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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队怀孕”，尽管听起来荒谬至极，但就是这样如闹剧般的荒唐事近年来却屡屡发生，一再上演。
在百度上随便一搜会发现，“排队怀孕”这样的字眼早在十几年前就已存在，早已算不得新鲜事。然而，十几年后的今天，同样的字眼仍一次次见诸报端，个中原因值得深究。
要工作还是要孩子？“排队怀孕”之殇
2015年3月，某大型集团公司出台“关于幼儿园教职员工病假、婚假等有关规定”。按照该规定，幼儿园育龄职员符合晚婚晚育的条件下，结婚半年后提交怀孕申请，通过方可怀孕。具体而言，得按照进园工作年限、年龄、结婚时间的总分排队并公示，且需提前半年提交书面申请。如不按排队顺序怀孕的，按自动辞职处理。
怀孕生子纯属个人私事，岂能任人摆布？然而，上述一看就明显不合理的规定最终却在集团公司施行开来。2017年6月30日，集团公司下属苗苗幼儿园老师潘某接到单位解除劳动合同的通知，理由是潘某“插队怀孕”，严重违反用人单位规章制度。
由于不满单位做法，潘某向当地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提出两倍工资差额及相应赔偿金的诉求。2018年1月22日，仲裁委员会参照其与幼儿园终止劳动关系前12个月工资总额39834.8元作出裁决，要求苗苗幼儿园支付潘某赔偿金59752.2元。
幼儿园对裁决表示不服，由此提起诉讼。2018年6月26日，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42条、第47条、第87条规定，作出一审判决，驳回幼儿园的诉讼请求。
一石激起千层浪。此事件曝光后，迅速引发网友热议。有人表示这样的政策非常不人性，怀孕毕竟不是谁想怀就能怀上的，如果不能在“申请期”内怀上该怎么办？大龄女职工如果一排排上好几年，成了高危产妇，风险谁来承担？
无独有偶，《工人日报》2018年11月20日刊登的一则报道同样牵动了公众的敏感神经。一名银行女职工打电话向河北省石家莊市职工服务中心哭诉，称单位要求女职工怀孕必须申请审批，否则要么流产，要么接受处分。不久前，这名女职工意外怀孕，单位让她在工作和孩子二者间作出选择。
根据世界银行统计数据，2016年中国女性劳动参与率为63%，与大部分发达国家和大的经济体相比，处于高位。如此情形下，职场女性面临怀孕生子问题必然是普遍社会现象。怀孕生子乃人生与家庭大事，怀孕之于孕妇也是漫长的身心煎熬，某种程度上，对孕妇的态度，体现了一个社会的冷暖和进步程度。
女性扎堆的岗位，情况更不容乐观
2018年初，新当选的38岁新西兰总理杰辛达·阿德恩发现自己怀孕，发推文称，她会同时担任总理和母亲双重角色，而伴侣克拉克则将成为全职奶爸。对于任期内休产假是否会影响工作的质疑，她从容发声：什么时候生孩子，是女性自己的选择，不应成为能否获得工作的预设条件。
反观国内，一些职场女性选择怀孕生子远不如杰辛达·阿德恩来得轻松。尤其是一些女性扎堆的岗位，情况更加不容乐观。
2016年初，全面二孩政策放开，为防止非计划生育影响学校工作正常开展，河南中牟第一高中下发了一个文件。“语文3人，数学2人，英语1人，物理1人，化学1人……”文件明确规定了各学科可以怀孕二孩的教师名额。据一名当事老师介绍，该校女教师人数众多，想要怀孕的人挤破了头，屈指可数的怀孕指标让她们只能“望洋兴叹”。毕竟，“顶风作案”代价太大，要么调离岗位，要么直接开除。
同样是在河南，早在全面二孩政策放开之前，有单位已经采取了行动。2015年6月，焦作市山阳区信用联社一名女工曝光了公司《关于加强员工计划生育管理的通知（征求意见稿）》。截图显示，单位要求“入行满1年的女工方可提出生育计划安排申请”，“对未按照计划怀孕而影响工作安排的，一次性罚款1000元，在职务晋升、评优评先等方面不予考虑。严重影响工作的，扣发绩效工资和年终奖”。为何会出台如此霸王规定，单位有关负责人是这样解释的：最近单位新来了一批女大学生，她们到了结婚生子的年龄，如果在某个时间段集中生育，就会影响正常工作。
其实，又何止河南一地。近年来，“排队怀孕”这样的霸王规定在全国多地频频上演，尽管既不合法也有违常理更有悖人伦。那究竟有何解？
2016年1月召开的陕西省人民代表大会上，长年处在教学一线的省人大代表曹亚妮建议，提高中小学男教师比例。她发现从2006年开始，女教师数量多于男教师的现象已经存在，越往后，学校教师性别比例“阴盛阳衰”的情况越突出。
站在学校的角度，增加男教师比例确实能一定程度缓解“排队怀孕”的尴尬，但问题是，师范类院校女学生居多是不争的事实，如果在就业过程中，政策刻意向男教师倾斜，那势必影响就业的公平性，使本就不占优势的女性陷入就业难的境地，导致问题前移，产生新的社会矛盾。
女性权益保护，非一朝一夕之功
2017年3月召开的全国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市九龙坡区谢家湾小学校长刘希娅表示，要解决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女教师生孩子需要排队的问题，需要让全社会共同来承担孩子养育、教育的成本，因为孩子不光属于家庭，还属于国家，属于民族未来。她建议进行编制调整，调整后学校的用人更加宽裕，这样女教师生二孩对学校的冲击就不那么大，对教师的职业发展也不会有太大影响。
人民网杨朝清也认为，如果生育成本全由用人单位来承担，既会导致女性在求职上陷入更加边缘化的境地，也会导致“排队怀孕”等看似荒诞滑稽实则无奈艰辛的失范行为。让生育成本社会化落到实处，才会多一些“想生就生”。
但同时也要看到，编制毕竟不是说增加就能增加的，在编制紧缩的当下，需要考虑更加切合实际的解决办法。比如《新京报》梁好就提到，相关部门应高度重视，统筹协调，以诸如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或通过富余教师的短期流动等各种方式，切实解决人口政策调整带来的阶段性短期教师结构性缺编问题。
总之，无论如何，单位要求员工“排队怀孕”这样简单粗暴强硬的行为必须加以制止和纠正。“家规”仅仅是“家规”，不能“任性”，不能凌驾于国法之上，这是基本底线，没有半点商量余地。公民拥有基本的生育权，这一点，无论《妇女权益保障法》还是《人口与计划生育法》，都有明确规定。
2018年3月27日，全国妇联发布第二届“依法维护妇女儿童权益十大案例”，河南中牟第一高中女教师“排队生育”事件成为案例之一。当初事件曝光后，河南省总工会积极介入处理，该高中迅速整改，错误做法得以纠正。颁奖现场，河南省总工会女职工部部长高颖佳介绍，贯彻全面二孩政策，不仅是个人和家庭的事，而且是全社会的责任。政府相关部门应该出台进一步措施，为全面二孩提供保障；用人单位也要担当起社会责任，不做违法之事。
女性权益保障，非一朝一夕之功。“排队怀孕”，如此荒唐闹剧几时能休，不仅考验着用人单位的智慧，也是社会文明尺度的重要体现。
在百度上随便一搜会发现，“排队怀孕”这样的字眼早在十几年前就已存在，早已算不得新鲜事。然而，十几年后的今天，同样的字眼仍一次次见诸报端，个中原因值得深究。
要工作还是要孩子？“排队怀孕”之殇
2015年3月，某大型集团公司出台“关于幼儿园教职员工病假、婚假等有关规定”。按照该规定，幼儿园育龄职员符合晚婚晚育的条件下，结婚半年后提交怀孕申请，通过方可怀孕。具体而言，得按照进园工作年限、年龄、结婚时间的总分排队并公示，且需提前半年提交书面申请。如不按排队顺序怀孕的，按自动辞职处理。
怀孕生子纯属个人私事，岂能任人摆布？然而，上述一看就明显不合理的规定最终却在集团公司施行开来。2017年6月30日，集团公司下属苗苗幼儿园老师潘某接到单位解除劳动合同的通知，理由是潘某“插队怀孕”，严重违反用人单位规章制度。
由于不满单位做法，潘某向当地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提出两倍工资差额及相应赔偿金的诉求。2018年1月22日，仲裁委员会参照其与幼儿园终止劳动关系前12个月工资总额39834.8元作出裁决，要求苗苗幼儿园支付潘某赔偿金59752.2元。
幼儿园对裁决表示不服，由此提起诉讼。2018年6月26日，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42条、第47条、第87条规定，作出一审判决，驳回幼儿园的诉讼请求。
一石激起千层浪。此事件曝光后，迅速引发网友热议。有人表示这样的政策非常不人性，怀孕毕竟不是谁想怀就能怀上的，如果不能在“申请期”内怀上该怎么办？大龄女职工如果一排排上好几年，成了高危产妇，风险谁来承担？
无独有偶，《工人日报》2018年11月20日刊登的一则报道同样牵动了公众的敏感神经。一名银行女职工打电话向河北省石家莊市职工服务中心哭诉，称单位要求女职工怀孕必须申请审批，否则要么流产，要么接受处分。不久前，这名女职工意外怀孕，单位让她在工作和孩子二者间作出选择。
根据世界银行统计数据，2016年中国女性劳动参与率为63%，与大部分发达国家和大的经济体相比，处于高位。如此情形下，职场女性面临怀孕生子问题必然是普遍社会现象。怀孕生子乃人生与家庭大事，怀孕之于孕妇也是漫长的身心煎熬，某种程度上，对孕妇的态度，体现了一个社会的冷暖和进步程度。
女性扎堆的岗位，情况更不容乐观
2018年初，新当选的38岁新西兰总理杰辛达·阿德恩发现自己怀孕，发推文称，她会同时担任总理和母亲双重角色，而伴侣克拉克则将成为全职奶爸。对于任期内休产假是否会影响工作的质疑，她从容发声：什么时候生孩子，是女性自己的选择，不应成为能否获得工作的预设条件。
反观国内，一些职场女性选择怀孕生子远不如杰辛达·阿德恩来得轻松。尤其是一些女性扎堆的岗位，情况更加不容乐观。
2016年初，全面二孩政策放开，为防止非计划生育影响学校工作正常开展，河南中牟第一高中下发了一个文件。“语文3人，数学2人，英语1人，物理1人，化学1人……”文件明确规定了各学科可以怀孕二孩的教师名额。据一名当事老师介绍，该校女教师人数众多，想要怀孕的人挤破了头，屈指可数的怀孕指标让她们只能“望洋兴叹”。毕竟，“顶风作案”代价太大，要么调离岗位，要么直接开除。
同样是在河南，早在全面二孩政策放开之前，有单位已经采取了行动。2015年6月，焦作市山阳区信用联社一名女工曝光了公司《关于加强员工计划生育管理的通知（征求意见稿）》。截图显示，单位要求“入行满1年的女工方可提出生育计划安排申请”，“对未按照计划怀孕而影响工作安排的，一次性罚款1000元，在职务晋升、评优评先等方面不予考虑。严重影响工作的，扣发绩效工资和年终奖”。为何会出台如此霸王规定，单位有关负责人是这样解释的：最近单位新来了一批女大学生，她们到了结婚生子的年龄，如果在某个时间段集中生育，就会影响正常工作。
其实，又何止河南一地。近年来，“排队怀孕”这样的霸王规定在全国多地频频上演，尽管既不合法也有违常理更有悖人伦。那究竟有何解？
2016年1月召开的陕西省人民代表大会上，长年处在教学一线的省人大代表曹亚妮建议，提高中小学男教师比例。她发现从2006年开始，女教师数量多于男教师的现象已经存在，越往后，学校教师性别比例“阴盛阳衰”的情况越突出。
站在学校的角度，增加男教师比例确实能一定程度缓解“排队怀孕”的尴尬，但问题是，师范类院校女学生居多是不争的事实，如果在就业过程中，政策刻意向男教师倾斜，那势必影响就业的公平性，使本就不占优势的女性陷入就业难的境地，导致问题前移，产生新的社会矛盾。
女性权益保护，非一朝一夕之功
2017年3月召开的全国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市九龙坡区谢家湾小学校长刘希娅表示，要解决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女教师生孩子需要排队的问题，需要让全社会共同来承担孩子养育、教育的成本，因为孩子不光属于家庭，还属于国家，属于民族未来。她建议进行编制调整，调整后学校的用人更加宽裕，这样女教师生二孩对学校的冲击就不那么大，对教师的职业发展也不会有太大影响。
人民网杨朝清也认为，如果生育成本全由用人单位来承担，既会导致女性在求职上陷入更加边缘化的境地，也会导致“排队怀孕”等看似荒诞滑稽实则无奈艰辛的失范行为。让生育成本社会化落到实处，才会多一些“想生就生”。
但同时也要看到，编制毕竟不是说增加就能增加的，在编制紧缩的当下，需要考虑更加切合实际的解决办法。比如《新京报》梁好就提到，相关部门应高度重视，统筹协调，以诸如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或通过富余教师的短期流动等各种方式，切实解决人口政策调整带来的阶段性短期教师结构性缺编问题。
总之，无论如何，单位要求员工“排队怀孕”这样简单粗暴强硬的行为必须加以制止和纠正。“家规”仅仅是“家规”，不能“任性”，不能凌驾于国法之上，这是基本底线，没有半点商量余地。公民拥有基本的生育权，这一点，无论《妇女权益保障法》还是《人口与计划生育法》，都有明确规定。
2018年3月27日，全国妇联发布第二届“依法维护妇女儿童权益十大案例”，河南中牟第一高中女教师“排队生育”事件成为案例之一。当初事件曝光后，河南省总工会积极介入处理，该高中迅速整改，错误做法得以纠正。颁奖现场，河南省总工会女职工部部长高颖佳介绍，贯彻全面二孩政策，不仅是个人和家庭的事，而且是全社会的责任。政府相关部门应该出台进一步措施，为全面二孩提供保障；用人单位也要担当起社会责任，不做违法之事。
女性权益保障，非一朝一夕之功。“排队怀孕”，如此荒唐闹剧几时能休，不仅考验着用人单位的智慧，也是社会文明尺度的重要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