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里还有“贵族”？上海最后的贵族早就在张爱玲迁徙美国的时候，像旋风似的一扫而光。1995年秋天在洛杉矶去世时，张爱玲的屋里家徒四壁，她安静地躺在地上的席梦思上，吃剩的纸饭盒扔在一边。于是，华人报纸立刻报道了张爱玲的“可怜”和“潦倒”。这就是现实，世俗的芸芸众生怎么可能理解贵族的生活？贵族，从来就没有稀罕过物质的东西，即使还有一点物质要求，那也仅仅是一种生活习惯，而不是生活目标。他们追逐的是自我的精神境界。张爱玲至死都没有缺过钱，“皇冠”买下她的所有版权后，她日子不会“可怜”，她的孤独是因为她“贵族”气质的骄傲，不是在物质和世俗的层面里。
　　1952年，当英国华裔女作家韩素音成名的时候，张爱玲不屑地说：“她的中文、英文都不如我。”在美国讨生活的日子里，她却不想讨好读者，她很清楚西方人“对东方特别喜爱的那些人，他们所喜欢的往往正是我想拆穿的”。（夏志清《张爱玲给我的信》）这才是她真正的“贵族”姿态。她无视一切！贵族，消失殆尽，剩下的就是城市里的市民，然而，我们这些上海人是被人家瞧不起的，被称为“小市民”。
　　渐渐地，上海的“小市民”形成了一种气候，他们开始了自己踏踏实实的生活和事业，他们讲究规矩；他们做人谨慎并且勤奋，否则怎么发家致业呢？他们为人客气，难免也会有点虚伪或者是假客气；他们节俭会过日子，但是台面上的事情，还是要做得体面；他们也是骄傲的，但是不张扬，私下悄悄怀着自己的梦想；他们更是随时把握着时机，成就自己的梦想。
　　当人们把张弛说成“中青年山水画最成功的画家之一”时，我却想为她冠名“上海画家张弛”。实在是当“著名”、“大师”的称呼像撒传单似的到处乱飞时，按上任何这样的标签，似乎都成了一种亵渎。也许从上海的文化和地域开始进入张弛的生活，人们会更快地读懂她，读懂她的人生，她的性格和作品。
　　张弛的父亲张大昕更是地道的上海画家——那个让“50后”看着他的年画长大的张大昕。现在，已经不会有多少人再记得他，记得他画过的年画。真的令人惋惜，但是岁月拽不住年画的时代；即使在农村，时尚画报上的“美女”，电影杂志上的明星，都取代了年画的位置。哪怕是杨柳青年画，也成为历史的记忆出现在画展上。
　　父亲张大昕出生在川沙镇上，张弛的爷爷是手工特别好的木匠，典型的上海本地男人，勤奋、节俭、努力，挣了钱就到上海市里的安福路上开米店了。爷爷兴兴头头地过日子，持家、生孩子，家业一点一点做大了。可是，生下的孩子（而且是生了很多孩子）都没有能够活下来。只有到1917年张大昕诞生的时候，爷爷下了决心，一定要保全这个儿子，否则张家就无后了。为此，爷爷给爸爸取了一个名字叫张永根（张大昕是后来改名的）。这还不够，爷爷用他上好的手艺，雕刻了一个木头人，深深埋在后院里，爷爷就是这样，把张家的根保住了。
　　于是，小康人家長大的张大昕，有足够的空间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他无拘无束，从小就画画，还跑到徐家汇土山湾那里的教堂，拜师意大利雕塑家赫伯特，跟着他学习西洋画的基本功。在没有成年的时候，爷爷又催着父亲结婚生子，于是他早早当上了父亲，十七岁那年生下张弛的哥哥。有责任心的父亲，再也不是拿着画画随心所欲地发挥了，他开始承担起生儿育女的责任，跟着金梅生先生学习画年画，画月份牌，这是很挣钱的职业，虽然画年画也很辛苦，但是维持生计完全没有问题。阳光灿烂的生活后面，家里没有人感受到张大昕内心的苦恼，他还是渴望画山水画，尽管山水画一点都不赚钱！1940年，当他的经济收入稳定时，就开始师从郑午昌先生学习宋元的水墨山水画了。
　　在一点一点回忆父亲张大昕的往事的时候，张弛意识到并不是那么“有名”的父亲，始终是走在自己的路上，这个旅程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如今，大家都记得画年画的张大昕，可是，真正能让张大昕自己满意的，却是他的山水画。
　　父亲！
　　每次回忆他的时候，是一个遥远的记忆，一个模糊的画家形象，他不具有英雄气质。特别是1940年代末的时候，经夏衍的介绍，父亲参加革命当文艺兵去了。在刘邓大军的队伍里，从南京步行到重庆，妈妈也参加了，很难想像一个上海女人，在精致的外表修饰背后，内心却更强大、独立。父亲的行军背包是大被子，他体弱、怕冷，于是母亲为父亲背着大被子，父亲背母亲的小被子，晚上睡觉的时候再换回来，这么一步一步走向重庆。到了重庆以后，父亲放下的不是被子，而是放下了自己的向往，那时候父亲改画油画了，画的是朱德、毛泽东的大头像，士兵们扛着它，威武地在锣鼓的伴随下进入城市。
　　阳光照耀着大地，红旗飞扬伴随着红歌，所有的人都有一种晕晕乎乎的幸福感！解放了，人民当家作主了。那种幸福感，像酒醉以后的感觉，自己都把握不住，说不出的快乐，又想哭又想笑，怎么也无法用双手托起那一份幸福。但是张大昕坐在自己的行军包边上，不管是他想念着上海小馄饨还是弄堂里的叫卖声，他抬头看见重庆的山城时，一定想到自己的山水画，郑午昌先生让他临摹的珂罗版印刷的宋元山水。早先的印刷，真的很糟糕，张大昕只敢画得很工整，很细。或许是郑先生也画得比较细？总之临摹的珂罗版都是很小的，虽然装帧是精致的，但是笔触之间的黑白关系很难分辨清楚。那会儿，还是在抗战时期，印刷条件就更不好了，就照着这么临临临，临出来以后自己都觉得有点不大对头了。
　　街上欢乐的人声依然是喧嚣的，可是张大昕怎么想的是自己的山水画？正赶上部队提出“精兵简政”，当年参加革命的热情没有把他挽留，借着动员的机会，就打包和妻子一起回到上海。留下来的人，后来都当了官。多年以后，他遇见老战友时，紧紧握着“领导”的手，却一点都不羡慕，内心是满满的，到底还是回到自己山水画的天地里了！那时候，他们不说这是理想，似乎画山水画是够不上“理想”标准的，只有干革命才是真正的理想。父亲搞不大清楚这些事情的界限，他似乎没有什么远大志向，他也不会对自己说“我要告别革命”，他没有这样的意识。他就是要画画，画山水画。
　　听从心的呼唤是要付出代价的，回到上海以后父亲没有工作，又开始靠画年画度日。张弛说：“其实很苦，画年画很苦，他不喜欢，然后也是跟拍电影一样，一直会被‘枪毙’掉。不符合要求，出版社要求高得不得了。一开始还好，到了1960年代又提出政治要求，要表现工农兵，很辛苦。那时候我已经长大了，1962、1963年的时候，有一个他自己很喜欢的，画了一个女工在做鹅绒扇，孔雀羽毛扇，我家里有一把绿色的鹅绒扇，做扇子的一个女工，穿着粉红色的无袖衫，她的手臂露出来了，哎呀，这不得了，就一稿又一稿，改过来又改过去。最后虽然出版了，没印几版就被停掉了，说是有小资情调。后来留了几张我发给你看的那个年画都是没出版的。他没有固定工资，就靠年画发行以后拿稿费和版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