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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本来应该成长为一个怨毒的人,每个怀才不遇的失败者都有资格这样做,但幸好我没有。如今已经想不起到底是什么拯救了我,只能谢天谢地了,甚至谢谢所有那些无意间狠狠踩过我一腳的人。
讲个故事,有关我最初失败的经历。17岁那年,学校安排我们去太湖边写生,那是个叫杨湾的小村庄。我们驻扎在一个由废弃的学校改建而成的招待所里,睡的是课桌,吃的是村里的大婶凑合着烧出来的盒饭,手艺粗糙但原料都是上等湖鲜,把新鲜的银鱼和湖虾只当咸菜一样胡乱下饭。一大早我们就出门去湖边画画,面对湖光山色或者老街村落写生,每天必须完成几张水粉画和速写。晚饭后我们会聚在一个曾经的活动室里,把作品放在两张破旧的乒乓球桌上,由老师点评。这本来也是个挺质朴的学习程序,听上去甚至有些乡村生活的田园诗意,但事实上,这是我人生里最惨烈的一段记忆,我一直忘不了。
带队老师是个三十多岁的青年画家,默默无闻却颇有霸气,他肌肉发达、黝黑健壮,总是紧锁眉头,眼神暴烈茫然,讲话时眼光总是掠过我们的肩头,直直看着远方,哪怕我身后只有一堵破墙。不过这是好事儿,本来我也不敢和他对视,他的坏脾气是出了名的。值得一提的还有他的一头浓密长发,油油地贴着头皮和暴露着血管的脖子,莽撞地披着,沉重得像戴着有锁子护甲的武士头盔,猛回首时发型竟然纹丝不动,单这一点产生的孔武之感,便让我惊惶不已。
日光灯苍白昏暗,乒乓球桌上摆着我们在烈日下戴着草帽鼓捣了一天的收成,密密地铺满了两张大桌子,待铺陈完毕,班长便通知老师过来验收。他缓缓走进来,房间里鸦雀无声,他划了一根火柴点起一支烟,根本没有多看我们任何人一眼。他的衬衫敞开着,随着吞云吐雾,从领口处可以看见强健的胸肌一起一伏。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儿。
我死死盯着躺在那一堆画稿里的我的几个“孩子”,那几张小画儿分明在瑟瑟发抖,他缓缓伸出手,用粗壮的手指探向那一张张刚才还春风得意,如今却面如死灰的画儿,只轻轻一划,如同拂去桌上的灰尘一般的容易,几张他看不入眼的画儿便飞出了乒乓球桌的边缘,坠向深渊,一头栽在地上,“死”在尘土里。然后,他坚定的大脚竟一脚踩了上去,是的,他真的踩在了那些画上。我仓皇地转过头,只见那些画的作者——我的某位同学正闭上眼睛,轻轻叹出一口气。待再扭回头的一瞬,我的那几张小画儿——我的“孩子们”也正坠向万劫不复的深渊。是,“万劫不复”,这个词儿并没有用得太重,我不知道如今你们读文章的人会是什么感受,对于当时的我来说,那一脚可真是万箭穿心啊。在他的脚踩中我的画的瞬间,我只觉得那些阳光下曾见过的所有美好事物瞬间都暗淡了,我笔下曾经细细流淌的温情,那些慢慢在纸上堆积起来的热爱,顿时土崩瓦解,一文不值。
眼泪几乎要夺眶而出,但只能忍住,不想让别人看到我的脆弱和幼稚。低着头死死盯着那个踏在我心头上的脚印,在眼角余光里,那些画和纸片还在纷纷扬扬地飞着,我根本没有勇气再抬起头。桌子上最后只留下几幅作品,地上一片狼藉。他在走出门前吩咐了一句:“桌子上留下的是谁的作品,谁自己钉在墙上。”房间里一片安静,我走上前去捡起自己的画,其他人也在默默地收拾,几个幸运儿也如同做错了事一般,悄无声息地拿起那几幅“无瑕”的作品,匆忙而慌乱地钉在墙上。此时,远处村里的土狗们突然狂吠不止。这昏黄的房间如同一座被轰炸后的城市,踯躅在废墟间的幸存者,唯有以沉默面对被摧毁的一切。
从那天起,我一次又一次满怀希望地奔赴被羞辱的境地。记忆里,在那些湖边小村的夜晚,我心爱的“孩子们”都会在我充血的眼睛的注视下,残忍地被“处决”,无一幸免。我曾经拼了命努力想证明自己,反复地撕了画,画了撕,只差把心血一口喷到画上,可那只大脚并没有饶恕我,也从没有饶恕过我。站在烈日下,面对浩渺的太湖,我终于一笔也画不下去了,我想过退学,也想过杀了那个每天折磨我的“暴君”。我与日俱增的自卑感越来越强烈,强烈到成为死死压住我的阴影,强烈到我最终不得不承认自己的失败。墙上的画越来越多,我的心伤痕累累,在一个一无所有的少年将全部骄傲都孤注一掷的日子里,屡战屡败的我最终只能学习去扮演一个冷眼旁观者。
事实上,不可能不在乎,即使这么多年过去了,我还是如此清晰地记得这一切。在那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不再认真画画,痛恨“才华”这个和我无关的词,对未来的职业也很绝望,在这台没有刻度线的天平上,在这场我看来谁也没有资格做裁判的博弈里,我再也不愿把自己和盘托出,不敢轻易地把热爱押上去。再后来,我下意识地开始在其他领域找寻一些自信,喜欢看书写日记,着迷于电影,幻想去学着当导演,这些“不务正业”的念头,如今看来,不过是一个自信跌到谷底的三流少年在内心组织策划的一场维护尊严的反击罢了。
当再次遇到这位老师时,我已经成了一个所谓的知名艺术家。阔别二十多年的再见并无戏剧性,他从海外归来,我们寒暄热络,和所有久别重逢的师生一般。在说话时,他的眼睛还是会掠过我的肩头,怔怔地望着远方。我也想学他,但眼光始终掠不过他如今早已稀疏、斑白的长发。
我知道他一定一点儿都不记得那些日子了。那些日子对于一个少年来说,真的太残酷了,我曾经以为自己根本无法作为一个冷静的叙述者来说这个故事,甚至永远不愿再提起。如今终于坦然,也许是我老了吧,变得不太计较了,愿意和这个世界保持几分清醒的距离,也或许只是搞明白了生活的本来面目就是如此,这世上多的是和我一般的盘缠不够却志在千里的难兄难弟,到处都是无趣却运转有效的规则,大部分的人都苦苦挣扎,无法左右自己的命运,你我不过是其中之一。
想来想去还是要感谢他,虽然逻辑反常,我也不是受虐狂,但还是要实话实说。真的要感谢他,在我青春年少爱追梦,一心只想往前飞的年纪,给我上了人生最重要的一课:怎样成为一个失败者,在这个遍地都是失败者的世界,我当仁不让地成了一个资深人士。不同的是,如今的我不再悲伤,无论成为被钉在墙上供人瞻仰的成功人士,还是被淘汰出局的旁观者,我都能泰然处之。我终于明白,一个真正成功的失败者必须是不动声色的,活在世间,像个卧底。
讲个故事,有关我最初失败的经历。17岁那年,学校安排我们去太湖边写生,那是个叫杨湾的小村庄。我们驻扎在一个由废弃的学校改建而成的招待所里,睡的是课桌,吃的是村里的大婶凑合着烧出来的盒饭,手艺粗糙但原料都是上等湖鲜,把新鲜的银鱼和湖虾只当咸菜一样胡乱下饭。一大早我们就出门去湖边画画,面对湖光山色或者老街村落写生,每天必须完成几张水粉画和速写。晚饭后我们会聚在一个曾经的活动室里,把作品放在两张破旧的乒乓球桌上,由老师点评。这本来也是个挺质朴的学习程序,听上去甚至有些乡村生活的田园诗意,但事实上,这是我人生里最惨烈的一段记忆,我一直忘不了。
带队老师是个三十多岁的青年画家,默默无闻却颇有霸气,他肌肉发达、黝黑健壮,总是紧锁眉头,眼神暴烈茫然,讲话时眼光总是掠过我们的肩头,直直看着远方,哪怕我身后只有一堵破墙。不过这是好事儿,本来我也不敢和他对视,他的坏脾气是出了名的。值得一提的还有他的一头浓密长发,油油地贴着头皮和暴露着血管的脖子,莽撞地披着,沉重得像戴着有锁子护甲的武士头盔,猛回首时发型竟然纹丝不动,单这一点产生的孔武之感,便让我惊惶不已。
日光灯苍白昏暗,乒乓球桌上摆着我们在烈日下戴着草帽鼓捣了一天的收成,密密地铺满了两张大桌子,待铺陈完毕,班长便通知老师过来验收。他缓缓走进来,房间里鸦雀无声,他划了一根火柴点起一支烟,根本没有多看我们任何人一眼。他的衬衫敞开着,随着吞云吐雾,从领口处可以看见强健的胸肌一起一伏。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儿。
我死死盯着躺在那一堆画稿里的我的几个“孩子”,那几张小画儿分明在瑟瑟发抖,他缓缓伸出手,用粗壮的手指探向那一张张刚才还春风得意,如今却面如死灰的画儿,只轻轻一划,如同拂去桌上的灰尘一般的容易,几张他看不入眼的画儿便飞出了乒乓球桌的边缘,坠向深渊,一头栽在地上,“死”在尘土里。然后,他坚定的大脚竟一脚踩了上去,是的,他真的踩在了那些画上。我仓皇地转过头,只见那些画的作者——我的某位同学正闭上眼睛,轻轻叹出一口气。待再扭回头的一瞬,我的那几张小画儿——我的“孩子们”也正坠向万劫不复的深渊。是,“万劫不复”,这个词儿并没有用得太重,我不知道如今你们读文章的人会是什么感受,对于当时的我来说,那一脚可真是万箭穿心啊。在他的脚踩中我的画的瞬间,我只觉得那些阳光下曾见过的所有美好事物瞬间都暗淡了,我笔下曾经细细流淌的温情,那些慢慢在纸上堆积起来的热爱,顿时土崩瓦解,一文不值。
眼泪几乎要夺眶而出,但只能忍住,不想让别人看到我的脆弱和幼稚。低着头死死盯着那个踏在我心头上的脚印,在眼角余光里,那些画和纸片还在纷纷扬扬地飞着,我根本没有勇气再抬起头。桌子上最后只留下几幅作品,地上一片狼藉。他在走出门前吩咐了一句:“桌子上留下的是谁的作品,谁自己钉在墙上。”房间里一片安静,我走上前去捡起自己的画,其他人也在默默地收拾,几个幸运儿也如同做错了事一般,悄无声息地拿起那几幅“无瑕”的作品,匆忙而慌乱地钉在墙上。此时,远处村里的土狗们突然狂吠不止。这昏黄的房间如同一座被轰炸后的城市,踯躅在废墟间的幸存者,唯有以沉默面对被摧毁的一切。
从那天起,我一次又一次满怀希望地奔赴被羞辱的境地。记忆里,在那些湖边小村的夜晚,我心爱的“孩子们”都会在我充血的眼睛的注视下,残忍地被“处决”,无一幸免。我曾经拼了命努力想证明自己,反复地撕了画,画了撕,只差把心血一口喷到画上,可那只大脚并没有饶恕我,也从没有饶恕过我。站在烈日下,面对浩渺的太湖,我终于一笔也画不下去了,我想过退学,也想过杀了那个每天折磨我的“暴君”。我与日俱增的自卑感越来越强烈,强烈到成为死死压住我的阴影,强烈到我最终不得不承认自己的失败。墙上的画越来越多,我的心伤痕累累,在一个一无所有的少年将全部骄傲都孤注一掷的日子里,屡战屡败的我最终只能学习去扮演一个冷眼旁观者。
事实上,不可能不在乎,即使这么多年过去了,我还是如此清晰地记得这一切。在那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不再认真画画,痛恨“才华”这个和我无关的词,对未来的职业也很绝望,在这台没有刻度线的天平上,在这场我看来谁也没有资格做裁判的博弈里,我再也不愿把自己和盘托出,不敢轻易地把热爱押上去。再后来,我下意识地开始在其他领域找寻一些自信,喜欢看书写日记,着迷于电影,幻想去学着当导演,这些“不务正业”的念头,如今看来,不过是一个自信跌到谷底的三流少年在内心组织策划的一场维护尊严的反击罢了。
当再次遇到这位老师时,我已经成了一个所谓的知名艺术家。阔别二十多年的再见并无戏剧性,他从海外归来,我们寒暄热络,和所有久别重逢的师生一般。在说话时,他的眼睛还是会掠过我的肩头,怔怔地望着远方。我也想学他,但眼光始终掠不过他如今早已稀疏、斑白的长发。
我知道他一定一点儿都不记得那些日子了。那些日子对于一个少年来说,真的太残酷了,我曾经以为自己根本无法作为一个冷静的叙述者来说这个故事,甚至永远不愿再提起。如今终于坦然,也许是我老了吧,变得不太计较了,愿意和这个世界保持几分清醒的距离,也或许只是搞明白了生活的本来面目就是如此,这世上多的是和我一般的盘缠不够却志在千里的难兄难弟,到处都是无趣却运转有效的规则,大部分的人都苦苦挣扎,无法左右自己的命运,你我不过是其中之一。
想来想去还是要感谢他,虽然逻辑反常,我也不是受虐狂,但还是要实话实说。真的要感谢他,在我青春年少爱追梦,一心只想往前飞的年纪,给我上了人生最重要的一课:怎样成为一个失败者,在这个遍地都是失败者的世界,我当仁不让地成了一个资深人士。不同的是,如今的我不再悲伤,无论成为被钉在墙上供人瞻仰的成功人士,还是被淘汰出局的旁观者,我都能泰然处之。我终于明白,一个真正成功的失败者必须是不动声色的,活在世间,像个卧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