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偈”原是古印度的一种文体，后来与佛教接触，成为构成佛经文体的基本要素之一。佛偈随着佛典的传译进入中土，并且对中国文学产生影响。佛偈对南朝诗歌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促成了永明声律说与永明新体诗、齐梁宫体诗的诞生。
【关键词】：佛偈；玄言诗；声律说；新体诗；宫体诗
（一） 佛偈与永明声律说
1.梵呗新声与偈颂制作之普及
胡小石先生在《南京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一文中曾言：“声律之启发，当由佛教僧侣梵呗之美，在昔曹植游鱼山已为之闻声流连。则其远源，实来自印度。”“梵呗”中，“呗”是歌咏赞叹之意。《高僧传》卷十三云：“天竺方俗，凡是歌咏法言，皆称为呗。至于此土，咏经则称为转读，歌赞则号为梵呗。昔诸天赞叹，皆以韵入弦管，五众既与俗违，故宜以声曲为妙。”由此可见，梵呗实为“歌咏法言”时所配合使用的声乐。而“皆以弦管”又说明：梵呗除了具有音乐属性外，还具备一定的文学属性，这也是其与佛偈的内在相同之处。
梵呗产生于曹魏之时。《高僧传》有云：“原夫梵呗之起，亦兆自陈思。”进至南朝，尤其是齐梁时代，梵呗臻于全盛，各类梵呗新声被创作出来。促成这一局面的，大环境固然是佛教在中土的传播不断加强及文士对于佛教的接受不断加深，除此之外尚有一点极值得注意，那就是偈颂式诗歌创作的不断繁荣，僧侣们由翻译佛偈转变为创立佛偈。
梵呗后于佛偈产生，而以佛偈为赞词；佛偈为梵呗之赞词，又借梵呗被赋予音乐性。我们以为，可将梵呗与佛偈之关系视为乐调同唱词之关系，二者之间关联甚为密切，且呈现出一种同步繁荣的局面。
2.四声说之创立
“自竺法护四十一字母之说出，齐人周颙著《四声切韵》，梁人沈约著《四声谱》，王斌著《四声论》，由是四声之说发明，文学上乃生绝大的变化。”永明声律说主要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其一乃是四声的确立与运用，其二为要求避免声律运用中出现不当的毛病。就其一来看，则四声说之创立实与佛偈有较大的关系。
陈寅恪先生在《四声三问》一文中尝曰：“中国文士依据及摹拟当日转读佛经之声，分别定为平上去之三声，合入声共计之，适成四声，于是创为四声之说。”陈先生以为，四声说的创立与“转读佛经之声”关联甚深，然则“转读佛经之声”当作何解？陈先生是这样解释的：“而中国当日转读佛经之三声又出于印度古时声明论之三声也”；“借转读佛经之声调，应用于中国之美化文。此四声之说所由成立，及其所以适为四声，而不为其它数声之故也。”“转读佛经之声”，质言之，即是中土文士运用印度古时声明论之三声，先创立“平”“上”“去”三声，再加入为中土所特有的“入”声，如此“四声”之说遂立。我们赞同陈先生此说。然则尚有两个问题需要解释，即为何“四声”之说偏巧创立于齐梁之时？又缘何成于沈约等人之手？在《四声三问》中，陈先生给出了答案：
“南齐武帝永明七年二月二十日竟陵王子良大集善声于京邸，造经呗新声。实为当时考文审音之一大事。在此略前之时，建康之审音文士及善声沙门讨论研求必已甚众而且精。永明七年竟陵京邸之结集不过此新学说研求成绩之发表耳。”
“经呗新声”，此当指其时新创作之梵呗。更值得注意的是，创作这些梵呗的人，除了讲习经教的僧侣们，即文中所谓之“善声”外，还有为数众多的“审音文士”。这些“审音文士”接触梵呗既久，知晓声律，正因有此基础，其人方能创立“四声”之说。综上，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佛法大兴的环境下，以佛偈为赞词的梵呗不断发展繁荣，南朝诸多文士也纷纷加入到这个创作团队之中，而“审音”的工作又使得这些文士们越来越重视声律问题，并且成功的激发了他们对于文学创作特别是诗歌创作中语音问题的研究兴趣。在这些有利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四声说得以创立。
（二） 佛偈与永明新体诗
永明新体诗建立在“四声”说的基础之上，质言之，它要求诗人作诗必须讲究四声，避免八病，对声韵格律的要求颇为严格。佛偈对永明新体诗的影响，正可参照其对“四声”说的影响。如果没有以佛偈为赞词的“经呗”的形成与发展，那么沈约等人创立“四声”说便无从谈起，而以“四声说”为理论基础的永明新体诗又能否出现在中国文学史当中，答案也是可以想见的。佛偈对于永明新体诗的影响是间接的，不像它对“四声”说的影响那样，是直接的。
（三） 佛偈与南朝宫体诗
言及宫体诗，一般以其多为书写宫闱生活与男女恋情，它的“词旨轻艳”往往为人所诟病。比如闻一多先生就曾撰有《宫体诗的自赎》一文，对于宫体诗之中的艳情内容颇有非议。我们以为，对于宫体诗还是应当辩证得看待其得与失。有人就认为“宫体诗代表了中国古典诗歌发展的一个分水岭”，甚至以为“其意义远远超出追求更为复杂的对偶和更为严格的声律之外。”我们以为，抛诸人们对宫体诗的不同观点不论，单论宫体诗之产生，则实与佛偈有着密切的关系，主要表现在：
1、宫体诗的产生背景、宫体诗的创作者深受佛教影响
从时代背景来看，宫体诗之产生，实与彼时之社会风气干系甚大。魏晋南北朝，政局的频繁更迭与佛教的深入传播是平行关系，二者是左右时代风气、社会环境的两大重要因素。这里有必要再回顾一下由玄言诗到山水诗的演变，可知文士所以将关注点由玄虚之理转向山水田园，“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是因为由曹魏以至两晋，杀伐频繁，山河动荡。然高居上位之士大夫却晏安成性，他们对生活的态度渐由逃避转向麻醉，终日高谈佛老，所以玄言诗兴起，而后对山水的发掘又使他们收到了一种新鲜的刺激，他们发现借山水以抒情志比依靠玄言更能表达自己的思想，于是玄言式微而山水方兴。后由东晋至南朝，此种风气更进一步发展，“因为由逃避而麻醉，到了堕落的程度加深时，势必会要求一種更高度的刺激，正如由鸦片烟到吗啡针一样。”人们普遍希望能从佛教所宣扬的教理中获得慰藉与解脱。从玄言诗到山水诗，再由山水诗到宫体诗，三者之间不仅是时间上继起的关系，内在的聯系也是同样值得我们注意的。
2、宫体诗的创作者深受佛教影响
宫体诗的创作者为皇族。齐竟陵王、梁武帝等人都是虔诚的佛教徒，此无需赘言。宫体诗正是在这些有着深厚佛教背景的皇亲贵胄手上生成并产生影响。田晓菲女士认为，宫体诗与山水诗相比，“关注的是时间和空间上某个特定的点，因为它力求表现正在被观察中那一时刻的事物。”而宫体诗之别于山水诗者，其最要紧处，乃是：“这一诗歌的特征，是对物理世界的最微妙细节给予注意力高度集中的‘观照’。”“观照”本为佛教术语，指用沉浸己心的方法来观察外部事物的变化，《金刚经》里有相当著名的一首偈，正是佛教“观照”思想的形象诠释，乃是：
“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
有趣的是，僧侣们选择用来反映佛教“观照”思想的，不是长行，正是佛偈。宫体诗借鉴佛教的“观照”思想，诗人们将视线聚焦于向来不被人留意的些小变化之中，极具创新性和想象力。而促使宫体诗革新创作方法的，按田晓菲女士的观点，是“佛教背景”。前文已多次述及，彼时之“佛教背景”，是在第一次“西学东渐”这个大背景下，佛教的传播不断深入，文士们接受佛教教理的能力不断提升，当然了，这其中一定离不开佛偈的深入发展。
参考文献：
[1]胡小石著；周勋初编.《胡小石文史论丛》[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
[2][南朝梁]释慧皎撰，汤用彤校注.《高僧传》.[M].北京：中华书局，1992.
[3]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
[4][南朝梁]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5]（美）孙康宜，（美）宇文所安主编，刘倩等译.《剑桥中国文学史》[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
作者简介：曹阳（1992—），男，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广西桂林 541006）2015级古代文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唐宋文学。
【关键词】：佛偈；玄言诗；声律说；新体诗；宫体诗
（一） 佛偈与永明声律说
1.梵呗新声与偈颂制作之普及
胡小石先生在《南京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一文中曾言：“声律之启发，当由佛教僧侣梵呗之美，在昔曹植游鱼山已为之闻声流连。则其远源，实来自印度。”“梵呗”中，“呗”是歌咏赞叹之意。《高僧传》卷十三云：“天竺方俗，凡是歌咏法言，皆称为呗。至于此土，咏经则称为转读，歌赞则号为梵呗。昔诸天赞叹，皆以韵入弦管，五众既与俗违，故宜以声曲为妙。”由此可见，梵呗实为“歌咏法言”时所配合使用的声乐。而“皆以弦管”又说明：梵呗除了具有音乐属性外，还具备一定的文学属性，这也是其与佛偈的内在相同之处。
梵呗产生于曹魏之时。《高僧传》有云：“原夫梵呗之起，亦兆自陈思。”进至南朝，尤其是齐梁时代，梵呗臻于全盛，各类梵呗新声被创作出来。促成这一局面的，大环境固然是佛教在中土的传播不断加强及文士对于佛教的接受不断加深，除此之外尚有一点极值得注意，那就是偈颂式诗歌创作的不断繁荣，僧侣们由翻译佛偈转变为创立佛偈。
梵呗后于佛偈产生，而以佛偈为赞词；佛偈为梵呗之赞词，又借梵呗被赋予音乐性。我们以为，可将梵呗与佛偈之关系视为乐调同唱词之关系，二者之间关联甚为密切，且呈现出一种同步繁荣的局面。
2.四声说之创立
“自竺法护四十一字母之说出，齐人周颙著《四声切韵》，梁人沈约著《四声谱》，王斌著《四声论》，由是四声之说发明，文学上乃生绝大的变化。”永明声律说主要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其一乃是四声的确立与运用，其二为要求避免声律运用中出现不当的毛病。就其一来看，则四声说之创立实与佛偈有较大的关系。
陈寅恪先生在《四声三问》一文中尝曰：“中国文士依据及摹拟当日转读佛经之声，分别定为平上去之三声，合入声共计之，适成四声，于是创为四声之说。”陈先生以为，四声说的创立与“转读佛经之声”关联甚深，然则“转读佛经之声”当作何解？陈先生是这样解释的：“而中国当日转读佛经之三声又出于印度古时声明论之三声也”；“借转读佛经之声调，应用于中国之美化文。此四声之说所由成立，及其所以适为四声，而不为其它数声之故也。”“转读佛经之声”，质言之，即是中土文士运用印度古时声明论之三声，先创立“平”“上”“去”三声，再加入为中土所特有的“入”声，如此“四声”之说遂立。我们赞同陈先生此说。然则尚有两个问题需要解释，即为何“四声”之说偏巧创立于齐梁之时？又缘何成于沈约等人之手？在《四声三问》中，陈先生给出了答案：
“南齐武帝永明七年二月二十日竟陵王子良大集善声于京邸，造经呗新声。实为当时考文审音之一大事。在此略前之时，建康之审音文士及善声沙门讨论研求必已甚众而且精。永明七年竟陵京邸之结集不过此新学说研求成绩之发表耳。”
“经呗新声”，此当指其时新创作之梵呗。更值得注意的是，创作这些梵呗的人，除了讲习经教的僧侣们，即文中所谓之“善声”外，还有为数众多的“审音文士”。这些“审音文士”接触梵呗既久，知晓声律，正因有此基础，其人方能创立“四声”之说。综上，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佛法大兴的环境下，以佛偈为赞词的梵呗不断发展繁荣，南朝诸多文士也纷纷加入到这个创作团队之中，而“审音”的工作又使得这些文士们越来越重视声律问题，并且成功的激发了他们对于文学创作特别是诗歌创作中语音问题的研究兴趣。在这些有利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四声说得以创立。
（二） 佛偈与永明新体诗
永明新体诗建立在“四声”说的基础之上，质言之，它要求诗人作诗必须讲究四声，避免八病，对声韵格律的要求颇为严格。佛偈对永明新体诗的影响，正可参照其对“四声”说的影响。如果没有以佛偈为赞词的“经呗”的形成与发展，那么沈约等人创立“四声”说便无从谈起，而以“四声说”为理论基础的永明新体诗又能否出现在中国文学史当中，答案也是可以想见的。佛偈对于永明新体诗的影响是间接的，不像它对“四声”说的影响那样，是直接的。
（三） 佛偈与南朝宫体诗
言及宫体诗，一般以其多为书写宫闱生活与男女恋情，它的“词旨轻艳”往往为人所诟病。比如闻一多先生就曾撰有《宫体诗的自赎》一文，对于宫体诗之中的艳情内容颇有非议。我们以为，对于宫体诗还是应当辩证得看待其得与失。有人就认为“宫体诗代表了中国古典诗歌发展的一个分水岭”，甚至以为“其意义远远超出追求更为复杂的对偶和更为严格的声律之外。”我们以为，抛诸人们对宫体诗的不同观点不论，单论宫体诗之产生，则实与佛偈有着密切的关系，主要表现在：
1、宫体诗的产生背景、宫体诗的创作者深受佛教影响
从时代背景来看，宫体诗之产生，实与彼时之社会风气干系甚大。魏晋南北朝，政局的频繁更迭与佛教的深入传播是平行关系，二者是左右时代风气、社会环境的两大重要因素。这里有必要再回顾一下由玄言诗到山水诗的演变，可知文士所以将关注点由玄虚之理转向山水田园，“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是因为由曹魏以至两晋，杀伐频繁，山河动荡。然高居上位之士大夫却晏安成性，他们对生活的态度渐由逃避转向麻醉，终日高谈佛老，所以玄言诗兴起，而后对山水的发掘又使他们收到了一种新鲜的刺激，他们发现借山水以抒情志比依靠玄言更能表达自己的思想，于是玄言式微而山水方兴。后由东晋至南朝，此种风气更进一步发展，“因为由逃避而麻醉，到了堕落的程度加深时，势必会要求一種更高度的刺激，正如由鸦片烟到吗啡针一样。”人们普遍希望能从佛教所宣扬的教理中获得慰藉与解脱。从玄言诗到山水诗，再由山水诗到宫体诗，三者之间不仅是时间上继起的关系，内在的聯系也是同样值得我们注意的。
2、宫体诗的创作者深受佛教影响
宫体诗的创作者为皇族。齐竟陵王、梁武帝等人都是虔诚的佛教徒，此无需赘言。宫体诗正是在这些有着深厚佛教背景的皇亲贵胄手上生成并产生影响。田晓菲女士认为，宫体诗与山水诗相比，“关注的是时间和空间上某个特定的点，因为它力求表现正在被观察中那一时刻的事物。”而宫体诗之别于山水诗者，其最要紧处，乃是：“这一诗歌的特征，是对物理世界的最微妙细节给予注意力高度集中的‘观照’。”“观照”本为佛教术语，指用沉浸己心的方法来观察外部事物的变化，《金刚经》里有相当著名的一首偈，正是佛教“观照”思想的形象诠释，乃是：
“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
有趣的是，僧侣们选择用来反映佛教“观照”思想的，不是长行，正是佛偈。宫体诗借鉴佛教的“观照”思想，诗人们将视线聚焦于向来不被人留意的些小变化之中，极具创新性和想象力。而促使宫体诗革新创作方法的，按田晓菲女士的观点，是“佛教背景”。前文已多次述及，彼时之“佛教背景”，是在第一次“西学东渐”这个大背景下，佛教的传播不断深入，文士们接受佛教教理的能力不断提升，当然了，这其中一定离不开佛偈的深入发展。
参考文献：
[1]胡小石著；周勋初编.《胡小石文史论丛》[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
[2][南朝梁]释慧皎撰，汤用彤校注.《高僧传》.[M].北京：中华书局，1992.
[3]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
[4][南朝梁]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5]（美）孙康宜，（美）宇文所安主编，刘倩等译.《剑桥中国文学史》[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
作者简介：曹阳（1992—），男，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广西桂林 541006）2015级古代文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唐宋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