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道涵会长已经离开我们了，但汪会长的音容笑貌却始终留在我的眼前。为海峡两岸关系和平稳定与祖国的统一大业，汪会长可以说是奋斗到了最后一刻。
　　
　　付出全部精力和心血
　　
　　汪会长自１９９１年１２月１６日担任海协会会长起，为台海两岸关系的发展付出了他全部的精力与心血。在两岸包括两会（大陆海协会与台湾海基会）的事务性协商、两岸政治对话、两岸各方面的交流与大陆对台政策的制定等方面，汪会长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确立两会接触的民间性、经济性、事务性、功能性的性质定位。１９９２年年初?熏汪会长就根据中央的部署，亲笔发函邀请台湾海基会董事长辜振甫先生，提议双方见面协商。８月４日，汪会长二度致函，称：“当今世界经济形势中，东南亚地区蔚然挺秀，顺此潮流，两岸携手共济，前景未可限量。先生擅长经济，多有建树，又出掌海基会，对两岸关系之发展，又将做出重大贡献。贵我两会……急需加强沟通，协调配合，促进关系。是以深盼早日会晤，就当前经济发展及双方会务诸问题，交流意见，洽商方案，俾利两岸。”在台湾当局授权辜振甫复函接受邀请后，汪会长立即组织上海地区的专家学者进行会前的预案准备工作，历经多次研讨，提出了作为两岸当局“白手套”的两会接触的定位——民间性、经济性、事务性、功能性。事实证明，这一定位是完全正确、符合两岸关系发展实际的。
　　解放思想，务实促成第一次“汪辜会谈”的成功举行。１９９３年４月，举世瞩目的第一次“汪辜会谈”在新加坡举行。由于当时李登辉为首的台湾当局仍然坚持“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的“三不政策”，因而提出会谈不应该在台湾或大陆，要求在第三地。经过协商，双方确认选择新加坡。而在新加坡的整个会谈过程中，针对海基会的种种所谓两岸必须“对等”的要求，汪会长领导的海协会本着在不失去原则性坚持的前提下，充分尊重对方提出的合理要求，表现在：一是在具体会场上选择两边都开有门、以便双方同时进场，不存在谁先进去给人感觉谁为主人的方式；二是在有关四项协议的文本上，充分尊重海基会提出的不但要有简体字，而且要有台湾社会所惯用的繁体字版本。
　　提出两岸“共同缔造一个统一的中国”的主张。经过海协会的多方努力，１９９８年１０月，辜振甫董事长应邀来上海与北京“参访”，在历经了五度春秋后汪辜再度握手，这也是两岸隔绝近５０年来台湾官方授权的民间团体负责人第一次到祖国大陆。１４日，在辜振甫到达上海当天下午，汪辜两人在和平饭店八楼和平厅举行会谈。针对两岸在“一个中国”议题上的争议，汪会长提出了著名的“８６字箴言”，即著名的“共同缔造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目前尚未统一。双方应共同努力，在一个中国的原则下，平等协商，共议统一。一个国家的主权和领土是不可分割的，台湾的政治地位应该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进行讨论。”汪会长提出，大陆加台湾就等于一个中国，两岸在谈判中的政治地位是平等的，双方一起努力，共同来缔造一个统一的新中国。
　　开启两岸政治对话。１９９８年１０月１５日下午，汪辜两人偕夫人在新锦江饭店四楼再度见面喝茶，通过无拘束的交换意见，达成了包括加强对话、交流与个案协助等方面的四点共识。其中，汪会长的特殊贡献在于提出了“两岸政治对话”的概念，并得到了两会之间正式的确认。当时，以李登辉为首的台湾当局不愿意两岸（包括两会）之间开展政治性谈判包括政治对话，只愿意将其定位为“建设性对话”。而１４日在和平饭店的第一场对话中，辜振甫先生谈了台湾当局的政治地位问题，汪会长又谈了“一个中国”的定义问题与“共同缔造论”等，这无疑都是政治性的问题。因此，在新锦江的茶叙中，当两会工作人员提出第一项的共识是“两会决定进行各方面的对话”时，汪会长提出应该加上“包括政治经济在内”等八个字，并非常诚恳地征得了辜董事长的点头同意，从而使第一项共识的正式行文是“两会决定进行包括政治、经济等各方面内容的对话，由两会负责人具体协商作出安排”。汪辜上海会晤因此成为两岸之间的“政治对话”的正式开启。当两会达成三项共识后，有人提议是否应该有第四点共识时，又是汪会长适时“出手”，提出：“辜董事长不是邀请我访问台湾吗？可以把这一点也列进去。”辜董事长立即说：“非常好！非常好！”这样，第四项共识就此诞生：“汪道涵会长对辜振甫先生邀请他访问台湾表示感谢，并表示愿意在适当的时候访问台湾，加深了解。”
　　
　　两位长者“联袂出演”
　　
　　每每谈及近１５年的两岸关系，不能不谈到汪道涵与辜振甫两位老人，以致有媒体将汪辜的谢世视为两岸关系中“汪辜时代”的结束。两岸关系的特殊历史造就了汪辜两位长者的“联袂出演”，而两位学、养俱佳的长者的登场又使两岸关系这个舞台“大戏”连连，有了“经典剧目”。１９９３年４月汪会长在新加坡与辜振甫见面时，两人就一见如故，不仅谈两岸关系、谈两会的事务性问题，而且无话不谈，甚至谈得更多的是“风花雪月”（汪会长语），谈两人共同的爱好——京剧。因为两人都是“票友”，都是能够“粉墨登场”来上一段的。这也是为何１９９８年辜振甫先生来上海会晤时，汪会长请他看折子戏的原因。尽管两人在十年中只有两度会面，后来海基会与海协会两会间也出现交流交往的障碍，但两位老人之间声息是相通的。双方彼此挂念，辜先生希望汪会长能够去台湾走一走，以便辜先生能够像汪会长在上海接待他一样“尽地主之谊”，汪会长也十分挂念辜先生的身体状况。这也是为何在２００５年１月辜先生逝世，汪会长在自己身体不适的情况下，委托“双亚（孙亚夫、李亚飞）”作为自己“私人代表”赴台北吊唁辜先生的原因。
　　
　　留给后人的精神财富
　　
　　汪会长走了，但汪会长给我们留下了许多的精神财富。汪会长受命担任海协会长时已届７６岁高龄。因此，对汪会长来说，再从事台湾问题工作，已经是无所谓名利，有的只是付出、付出、再付出。汪会长正是抱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信念担当起了这一重任。他是相当地投入，在他的日历上，没有休息天，他经常是星期六或星期天约学者到他原先的住处“康办”谈问题，后来是在吴兴路的小会议室，再后来就是在医院。
　　汪会长给我们讲得最多的一句话是“做对台工作，目标要明确，是台湾民众，争取民心是第一位的”。记得１９９９年４月２０日在上海台湾研究所成立大会上，老先生在讲话中引用了成都武侯祠的对联：“能攻心，则反侧自消，自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其意思还是强调我们做对台工作一定要从台湾民众的角度出发，以民为本，把对台工作的重点真正落实到台湾民众身上去，争取台湾民心是第一要务。他这么说，也这么做。只要时间安排得开，他总是会见从台湾来的各界人士，无论是政界人士还是一般社会大众。他经常强调交流看法要“易位思考”，要思考对方为什么这么想，等等。正是因为他的平易近人，正是因为他的和蔼可亲，“汪氏微笑”迷倒了大批台湾人。这也难怪，台湾朋友来上海最想见的人就是老先生了。
　　汪会长不仅关心台湾问题，对国际形势包括中美关系与国内政治经济形势也都有十分精准的把握。而他的独到见解则得益于他的好读书、多读书。汪会长喜好读书是出了名的。在他身体尚可之时，经常有人会在上海书城看到他买书，也会在下午三四点钟的时候在他家附近的高安路几家小书店里看到他在看书。《读书》与《世界知识》是汪会长必看的杂志。记得有一次，汪会长说他在书店买了一本我翻译的《台湾乡村地方政治》，我说那是我读博士时的专业外文的作业，因为是以前出版的，所以没有好意思送给他。汪会长说，“你不送我就只好自己买了”，“通过对台湾某一个乡村的个案研究来了解台湾地方政治，是一个正确的方向。不足的是，该书只写到上世纪７０年代，对８０～９０年代的情况则没有描述”。汪会长能够说到这么细，显然，就是连这么一本小书他也是在认真阅读。尤其让我们汗颜的是，不是我们推荐新书给老先生，而是老先生看到好书经常推荐给我们读，我们读书的速度与了解新书的效率还没有老先生快。
　　理性思考也是老先生经常给我们的教诲，他说，学者一定要有理性思考，做台湾研究尤其需要理性的力量。因为你理性了，才能在做工作中首先尊重对方；先尊重对方，对方才会尊重你。老先生不仅是在教我们学问，其实也是在教我们如何做人。
　　老先生走了，但老先生留给我们的教诲、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让我们受用无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