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艺术·大家》：作为一位活跃的策展人，您近几年推出了一系列展览，经过这些展览，您对策展是怎么理解的？
　　王萌：其实每个展览对策展人来说都是一次挑战，无论面对什么，策展人必须理性、果断决策。有时候需要一点敏锐，提前预判，甚至需要一点谋略，以确保各条船驶向同一方向，这并不容易。策展最重要的问题还不仅仅是过程中对局态的把控，而是理论的思考以及展览对这种思考的呈现。
　　《东方艺术·大家》：能结合展览谈谈具体的理论思考和展览表达么？
　　王萌：我参与的第一个展览是2010年在中国美术馆举办的“不负丹青—吴冠中纪念特展”，当然这更多是一个单位属性的展览，不能说自己是策展人，但是从我个人的学术生涯来说，的确绕不过这次展览，它让我得到了洗礼。当时吴先生刚刚去世，美术馆决定第一时间策划一个展览来纪念他，这个展览抓住了吴冠中在改革开放初期和历程中抛出的一些推进美术进程的立场表述，比如对“题材决定论”的批判与攻击，对绘画的“形式”、“抽象”合法性的正言，分单元展示了他在“水墨的现代化”与“油画的民族化”两个维度上的水陆兼程。同年在798与彭锋合作实现了张方白的个展。2011年在798的布鲁姆画廊和宋庄的北京当代艺术馆两个场馆同步策划了一个叫“中国意志”的绘画展，展出了尚扬、张方白、谭平、孟禄丁、叶永青、毛焰、刘国夫、杨劲松等人的作品，撰写了题为《发生性文化态势下的“中国意志”》的策展论述，提出了当代艺术的“范式转型”问题，主张用“发生性”的文化眼光去面对这种艺术家的创作意志和文化自觉，而不是用“结论性”的方式过早将正在发生的鲜活态势“框定”起来，因为那样无疑宣布了对新事物的限定，这是我参与策划的第一个大型群展。遇到阻力最大的一次策展是2012年策划的“从现代出发—15位艺术家的15个表达”，最终所有的困难都被化解了，参展艺术家全部来自中央美术学院，有美院的教授、先生，也有具有国际影响的独立艺术家（比如孙原&彭禹），有做装置的也有做架上绘画的，有的比较好合作，有的比较考验策展人，我还是比较满意自己在策展过程中的强悍作风；学术定位也比较能概括这个群体，通过这个主题，借用这些作品，阐述了“中国当代艺术”这个叙事与“现代”的关系，与中国这个“文化体”从1980年代以来的关联。此外，作为策展团队的成员，在澳大利亚和德国的中国文化年期间，参与了“新境界”和“无形之形”两个大型展览。
　　《东方艺术·大家》：您一直比较重视艺术家的个案研究，您如何看待和把握艺术家个展？
　　王萌：个案研究是艺术史和艺术批评比较重视的基本功，而艺术家的个展又是一种重要的展览现象，可以说个案研究为艺术家本人和艺术界呈现了创作个体的本真状态。去年我在北京画院美术馆策划了“折象—王彦萍作品展（1992～2012）”，通过“幻象”和“折象”两个单元完成了对艺术家水墨创造20年的个案梳理，同时用“折叠世象”的术语阐释了王彦萍的最新创作。同年策划的“神奇的新‘疆’—张永旭作品展”将他的具象绘画定位在“田园超现实”和“童话乌托邦”的范畴上。
　　《东方艺术·大家》：能谈下您的“策展观”么？
　　王萌：目前还谈不上“策展观”。不过“从现代出发”和“中国意志”这两个群展，基本能够投射一点学术影像。到2013年为止，我的策展视角基本是把“全球化”中的中国放在“文化体”的概念下去缕析和阐释。对艺术个案和艺术现象的把握都是透过“具象”看“抽象”，也就是把作品这个“壳”破掉，“破壳”是为了“取神”。透过鲜活个体和具体作品，在我眼中营构的是一个结构性置放在活力态势下的“文化体”，其中的“质料因”、“形式因”和“动力因”是我的观察点。艺术作为一种事物，其生成逻辑脱离不了“质料”这个基础，我们这个“文化体”中累积下来的“传统质料”与新时期“入体”的西方现当代艺术的“新型质料”，通过选择性吸收和创造性重构，经由具有创造性意志的艺术家，在心灵的真实中会催化出何种化学反应？这是我比较关注的问题。策展人需要一种独特的视角，在当代艺术的适当时机给予艺术界以提示。中国这30多年变化太快，上个时期生效的话语有的已经僵化，过去是旗帜的主张有的已经不再适应新的语境，策展可以去清理艺术发生逻辑中的僵化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