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古籍影印源流可以追溯至古代的翻刻，但翻刻始终与原刻有较大差距。随着现代印刷技术和照相技术的发展，影印技术比之翻刻能更进一步逼真还原原件。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中国出版界就已经开始采用照相影印方法整理出版了不少古籍。其中商务印书馆无论是成就还是影响都是最大的。至今令大家熟知的众多解放前的影印出版物均源自商务印书馆。其中较有影响的有《四部丛刊》、百衲本《二十四史》、《四库珍本丛书》等。解放后，中华书局、上海古籍出版社、江苏古籍出版社、齐鲁书社等“古联体”出版社也相继在古籍排印出版和古籍影印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
　　古籍影印的类型
　　作为古籍整理的重要环节，以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影印古籍为例，大致可以分为四个大类：
　　第一类是由出版社对国内浩瀚的古籍进行整理汇编，形成篇幅巨大的资料类书籍。这类最终出版的书籍本身并非古代已有的书籍，而是由今人将众多古籍影印后汇编成册的。之所以使用古籍影印的形式，主要是因为其篇幅过于巨大，当下尚不可能一一点校整理，也没有点校整理的必要，因此只能选择较好底本后进行影印。其读者对象主要为学术研究机构。这些书籍的影印工程浩大，往往集一社之力，需通过多年的整理。其印数也受到篇幅限制，印量较低。随着有限印刷的出现，不少这类书籍都采用了有限印刷形式出版。这类书籍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有《续修四库全书》、《清代诗文集汇编》等。其中《续修四库全书》从出版至今，一直都是上海古籍出版社的“拳头”产品。
　　《续修四库全书》作为我国迄今为止最大型丛书《四库全书》的续编，是经国家新闻出版署和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批准的国家重点出版工程。全书出版过程历时8年，沿袭《四库全书》体例，按经、史、子、集四部分类，用绿、红、蓝、赭四色装饰封面，16开本，精装1800册，分经部260 册，史部670册，子部370册，集部500册。它与《四库全书》配套，构筑起了一座中华基本典籍的大型书库。1911年前的古籍大多汇聚于其中。《续修四库全书》的编纂出版奠定了上海古籍出版社在中国古籍影印出版方面的领先地位。
　　第二类是只适合影印的资料档案。古籍中许多档案其形式本身就是一种信息，如排印出版就失去了很多细节，这时影印就是最好的出版途径。其读者对象往往是专业研究人员或科研机构。如《上海道契》就是最佳例证。
　　30卷本的《上海道契》是上海租借史的最佳历史档案资料集，是上海城市史上的特殊产物。所谓道契是指1847年至1930年间，中国地方政府将上海、天津等通商口岸城市签发给外国租地人的地契。上海的道契由于最初只有经过上海道台钤印签发才能生效，因此，历史上称为“上海道契”。《上海道契》一书收入了1847～1911年间由江海关监督上海道台以及北洋政府时期特派江苏通商交涉使、沪海道尹等中央派驻上海的特任官员签发给在沪租地的外侨的土地契证。辑集了英、美、法、德、日、意、比、荷、葡等20个册籍及部分华册道契，并收录相关附件。该书影印过程中使用了当时最新的印刷复制技术，每个道契均可清晰识别。由于是原样影印，保留了非常大的信息量，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为中外学术界研究中国土地关系史、城市史、经济史、租界史、社会史、法制史、房地产史及上海史等提供了不可多得的资料。
　　第三类是影印稀缺性资料，如善本、孤本等。这类影印也是古籍影印对后世影响最为巨大的一类，起到了延续善本、孤本“生命”的作用。由于善本、孤本的稀缺性，导致其往往藏于公私藏家之手而不轻易示人。如能影印出版，则可以让广大读者都能一睹其风采。这类出版的前提是要对国内外古籍收藏现状有大致了解，参考《中国古籍总目》或《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从中择其精者予以影印。由于针对的读者群不同，这类书的出版呈现两个趋势。一种是针对高端读者，将古籍的影印出版与原样复制相联系，其出版物制作精美，装帧考究，具有很高的收藏价值。《脂砚斋评石头记》、《清乾隆御览四色抄本戏曲两种》等就是此类高端产品的代表。
　　其中《清乾隆御览四色抄本戏曲两种》是2012年新出的影印精品。其底本为上海图书馆藏乾隆御览戏曲孤本《江流记》和《进瓜记》。此两种戏曲均为清代传奇，戈阳腔。《江流记》讲述唐玄奘之父陈光蕊故事，《进瓜记》讲述刘全进瓜、李翠莲还魂的故事，均系从《西游记》故事演绎而出，为清朝内廷演出戏曲，外不传。底本使用四色抄写（结合纸色亦有五色一说），极为稀见。上海古籍出版社为了更好地还原原貌，采用了手工宣纸、线装原大、四色彩印的形式，使用进口油墨，逼真还原了原书全貌。
　　另一种是针对普通大众或研究人员的善本、孤本影印，其出版物更注重成本控制，不一定采用线装等古籍形式，而是西式装帧为主，以呈现原本信息为诉求。
　　以《清末时新小说集》（套装14册）为例，该书为清末来华传教士傅兰雅所举办的“新小说”竞赛后所收集的参赛作品集。1895年5月，傅兰雅举办了一次“新小说”大众竞赛，并在报纸杂志上做了广告。要求征文需对妨碍进步的“三弊”—— 鸦片、时文和缠足，提出救治良方。有二十名参赛者获奖，其作品计划公开出版。作品中包括由学生写的短短几页的文章到乡村塾师写的长达数卷的感人故事，其中不乏颇具水平的小说和诗文作品，有些字体精美，还附有插图。这一批小说也被认为是现代小说的源头和前奏，比之梁启超《新小说》的出版还早了7年。可惜的是参赛的160多篇手稿由于种种原因，没有一篇得以发表。原以为已全部遗失，结果在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东亚图书馆整理资料时偶然发现了所有手稿。作为海外所存古籍孤本，出版社一获悉此消息便立即与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东亚图书馆取得联系并影印出版了全套手稿。
　　第四类是一些常用书、必备书。这些书籍主要用于满足普通读者和研究者的需要，也是当前古籍影印最为普及的大类。上海古籍出版社在此类影印书籍中出版有《康熙字典》、《说文解字注》、《全唐诗》、《全唐文》等。其印刷数量较大，定价平实，除个别种类由于需要保存原有版本信息而原大影印外，大部分都在16开或32开开本中分三栏或四栏缩印（俗称“四拼一”），以减少纸张，追求较高的性价比。这类出版往往由出版社或学者整理了索引、校注等以便于现代读者阅读。 　　以《康熙字典》为例，《康熙字典》是一部举世闻名的大字典，收字多达47000余个。但由于实纂有欠严谨，存在引文讹谬等诸多缺陷。上海古籍出版社以新发现的王引之校改本《康熙字典》为底本进行影印，以补其缺失。同时还特选用与通行本有另的王氏家刻本《字典考证》附后。别附国内罕见的日本学者渡部温《康熙字典考异正误》，以供查勘。还新编四角号码索引，凡《字典》正文以及《考证》、《考异正误》的字头均予收入，极便查检。可谓是《康熙字典》的最佳版本。
　　古籍影印编辑的特点
　　古籍影印虽然比之古籍排印流程简单，门槛也相对较低。但其出版过程也有自己的特点。
　　一、影印书籍在整理出版过程中，除了针对孤本、善本的影印外，其他影印必须先对版本进行筛选。这点要咨询相关专家，听取专业意见，并在结合经济效益和社会影响的前提下，选择合适底本。
　　二、选择好底本后就是摄录。摄录过程中要注意技术保障，需要结合底本以及最终出版物形态采用合适的摄录技术。例如有的底本适合扫描，有的适合照相，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高精度平板扫描可以清晰还原原件细节，但由于扫描时需要压实，为了保证扫描效果有时还要将线装书拆解，对于年代久远或较为贵重的古籍就不太适合，而且扫描的偏色和过曝问题也比之照相严重。照相由于仅是翻动书页，就比较适合用于较为贵重的古籍。但照相对布光、色温、景深等摄影要求较高，最终结果与摄影师的技术水平有很大关联。与此同时，摄录精度也和出版形态有关。如出版物为黑白双色，那么精度不能低于600dpi（Dots Per Inch的缩写。每英寸所打印的点数或线数，用来表示打印机打印分辨率），摄录时也不必用彩色。
　　三、对原稿的加工。影印古籍也有原稿问题，按照传统古籍影印整理的操作规范，编辑需要对摄录后的影像文件打印后一一按照次序进行粘贴整理，编上页码（俗称“贴页子”），以方便今后的排版和校对工作。同时在这一过程中也会发现个别错页或漏页，如为原书错误还要做好校记。个别原书漏页或缺损可能需要找其他版本补页。进入21世纪后，由于电脑技术的不断发展，这项工作完全可以在前期摄录时就做好编次排序工作，设定好预期开本后由电脑排版打印，在打印校样的同时处理好页序、页码等问题，大大地缩短了编辑加工的工作时间。不过这种方式也容易出现一些新的问题，很多秉承传统影印出版的出版社目前并未采用。
　　四、校样的审读。影印书籍也一样需要审读校样，只是这种审读更多地是在于避免排版错误和次序错误，同时还要注意图片清晰度和局部除污等问题。这部分牵涉很多细节，不再一一赘述。
　　随着国内目前逐渐开始的古籍热，影印出版的市场需求将会更加旺盛，许多原先并不涉足古籍整理领域的出版社也纷纷加入其中。这对像上海古籍出版社这样的专业古籍出版社的影印出版提出了更高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