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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夜行者梦语》是一篇批判质疑90年代在中国兴起的后现代主义价值观，批判了“怎么都行”的后现代主义。理论的异化与人的狂欢成为现实的表征。而文学的式微早已成为众多有志之士的担忧。面对后现代主义的迷思，韩少功的《夜行者梦语》给出自己的解读。
【关键词】韩少功 后现代 解构主义 同质化
进入二十一世纪已是第十四年，萨特、尼采的影子还在学术界间徘徊，福柯们仍未停息解构主义的脚步。谈及后现代主义，这是一个过于宏大的课题，而且其学术定义一直未得到精准的解答。通过解读他的散文《夜行者梦语》，我们可以一窥韩少功笔下的“后现代”。
一、理论的异化与人的狂欢
作为一种最接近作者人格与情怀体现的文体，散文以最大的自由度包容了作者自身的所思所想。在这篇《夜行者梦语》中，作家也是将自己心中最深刻，最细微的想法都一一剖析，对90年代的中国现状说出自己灵魂的声音。
《夜行者梦语》这一篇散文有八个章节，作家采用“片段体”的手法，一点点向读者展现他眼中的“后现代”景象。
（一）理论在传播中异化
文章的第一章节和第二章节都共同阐述了一个观点：理论与观念的传播往往带着被异化的趋势在游走。卢梭曾在《爱弥儿》中开宗明义说道：“凡是出自造物主之手的东西都是好的，而到了人的手上一切都变坏了。”这句话反映了卢梭的整个哲学与对文明的批判，而这一点在韩少功的笔下亦有提及。无论是他在文章中所提及的“爱情”“自由”“社会均富”等概念，又或者是在历史的进程中，我们所窥见的“理性”“宗教”的异化。这些概念无不是在诞生时闪耀着智慧之光，敲开人们内心的壁垒，又无不是在发展与滥觞中走向自我的覆灭。每个理论在诞生之初都是为着人类的幸福生活而出现的，但是人的“不同心绪、欲念、人生经验”夹杂在理论的传播中，最后理论也将不复原来的面貌。在后现代浪潮中这一点更为明显，在人人可言说，个人主义被放大的时代里，理论如何在传播的过程中保持其本来的面貌，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难题。韩少功认为，概念都需要细细品味，不然就会“做坏”。乐观主义也好，虚无主义也好，概念的使用应人而异， 90年代那些举着“后现代”名目的人都需要辨明。在他的《灵魂的声音》中，也同样提到：
“我们身处一个没有上帝的时代，一个不相信灵魂的时代。周围的情感正在沙化。博士生在小奸商面前点头哈腰争相献媚。女中学生登上歌台便如已经谈过上百次恋爱一样要死要活。白天造反的斗士晚上偷偷给官僚送礼。满嘴庄禅的高人盯着豪华别墅眼红。先锋派先锋地盘剥童工。自由派自由地争官。耻言理想，理想只是在上街民主表演或向海外华侨要钱时的面具。蔑视道德，道德的最后利用价值只是用来指责抛弃自己的情妇或情夫。什么都敢干，但又全都向往着不做事而多捞钱。到处可见浮躁不宁面容紧张的精神流氓。”1
情感的沙化时代，耻言理想，蔑视道德，在这个商品经济与消费主义横流的社会里，这些词汇我们都并不陌生。主义成为人们“每日必戴的精神假面”。即使后现代主义在无尽狂欢，最终都会归于庸常的现实，而且观念之于现实，“不可成为价值判断标准，不是人性的质检证书”，于是种种讨论，最终不过是“某种智力保健运动”，作者主张的是不过“微笑以待”。
（二）“人”的死亡与“身体”的狂欢
理论的异化与不确定性，给予人们的是无尽的狂欢。文章第三、四章节就是讲述在后现代浪潮，“人”的死亡，“身体”的重生。这一论调其实并不超前，在欧洲的文学历史中早已得而窥见。自文艺复兴起，西方人借着理性与科学向着宗教和上帝宣战。而19世纪末，尼采就给这场持续几百年的战争画上了句点：“上帝死了。”上帝的退场解放了人们，拓展了人的智慧，理性的高扬与人本主义的高涨带给人们一个新的时代。科学驱逐了神学意义上的上帝，却迎来了“人是上帝”的论调。人的解放不仅在于理性的高涨，更在于感性意义上的“原欲”解放。人人无须为了上帝而活着，上帝对人尘世行为的善恶“监控”的撤离，使得人们进入“怎么做都行”的时代。于是，达达画派的口号一次次被重提：“怎样都行”。
韩少功认为，上帝的死亡带来的是“人”的意义的死亡。英国诗人西格弗利·萨颂的名诗中：“我心有猛虎，在细嗅蔷薇，审视我的心灵吧，亲爱的朋友，你应战栗，因为那才是你的本来面目。”当驱逐了上帝之后，我们内心的蔷薇凋谢了，猛虎则咆哮待发。人是理性与感性的结合体，是善与恶的结合体，属于“上帝”的“善”被剥离，人之为人的意义则发生了变化。于是，人们亲手杀死了自己，成为了“身体”。狂欢进场，理性归隐，欲望汹涌，道德失守。二十年后与二十年前没有什么变化，与一百年前也没有变化。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惶恐与焦虑在如今依旧有着强大的生命力。
人类陷入了困境。一方面，渺小脆弱的心灵渴望依托；另一方面，又讨厌这种依托对自己的束缚。解决了上帝，解决了道德，人本的结构转化为文本的解构，这种无尽的反抗背后，是人们对生存的稳定性的追求，对真理与终极的追求。而在后现代的思潮中，这种追求貌似走到了一个死胡同。解构主义对文本的解构，对语言的解构使我们不断走入消解与混乱。
二、文学的式微
《夜行者夢语》写在那个文学逐渐走向庸常的时刻。自文革之后，80年代的人们迎来不仅是经济上的解放，更多的是思想的解放。那是一个文学突飞猛进的时代，寻根文学，伤痕文学，先锋文学，你方唱罢我登场。被压抑已久的思想得到了飞快的发展，然而进入90年代，事情正在悄悄起了变化。正如韩少功在《灵魂的声音》里这样说道：
“小说似乎正在逐渐死亡。除了一些小说作者和小说批评者肩负着阅读小说的职业性义务之外，小说杂志是越来越少有人去光顾了——虽然小说家们的知名度还是不小，虽然他们的名字以及家中失窃或新作获奖之类的消息更多地成为小报花边新闻。小说理论也不太有出息，甚至给自己命名的能力都已基本丧失，于是只好从政治和经济那里借来“改革小说”之类的名字，从摄影和建筑艺术那里借来“后现代主义”之类的名字，借了邻居的帽子出动招摇过市，以示自己也如邻家阔绰或显赫。”2
【关键词】韩少功 后现代 解构主义 同质化
进入二十一世纪已是第十四年，萨特、尼采的影子还在学术界间徘徊，福柯们仍未停息解构主义的脚步。谈及后现代主义，这是一个过于宏大的课题，而且其学术定义一直未得到精准的解答。通过解读他的散文《夜行者梦语》，我们可以一窥韩少功笔下的“后现代”。
一、理论的异化与人的狂欢
作为一种最接近作者人格与情怀体现的文体，散文以最大的自由度包容了作者自身的所思所想。在这篇《夜行者梦语》中，作家也是将自己心中最深刻，最细微的想法都一一剖析，对90年代的中国现状说出自己灵魂的声音。
《夜行者梦语》这一篇散文有八个章节，作家采用“片段体”的手法，一点点向读者展现他眼中的“后现代”景象。
（一）理论在传播中异化
文章的第一章节和第二章节都共同阐述了一个观点：理论与观念的传播往往带着被异化的趋势在游走。卢梭曾在《爱弥儿》中开宗明义说道：“凡是出自造物主之手的东西都是好的，而到了人的手上一切都变坏了。”这句话反映了卢梭的整个哲学与对文明的批判，而这一点在韩少功的笔下亦有提及。无论是他在文章中所提及的“爱情”“自由”“社会均富”等概念，又或者是在历史的进程中，我们所窥见的“理性”“宗教”的异化。这些概念无不是在诞生时闪耀着智慧之光，敲开人们内心的壁垒，又无不是在发展与滥觞中走向自我的覆灭。每个理论在诞生之初都是为着人类的幸福生活而出现的，但是人的“不同心绪、欲念、人生经验”夹杂在理论的传播中，最后理论也将不复原来的面貌。在后现代浪潮中这一点更为明显，在人人可言说，个人主义被放大的时代里，理论如何在传播的过程中保持其本来的面貌，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难题。韩少功认为，概念都需要细细品味，不然就会“做坏”。乐观主义也好，虚无主义也好，概念的使用应人而异， 90年代那些举着“后现代”名目的人都需要辨明。在他的《灵魂的声音》中，也同样提到：
“我们身处一个没有上帝的时代，一个不相信灵魂的时代。周围的情感正在沙化。博士生在小奸商面前点头哈腰争相献媚。女中学生登上歌台便如已经谈过上百次恋爱一样要死要活。白天造反的斗士晚上偷偷给官僚送礼。满嘴庄禅的高人盯着豪华别墅眼红。先锋派先锋地盘剥童工。自由派自由地争官。耻言理想，理想只是在上街民主表演或向海外华侨要钱时的面具。蔑视道德，道德的最后利用价值只是用来指责抛弃自己的情妇或情夫。什么都敢干，但又全都向往着不做事而多捞钱。到处可见浮躁不宁面容紧张的精神流氓。”1
情感的沙化时代，耻言理想，蔑视道德，在这个商品经济与消费主义横流的社会里，这些词汇我们都并不陌生。主义成为人们“每日必戴的精神假面”。即使后现代主义在无尽狂欢，最终都会归于庸常的现实，而且观念之于现实，“不可成为价值判断标准，不是人性的质检证书”，于是种种讨论，最终不过是“某种智力保健运动”，作者主张的是不过“微笑以待”。
（二）“人”的死亡与“身体”的狂欢
理论的异化与不确定性，给予人们的是无尽的狂欢。文章第三、四章节就是讲述在后现代浪潮，“人”的死亡，“身体”的重生。这一论调其实并不超前，在欧洲的文学历史中早已得而窥见。自文艺复兴起，西方人借着理性与科学向着宗教和上帝宣战。而19世纪末，尼采就给这场持续几百年的战争画上了句点：“上帝死了。”上帝的退场解放了人们，拓展了人的智慧，理性的高扬与人本主义的高涨带给人们一个新的时代。科学驱逐了神学意义上的上帝，却迎来了“人是上帝”的论调。人的解放不仅在于理性的高涨，更在于感性意义上的“原欲”解放。人人无须为了上帝而活着，上帝对人尘世行为的善恶“监控”的撤离，使得人们进入“怎么做都行”的时代。于是，达达画派的口号一次次被重提：“怎样都行”。
韩少功认为，上帝的死亡带来的是“人”的意义的死亡。英国诗人西格弗利·萨颂的名诗中：“我心有猛虎，在细嗅蔷薇，审视我的心灵吧，亲爱的朋友，你应战栗，因为那才是你的本来面目。”当驱逐了上帝之后，我们内心的蔷薇凋谢了，猛虎则咆哮待发。人是理性与感性的结合体，是善与恶的结合体，属于“上帝”的“善”被剥离，人之为人的意义则发生了变化。于是，人们亲手杀死了自己，成为了“身体”。狂欢进场，理性归隐，欲望汹涌，道德失守。二十年后与二十年前没有什么变化，与一百年前也没有变化。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惶恐与焦虑在如今依旧有着强大的生命力。
人类陷入了困境。一方面，渺小脆弱的心灵渴望依托；另一方面，又讨厌这种依托对自己的束缚。解决了上帝，解决了道德，人本的结构转化为文本的解构，这种无尽的反抗背后，是人们对生存的稳定性的追求，对真理与终极的追求。而在后现代的思潮中，这种追求貌似走到了一个死胡同。解构主义对文本的解构，对语言的解构使我们不断走入消解与混乱。
二、文学的式微
《夜行者夢语》写在那个文学逐渐走向庸常的时刻。自文革之后，80年代的人们迎来不仅是经济上的解放，更多的是思想的解放。那是一个文学突飞猛进的时代，寻根文学，伤痕文学，先锋文学，你方唱罢我登场。被压抑已久的思想得到了飞快的发展，然而进入90年代，事情正在悄悄起了变化。正如韩少功在《灵魂的声音》里这样说道：
“小说似乎正在逐渐死亡。除了一些小说作者和小说批评者肩负着阅读小说的职业性义务之外，小说杂志是越来越少有人去光顾了——虽然小说家们的知名度还是不小，虽然他们的名字以及家中失窃或新作获奖之类的消息更多地成为小报花边新闻。小说理论也不太有出息，甚至给自己命名的能力都已基本丧失，于是只好从政治和经济那里借来“改革小说”之类的名字，从摄影和建筑艺术那里借来“后现代主义”之类的名字，借了邻居的帽子出动招摇过市，以示自己也如邻家阔绰或显赫。”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