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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愚谦，北京人，1931年生，曾担任苏联顾问翻译，后在财政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工作。1972年获德国汉堡大学语言学硕士学位，1977年获文学博士学位后，在汉堡大学执教至今。
1968年的夏天，在“文革”的暴风骤雨来到时，关愚谦偷拿一本日本人的护照，走上了荒唐而冒险的亡命之旅。在相当长时间里，关愚谦与逃港音乐家马思聪是齐名的“可耻”的“叛国者”。
假借外宾身份出逃
关愚谦的父亲关锡斌曾和周恩来一同投身天津的五四运动，留美归国后又参加中共地下党。上海解放后，关锡斌随解放军进城担任上海军管会交际处处长，介绍儿子关愚谦到北京攻读俄语。关愚谦学成后在财政部任苏联专家的翻译。“反右运动”中因提了一些意见而被打成右派，下放青海四年，吃尽苦头。1962年，关愚谦得父亲之助，回到北京，进入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非正式的外事机构）工作。“文革”爆发后，关愚谦再次身陷囹圄。
1968年2月的一天，当关愚谦被再次勒令独自留在办公室写检查，等待群众批判时，他意识到自己在劫难逃了。一想到之前发配青海改造数年，差点饿死的苦难，关愚谦就心生畏惧，越想越万念俱灰，他开始找刀片准备割脉自杀。
“就在那个时候，我瞥到了抽屉里几本常住中国的国际友人的护照。”据关愚谦介绍，他当时在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的工作主要就是接待外宾，“外宾的各种入境、出境手续都由我负责，所以护照常常集中在我手上。翻开最上面的一本，是日本友人西园寺公一的儿子西园寺一晃的护照，里面竟还有去埃及和法国的签证！”
已抱求死之心的他，或许是生出了垂死挣扎的念头。他怎么看，怎么觉得，护照上西园寺一晃的照片与自己有几分相似。“横竖都是死，不如以命为注赌一把。即使让边防警察开枪打死，比起割脉自杀，不也更痛快些吗？”
冒用护照出逃的念头一出，犹如打开了潘多拉魔盒，怎么也挥之不去了。关愚谦比谁都明白出逃的风险，成与不成，都将殃及家人、朋友，但恐惧和求生的欲望还是逐渐占了上风。决心一下，大脑反而异常清醒了起来。当时已经是下午3点多了。关愚谦先拨通了民航订票处的电话，谎称日本外宾临时决定第二天要出国，要求对方以最快的速度订一张国际航班机票。民航订票处原本一口回绝，但是一听是被周恩来称做日本驻中国的民间大使，毛主席的座上客，西园寺公一的公子要的，就想方设法在6点下班前弄到了一张祟。
订了票，迈出了第一步的关愚谦此时即使想收也收不回来了，他使劲咬了咬食指，喝了口冷茶，竭力使自己冷静下来，一向耻于撒谎的关愚谦有条不紊地列出了“这桩莫须有公务”接下来要办的事：盖出境章、领支票、取机票、烧信件、收拾行李。
关愚谦赶在下班前骑车到了公安局，又谎称外宾出境申请表已经填好了却忘在办公室，明天一早就补过来，软磨硬泡终于让在工作上素有往来的熟人老王盖了出境章。
关愚谦马不停蹄地回到单位财务科领支票。没想到不明就里的出纳立即开出了支票。取机票也出乎意料的顺利，关愚谦甚至还挤出了点时间去储蓄所提取了两百元钱以备急需。那几天，储蓄所照顾存款户，延迟到晚上8点关门（平时都是下午6点关门）。关愚谦冥冥之中觉得这是个好兆头。
当晚回到家，见到年迈的母亲和年幼的儿子，关愚谦强颜欢笑，内心却是痛苦不已，接下来要办的事对他来说才是最煎熬的。他再一次撒了谎，哄母亲去了姐姐家，又打发妻子美珍带着儿子去亲戚家借住几天。安顿好一切，直到夜深人静、独处一室的时候，他才敢拿出西园寺一晃的护照细细审视起来，也不知是不是做贼心虚，关愚谦越看越觉得照片里的人和他完全不像。他决定把原来的照片揭下来，换成自己的照片，还用手指甲在照片上掐了个钢印的轮廓上去。
上天眷顾的“自由”
假装送外宾出境的关愚谦在第二天来到了机场，他在外面套了件蓝制服，里面穿着一套西装。在发生了红卫兵火烧英国代办处事件（1967年8月22日，“文革”后夺权的造反派策划组织了数千红卫兵闯入英国驻华代办处，在国际上造成了恶劣影响）之后，来中国的外国人越来越少，候机大厅冷冷清清。关愚谦甫一现身，办理外宾出境手续的海关检察员小金大老远就热情地跟他打招呼：“小关，送外宾啊！”
关愚谦“随意”地将大箱子往行李台上一放，镇静自若地答道：“是啊，西公的儿子出国。”小金一听，二话没说，“砰”的一下就把“免检放行”的戳子打在早就填好的行李单上，“小关送来的外宾行李，哪有检查的道理”，临了还朝关愚谦调皮地挤了挤眼睛。此时的关愚谦心都快跳到嗓子眼了，赌的就是小金不会开箱检查。
第二道关卡是把护照交给边防警察，如果是关愚谦熟悉的老刘值班，他一打开护照，肯定立刻就会认出护照上的照片是关愚谦。碰巧那天当值的是个新来的年轻边防警察，从未和关愚谦打过照面，关愚谦把护照交给他后，从容地起身到了厕所，脱下蓝制服，塞到抽水马桶上端的水箱后头，掏出早就准备好的花领带，熟练地打上。不一会儿，从隔间里走出来的，俨然是一个穿西装、打领带、戴着黑框眼镜，还挂着一个在北京防风沙常用的防尘口罩的“外国绅士”。
一个足以容纳百人的外宾候机室只坐着关愚谦一个“外宾”，诡异的气氛让看似沉着的关愚谦几近窒息。一直等到起飞前10分钟，那个新来的边防警还没把护照还给他，关愚谦快崩溃了。莫非是在护照上发现了疑点？“我当时已经想好了，只要一发现有军警围过来，我就故意往出口跑，这样军警会当场向我开枪，起码能死个痛快，不用没日没夜地被拷问。”关愚谦说，那是命悬一线的危急时刻。
就在这时，一位边防警向他走来。关愚谦看清楚来人的长相后，心里叫苦不迭，因为来人居然不是刚才那位新来的边境警察，而是和他经常拍肩膀开玩笑的熟人老刘！老刘直直走过来，吓傻了的关愚谦动弹不得，只能眼睁睁看着老刘翻到护照中有照片的一页。关愚谦心里一凉，“这下前功尽弃了”。
可他却再一次化险为夷，老刘什么都没问。现在就等登机了。每个登机口的门边，都有两个女服务员把守着，她们边查验旅客的护照和机票，边礼貌地说着“你好”，“再见”。这些女孩子，关愚谦几乎都认识。每次来送外宾时，关愚谦都和她们开玩笑。只要她们中间的任何一个人认出关愚谦来，叫一声“小关”，这场戏就算演砸了。关愚谦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又不敢硬闯，也不能原地赖着，正踌躇不前半步半步往前蹭之际，广播响了：“有首长到了，所有工作人员立即到二号门夹道欢迎！” 女服务员们一撤，关愚谦瞅准这个机会，迅速穿过无人把守的登机口，跑上了停机坪上一架苏联造的小型客机舷梯，这架飞机飞往埃及——西园寺一晃的护照上有法国和埃及的签证，关愚谦凭着自己多年的外事经验，明智地选择飞埃及，是因为当时埃及和中国尚未建交，不存在遣返的问题，而法国当时已经和中国建交，极有可能落地即被遣返。
“那是一个纯粹的奇迹，绝对的奇迹。我甚至怀疑，边防警察老刘是不是故意放走了我。二十多年后，我和他在机场重逢，我很认真地问过他，他否认了。所以，我只能将这一切归功于不可捉摸的命运。我觉得冥冥之中有人在保佑我，我想那应该是我的母亲。”
在飞往埃及开罗的飞机上，关愚谦才开始意识到，他将给家人带来一场灾难，他忍不住失声痛哭。邻座来自捷克斯洛伐克的乘客赶紧安慰他。关愚谦坦承自己是从中国逃出来的，这位乘客和同机的伙伴决定帮助他。落地后，他们把关愚谦带到了苏联大使馆，委托一位苏联作家接待了他。苏联作家给他安排了一家旅馆，还给了一笔够他花费十几天的埃及钱币。没想到，第二天，埃及警察就找到了他。埃及政府不愿意因他把两国关系闹僵，所以他们决定将关愚谦送到一个所谓的既安全又鲜为人知的地方——“肯特那”监狱，这一关就是一年多。
周恩来授意“暂不回国”
就在关愚谦以为出狱遥遥无期时，埃及当局通知他，打算将他送往第三国，首选是美国。但关愚谦拒绝了。在关愚谦心中，自己虽身背“叛国者”罪名，但骨子里是爱国的，且他这一代人心里已根深蒂固被植入了中美敌对的观念，不愿有任何反对中国的举动。关愚谦想去政治上中立、不与中国敌对的国家。他先后见了瑞士、瑞典、奥地利、加拿大的大使馆官员，回复却大同小异：为了避免引起外交争端，无法接纳他。就在万念俱灰之际，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即西德）终于同意他暂时滞留。
逃至西德的第三年，国内发生“林彪事件”，关愚谦则意外收到了国内母亲的“动员回国信”。“我一看就知道这封信不是我母亲写的，是组织上叫她怎么说怎么写的。让我回去，既往不咎……”关愚谦说，“都是假的，都准备好了，我一回去就抓，后来才知道。”
1972年，还是新华社记者的王殊（后任中国驻德大使）打了一个电话给关愚谦。中国跟联邦德国正处于建交谈判期，王殊作为新华社常驻德国波恩的记者，在外交谈判过程中起了非常大的作用。而王殊此番给关愚谦的电话内容，也是代表组织，动员关愚谦回国。
“关愚谦，我们组织上决定，你回国去，原薪原职，既往不咎，回国立功。”电话里严肃、冷漠的声音至今回响在耳边，关愚谦说“那时候想家想得厉害”，即便他在德国的妻子一再反对，怕有危险，他还是执意要回国，“所以我就一个人去了波恩找王殊面谈。”
谈话的气氛依然像“文革”期间批斗“反革命”似的语气。
“关愚谦，想通了没有？你犯了很严重的错误，但是你回去以后将功赎罪，既往不咎。飞机票都给你买好了，回去！”
“我还真是有点顾虑，回去以后你们不会继续斗我吧？”
“有什么可顾虑的？回去检讨检讨就行了嘛……”
就在关愚谦几乎动了回国的念头时，一批印度尼西亚华侨忽然走进了房间，打断了他们。“当时跟王殊一起找我谈话的还有一个姓梁的同志，这时候王殊就对那位梁同志说：你去陪陪印尼华侨，我带关愚谦去另一个房间继续谈话。”
支开了梁同志，进了没有旁人的小房间。王殊忽然拉着关愚谦说了一番与刚才谈话截然相反的话：愚谦啊，有顾虑嘛，别着急回去。但是要给祖国做好事。
“一句话点醒了我，这是在告诉我不要回去110年以后，王殊又到汉堡来，我就问他，王大使啊，你那时候怎么敢跟我说这些话？不是透露天机嘛！他说：不是我的意见，是姬鹏飞（1972-1974年任中国第三任外交部长）的意见啊！后来我又去看王殊去了，他跟我说，其实也不是姬鹏飞的意见，姬鹏飞他敢说吗？是周恩来的意见。”关愚谦回忆到。
直到198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秘书长杜干全，代表刚刚改革开放的中国来到汉堡大学，访问中国文化和语言系。那时候的关愚谦任中国文化和语言系高级讲师，犹豫着要不要参加这位大陆出来的学者的见面会。但系里要求一定要参加，关愚谦也就硬着头皮去了——他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杜干全看到我了，一脸的激动，跑过来跟我说：愚谦啊，活得很好啊……”关愚谦说，杜干全与其父曾一同在新四军参军，“他是文化人，他看到我在汉堡大学教书，很高兴”。后来两人又进行了一次私人谈话，叙旧的同时，还对关愚谦的问题如何解决进行了讨论。杜干全随后抵达波恩，就这个问题与中国驻波恩大使进行了谈话。
1981年，由外交部长姬鹏飞批准“让关愚谦回来看看他爸爸”，就这样顺利回国了。“13年不容易啊，我尝试跟家里人联系，写信寄到原单位，原单位的秘书长竟然一封信都没有帮我转给家里人。那十几年，家里人都不知道我在什么地方。”
“那十几年，我被当作是西方社会里唯一一个从红色中国逃出来的人，很多人找我，说只要我好好骂共产党，就可以给我钱。我的原则是这种事情绝对不做。我1969年到德国，1979年的时候有一个大使馆的干部，跟我说心里话：老关啊，我们查了你10年，发现你没有说过一句对中国不利的话。很多人跑到国外去，就是靠骂中国共产党、中国赚钱。我宁愿到饭店去打工，去扛钢条，也绝对不出卖我自己的灵魂。到现在我依然非常自豪，后来到了汉堡大学，大家对我都非常尊敬，就是因为我没有出卖我自己的祖国。”关愚谦认为，这一点同样也是他后来能够顺利回国的原因。
（责任编辑/亚闻）
1968年的夏天，在“文革”的暴风骤雨来到时，关愚谦偷拿一本日本人的护照，走上了荒唐而冒险的亡命之旅。在相当长时间里，关愚谦与逃港音乐家马思聪是齐名的“可耻”的“叛国者”。
假借外宾身份出逃
关愚谦的父亲关锡斌曾和周恩来一同投身天津的五四运动，留美归国后又参加中共地下党。上海解放后，关锡斌随解放军进城担任上海军管会交际处处长，介绍儿子关愚谦到北京攻读俄语。关愚谦学成后在财政部任苏联专家的翻译。“反右运动”中因提了一些意见而被打成右派，下放青海四年，吃尽苦头。1962年，关愚谦得父亲之助，回到北京，进入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非正式的外事机构）工作。“文革”爆发后，关愚谦再次身陷囹圄。
1968年2月的一天，当关愚谦被再次勒令独自留在办公室写检查，等待群众批判时，他意识到自己在劫难逃了。一想到之前发配青海改造数年，差点饿死的苦难，关愚谦就心生畏惧，越想越万念俱灰，他开始找刀片准备割脉自杀。
“就在那个时候，我瞥到了抽屉里几本常住中国的国际友人的护照。”据关愚谦介绍，他当时在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的工作主要就是接待外宾，“外宾的各种入境、出境手续都由我负责，所以护照常常集中在我手上。翻开最上面的一本，是日本友人西园寺公一的儿子西园寺一晃的护照，里面竟还有去埃及和法国的签证！”
已抱求死之心的他，或许是生出了垂死挣扎的念头。他怎么看，怎么觉得，护照上西园寺一晃的照片与自己有几分相似。“横竖都是死，不如以命为注赌一把。即使让边防警察开枪打死，比起割脉自杀，不也更痛快些吗？”
冒用护照出逃的念头一出，犹如打开了潘多拉魔盒，怎么也挥之不去了。关愚谦比谁都明白出逃的风险，成与不成，都将殃及家人、朋友，但恐惧和求生的欲望还是逐渐占了上风。决心一下，大脑反而异常清醒了起来。当时已经是下午3点多了。关愚谦先拨通了民航订票处的电话，谎称日本外宾临时决定第二天要出国，要求对方以最快的速度订一张国际航班机票。民航订票处原本一口回绝，但是一听是被周恩来称做日本驻中国的民间大使，毛主席的座上客，西园寺公一的公子要的，就想方设法在6点下班前弄到了一张祟。
订了票，迈出了第一步的关愚谦此时即使想收也收不回来了，他使劲咬了咬食指，喝了口冷茶，竭力使自己冷静下来，一向耻于撒谎的关愚谦有条不紊地列出了“这桩莫须有公务”接下来要办的事：盖出境章、领支票、取机票、烧信件、收拾行李。
关愚谦赶在下班前骑车到了公安局，又谎称外宾出境申请表已经填好了却忘在办公室，明天一早就补过来，软磨硬泡终于让在工作上素有往来的熟人老王盖了出境章。
关愚谦马不停蹄地回到单位财务科领支票。没想到不明就里的出纳立即开出了支票。取机票也出乎意料的顺利，关愚谦甚至还挤出了点时间去储蓄所提取了两百元钱以备急需。那几天，储蓄所照顾存款户，延迟到晚上8点关门（平时都是下午6点关门）。关愚谦冥冥之中觉得这是个好兆头。
当晚回到家，见到年迈的母亲和年幼的儿子，关愚谦强颜欢笑，内心却是痛苦不已，接下来要办的事对他来说才是最煎熬的。他再一次撒了谎，哄母亲去了姐姐家，又打发妻子美珍带着儿子去亲戚家借住几天。安顿好一切，直到夜深人静、独处一室的时候，他才敢拿出西园寺一晃的护照细细审视起来，也不知是不是做贼心虚，关愚谦越看越觉得照片里的人和他完全不像。他决定把原来的照片揭下来，换成自己的照片，还用手指甲在照片上掐了个钢印的轮廓上去。
上天眷顾的“自由”
假装送外宾出境的关愚谦在第二天来到了机场，他在外面套了件蓝制服，里面穿着一套西装。在发生了红卫兵火烧英国代办处事件（1967年8月22日，“文革”后夺权的造反派策划组织了数千红卫兵闯入英国驻华代办处，在国际上造成了恶劣影响）之后，来中国的外国人越来越少，候机大厅冷冷清清。关愚谦甫一现身，办理外宾出境手续的海关检察员小金大老远就热情地跟他打招呼：“小关，送外宾啊！”
关愚谦“随意”地将大箱子往行李台上一放，镇静自若地答道：“是啊，西公的儿子出国。”小金一听，二话没说，“砰”的一下就把“免检放行”的戳子打在早就填好的行李单上，“小关送来的外宾行李，哪有检查的道理”，临了还朝关愚谦调皮地挤了挤眼睛。此时的关愚谦心都快跳到嗓子眼了，赌的就是小金不会开箱检查。
第二道关卡是把护照交给边防警察，如果是关愚谦熟悉的老刘值班，他一打开护照，肯定立刻就会认出护照上的照片是关愚谦。碰巧那天当值的是个新来的年轻边防警察，从未和关愚谦打过照面，关愚谦把护照交给他后，从容地起身到了厕所，脱下蓝制服，塞到抽水马桶上端的水箱后头，掏出早就准备好的花领带，熟练地打上。不一会儿，从隔间里走出来的，俨然是一个穿西装、打领带、戴着黑框眼镜，还挂着一个在北京防风沙常用的防尘口罩的“外国绅士”。
一个足以容纳百人的外宾候机室只坐着关愚谦一个“外宾”，诡异的气氛让看似沉着的关愚谦几近窒息。一直等到起飞前10分钟，那个新来的边防警还没把护照还给他，关愚谦快崩溃了。莫非是在护照上发现了疑点？“我当时已经想好了，只要一发现有军警围过来，我就故意往出口跑，这样军警会当场向我开枪，起码能死个痛快，不用没日没夜地被拷问。”关愚谦说，那是命悬一线的危急时刻。
就在这时，一位边防警向他走来。关愚谦看清楚来人的长相后，心里叫苦不迭，因为来人居然不是刚才那位新来的边境警察，而是和他经常拍肩膀开玩笑的熟人老刘！老刘直直走过来，吓傻了的关愚谦动弹不得，只能眼睁睁看着老刘翻到护照中有照片的一页。关愚谦心里一凉，“这下前功尽弃了”。
可他却再一次化险为夷，老刘什么都没问。现在就等登机了。每个登机口的门边，都有两个女服务员把守着，她们边查验旅客的护照和机票，边礼貌地说着“你好”，“再见”。这些女孩子，关愚谦几乎都认识。每次来送外宾时，关愚谦都和她们开玩笑。只要她们中间的任何一个人认出关愚谦来，叫一声“小关”，这场戏就算演砸了。关愚谦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又不敢硬闯，也不能原地赖着，正踌躇不前半步半步往前蹭之际，广播响了：“有首长到了，所有工作人员立即到二号门夹道欢迎！” 女服务员们一撤，关愚谦瞅准这个机会，迅速穿过无人把守的登机口，跑上了停机坪上一架苏联造的小型客机舷梯，这架飞机飞往埃及——西园寺一晃的护照上有法国和埃及的签证，关愚谦凭着自己多年的外事经验，明智地选择飞埃及，是因为当时埃及和中国尚未建交，不存在遣返的问题，而法国当时已经和中国建交，极有可能落地即被遣返。
“那是一个纯粹的奇迹，绝对的奇迹。我甚至怀疑，边防警察老刘是不是故意放走了我。二十多年后，我和他在机场重逢，我很认真地问过他，他否认了。所以，我只能将这一切归功于不可捉摸的命运。我觉得冥冥之中有人在保佑我，我想那应该是我的母亲。”
在飞往埃及开罗的飞机上，关愚谦才开始意识到，他将给家人带来一场灾难，他忍不住失声痛哭。邻座来自捷克斯洛伐克的乘客赶紧安慰他。关愚谦坦承自己是从中国逃出来的，这位乘客和同机的伙伴决定帮助他。落地后，他们把关愚谦带到了苏联大使馆，委托一位苏联作家接待了他。苏联作家给他安排了一家旅馆，还给了一笔够他花费十几天的埃及钱币。没想到，第二天，埃及警察就找到了他。埃及政府不愿意因他把两国关系闹僵，所以他们决定将关愚谦送到一个所谓的既安全又鲜为人知的地方——“肯特那”监狱，这一关就是一年多。
周恩来授意“暂不回国”
就在关愚谦以为出狱遥遥无期时，埃及当局通知他，打算将他送往第三国，首选是美国。但关愚谦拒绝了。在关愚谦心中，自己虽身背“叛国者”罪名，但骨子里是爱国的，且他这一代人心里已根深蒂固被植入了中美敌对的观念，不愿有任何反对中国的举动。关愚谦想去政治上中立、不与中国敌对的国家。他先后见了瑞士、瑞典、奥地利、加拿大的大使馆官员，回复却大同小异：为了避免引起外交争端，无法接纳他。就在万念俱灰之际，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即西德）终于同意他暂时滞留。
逃至西德的第三年，国内发生“林彪事件”，关愚谦则意外收到了国内母亲的“动员回国信”。“我一看就知道这封信不是我母亲写的，是组织上叫她怎么说怎么写的。让我回去，既往不咎……”关愚谦说，“都是假的，都准备好了，我一回去就抓，后来才知道。”
1972年，还是新华社记者的王殊（后任中国驻德大使）打了一个电话给关愚谦。中国跟联邦德国正处于建交谈判期，王殊作为新华社常驻德国波恩的记者，在外交谈判过程中起了非常大的作用。而王殊此番给关愚谦的电话内容，也是代表组织，动员关愚谦回国。
“关愚谦，我们组织上决定，你回国去，原薪原职，既往不咎，回国立功。”电话里严肃、冷漠的声音至今回响在耳边，关愚谦说“那时候想家想得厉害”，即便他在德国的妻子一再反对，怕有危险，他还是执意要回国，“所以我就一个人去了波恩找王殊面谈。”
谈话的气氛依然像“文革”期间批斗“反革命”似的语气。
“关愚谦，想通了没有？你犯了很严重的错误，但是你回去以后将功赎罪，既往不咎。飞机票都给你买好了，回去！”
“我还真是有点顾虑，回去以后你们不会继续斗我吧？”
“有什么可顾虑的？回去检讨检讨就行了嘛……”
就在关愚谦几乎动了回国的念头时，一批印度尼西亚华侨忽然走进了房间，打断了他们。“当时跟王殊一起找我谈话的还有一个姓梁的同志，这时候王殊就对那位梁同志说：你去陪陪印尼华侨，我带关愚谦去另一个房间继续谈话。”
支开了梁同志，进了没有旁人的小房间。王殊忽然拉着关愚谦说了一番与刚才谈话截然相反的话：愚谦啊，有顾虑嘛，别着急回去。但是要给祖国做好事。
“一句话点醒了我，这是在告诉我不要回去110年以后，王殊又到汉堡来，我就问他，王大使啊，你那时候怎么敢跟我说这些话？不是透露天机嘛！他说：不是我的意见，是姬鹏飞（1972-1974年任中国第三任外交部长）的意见啊！后来我又去看王殊去了，他跟我说，其实也不是姬鹏飞的意见，姬鹏飞他敢说吗？是周恩来的意见。”关愚谦回忆到。
直到198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秘书长杜干全，代表刚刚改革开放的中国来到汉堡大学，访问中国文化和语言系。那时候的关愚谦任中国文化和语言系高级讲师，犹豫着要不要参加这位大陆出来的学者的见面会。但系里要求一定要参加，关愚谦也就硬着头皮去了——他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杜干全看到我了，一脸的激动，跑过来跟我说：愚谦啊，活得很好啊……”关愚谦说，杜干全与其父曾一同在新四军参军，“他是文化人，他看到我在汉堡大学教书，很高兴”。后来两人又进行了一次私人谈话，叙旧的同时，还对关愚谦的问题如何解决进行了讨论。杜干全随后抵达波恩，就这个问题与中国驻波恩大使进行了谈话。
1981年，由外交部长姬鹏飞批准“让关愚谦回来看看他爸爸”，就这样顺利回国了。“13年不容易啊，我尝试跟家里人联系，写信寄到原单位，原单位的秘书长竟然一封信都没有帮我转给家里人。那十几年，家里人都不知道我在什么地方。”
“那十几年，我被当作是西方社会里唯一一个从红色中国逃出来的人，很多人找我，说只要我好好骂共产党，就可以给我钱。我的原则是这种事情绝对不做。我1969年到德国，1979年的时候有一个大使馆的干部，跟我说心里话：老关啊，我们查了你10年，发现你没有说过一句对中国不利的话。很多人跑到国外去，就是靠骂中国共产党、中国赚钱。我宁愿到饭店去打工，去扛钢条，也绝对不出卖我自己的灵魂。到现在我依然非常自豪，后来到了汉堡大学，大家对我都非常尊敬，就是因为我没有出卖我自己的祖国。”关愚谦认为，这一点同样也是他后来能够顺利回国的原因。
（责任编辑/亚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