，并且将生产与学习结合在一起，从而为中国共产党政权的稳定、国家建设的迫切需求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帮助。
四、结语
当今社会意识形态多元分化，各种思潮的对话交流愈发激烈，时代机遇与社会风险并存，能否在时代的浪潮中坚挺自己“中流砥柱”的作用，是中国共产党目前面临的重大挑战之一。
笔者认为，当下中国共产党进行“社会教育”仍然是必要的、有意义的。国家建设和经济发展愈迅速，就愈需要强有力的价值观来凝聚力量、形成共识。在五十农村扫盲运动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通过运用多种形式和手段，充分发起和调动了农民群众的积极性，最终使得自身的基层建设得到了稳固和发展、农民群众认同并支持其领导地位，更为国家建设创造了良好的环境。因而今日发展速度越快，中国共产党就更要重视党组织的宣传工作，加强自身队伍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从这个角度来讲，寓“传”于“教”不失为一种值得借鉴的手段。
【参考文献】
[1]熊丙奇.老文盲和新文盲[J].时代教育（先锋国家历史）），2008（10）.
[2]全国工农教育会议应有的思想准备——迎接全国工农教育会议[J].人民教育，1950（05）：8.
[3]全国工农教育会议应有的思想准备——迎接全国工农教育会议[J].人民教育，1950（05）：8.
[4]中央档案馆，中国共产党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中央文件选集（1949年10月-1966年5月）[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379.
[5]档案[001-023-00077]，文献题名《市委教育部請江苏、河南省的周泽、王锡章、蔡振忠同志在北京教育工作干部会上作的关于民办中学、农业中学、普及小学、扫盲等问题的报告》，1958年5月。
[6]档案[152-001-00330]，文献题名《本局与团市委1956年4月联合召开郊区农村扫盲工作会议文件》，1956年，第28页。
[7]档案[152-001-00500]，文献题名《北京市农村业余扫盲教育经验交流会的通知及各区县扫盲工作经验及有关材料》，1960年5月。
[8]陈兆肆.小学教师的三十个口述故事[M].人民出版社，2014：6.
[9]全国工农教育会议应有的思想准备——迎接全国工农教育会议[J].人民教育，1950（05）：8.
作者简介：郭明玥，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国共产党历史专业2014级本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