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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町屋，已经不合时宜了
公元8世纪末，桓武天皇在京都建都。京都当时称作平安京，是一座几乎完全仿照隋唐长安城的城市，有皇城（宫城），有朱雀街（朱雀大路），也有东西市，还照抄了长安城的里坊制。在此后的一千年里，京都一直是日本的首都，故有千年古都之称。1869年，明治天皇迁都江户（东京），京都随之失去首都地位，但仍是日本的宗教和文化中心。
千年的繁华，为这座城市留下了2000多座寺庙、园林和神社，还有无数棋盘状的小巷街道。不过，如今的京都，其实看不到千年前的建筑。那是因为15世纪后期的“应仁之乱”，使得京都成为战场，几乎沦为废墟。后来丰臣秀吉统一天下后大兴土木，重建京都，却完全改变了平安京建成之初的布局，不仅朱雀大路荡然无存，原本居中的宫城还移到了东边。
到了二战时，京都又差点毁掉。但拯救京都的人，并不是传说中的梁思成。当时，作为100万人口的工业城市，同时又是日本文化中心，京都其实是美军首选的原子弹靶标城市。但美国陆军部长史汀生强烈反对用原子弹轰炸京都，原因是他认为彻底毁灭京都不利于美国在日本的战后重建。于是，美军的原子弹就投向了广岛和长崎。
真正威胁这个千年古都的，其实是战后日本快速的城市化和造城运动。以“都市的不燃化”和“高度利用”为理由，京都开始对传统的木结构的住房开始改造，房地产开发商也在京都建起了一些钢筋混凝土的多层楼房。用钢筋混凝土替代木结构，对于经常遭受地震和台风等自然灾害威胁的日本人来说，似乎是唯一的选择，毕竟木结构的住房有个致命缺陷就是一点就燃，稍抢救不及，就烧成一片。十七世纪发生在江户的明历大火，一下子烧死十多万人，是日本史上仅次于东京大轰炸、关东大地震的最惨重的灾难。
于是，京都千年以来的传统美丽的街道景观也受到了严重破坏。破坏最严重的，就是代表古京都精神的町屋了。这是一种传统的木造的两层排屋，屋子临街的一侧做买卖，门面都很窄，据说是丰臣秀吉掌管京都的时候，按店堂门面大小决定税额，于是京都的老百姓为了避税，都把门面建得窄窄的。町屋还要住人，所以都修得窄而狭长，中间还有安静的庭院。
京都的町屋，不少是应仁之乱之后修建的，住过十几代人。但到了二战后，日本经济腾飞后又迎来了泡沫经济，1974年前后，房地产大热，日本人疯狂买房。这时町屋就显得不合时宜了，不仅不适合现代人的生活，木造的建筑也难以维护。所以，摧毁它比保留它更具经济效益，因而町屋遭到了各种拆迁和重建，它们有的被改造成旅社、餐馆，还有的被现代建筑或停车场取代。
日本作家寿岳章子在回忆那段时光时曾写道，“京都各地的剧烈变化让许多人为之心疼，从前京都风味十足的市町景象一眨眼全都变成一无所有的空地，准备盖成高楼大厦，并步步逼近风景区。我心爱的店铺、町区一个个消失了。每次总是关照母亲和我的卖草鞋的‘雁屋’关起门来不做生意很久了。向附近的人打听才知道，老板夫妇年纪都大了，已经相继辞世了。”本来，做京扇子（日本传统工艺品，早在平安时代就在宫廷内被使用）用的竹子，一直是用京都本地出产的，结果因为京都的地产开发，竹子也没有了，只能从日本其他地区输入。
因为“社区营造”
古都有了生命和活力
不过，也是从这时开始，日本人开始反思，为了进行这样千篇一律的城市化，就把那些拥有城市记忆的老建筑拆掉是否值得？而那些老建筑本身，是不是能作为一个城市景观继续延续下去？所以，京都各地区纷纷兴起了反对大厦建设的居民运动。甚至反对运动的主要领导者、抢救先锋人士，被热爱京都的人士推举出来角逐京都市长。
同时，因为旅游经济的兴起，京都成为热门旅游目的地，京都人更加有动力去保护这座古城了。不过，日本人的古城保护，跟中国不太一样。中国主要是政府主导，但日本的地方政府，只在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轨道上运行——虽然日本的土地名义上归国家所有，但使用权是高度分散的，政府很难占有大量的土地，也就没办法进行“大拆大建”。
所以，京都采用了“微循环”的改造模式。基本做法就是，首先把水、电、气、热等基础设施管网引入旧城，为旧城提供完善的现代生活条件。然后由政府制定旧城保护规划，所有居民都要遵守，如要对自家房屋院落进行改造，就要按规定来，经政府验收后，可以报销一部分费用。
这个改造过程，最值得注意的也就是日本人所推崇的“社区营造”。这个概念就是“城市建设”，但和中国的城建不同，“社区营造”是政府引导居民参与社区事务。这个好处很明显，因为是社区居民自己组织、自己治理，所以主人翁意识就很强了。古城里出现任何不符合古都风貌的东西，他们都会主动去纠正。而他们自发组成的各种协会和社团，也会从不同方面对古城负责，比如自治会担当社区的维护、管理，商会负责街区的餐饮、住宿等服务业，同业公会则组织起漆器、陶器、织锦等传统手工艺的传承与展示，乡土文化社团建设起一个个小型博物馆、资料馆。这样，古都也就有了生命和活力。
所以，在这种强大的“压力”下，京都一直是世界上保存较为完好的古城市之一。1994年，以京都市的文物为主，上贺茂神社、下鸭神社、清水寺、金阁寺、银阁寺、二条城、西本愿寺等17个寺院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如今的京都，市区内虽不乏现代建筑，但至今城市里没有特别高的建筑，新建建筑被限制在6层以下，屋瓦颜色、大小也要经过审批。警察局、学校等公共设施也尽量按照不影响城市感观的方式建造。比如京都塔，为了不破坏京都的历史景观，在设计上融进了佛教寺院中常用的蜡烛和烛台的造型。而京都市地铁的工期也是一拖再拖，修了几十年才通车。这是因为在修路过程中多次发现了文物古迹，只得暂时停下来，制定出保护办法后才能继续施工。还有麦当劳，当初要在京都投资设店，却遭到了拒绝，原因是麦当劳带有红色建筑标志，与京都古城风貌不一致，被认为“具有破坏性”。后来经过几年反复谈判，才达成妥协方案： 把分店外表建成咖啡色，既不红又不黑，与京都整体青灰色基本一致。 正是由于这样极端注重细节的保护，才让京都还保留着千年古都的风貌。每年到访京都的游客量，也是屡创新高，2015年甚至达到5684万人次，其中外国游客也达到316万人次，观光旅游成为京都的最主要的产业。有趣的是，京都市还出台了一项与众不同的保护文化遗产的措施，规定凡是穿和服这一日本国服出门的女子可以享受优惠的待遇。如乘坐出租车能享受9折，购物可享受9.5折，逛公园一律免费。这个政策施行到现在，结果让游客们都形成了共识，去京都一定要穿和服。在日本众多现代都市中，只有京都，穿和服走在街上却全然没有违和的感觉。
古建筑究竟真不真
这个问题真的重要？
不过，漫步在京都的街头巷尾，感受其超越时空的氛围，很多中国游客会发出这样的疑问：日本古建筑为什么看起来很新？中国的那些古建筑不都是灰头土脸的吗？
当然，这可能是因为日本雨水丰沛灰尘少，所以建筑不容易脏。或者是因为日本有钱，古建筑维护跟得上。但更重要的原因，是日本人一直以来是通过拆除旧建筑来保护旧建筑物的。
这说起来可能有些矛盾，但日本的那些古建筑，从严格意义来说，都不算古建筑。比较夸张的包括四天王寺、浅草寺、大阪城、姬路城，其实都是当代水泥建筑。而那些还保持木结构的古建筑，也是新修的。日本人的习惯是，定期或不定期将有价值的传统建筑物拆除，然后按照原样重新翻建，这种做法成为惯例。
所以日本人心中几乎没有“危房”的概念。最典型的就是伊势神宫。不管原物是否损坏，是否有重建的必要，都是严格按照20年一重建的原则行事。翻建的办法并不是先拆后建，而是先建后拆，先在旧宫旁边建新的，新的落成之后即拆毁旧的。
但与其说这是日本人的文化传统，还不如说是一种历史惯性。因为东亚地区大多采用木结构建筑，而木料必然会腐朽，所以放弃维修腐朽的木料，替换上新的木料，就是经济实惠的选择了。以前中国的普通木结构建筑，也都是这么操作，修旧如新。
但对于文物，中日两国的看法就不一样了。中国人追求的是文物的原味，所以不惜投入巨资对重要文物原样修补维护，尽量延长原物寿命，原物破旧得不能修复了，文物也就没有了。典型的例子就是应县木塔。这座木塔近千年不倒，完全是建筑史的奇迹。但这座木塔再不修，说不定哪天就倒了。
但怎么维修，是个大问题。要是日本人，做法就很简单，直接照原样重建。更讲究一点呢，就是将应县木塔进行解体，换了木料重新组装。这个方案，也有人提，但很快被否决了，因为中国的专家都认为，把它重新装一次，就成了新的形态、新的样子。而文物维修，要最大限度地减少对文物本体的干预。最后，应县木塔还是采取了最保守的修缮，相当于给一个行动不便的老人拄上一根拐杖。
一个古建筑物，是否因材质的改变而失去原有价值？这其实是个哲学问题了。对此，日本人反正是相当洒脱。他们不仅是直接重建，还根本不在乎是不是保持原样。日本现存唯一一座真正由唐朝人修建的建筑，是鉴真东渡后修建的奈良唐招提寺的金堂。但如今这个金堂，其实不像唐代建筑，因为唐代建筑屋顶坡度是很缓的，而现在的金堂屋顶坡度略微有些陡峭。这问题就出在它历史上的四次大修上，每次大修都有改动，后来还加上金属部件强化结构，这个金堂也就不是纯木结构了。
而京都的古建筑，也都是这么修。比如著名的金阁寺，重修前后外观变化极大。至于那些町屋也不拒绝钢筋水泥。但所有这些，其实只是“材质”上的变化，旧城风貌还是完美地保留了下来。不过，古都之所以成为古都，关键在于文化传统是否保留完好，对于建筑而言，也就是形式与神韵比材质更重要——在现代社会中，京都人的生活并未被现代化浪潮吞没，传统仍有一席之地。
公元8世纪末，桓武天皇在京都建都。京都当时称作平安京，是一座几乎完全仿照隋唐长安城的城市，有皇城（宫城），有朱雀街（朱雀大路），也有东西市，还照抄了长安城的里坊制。在此后的一千年里，京都一直是日本的首都，故有千年古都之称。1869年，明治天皇迁都江户（东京），京都随之失去首都地位，但仍是日本的宗教和文化中心。
千年的繁华，为这座城市留下了2000多座寺庙、园林和神社，还有无数棋盘状的小巷街道。不过，如今的京都，其实看不到千年前的建筑。那是因为15世纪后期的“应仁之乱”，使得京都成为战场，几乎沦为废墟。后来丰臣秀吉统一天下后大兴土木，重建京都，却完全改变了平安京建成之初的布局，不仅朱雀大路荡然无存，原本居中的宫城还移到了东边。
到了二战时，京都又差点毁掉。但拯救京都的人，并不是传说中的梁思成。当时，作为100万人口的工业城市，同时又是日本文化中心，京都其实是美军首选的原子弹靶标城市。但美国陆军部长史汀生强烈反对用原子弹轰炸京都，原因是他认为彻底毁灭京都不利于美国在日本的战后重建。于是，美军的原子弹就投向了广岛和长崎。
真正威胁这个千年古都的，其实是战后日本快速的城市化和造城运动。以“都市的不燃化”和“高度利用”为理由，京都开始对传统的木结构的住房开始改造，房地产开发商也在京都建起了一些钢筋混凝土的多层楼房。用钢筋混凝土替代木结构，对于经常遭受地震和台风等自然灾害威胁的日本人来说，似乎是唯一的选择，毕竟木结构的住房有个致命缺陷就是一点就燃，稍抢救不及，就烧成一片。十七世纪发生在江户的明历大火，一下子烧死十多万人，是日本史上仅次于东京大轰炸、关东大地震的最惨重的灾难。
于是，京都千年以来的传统美丽的街道景观也受到了严重破坏。破坏最严重的，就是代表古京都精神的町屋了。这是一种传统的木造的两层排屋，屋子临街的一侧做买卖，门面都很窄，据说是丰臣秀吉掌管京都的时候，按店堂门面大小决定税额，于是京都的老百姓为了避税，都把门面建得窄窄的。町屋还要住人，所以都修得窄而狭长，中间还有安静的庭院。
京都的町屋，不少是应仁之乱之后修建的，住过十几代人。但到了二战后，日本经济腾飞后又迎来了泡沫经济，1974年前后，房地产大热，日本人疯狂买房。这时町屋就显得不合时宜了，不仅不适合现代人的生活，木造的建筑也难以维护。所以，摧毁它比保留它更具经济效益，因而町屋遭到了各种拆迁和重建，它们有的被改造成旅社、餐馆，还有的被现代建筑或停车场取代。
日本作家寿岳章子在回忆那段时光时曾写道，“京都各地的剧烈变化让许多人为之心疼，从前京都风味十足的市町景象一眨眼全都变成一无所有的空地，准备盖成高楼大厦，并步步逼近风景区。我心爱的店铺、町区一个个消失了。每次总是关照母亲和我的卖草鞋的‘雁屋’关起门来不做生意很久了。向附近的人打听才知道，老板夫妇年纪都大了，已经相继辞世了。”本来，做京扇子（日本传统工艺品，早在平安时代就在宫廷内被使用）用的竹子，一直是用京都本地出产的，结果因为京都的地产开发，竹子也没有了，只能从日本其他地区输入。
因为“社区营造”
古都有了生命和活力
不过，也是从这时开始，日本人开始反思，为了进行这样千篇一律的城市化，就把那些拥有城市记忆的老建筑拆掉是否值得？而那些老建筑本身，是不是能作为一个城市景观继续延续下去？所以，京都各地区纷纷兴起了反对大厦建设的居民运动。甚至反对运动的主要领导者、抢救先锋人士，被热爱京都的人士推举出来角逐京都市长。
同时，因为旅游经济的兴起，京都成为热门旅游目的地，京都人更加有动力去保护这座古城了。不过，日本人的古城保护，跟中国不太一样。中国主要是政府主导，但日本的地方政府，只在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轨道上运行——虽然日本的土地名义上归国家所有，但使用权是高度分散的，政府很难占有大量的土地，也就没办法进行“大拆大建”。
所以，京都采用了“微循环”的改造模式。基本做法就是，首先把水、电、气、热等基础设施管网引入旧城，为旧城提供完善的现代生活条件。然后由政府制定旧城保护规划，所有居民都要遵守，如要对自家房屋院落进行改造，就要按规定来，经政府验收后，可以报销一部分费用。
这个改造过程，最值得注意的也就是日本人所推崇的“社区营造”。这个概念就是“城市建设”，但和中国的城建不同，“社区营造”是政府引导居民参与社区事务。这个好处很明显，因为是社区居民自己组织、自己治理，所以主人翁意识就很强了。古城里出现任何不符合古都风貌的东西，他们都会主动去纠正。而他们自发组成的各种协会和社团，也会从不同方面对古城负责，比如自治会担当社区的维护、管理，商会负责街区的餐饮、住宿等服务业，同业公会则组织起漆器、陶器、织锦等传统手工艺的传承与展示，乡土文化社团建设起一个个小型博物馆、资料馆。这样，古都也就有了生命和活力。
所以，在这种强大的“压力”下，京都一直是世界上保存较为完好的古城市之一。1994年，以京都市的文物为主，上贺茂神社、下鸭神社、清水寺、金阁寺、银阁寺、二条城、西本愿寺等17个寺院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如今的京都，市区内虽不乏现代建筑，但至今城市里没有特别高的建筑，新建建筑被限制在6层以下，屋瓦颜色、大小也要经过审批。警察局、学校等公共设施也尽量按照不影响城市感观的方式建造。比如京都塔，为了不破坏京都的历史景观，在设计上融进了佛教寺院中常用的蜡烛和烛台的造型。而京都市地铁的工期也是一拖再拖，修了几十年才通车。这是因为在修路过程中多次发现了文物古迹，只得暂时停下来，制定出保护办法后才能继续施工。还有麦当劳，当初要在京都投资设店，却遭到了拒绝，原因是麦当劳带有红色建筑标志，与京都古城风貌不一致，被认为“具有破坏性”。后来经过几年反复谈判，才达成妥协方案： 把分店外表建成咖啡色，既不红又不黑，与京都整体青灰色基本一致。 正是由于这样极端注重细节的保护，才让京都还保留着千年古都的风貌。每年到访京都的游客量，也是屡创新高，2015年甚至达到5684万人次，其中外国游客也达到316万人次，观光旅游成为京都的最主要的产业。有趣的是，京都市还出台了一项与众不同的保护文化遗产的措施，规定凡是穿和服这一日本国服出门的女子可以享受优惠的待遇。如乘坐出租车能享受9折，购物可享受9.5折，逛公园一律免费。这个政策施行到现在，结果让游客们都形成了共识，去京都一定要穿和服。在日本众多现代都市中，只有京都，穿和服走在街上却全然没有违和的感觉。
古建筑究竟真不真
这个问题真的重要？
不过，漫步在京都的街头巷尾，感受其超越时空的氛围，很多中国游客会发出这样的疑问：日本古建筑为什么看起来很新？中国的那些古建筑不都是灰头土脸的吗？
当然，这可能是因为日本雨水丰沛灰尘少，所以建筑不容易脏。或者是因为日本有钱，古建筑维护跟得上。但更重要的原因，是日本人一直以来是通过拆除旧建筑来保护旧建筑物的。
这说起来可能有些矛盾，但日本的那些古建筑，从严格意义来说，都不算古建筑。比较夸张的包括四天王寺、浅草寺、大阪城、姬路城，其实都是当代水泥建筑。而那些还保持木结构的古建筑，也是新修的。日本人的习惯是，定期或不定期将有价值的传统建筑物拆除，然后按照原样重新翻建，这种做法成为惯例。
所以日本人心中几乎没有“危房”的概念。最典型的就是伊势神宫。不管原物是否损坏，是否有重建的必要，都是严格按照20年一重建的原则行事。翻建的办法并不是先拆后建，而是先建后拆，先在旧宫旁边建新的，新的落成之后即拆毁旧的。
但与其说这是日本人的文化传统，还不如说是一种历史惯性。因为东亚地区大多采用木结构建筑，而木料必然会腐朽，所以放弃维修腐朽的木料，替换上新的木料，就是经济实惠的选择了。以前中国的普通木结构建筑，也都是这么操作，修旧如新。
但对于文物，中日两国的看法就不一样了。中国人追求的是文物的原味，所以不惜投入巨资对重要文物原样修补维护，尽量延长原物寿命，原物破旧得不能修复了，文物也就没有了。典型的例子就是应县木塔。这座木塔近千年不倒，完全是建筑史的奇迹。但这座木塔再不修，说不定哪天就倒了。
但怎么维修，是个大问题。要是日本人，做法就很简单，直接照原样重建。更讲究一点呢，就是将应县木塔进行解体，换了木料重新组装。这个方案，也有人提，但很快被否决了，因为中国的专家都认为，把它重新装一次，就成了新的形态、新的样子。而文物维修，要最大限度地减少对文物本体的干预。最后，应县木塔还是采取了最保守的修缮，相当于给一个行动不便的老人拄上一根拐杖。
一个古建筑物，是否因材质的改变而失去原有价值？这其实是个哲学问题了。对此，日本人反正是相当洒脱。他们不仅是直接重建，还根本不在乎是不是保持原样。日本现存唯一一座真正由唐朝人修建的建筑，是鉴真东渡后修建的奈良唐招提寺的金堂。但如今这个金堂，其实不像唐代建筑，因为唐代建筑屋顶坡度是很缓的，而现在的金堂屋顶坡度略微有些陡峭。这问题就出在它历史上的四次大修上，每次大修都有改动，后来还加上金属部件强化结构，这个金堂也就不是纯木结构了。
而京都的古建筑，也都是这么修。比如著名的金阁寺，重修前后外观变化极大。至于那些町屋也不拒绝钢筋水泥。但所有这些，其实只是“材质”上的变化，旧城风貌还是完美地保留了下来。不过，古都之所以成为古都，关键在于文化传统是否保留完好，对于建筑而言，也就是形式与神韵比材质更重要——在现代社会中，京都人的生活并未被现代化浪潮吞没，传统仍有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