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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庆祝香港回归10周年之际，一次难忘的采访，一篇载入广播史册的报道又在我脑海里翻滚。
1984年5月25日上午，我走进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准备采访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邓小平会见来北京出席六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和全国政协六届二次会议的港澳代表和委员。
邓小平、姬鹏飞已经在福建厅了，我进去的时候，正赶上小平同志发脾气。他们都站着听。当面听小平同志发那么大的脾气，我还是第一次，因此把我吓了一跳。只听他大声喊道：“他有什么资格对记者说那样的话？”“以后，有关香港问题，我说了算，赵紫阳总理说了算，姬鹏飞领导的那个港澳办说了算。”
事情的起因是关于香港回归后是否在香港驻军的问题。在当年的“两会”期间，香港记者到处采访，打探中央关于香港问题的立场、决定。有记者问耿飙副委员长：“香港老百姓怕驻军，你们中央是不是一定要在香港驻军？”耿飙副委员长做了含糊其辞的回答：我们可能不一定驻军吧。第二天，香港报纸都在头版头条，用大字标题登出：“耿飙讲香港不必驻军，是中国政府的意见”、“中共前国防部长说，香港恢复后，中国将不派军队进驻香港”。一时间，满城风雨。有的认为，关于香港是否驻军问题，中国的政策变了，邓小平说的不算了。
耿飙同志是解放军的著名将领，解放后长期在外交战线工作，后担任国防部部长、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外交、国防工作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但他一句含糊其辞的话，被香港记者做了带有明显倾向性的诠释和报道，因而引发了一场轩然大波。
众所周知，中英两国解决香港问题的谈判，从1982年9月至1984年9月，进行了整整两年，分为秘密磋商和正式会谈两个阶段。正式会谈的时间是14个月，共进行了22轮。中国与英国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迟迟达不成协议的焦点是“国家主权”问题，英国步步为营，我国寸步不让。在多次谈判中，我方坚持“香港回归后，国防、外交必须由中央直接管理”。英国说：“不要驻军，驻军了以后，老百姓就吓坏了，都要移民了。”参加过中英香港问题谈判的中国代表团团长、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周南说：“哪有这样的事，你们能驻军，我们为什么不能驻军？”英方说：“我们不一样啊！英国离香港十万八千里，万一有什么事，我们来不了，可你们就在旁边啊！你们不需要在香港驻军。你们在广州、深圳有军队就行了，万一发生香港受到外国侵略的事情，得事先征求港府的意见，立法会同意了，你可以暂时来一下，没有任务了就马上回去。”这简直是荒唐逻辑！
1984年4月，邓小平在审阅外交部《关于同英国外交大臣就香港问题会谈方案的请示》报告上，就在关于香港驻军一条下亲自批示：“在港驻军一条必须坚持，不能让步。”
我在往日的采访中也亲耳听到一句话，那是1982年9月，同样是在人民大会堂的福建厅，邓小平当面对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提出：“我国政府有权在香港驻军。”并强调，这是中国政府在香港恢复行使主权的象征。他还斩钉截铁地说：“我们不能做李鸿章。”
可见，两年后的5月25日，小平同志发那么大的脾气，是完全有道理的。
在严肃、紧张的气氛中，大家陪同邓小平同志慢慢走到人民大会堂东大厅。早已等候在那里的港澳同胞立即站起身来，热烈鼓掌。
我在北边的第三排坐下来，一边听小平同志讲话，一边准备做记录。
会见开始5分钟后，警卫人员按照惯例，请站着的其他记者退场。我和新华社的一个文字记者是事先允许留下来的。
邓小平突然对记者说：“哎！你们回来，等一等，我还有话讲。你们出去给我发一条消息，就说耿飙，耿飙讲这个是胡说八道。你们给我辟个谣。”
邓小平显得柔中有刚，他特意对记者郑重其事地说了下面一段话：
“我国在恢复对香港的主权以后，中国有权在香港驻军。这是维护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主权的象征，是国家主权的象征，也是香港稳定和繁荣的保证。”
邓小平气愤地喊道：“香港是中国的领土，为什么不能驻军？没有这个权力还叫什么中国领土！”
稍等片刻，他面对来自香港和澳门的同胞，又平和地解释：“我们解决香港问题的立场是完全合情合理的。”“只要按照我国政府的政策办事，香港问题是会得到圆满解决的，真正爱国的、爱香港的人是不会失望的。”
此时此刻，我马上意识到这是一篇分量很重的报道——一是表明了我国在香港问题上的鲜明立场，亮出了中英两国在谈判中的严重分歧点；二是给香港的知名人士做工作，让他们放心，不要为香港的繁荣昌盛担忧；三是利用舆论辟谣，以正视听。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是国家电台，直接担负着传达党中央的声音、国务院政令的任务。时事政治记者的首要素质就是要有高度的责任心，政治敏感性强。
我把小平同志的话直接写到稿纸上，这样便于会见一结束就可以请领导审定稿件。小平同志讲完话，我赶快把广播稿送给港澳办的同志审阅。主管部门的同志与我的心情一样，比较沉重。他们认真研究稿件。我数了数当时在场的有国务委员兼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姬鹏飞、副主任李后等9位同志。
顺利完成采访任务后，我的心情轻松愉快。我按正常手续很快把稿件交给新闻编辑部，大大地喘了一口气后，到台长办公室向杨兆麟同志做了简短的汇报。
中午，在播出之前，没想到的事情发生了。编辑张汉寿来找我说：“你发的稿，我们不敢用。”我肯定地说：“绝对没错，快播吧！稿件是经过严格审查过的。”编辑走了。
下午，编辑又来找我，说还是不敢广播。我有点生气，因为离新闻发生的时间已经两三个小时了，这不符合中央台、国际台常强调的“准确、及时，发挥广播优势”的原则。我像打机关枪一样，嘟嘟嘟又做了进一步的解释。但意见仍没能统一。最后，他们把稿件甩给我说：你看着办吧！
这时，我看了新华社发来的同一条消息，心中也纳闷了。
新华社的稿件是这样的：“邓小平会见出席六届人大二次会议的代表和出席政协六届二次会议的委员，分别同他们一起照了相。”“会见时，邓小平同代表、委员和记者热情握手、询问情况，欢迎他们来首都共商国家大计和采访。”
这个内容与我发的内容相差甚远。一篇是针锋相对的斗争，口气硬，态度坚定；一篇是握手、照相。
一场紧急“官司”不得不打。我先去找了广播电影电视部总编室主任何光，陈述我的观点，又去找到广电部副部长马庆雄哇啦哇啦吵了一通，好在部领导都认为我是对的。
但为了慎重起见，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播出稿件的同时，广电部的领导还是把我反映的现场情况和写的广播稿向中共中央宣传部做了汇报。本应在当天中午就播出的这篇稿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终于在当天16时播出了，它澄清了中央关于香港驻军问题的立场，让“炒作”耿飙答话的香港媒体不得不重新报道。
当天23：30以后，新华社补发了一条含有香港驻军内容的稿件。
人民日报没有派记者采访这项活动，所以出现了局外人谁都不会看出来的笑话：1984年5月26日的《人民日报》在第一版刊登了新华社发的两条同样的，但内容有很大区别的消息。
试想，假如编辑部不提出质疑，假如广电部不向上汇报情况，假如新华社不再补发一条有驻军内容的消息，内地各媒体只发那条“握手、照相”的消息，将造成多大的被动啊！
事后，我写的《邓小平强调香港有权驻军》这篇消息稿获广播电视部优秀奖和中国新闻奖。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台长杨正泉对我说：“你为内地记者立了一功。”“记者及时采访，抓住了谈话的实质，准确及时地作了报道，使这一重要谈话在国内外产生了重大影响。”
（作者原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时政记者）
编校：张红玲
1984年5月25日上午，我走进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准备采访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邓小平会见来北京出席六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和全国政协六届二次会议的港澳代表和委员。
邓小平、姬鹏飞已经在福建厅了，我进去的时候，正赶上小平同志发脾气。他们都站着听。当面听小平同志发那么大的脾气，我还是第一次，因此把我吓了一跳。只听他大声喊道：“他有什么资格对记者说那样的话？”“以后，有关香港问题，我说了算，赵紫阳总理说了算，姬鹏飞领导的那个港澳办说了算。”
事情的起因是关于香港回归后是否在香港驻军的问题。在当年的“两会”期间，香港记者到处采访，打探中央关于香港问题的立场、决定。有记者问耿飙副委员长：“香港老百姓怕驻军，你们中央是不是一定要在香港驻军？”耿飙副委员长做了含糊其辞的回答：我们可能不一定驻军吧。第二天，香港报纸都在头版头条，用大字标题登出：“耿飙讲香港不必驻军，是中国政府的意见”、“中共前国防部长说，香港恢复后，中国将不派军队进驻香港”。一时间，满城风雨。有的认为，关于香港是否驻军问题，中国的政策变了，邓小平说的不算了。
耿飙同志是解放军的著名将领，解放后长期在外交战线工作，后担任国防部部长、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外交、国防工作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但他一句含糊其辞的话，被香港记者做了带有明显倾向性的诠释和报道，因而引发了一场轩然大波。
众所周知，中英两国解决香港问题的谈判，从1982年9月至1984年9月，进行了整整两年，分为秘密磋商和正式会谈两个阶段。正式会谈的时间是14个月，共进行了22轮。中国与英国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迟迟达不成协议的焦点是“国家主权”问题，英国步步为营，我国寸步不让。在多次谈判中，我方坚持“香港回归后，国防、外交必须由中央直接管理”。英国说：“不要驻军，驻军了以后，老百姓就吓坏了，都要移民了。”参加过中英香港问题谈判的中国代表团团长、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周南说：“哪有这样的事，你们能驻军，我们为什么不能驻军？”英方说：“我们不一样啊！英国离香港十万八千里，万一有什么事，我们来不了，可你们就在旁边啊！你们不需要在香港驻军。你们在广州、深圳有军队就行了，万一发生香港受到外国侵略的事情，得事先征求港府的意见，立法会同意了，你可以暂时来一下，没有任务了就马上回去。”这简直是荒唐逻辑！
1984年4月，邓小平在审阅外交部《关于同英国外交大臣就香港问题会谈方案的请示》报告上，就在关于香港驻军一条下亲自批示：“在港驻军一条必须坚持，不能让步。”
我在往日的采访中也亲耳听到一句话，那是1982年9月，同样是在人民大会堂的福建厅，邓小平当面对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提出：“我国政府有权在香港驻军。”并强调，这是中国政府在香港恢复行使主权的象征。他还斩钉截铁地说：“我们不能做李鸿章。”
可见，两年后的5月25日，小平同志发那么大的脾气，是完全有道理的。
在严肃、紧张的气氛中，大家陪同邓小平同志慢慢走到人民大会堂东大厅。早已等候在那里的港澳同胞立即站起身来，热烈鼓掌。
我在北边的第三排坐下来，一边听小平同志讲话，一边准备做记录。
会见开始5分钟后，警卫人员按照惯例，请站着的其他记者退场。我和新华社的一个文字记者是事先允许留下来的。
邓小平突然对记者说：“哎！你们回来，等一等，我还有话讲。你们出去给我发一条消息，就说耿飙，耿飙讲这个是胡说八道。你们给我辟个谣。”
邓小平显得柔中有刚，他特意对记者郑重其事地说了下面一段话：
“我国在恢复对香港的主权以后，中国有权在香港驻军。这是维护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主权的象征，是国家主权的象征，也是香港稳定和繁荣的保证。”
邓小平气愤地喊道：“香港是中国的领土，为什么不能驻军？没有这个权力还叫什么中国领土！”
稍等片刻，他面对来自香港和澳门的同胞，又平和地解释：“我们解决香港问题的立场是完全合情合理的。”“只要按照我国政府的政策办事，香港问题是会得到圆满解决的，真正爱国的、爱香港的人是不会失望的。”
此时此刻，我马上意识到这是一篇分量很重的报道——一是表明了我国在香港问题上的鲜明立场，亮出了中英两国在谈判中的严重分歧点；二是给香港的知名人士做工作，让他们放心，不要为香港的繁荣昌盛担忧；三是利用舆论辟谣，以正视听。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是国家电台，直接担负着传达党中央的声音、国务院政令的任务。时事政治记者的首要素质就是要有高度的责任心，政治敏感性强。
我把小平同志的话直接写到稿纸上，这样便于会见一结束就可以请领导审定稿件。小平同志讲完话，我赶快把广播稿送给港澳办的同志审阅。主管部门的同志与我的心情一样，比较沉重。他们认真研究稿件。我数了数当时在场的有国务委员兼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姬鹏飞、副主任李后等9位同志。
顺利完成采访任务后，我的心情轻松愉快。我按正常手续很快把稿件交给新闻编辑部，大大地喘了一口气后，到台长办公室向杨兆麟同志做了简短的汇报。
中午，在播出之前，没想到的事情发生了。编辑张汉寿来找我说：“你发的稿，我们不敢用。”我肯定地说：“绝对没错，快播吧！稿件是经过严格审查过的。”编辑走了。
下午，编辑又来找我，说还是不敢广播。我有点生气，因为离新闻发生的时间已经两三个小时了，这不符合中央台、国际台常强调的“准确、及时，发挥广播优势”的原则。我像打机关枪一样，嘟嘟嘟又做了进一步的解释。但意见仍没能统一。最后，他们把稿件甩给我说：你看着办吧！
这时，我看了新华社发来的同一条消息，心中也纳闷了。
新华社的稿件是这样的：“邓小平会见出席六届人大二次会议的代表和出席政协六届二次会议的委员，分别同他们一起照了相。”“会见时，邓小平同代表、委员和记者热情握手、询问情况，欢迎他们来首都共商国家大计和采访。”
这个内容与我发的内容相差甚远。一篇是针锋相对的斗争，口气硬，态度坚定；一篇是握手、照相。
一场紧急“官司”不得不打。我先去找了广播电影电视部总编室主任何光，陈述我的观点，又去找到广电部副部长马庆雄哇啦哇啦吵了一通，好在部领导都认为我是对的。
但为了慎重起见，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播出稿件的同时，广电部的领导还是把我反映的现场情况和写的广播稿向中共中央宣传部做了汇报。本应在当天中午就播出的这篇稿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终于在当天16时播出了，它澄清了中央关于香港驻军问题的立场，让“炒作”耿飙答话的香港媒体不得不重新报道。
当天23：30以后，新华社补发了一条含有香港驻军内容的稿件。
人民日报没有派记者采访这项活动，所以出现了局外人谁都不会看出来的笑话：1984年5月26日的《人民日报》在第一版刊登了新华社发的两条同样的，但内容有很大区别的消息。
试想，假如编辑部不提出质疑，假如广电部不向上汇报情况，假如新华社不再补发一条有驻军内容的消息，内地各媒体只发那条“握手、照相”的消息，将造成多大的被动啊！
事后，我写的《邓小平强调香港有权驻军》这篇消息稿获广播电视部优秀奖和中国新闻奖。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台长杨正泉对我说：“你为内地记者立了一功。”“记者及时采访，抓住了谈话的实质，准确及时地作了报道，使这一重要谈话在国内外产生了重大影响。”
（作者原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时政记者）
编校：张红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