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贵州省副省长刘远坤:
过去几年间,在增加农民收入、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农业产业新业态培育、易地扶贫搬迁、生态保护等方面,贵州省做了大量工作。
3月11日,全国两会期间,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贵州省副省长刘远坤利用休息日参观了“黔货出山——遵义绿色农产品北京行展示展销活动”。
贵州省始终将“三农”工作放在重中之重的位置。过去几年间,在增加农民收入、农業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农业产业新业态培育、易地扶贫搬迁、生态保护等方面,贵州省做了大量工作,亮点颇多。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围绕贵州省“三农”发展的思路,刘远坤接受了《民生周刊》的专访。
民生周刊:发源于贵州的“三变改革”(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成为全国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鼓励性”政策。当时推出“三变改革”的初衷是什么?这个模式是如何形成的?
刘远坤:初衷就是让老百姓拥有更多的财产权。严格地说,也不叫财产权,就是让老百姓拥有的资源能够变成资金,有更多的收入来源。
在贵州,最早推行“三变改革”的是六盘水市。
2012年5月,靠经营企业富起来的陶正学回到家乡,希望带领老家村民致富。为此,他带领村民成立了银湖合作社,建设“贵州娘娘山高原湿地生态农业示范园区”。村民们拿资源参股,经营之后参与分配。第一年,参与入股的村民们收入就从4000多元就涨到了8000多元,后来又涨到一万多元。
实践中,一边试点一边推广。模式出现之后,时任六盘水市委书记(现任贵州省委秘书长)李再勇进行总结、归纳,逐步推出“三变改革”。作为整个六盘水市,就依靠“三变”解决了很多贫困户的问题。
原来,因为没有集体经济收入,有很多村被称之为空壳村。依靠“三变改革”,贵州省的空壳村基本都被消灭了。实施一两年,每个村收入至少也在6万元以上,多的甚至有上百万元。
现在,贵州在加大推广“三变”,涉及到100多万农民。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里面也将这些内容纳入进去了。虽然名称不叫“三变”,但把“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的内容写进了文件。
民生周刊:此前,中央提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贵州省是否有这种改革的需要?做了哪些工作?
刘远坤: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正好符合发挥贵州的山地农业特色优势。
在此之前,贵州的农业和全国一样搞。别人种粮食,贵州也种粮食,但这正好是发挥了贵州的短处,而没有发挥长处。因为贵州的土地相对来说比较零碎,机械化操作不便,人口成本也比较高。如果跟着种粮食,成本显然比别处高得多。
从“十三五”开始,贵州省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已开始。虽然土地比较破碎,但是贵州有自己的优势:土壤没有什么污染,水资源多数都是一级水、二级水,空气也干净。鉴于这些特点,贵州应该从供给侧发力,彻底调整我们的供给方向。种别人没有的东西,山地就种“山珍”。
实际上,我们结构调整的力度非常大。原来以粮食为主,面积是60%~70%;去年,粮食作物只占种植面积的38%,而经济作物占62%。从当初的种粮为主,已经转到种植经济作物为主。
做无公害、绿色、有机农产品生产大省,这是贵州的努力方向。和其他地方比,贵州的农产品品质安全,走中高档产品路线。全国火龙果种植面积约30万亩,其中贵州就有约12万亩。此外,贵州省还有500万亩中草药。
民生周刊:当下,各地的休闲农业和旅游农业势头迅猛,这种业态是否适合贵州?
刘远坤:贵州省的农业园区基本都是休闲农业、旅游农业。例如,刚才提到的创造“三变改革”模式的娘娘山园区,就是把山山水水规划设计以后,做了一个旅游景区。
这两年,贵州省的旅游可以说是井喷式的发展。其中,农业园区这种休闲旅游也是增长最主要的因素。仅省一级的农业园区就有430多个,加上市州、县,总计有1000余个。绝大部分都是农业和旅游、休闲都结合了。
这些新兴业态融合旅游元素、农业元素、文化元素等。实际上就是他们说的“第六产业”,依靠农业把一、二、三产业全部融合发展。
这条路,贵州走得还算不错。
民生周刊:据了解,在全国,贵州易地扶贫搬迁人数最多;如何做到“搬得走、稳得住、能致富”?
刘远坤:全国扶贫搬迁1000万人,其中贵州省就搬迁130万。除了国家分配130万的指标外,贵州省有32.5万同步搬迁。总计约是162.5万人搬迁。最后实施下来,算上生态搬迁、整村搬迁,贵州可能要搬接近200万人。
2002年,我担任贵州省发展计划委员会副主任时,就负责这项工作。那时候搬迁就是从山里搬到稍微平整的地方。現在看来,靠种块地解决不了大问题,能解决吃饭,虽然不至于贫困,但是要想致富是不可能的。从今年开始,我们全部要求城镇化安置。
今年,城镇化安置需搬迁75万人。主要安置在市州所在地、县城和中心集镇。搬到这些地方,最主要一条就是必须确保每户至少有一个以上的人就业,从而解决了搬进城以后的生活问题。
就业问题怎么解决?首先,政府购买一部分社区服务、保洁等公益性岗位;其次,通过培训,安排部分人到企业工作;此外,还有部分人外出打工。
至于余下的少部分贫困户,这就需要城市低保兜底。贵州城镇化率低,需要提高城镇化率。通过易地扶贫搬迁,全省的城镇化率至少可提高4个百分点。
民生周刊:据了解,贵州省的农业还是以山地经济为主,生态相对脆弱。在新一轮农业开发时,政府有没有建立相应的生态保护方面的防范机制?
刘远坤:贵州省是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对于生态问题,首先是以保护为主。
举个例子,仅25度以上的陡坡耕地退耕还林,贵州就要退掉1570万亩。此外,贵州还有1000多万亩宜林荒山要全种上树,公路两旁全绿化。
对于贵州而言,生态要以林为主。因为喀斯特地貌的特点决定,一旦遭遇毁林,生态破坏就不可逆转。在森林保护方面,贵州省要求“六个严禁”,即严禁盗伐林木、严禁掘根剥皮等毁林活动、严禁非法采集野生植物、严禁烧荒野炊等容易引发林区火灾行为、严禁擅自破坏植被从事采石采砂取土等活动、严禁擅自改变林地用途造成生态系统逆向演替。
“禁”的同时,我们还以建为主。2016年,全国退耕还林1335万亩。在这1335万亩的退耕还林中,贵州就承担起了477.4万亩,占全国的36%。
从2014年起,贵州省在环境保护方面提出“六个一律”,包括建设项目未经环评审批以及未按环评要求落实污染防治设施的一律停建、停产,环保设施不正常运行、污染物超标排放、私设暗管等环境违法行为一律依法从重处罚,对排污企业环境违法行为一律向社会公开等。
森林保护的“六个严禁”和环境环保的“六个一律”,在贵州全省已经推行三年。有了这两把“利剑”,可以说贵州省在环境、生态的保护上是非常严格的。
过去几年间,在增加农民收入、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农业产业新业态培育、易地扶贫搬迁、生态保护等方面,贵州省做了大量工作。
3月11日,全国两会期间,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贵州省副省长刘远坤利用休息日参观了“黔货出山——遵义绿色农产品北京行展示展销活动”。
贵州省始终将“三农”工作放在重中之重的位置。过去几年间,在增加农民收入、农業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农业产业新业态培育、易地扶贫搬迁、生态保护等方面,贵州省做了大量工作,亮点颇多。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围绕贵州省“三农”发展的思路,刘远坤接受了《民生周刊》的专访。
民生周刊:发源于贵州的“三变改革”(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成为全国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鼓励性”政策。当时推出“三变改革”的初衷是什么?这个模式是如何形成的?
刘远坤:初衷就是让老百姓拥有更多的财产权。严格地说,也不叫财产权,就是让老百姓拥有的资源能够变成资金,有更多的收入来源。
在贵州,最早推行“三变改革”的是六盘水市。
2012年5月,靠经营企业富起来的陶正学回到家乡,希望带领老家村民致富。为此,他带领村民成立了银湖合作社,建设“贵州娘娘山高原湿地生态农业示范园区”。村民们拿资源参股,经营之后参与分配。第一年,参与入股的村民们收入就从4000多元就涨到了8000多元,后来又涨到一万多元。
实践中,一边试点一边推广。模式出现之后,时任六盘水市委书记(现任贵州省委秘书长)李再勇进行总结、归纳,逐步推出“三变改革”。作为整个六盘水市,就依靠“三变”解决了很多贫困户的问题。
原来,因为没有集体经济收入,有很多村被称之为空壳村。依靠“三变改革”,贵州省的空壳村基本都被消灭了。实施一两年,每个村收入至少也在6万元以上,多的甚至有上百万元。
现在,贵州在加大推广“三变”,涉及到100多万农民。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里面也将这些内容纳入进去了。虽然名称不叫“三变”,但把“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的内容写进了文件。
民生周刊:此前,中央提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贵州省是否有这种改革的需要?做了哪些工作?
刘远坤: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正好符合发挥贵州的山地农业特色优势。
在此之前,贵州的农业和全国一样搞。别人种粮食,贵州也种粮食,但这正好是发挥了贵州的短处,而没有发挥长处。因为贵州的土地相对来说比较零碎,机械化操作不便,人口成本也比较高。如果跟着种粮食,成本显然比别处高得多。
从“十三五”开始,贵州省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已开始。虽然土地比较破碎,但是贵州有自己的优势:土壤没有什么污染,水资源多数都是一级水、二级水,空气也干净。鉴于这些特点,贵州应该从供给侧发力,彻底调整我们的供给方向。种别人没有的东西,山地就种“山珍”。
实际上,我们结构调整的力度非常大。原来以粮食为主,面积是60%~70%;去年,粮食作物只占种植面积的38%,而经济作物占62%。从当初的种粮为主,已经转到种植经济作物为主。
做无公害、绿色、有机农产品生产大省,这是贵州的努力方向。和其他地方比,贵州的农产品品质安全,走中高档产品路线。全国火龙果种植面积约30万亩,其中贵州就有约12万亩。此外,贵州省还有500万亩中草药。
民生周刊:当下,各地的休闲农业和旅游农业势头迅猛,这种业态是否适合贵州?
刘远坤:贵州省的农业园区基本都是休闲农业、旅游农业。例如,刚才提到的创造“三变改革”模式的娘娘山园区,就是把山山水水规划设计以后,做了一个旅游景区。
这两年,贵州省的旅游可以说是井喷式的发展。其中,农业园区这种休闲旅游也是增长最主要的因素。仅省一级的农业园区就有430多个,加上市州、县,总计有1000余个。绝大部分都是农业和旅游、休闲都结合了。
这些新兴业态融合旅游元素、农业元素、文化元素等。实际上就是他们说的“第六产业”,依靠农业把一、二、三产业全部融合发展。
这条路,贵州走得还算不错。
民生周刊:据了解,在全国,贵州易地扶贫搬迁人数最多;如何做到“搬得走、稳得住、能致富”?
刘远坤:全国扶贫搬迁1000万人,其中贵州省就搬迁130万。除了国家分配130万的指标外,贵州省有32.5万同步搬迁。总计约是162.5万人搬迁。最后实施下来,算上生态搬迁、整村搬迁,贵州可能要搬接近200万人。
2002年,我担任贵州省发展计划委员会副主任时,就负责这项工作。那时候搬迁就是从山里搬到稍微平整的地方。現在看来,靠种块地解决不了大问题,能解决吃饭,虽然不至于贫困,但是要想致富是不可能的。从今年开始,我们全部要求城镇化安置。
今年,城镇化安置需搬迁75万人。主要安置在市州所在地、县城和中心集镇。搬到这些地方,最主要一条就是必须确保每户至少有一个以上的人就业,从而解决了搬进城以后的生活问题。
就业问题怎么解决?首先,政府购买一部分社区服务、保洁等公益性岗位;其次,通过培训,安排部分人到企业工作;此外,还有部分人外出打工。
至于余下的少部分贫困户,这就需要城市低保兜底。贵州城镇化率低,需要提高城镇化率。通过易地扶贫搬迁,全省的城镇化率至少可提高4个百分点。
民生周刊:据了解,贵州省的农业还是以山地经济为主,生态相对脆弱。在新一轮农业开发时,政府有没有建立相应的生态保护方面的防范机制?
刘远坤:贵州省是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对于生态问题,首先是以保护为主。
举个例子,仅25度以上的陡坡耕地退耕还林,贵州就要退掉1570万亩。此外,贵州还有1000多万亩宜林荒山要全种上树,公路两旁全绿化。
对于贵州而言,生态要以林为主。因为喀斯特地貌的特点决定,一旦遭遇毁林,生态破坏就不可逆转。在森林保护方面,贵州省要求“六个严禁”,即严禁盗伐林木、严禁掘根剥皮等毁林活动、严禁非法采集野生植物、严禁烧荒野炊等容易引发林区火灾行为、严禁擅自破坏植被从事采石采砂取土等活动、严禁擅自改变林地用途造成生态系统逆向演替。
“禁”的同时,我们还以建为主。2016年,全国退耕还林1335万亩。在这1335万亩的退耕还林中,贵州就承担起了477.4万亩,占全国的36%。
从2014年起,贵州省在环境保护方面提出“六个一律”,包括建设项目未经环评审批以及未按环评要求落实污染防治设施的一律停建、停产,环保设施不正常运行、污染物超标排放、私设暗管等环境违法行为一律依法从重处罚,对排污企业环境违法行为一律向社会公开等。
森林保护的“六个严禁”和环境环保的“六个一律”,在贵州全省已经推行三年。有了这两把“利剑”,可以说贵州省在环境、生态的保护上是非常严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