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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冬天，继辽沈、淮海战役之后，平津战役已经打响，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即将取得最后的胜利。我当时在北平燕京大学教书，渴望北平早日解放。11月中旬的一天，人民解放军像天兵一样降临北平西北部，出现在公路两旁的据点里。清华大学、燕京大学、颐和园、香山都解放了，广大群众欢欣鼓舞地庆祝胜利。清华和燕京两校师生纷纷走出校园去迎接和慰问解放军战士。当时，中共中央派张光年、张宗麟等同志来学校宣传党的政策，并做解放北平城里的准备。燕京和清华师生还邀请解放军四野先遣部队负责人刘道生同志来做形势报告，两校师生员工心情振奋，礼堂里挤得水泄不通。国民党仍然想做垂死挣扎，派飞机来轰炸，在燕京大学操场上投下几个炸弹，这更引起两校师生的愤怒和痛恨。
在欢庆解放的气氛中，民进（中国民主促进会，1945年12月成立）的马叙伦同志（时任民进中央主席）从哈尔滨给我们来信，请我的爱人严景耀代表民进去华北解放区出席中共中央召开有关民主党派的会议，并由我陪同去。后来接到刘道生同志的通知，邀我们去访问华北解放区。这本是我多年的愿望，一旦得到实现，我内心的喜悦和激动是很难用文字来表达的。
1949年1月中旬，我们从北平西郊八大处出发，同行的还有费孝通和张东荪。我们都是清华、燕京的教授，费孝通、张东荪是民主同盟的成员。我们一行4人由8名解放军战士陪同，乘大卡车前往，沿途看到农民运粮支援前线，像一条长龙，甚为壮观。
第二天傍晚，我们到达石家庄，华北人民政府就设在这里。当地的领导同志接见了我们，并安排我们参观石家庄市容。吴晗夫妇迎接我们，我们还遇见了不少燕京、清华两校的同学和从平津来的朋友。在石家庄，我第一次看到解放区的新气象，感到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精神抖擞，生气勃勃，反映出一种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和信心。
当我们得到去西柏坡的通知时，我的心情更加激动。我们乘着吉普车经过不少村庄田野和山坡，在暮色苍茫中到达平山县。这是中共中央所在地。毛泽东从1948年5月到1949年3月，在西柏坡指挥了解放中国的最后决战，主持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在这里写下了《将革命进行到底》《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等光辉著作。
我们下车后，警卫人员招待我们进入饭厅。饭厅里朴素整洁。一会儿，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邓颖超等同志都来到饭厅，周恩来将我们逐一介绍给毛泽东。毛泽东当时才五十几岁，容光焕发，神采奕奕。他和我们亲切握手问好。我能够在西柏坡见到周恩来和邓颖超也非常高兴。两年多以前，我在南京下关惨案中受伤住进医院时，周邓两人曾到医院慰问。周恩来当时对我们说：“你们的血不会白流的！”当时他那洪亮的声音给了我很大的鼓舞和鞭策。今天来到解放区，我受到毛泽东和好些中共领导同志的接见，说明周恩来的预言应验了。
吃饭时，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邓颖超和我们分别坐在两张普通的方桌旁，共同进餐。毛泽东平易近人，谈笑风生，气氛十分轻松愉快，把我们初次见到中共领导人的那种拘谨的心情也逐渐驱散了。
饭后，我们随着毛泽东走进他的办公室。这原是一间普通农民的住房，家具简单朴素，办公桌椅都是木制的。桌上有笔筒、毛笔和方形铜墨盒，墙壁上挂着一张中国地图，屋里有电灯，也有备用的煤油灯。我们围绕着书桌坐下，亲切地交谈着。周恩来、刘少奇、朱德和任弼时也参加了我们的谈话。
记得毛泽东那天晚上谈话的范围很广，大致谈了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谈当时的国内形势和对民主党派的要求。当时民主党派和知识界中，确有些人主张“和谈”“划江而治”，造成“南北朝”的局面；针对这些走“中间路线”的错误主张，毛泽东精辟地分析了当时的形势，指出摆在中国人民和民主党派、人民团体面前的问题是将革命进行到底，还是使革命半途而废？他说，把革命进行到底，那就是要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毫不动摇地坚持推倒“三座大山”，建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如果使革命半途而废，那就是违背人民的意志，使国民党赢得养好创伤的机会，在一个早上猛扑过来，将革命扼杀，使中国又回到黑暗世界。他以蛇和农夫的寓言作比喻，告诉我们决不能怜悯恶人，要求民主党派必须选择自己应走哪条道路。毛泽东透彻地分析将革命进行到底的道理，指出革命胜利后就要召开新政协，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希望民主党派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同中国共产党采取一致步调，真诚合作，不要半途拆伙，更不要建立“反对派”和“走中间路线”。
二是毛泽东非常关心知识分子，详细询问了北平西北郊区解放后，知识分子的思想、工作和生活情况，他特别关心老一辈的知识分子，询问是否还有前清的翰林、进士，要我们推荐人才，还问起留在上海的张澜、罗隆基等爱国民主人士的情况。毛泽东非常仔细地听取我们的汇报，有时在关键的地方插几句话，发表一些重要的意见。当我们告诉他在国民党腐败政治的统治下，通货膨胀，物价飞涨，清华、燕京两校的教师生活困苦，仍然坚守岗位，等待解放；有的人在蒋介石派飞机接他们去南京时拒绝离开；清华、燕京两校学生组织了护校运动等等。毛泽东对这些情况听得认真，并且十分高兴地说，中国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是爱国的，是要革命的。
三是毛泽东同我们谈到全国解放后的经济建设和科学、教育、文化事业的发展问题，讲了新社会的美好前景。给我留下印象较深的是，毛泽东强调发展交通铁路运输事业对经济建设的重要性，认为我国幅员广大，内地和边疆地区更是落后，一定要建设一个四通八达的铁路网。他还谈到学术思想的各种派别问题，主张通过自由讨论来统一思想，促进艺术的发展、科学的进步和文化的繁荣。当时还处于战争时期，毛泽东就深谋远虑，想到革命胜利后的经济和文化建设问题，想到改善人民的生活问题，使我感到他学识渊博，高瞻远瞩，确实令人钦佩不已。
四是毛泽东告诉我们，要把美国政府当权者同广大美国人民区别开来。指出美帝国主义出钱出枪帮助国民党，帝国主义的本性不会改变，要警惕美帝挑拨知识分子同党的关系，我们要丢掉幻想。但是美国的广大人民是友好的，同中国人民有传统的友谊。毛泽东的这番话对于我们这些长期受过欧美资产阶级教育的知识分子来说，意味特别深长。
这一席长谈，从晚饭后直到深夜才告辞，这是我们第一次听到毛泽东的亲切教导，都非常兴奋，感到这是受到一次毕生难忘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
离开西柏坡，我们又直奔李家庄，那里是中共中央统战部的所在地。我们见到陆定一、林伯渠、李维汉等负责同志，同从香港、上海和各地来的爱国民主人士周建人、胡愈之、沈兹九、田汉、翦伯赞等同志欢聚一堂，学习讨论毛泽东为新华社写的1949年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明确了民主党派的任务，同时讨论了战犯名单。我还参加了筹备第一次妇代会的会议。
我们同当地农民一起欢度春节，扭秧歌，演节目，解放区的群众是快乐的，使我们感到年轻了。和平解放北平的喜讯传来，更是喜上加喜，人人兴高采烈。
我们决定1月30日赶回北平，参加2月2日人民解放军的入城典礼。那一天，前门大街两旁人山人海，人们挥舞红旗，高呼口号。我们和胡愈之、沈兹九、田汉、安娥等几位民主人士一起，站在正阳门城楼上，看到英勇的人民解放军威武雄壮、步伐整齐地进入正阳门，我的热泪夺眶而出，想到胜利真是来之不易啊！
在欢庆解放的气氛中，民进（中国民主促进会，1945年12月成立）的马叙伦同志（时任民进中央主席）从哈尔滨给我们来信，请我的爱人严景耀代表民进去华北解放区出席中共中央召开有关民主党派的会议，并由我陪同去。后来接到刘道生同志的通知，邀我们去访问华北解放区。这本是我多年的愿望，一旦得到实现，我内心的喜悦和激动是很难用文字来表达的。
1949年1月中旬，我们从北平西郊八大处出发，同行的还有费孝通和张东荪。我们都是清华、燕京的教授，费孝通、张东荪是民主同盟的成员。我们一行4人由8名解放军战士陪同，乘大卡车前往，沿途看到农民运粮支援前线，像一条长龙，甚为壮观。
第二天傍晚，我们到达石家庄，华北人民政府就设在这里。当地的领导同志接见了我们，并安排我们参观石家庄市容。吴晗夫妇迎接我们，我们还遇见了不少燕京、清华两校的同学和从平津来的朋友。在石家庄，我第一次看到解放区的新气象，感到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精神抖擞，生气勃勃，反映出一种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和信心。
当我们得到去西柏坡的通知时，我的心情更加激动。我们乘着吉普车经过不少村庄田野和山坡，在暮色苍茫中到达平山县。这是中共中央所在地。毛泽东从1948年5月到1949年3月，在西柏坡指挥了解放中国的最后决战，主持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在这里写下了《将革命进行到底》《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等光辉著作。
我们下车后，警卫人员招待我们进入饭厅。饭厅里朴素整洁。一会儿，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邓颖超等同志都来到饭厅，周恩来将我们逐一介绍给毛泽东。毛泽东当时才五十几岁，容光焕发，神采奕奕。他和我们亲切握手问好。我能够在西柏坡见到周恩来和邓颖超也非常高兴。两年多以前，我在南京下关惨案中受伤住进医院时，周邓两人曾到医院慰问。周恩来当时对我们说：“你们的血不会白流的！”当时他那洪亮的声音给了我很大的鼓舞和鞭策。今天来到解放区，我受到毛泽东和好些中共领导同志的接见，说明周恩来的预言应验了。
吃饭时，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邓颖超和我们分别坐在两张普通的方桌旁，共同进餐。毛泽东平易近人，谈笑风生，气氛十分轻松愉快，把我们初次见到中共领导人的那种拘谨的心情也逐渐驱散了。
饭后，我们随着毛泽东走进他的办公室。这原是一间普通农民的住房，家具简单朴素，办公桌椅都是木制的。桌上有笔筒、毛笔和方形铜墨盒，墙壁上挂着一张中国地图，屋里有电灯，也有备用的煤油灯。我们围绕着书桌坐下，亲切地交谈着。周恩来、刘少奇、朱德和任弼时也参加了我们的谈话。
记得毛泽东那天晚上谈话的范围很广，大致谈了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谈当时的国内形势和对民主党派的要求。当时民主党派和知识界中，确有些人主张“和谈”“划江而治”，造成“南北朝”的局面；针对这些走“中间路线”的错误主张，毛泽东精辟地分析了当时的形势，指出摆在中国人民和民主党派、人民团体面前的问题是将革命进行到底，还是使革命半途而废？他说，把革命进行到底，那就是要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毫不动摇地坚持推倒“三座大山”，建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如果使革命半途而废，那就是违背人民的意志，使国民党赢得养好创伤的机会，在一个早上猛扑过来，将革命扼杀，使中国又回到黑暗世界。他以蛇和农夫的寓言作比喻，告诉我们决不能怜悯恶人，要求民主党派必须选择自己应走哪条道路。毛泽东透彻地分析将革命进行到底的道理，指出革命胜利后就要召开新政协，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希望民主党派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同中国共产党采取一致步调，真诚合作，不要半途拆伙，更不要建立“反对派”和“走中间路线”。
二是毛泽东非常关心知识分子，详细询问了北平西北郊区解放后，知识分子的思想、工作和生活情况，他特别关心老一辈的知识分子，询问是否还有前清的翰林、进士，要我们推荐人才，还问起留在上海的张澜、罗隆基等爱国民主人士的情况。毛泽东非常仔细地听取我们的汇报，有时在关键的地方插几句话，发表一些重要的意见。当我们告诉他在国民党腐败政治的统治下，通货膨胀，物价飞涨，清华、燕京两校的教师生活困苦，仍然坚守岗位，等待解放；有的人在蒋介石派飞机接他们去南京时拒绝离开；清华、燕京两校学生组织了护校运动等等。毛泽东对这些情况听得认真，并且十分高兴地说，中国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是爱国的，是要革命的。
三是毛泽东同我们谈到全国解放后的经济建设和科学、教育、文化事业的发展问题，讲了新社会的美好前景。给我留下印象较深的是，毛泽东强调发展交通铁路运输事业对经济建设的重要性，认为我国幅员广大，内地和边疆地区更是落后，一定要建设一个四通八达的铁路网。他还谈到学术思想的各种派别问题，主张通过自由讨论来统一思想，促进艺术的发展、科学的进步和文化的繁荣。当时还处于战争时期，毛泽东就深谋远虑，想到革命胜利后的经济和文化建设问题，想到改善人民的生活问题，使我感到他学识渊博，高瞻远瞩，确实令人钦佩不已。
四是毛泽东告诉我们，要把美国政府当权者同广大美国人民区别开来。指出美帝国主义出钱出枪帮助国民党，帝国主义的本性不会改变，要警惕美帝挑拨知识分子同党的关系，我们要丢掉幻想。但是美国的广大人民是友好的，同中国人民有传统的友谊。毛泽东的这番话对于我们这些长期受过欧美资产阶级教育的知识分子来说，意味特别深长。
这一席长谈，从晚饭后直到深夜才告辞，这是我们第一次听到毛泽东的亲切教导，都非常兴奋，感到这是受到一次毕生难忘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
离开西柏坡，我们又直奔李家庄，那里是中共中央统战部的所在地。我们见到陆定一、林伯渠、李维汉等负责同志，同从香港、上海和各地来的爱国民主人士周建人、胡愈之、沈兹九、田汉、翦伯赞等同志欢聚一堂，学习讨论毛泽东为新华社写的1949年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明确了民主党派的任务，同时讨论了战犯名单。我还参加了筹备第一次妇代会的会议。
我们同当地农民一起欢度春节，扭秧歌，演节目，解放区的群众是快乐的，使我们感到年轻了。和平解放北平的喜讯传来，更是喜上加喜，人人兴高采烈。
我们决定1月30日赶回北平，参加2月2日人民解放军的入城典礼。那一天，前门大街两旁人山人海，人们挥舞红旗，高呼口号。我们和胡愈之、沈兹九、田汉、安娥等几位民主人士一起，站在正阳门城楼上，看到英勇的人民解放军威武雄壮、步伐整齐地进入正阳门，我的热泪夺眶而出，想到胜利真是来之不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