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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共党史上，这曾是一段神秘的日子。事实上，“四五事件”的平反、“两个凡是”的纠正、中国未来航向等大是大非的问题，都是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解决的，而十一届三中全会只是将中央工作会议的成果加以确认
在中共中央办公厅工作的胡丹接到通知，作为会议工作人员，参加即将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这是1978年深秋的一天。
胡丹随手揣上20斤粮票和一些现金，去京西宾馆参会。按当时的惯例，会议工作人员要自己交纳会议期间的伙食费。胡丹至今清楚地记得，每天伙食费5毛，粮票1斤。“谁知，会议开了整整36天，我不得不中途回家取粮票。”胡丹接受《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采访时说。
胡丹参加的中央工作会议从1978年11月10日一直开到12月15日，会期原定20天，后来延长到36天。一个会开这么长，这在中共历史上是非常罕见的。3天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幕，为期5天。
绝大部分记录中国改革的书，都浓墨重彩记述十一届三中全会，而对于三中全会以前的准备会议——中央工作会议，花费的笔墨却不多。这两个会到底是什么关系？
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公报》一开头就专门写了一个自然段，只有一句话：“在全会前，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为全会做了充分的准备。”
于光远当时是国务院研究室负责人，从头至尾亲历了这两个会。他在《1978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一书中，对《公报》的这句话作了这样一番解读：“三中全会要确定的路线方针任务等，在中央工作会议上都已经提了出来，并且有了解决问题的主张。对错误观点如‘两个凡是’已经进行了严肃的批评，而当时党中央的主要领导人华国锋在会上承认自己犯有错误，承担了责任。改善中央领导机构的名单也已经准备好了，在中央工作会议到会者中取得共识。”
可见，一切问题是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解决的，而三中全会只是将工作会议的成果加以确认而已。
怎能心平气顺讨论经济工作？
坐落于北京西长安街上的京西宾馆，隶属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一座不对外的内部宾馆。宾馆建成后，中共中央全会如果在北京召开的话，几乎都在这里举行。因此，京西宾馆有“最安全的宾馆”和“会场之冠”之称。中央工作会议及十一届三中全会，就在这里举行。
11月10日，中央工作会议开幕，一切似乎没有什么不同。毛泽东和华国锋的标准像，悬挂在主席台的上方。会议期间，很多与会者晚上还饶有兴致地去观看主办者为大家放映的内部电影。
党政军各部门、各群众团体的主要负责人共219人，接到了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通知。对于参会人员，于光远有两点评价：一是规模不小、规格不低，够得上一个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水平。二是会议参加者的成分不错。从参加者的成员来看，大多数是在“文革”中受到迫害的老同志。
华国锋在开幕讲话中为会议确定了三项议题：一、讨论如何进一步贯彻执行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尽快把农业生产搞上去；二、商定1979年和1980年两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三、讨论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上的讲话。接着，华国锋提出，在讨论这些问题之前，先讨论一个问题，就是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华国锋慢条斯理地讲了一个多小时，其间三次离稿讲话。他讲了很多经济建设问题，讲了国内经济形势和国际的有利条件，还讲了要善于利用这种形势，吸收国外资金和技术。华国锋还批评了领导干部的官僚主义作风，以及机关存在的同现代化建设不相适应的问题。他举了一个例子，说上海申请进口一套设备居然要盖18个大印。他还说，我国经济工作中“笑话很多”，特别批评我们不重视市场竞争。
坐在台下的于光远全程听了华的讲话。于光远事后评价说，对于华的讲话，“大家——包括我在内——是比较满意的。”“华国锋的确是一个热心建设的人，情况掌握得不错，思想也开放。粉碎‘四人帮’后他的确想好好地干出一点名堂来。”
但同时，与会者也注意到，华国锋在讲话中没有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还在坚持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抓纲治国”的十一大路线。
其实，出席会议的很多人是拥护工作重点转移的。然而，当时许多重大是非问题没有厘清，成千上万件冤案尚未平反，“两个凡是”还压在人们头上，与会者怎能心平气顺地讨论重点转移和经济工作？
陈云捅破“窗户纸”
刚刚开始分组讨论，以擅长经济工作而闻名的老资格领导人陈云，就在东北组作了一个爆炸性发言。
11月12日，陈云在东北组的发言中提出了6个问题：一、薄一波等61个叛徒案，他们出“反省院”是中央决定的，不是叛徒。二、1937年和1940年，中央组织部相继作出决定，就是从反省院出来履行过出狱手续但后来继续干革命的同志，经审查可以恢复党籍。陈云提出，这些同志不是叛徒，应该恢复党籍。三、陶铸、王鹤寿等同志现在或者被定为叛徒，或者留着一个“尾巴”，应重新复查。四、彭德怀同志对党的贡献很大，他的骨灰应该放到八宝山革命公墓。五、中央应当肯定“天安门事件”。六、康生的错误很严重，应当给予批评。
陈云的发言，可谓“十年不鸣，一鸣惊人”。倘若从1962年算起，陈云已经保持沉默14年了，除了1977年3月，他为了支持邓小平复出，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作了一次书面发言，但那次的发言没有在大会简报上登出。这次，陈云的发言终于在大会简报上登出，使全体出席者都知道他在东北组扔出的这6颗“重磅炸弹”。
其实，一些老干部对陈云“放炮”并不感到意外。中央工作会议之前，他们已就一些问题有过沟通。
张爱萍之子张胜向《中国新闻周刊》透露了一个鲜为人知的内情。张胜的弟弟张品，当时是王震的秘书。工作会议前，王震曾委托张品，就“61个叛徒”问题征求了张爱萍的意见。
当时的中国有一个特殊现象，就是干部子弟经常充当老干部之间的联络员。张胜说，张品是一个，叶剑英的侄子叶选基、儿子叶选宁，以及胡耀邦的儿子胡德平，都是当时十分活跃的“联络员”。
叶选基也向《中国新闻周刊》证实，中央工作会议召开前后，陈云、耿飚、王震、王诤等老同志有过串联。叶选基和这些老同志的子女们有着密切的联系，并担负着通告消息的任务。叶选基说，串联的中心议题是“邓小平复出”和“天安门事件平反”两个主题。
然而这时，华国锋已经很难让会议按着他的轨道运行了。华国锋在陈云发言后的第二天，要求转入农业问题的讨论。可是，各组在讨论时，纷纷对陈云的讲话作出强烈回应，从而把要求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呼声推向高潮。
万里、王首道、康克清积极支持陈云的发言，要求迅速解决这6个问题；胡耀邦发言要求把文化大革命中遗留的大是大非问题搞清楚；萧克发言要求为“二月逆流”平反；杨得志提出要为武汉“7
在中共中央办公厅工作的胡丹接到通知，作为会议工作人员，参加即将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这是1978年深秋的一天。
胡丹随手揣上20斤粮票和一些现金，去京西宾馆参会。按当时的惯例，会议工作人员要自己交纳会议期间的伙食费。胡丹至今清楚地记得，每天伙食费5毛，粮票1斤。“谁知，会议开了整整36天，我不得不中途回家取粮票。”胡丹接受《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采访时说。
胡丹参加的中央工作会议从1978年11月10日一直开到12月15日，会期原定20天，后来延长到36天。一个会开这么长，这在中共历史上是非常罕见的。3天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幕，为期5天。
绝大部分记录中国改革的书，都浓墨重彩记述十一届三中全会，而对于三中全会以前的准备会议——中央工作会议，花费的笔墨却不多。这两个会到底是什么关系？
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公报》一开头就专门写了一个自然段，只有一句话：“在全会前，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为全会做了充分的准备。”
于光远当时是国务院研究室负责人，从头至尾亲历了这两个会。他在《1978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一书中，对《公报》的这句话作了这样一番解读：“三中全会要确定的路线方针任务等，在中央工作会议上都已经提了出来，并且有了解决问题的主张。对错误观点如‘两个凡是’已经进行了严肃的批评，而当时党中央的主要领导人华国锋在会上承认自己犯有错误，承担了责任。改善中央领导机构的名单也已经准备好了，在中央工作会议到会者中取得共识。”
可见，一切问题是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解决的，而三中全会只是将工作会议的成果加以确认而已。
怎能心平气顺讨论经济工作？
坐落于北京西长安街上的京西宾馆，隶属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一座不对外的内部宾馆。宾馆建成后，中共中央全会如果在北京召开的话，几乎都在这里举行。因此，京西宾馆有“最安全的宾馆”和“会场之冠”之称。中央工作会议及十一届三中全会，就在这里举行。
11月10日，中央工作会议开幕，一切似乎没有什么不同。毛泽东和华国锋的标准像，悬挂在主席台的上方。会议期间，很多与会者晚上还饶有兴致地去观看主办者为大家放映的内部电影。
党政军各部门、各群众团体的主要负责人共219人，接到了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通知。对于参会人员，于光远有两点评价：一是规模不小、规格不低，够得上一个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水平。二是会议参加者的成分不错。从参加者的成员来看，大多数是在“文革”中受到迫害的老同志。
华国锋在开幕讲话中为会议确定了三项议题：一、讨论如何进一步贯彻执行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尽快把农业生产搞上去；二、商定1979年和1980年两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三、讨论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上的讲话。接着，华国锋提出，在讨论这些问题之前，先讨论一个问题，就是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华国锋慢条斯理地讲了一个多小时，其间三次离稿讲话。他讲了很多经济建设问题，讲了国内经济形势和国际的有利条件，还讲了要善于利用这种形势，吸收国外资金和技术。华国锋还批评了领导干部的官僚主义作风，以及机关存在的同现代化建设不相适应的问题。他举了一个例子，说上海申请进口一套设备居然要盖18个大印。他还说，我国经济工作中“笑话很多”，特别批评我们不重视市场竞争。
坐在台下的于光远全程听了华的讲话。于光远事后评价说，对于华的讲话，“大家——包括我在内——是比较满意的。”“华国锋的确是一个热心建设的人，情况掌握得不错，思想也开放。粉碎‘四人帮’后他的确想好好地干出一点名堂来。”
但同时，与会者也注意到，华国锋在讲话中没有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还在坚持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抓纲治国”的十一大路线。
其实，出席会议的很多人是拥护工作重点转移的。然而，当时许多重大是非问题没有厘清，成千上万件冤案尚未平反，“两个凡是”还压在人们头上，与会者怎能心平气顺地讨论重点转移和经济工作？
陈云捅破“窗户纸”
刚刚开始分组讨论，以擅长经济工作而闻名的老资格领导人陈云，就在东北组作了一个爆炸性发言。
11月12日，陈云在东北组的发言中提出了6个问题：一、薄一波等61个叛徒案，他们出“反省院”是中央决定的，不是叛徒。二、1937年和1940年，中央组织部相继作出决定，就是从反省院出来履行过出狱手续但后来继续干革命的同志，经审查可以恢复党籍。陈云提出，这些同志不是叛徒，应该恢复党籍。三、陶铸、王鹤寿等同志现在或者被定为叛徒，或者留着一个“尾巴”，应重新复查。四、彭德怀同志对党的贡献很大，他的骨灰应该放到八宝山革命公墓。五、中央应当肯定“天安门事件”。六、康生的错误很严重，应当给予批评。
陈云的发言，可谓“十年不鸣，一鸣惊人”。倘若从1962年算起，陈云已经保持沉默14年了，除了1977年3月，他为了支持邓小平复出，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作了一次书面发言，但那次的发言没有在大会简报上登出。这次，陈云的发言终于在大会简报上登出，使全体出席者都知道他在东北组扔出的这6颗“重磅炸弹”。
其实，一些老干部对陈云“放炮”并不感到意外。中央工作会议之前，他们已就一些问题有过沟通。
张爱萍之子张胜向《中国新闻周刊》透露了一个鲜为人知的内情。张胜的弟弟张品，当时是王震的秘书。工作会议前，王震曾委托张品，就“61个叛徒”问题征求了张爱萍的意见。
当时的中国有一个特殊现象，就是干部子弟经常充当老干部之间的联络员。张胜说，张品是一个，叶剑英的侄子叶选基、儿子叶选宁，以及胡耀邦的儿子胡德平，都是当时十分活跃的“联络员”。
叶选基也向《中国新闻周刊》证实，中央工作会议召开前后，陈云、耿飚、王震、王诤等老同志有过串联。叶选基和这些老同志的子女们有着密切的联系，并担负着通告消息的任务。叶选基说，串联的中心议题是“邓小平复出”和“天安门事件平反”两个主题。
然而这时，华国锋已经很难让会议按着他的轨道运行了。华国锋在陈云发言后的第二天，要求转入农业问题的讨论。可是，各组在讨论时，纷纷对陈云的讲话作出强烈回应，从而把要求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呼声推向高潮。
万里、王首道、康克清积极支持陈云的发言，要求迅速解决这6个问题；胡耀邦发言要求把文化大革命中遗留的大是大非问题搞清楚；萧克发言要求为“二月逆流”平反；杨得志提出要为武汉“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