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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军民关系在不同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阶段性特征，从其历史演变过程及特点来看，军民关系的改善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建立在利益和情感联系基础之上的社会互动。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长达数十年军阀混战时期对军民关系的极大损害，教训颇多。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军正是汲取了这些教训才使军民关系进入到一个蓬勃发展的新阶段。
【关键词】军民关系 社会互动 历史演变 经验与教训
中国古代军民关系的演变
从思想层面来看，夏商两代的军民关系被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这时的军民关系实质上就是君民关系：君主着力将自己的祖先神化，寄希望于通过神性沟通天人关系，天下的百姓在神的旨意下生活，而军队则是任国君意志驱使的工具。
春秋战国时期，依照对战争的看法，诸子百家中大致可以分为两类：反战派和主战派。前者希望“马放南山、刀枪入库”；后者渴望以战争结束纷争，重归平静生活。春秋战国后期，占主导的法家主张耕战，主要目的是实现兵农合一。商鞅变法就是以官爵诱惑民众，将官位和生计系于农战两件大事上，一切的荣华富贵都来自农和战，民众可以藉由战功上升为官，实现了两大阶级之间的流动，这是继西周之后军民关系的一次演变。
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首先解除了私人武装，将军队纳入国家行政体制管辖之下，军事权由三公之一的太尉掌管，军民以对立的职能身份出现。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盛行，僧众较多，这时的军人、军士在政权中处于民的对立层面，但其地位并不高。当时的史籍中，有不少免兵户为民户的记载，说明那时兵、民是分籍的。北魏开始逐步普遍征兵制，由此，兵的概念出现了最重要的分界，即由兵民转移到军民，进而出现了由“兵民分离”到“军民分籍”的转变，这是中国古代军民关系的又一次演变。
隋代初期，府兵仍然隶属于兵籍，而其亲戚朋友则是直接供应其军饷的农户，这便将血缘关系与军民关系结合起来。隋代中后期则罢兵户为民户。唐初实行均田制，农民家庭有授田，府兵不需长年离乡征战，平时可居家务农，因此人人乐于服役，兵源稳定并且充足。安史之乱之后，唐从征兵制走向募兵制，其军队编制与兵士待遇亦随之变化。
募兵制一直延续到北宋初年。军队职业化以后，士兵的来源主要是从当地百姓、营武子弟、饥民和罪犯中招募。明代实行军民分籍而治，军官、军人享有一定的特权。明朝初期实行的是军户世袭制，因此兵源有限，要保证行伍的稳定充实，只能对军人的徒流罪限定在军伍之内，充军发落。清初实行八旗制度，以旗统兵。旗人生活在八旗制度的严密组织体系之内，在日常劳作时直接听命于甲剌、牛录组织的生产安排，为国家统一的整体战略服务。
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军民关系
政治发展的规律表明，在现存的政治体系中，“政治文化与政治结构如果调和一致，则政治变迁似乎不易发生。……只有在政治文化与政治结构不能调和一致或崩溃时，才会发生政治变迁”。①清末自咸丰以降，在太平天国农民起义打击和对外抗争失败情况下，地方势力崛起，中央权威丧失导致了社会稳定机制瓦解，人们对政治权威的合法性提出了质疑，必然导致传统政治结构裂变的发生。随着清廷中央捐纳权开始下放，地方开始办捐，一时“设局遍各行省，侵蚀勒派，私行减折，诸弊并作”。②这样，清王朝财权旁落，为各地督抚拥兵自重、与中央分庭抗礼，形成尾大不掉的地方势力，提供了雄厚的经济基础。
随着清廷财政军大权旁落，辛亥革命最终得以成功，孙中山在晚年总结辛亥革命的经验教训时曾明确地指出：“凡武力与帝国主义结合者无不败；反之，与国民结合以速国民革命之进行者无不胜。”③武力与国民相结合的思想，反映了孙中山对革命政党拥有自己武装的重要性和使军队成为国民之武力的认识不断深化，表明他已经意识到依靠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必要性。
辛亥革命后，北洋军阀“你方唱罢我方登场”。这时候旧的统治权威经过辛亥革命的洗礼己经不复存在，新的统治权威尚未形成，因而社会动荡不安，尤其是兵变频繁，一直伴随着北洋军阀统治的始末。国家没有一个如何处置兵变的具体措施，同时，处置兵变军队的动作过于缓慢，在有的兵变中变兵抢掠完毕，自回营房，第二天照旧站岗放哨，维持市面秩序，而政府却毫无动作，这在一定程度上纵容了兵变军队，使他们更加肆无忌惮。兵变时变兵杀害军官，烧毁房屋，抢掠商铺屠杀无辜的百姓，与土匪勾结，对当时的中国社会尤其是人民大众的生活及社会经济的发展造成了极大的伤害。由此，这一时期的军民关系陷入了恶性循环。
国民党新军阀也沾染了许多这种兵匪习气，将军民关系搞得一塌糊涂。蒋介石认为，军队纪纲的败坏是导致国民党军队丧失战斗力的主要因素。蒋介石曾在题为《国民革命第三期任务之说明》的讲演中检讨道：“所有北洋军阀的毛病，我们的军队都已习染，不论在精神上、在行动上，都渐次趋于腐化堕落”。
总之，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除了为数不多值得借鉴的军民关系经验之外，便是长达数十年军阀混战时期军民关系的恶化。这是形成此后老百姓心目中“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这种心理痼疾的重要原因。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军民关系
中国共产党从独立地创造革命军队和领导革命战争之初就非常重视军民关系的建设。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军唯一的宗旨。作为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它来自于人民，又服务于人民。搞好双拥工作，处理好军政、军民之间的关系，这是我军的光荣传统，也是由我军的性质、任务所决定的。不同的历史时期，我军在处理军民关系的方法和内容上也都随着实践的变化而变化。
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开创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模式。这时期形成的井冈山精神，就是“军民团结、官兵平等、互相帮扶、共克时艰的军民一体化思想”④。
领导干部起模范带头作用是这一时期军民关系中的一个重要特点。1928年3月，毛泽东将1927年10月宣布的三项纪律与1928年1月宣布的六项注意结合起来成为“三大纪律、六项注意”，三大纪律是：行动听指挥，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打土豪要归公。六项注意是：上门板，捆铺草，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1929年之后，毛泽东又将三大纪律中的“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改为“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打土豪要归公”改为“一切缴获要归公”。对于六项注意，增加了“洗澡避女人”和“不搜俘虏腰包”两项内容，成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从而奠定了红军统一纪律的基础，开始确立了新型的军民关系。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总结了根据地群众运动应遵循的规律：“一要宣传发动群众；二要注意整理和健全群众组织；三要抓住政治教育这个中心环节；四要把群众的经济政治斗争和对敌斗争结合起来。”⑤
在“父母送子妻送郎、兄弟携手上战场”的解放战争中，一些得到土地、在翻身运动中受益的老百姓动员子女踊跃参军，当时涌现了吉林蛟河县的杨老太太，山东沂源县西台村的贫农刘秉乾，山西壶关教掌村的妇女田菊则等典型。据统计，“在整个淮海战役中，仅据山东、华中、冀鲁豫及豫皖苏解放区部分统计，群众共自愿运出粮食五亿四千零四十七万斤。这些粮食，如果按可装载二百斤的小推车计算，把这些小推车排成行，可以从南京到北京排成五行。”⑥在整个渡江战役中老船工们宁愿自己负伤也要保护战士，涌现出许多特等功臣和渡江英雄。解放军进城后，我党及时提出了“约法八章”⑦，这为稳定民心避免混乱起了重要作用。
从不同时期中国军民关系演变的阶段性特征可以看出，军民关系改善的原因很大程度上并非是国家行为或个人行为，而是一种建立在利益基础和情感联系之上的社会互动。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军民关系紧张，其中包括很多教训，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军正是汲取了这些教训才使军民关系进入到一个蓬勃发展的新阶段，开创了人类历史上军民共建的崭新图景。
（作者为河南省军区政治部干部处副营职干事、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上海分院基础系博士研究生）
注释
①[美]亨廷顿：《政治发展》，见弗雷德·格林斯坦等编：《总体政治理论》，台北：台湾幼狮文化事业公司，1983年，第21页。
②《清史稿》卷一百一十二，《选举七》，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
③孙中山：《孙中山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951页。
④罗建清：“弘扬井冈山精神，促进人民军队发展”，《军事历史研究》，2007年第4期，第50~55页。
⑤崔鸿林、郑怀盛：《军民鱼水情》，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第131页。
⑥同上，第294页。
⑦同上，第380～382页。
【关键词】军民关系 社会互动 历史演变 经验与教训
中国古代军民关系的演变
从思想层面来看，夏商两代的军民关系被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这时的军民关系实质上就是君民关系：君主着力将自己的祖先神化，寄希望于通过神性沟通天人关系，天下的百姓在神的旨意下生活，而军队则是任国君意志驱使的工具。
春秋战国时期，依照对战争的看法，诸子百家中大致可以分为两类：反战派和主战派。前者希望“马放南山、刀枪入库”；后者渴望以战争结束纷争，重归平静生活。春秋战国后期，占主导的法家主张耕战，主要目的是实现兵农合一。商鞅变法就是以官爵诱惑民众，将官位和生计系于农战两件大事上，一切的荣华富贵都来自农和战，民众可以藉由战功上升为官，实现了两大阶级之间的流动，这是继西周之后军民关系的一次演变。
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首先解除了私人武装，将军队纳入国家行政体制管辖之下，军事权由三公之一的太尉掌管，军民以对立的职能身份出现。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盛行，僧众较多，这时的军人、军士在政权中处于民的对立层面，但其地位并不高。当时的史籍中，有不少免兵户为民户的记载，说明那时兵、民是分籍的。北魏开始逐步普遍征兵制，由此，兵的概念出现了最重要的分界，即由兵民转移到军民，进而出现了由“兵民分离”到“军民分籍”的转变，这是中国古代军民关系的又一次演变。
隋代初期，府兵仍然隶属于兵籍，而其亲戚朋友则是直接供应其军饷的农户，这便将血缘关系与军民关系结合起来。隋代中后期则罢兵户为民户。唐初实行均田制，农民家庭有授田，府兵不需长年离乡征战，平时可居家务农，因此人人乐于服役，兵源稳定并且充足。安史之乱之后，唐从征兵制走向募兵制，其军队编制与兵士待遇亦随之变化。
募兵制一直延续到北宋初年。军队职业化以后，士兵的来源主要是从当地百姓、营武子弟、饥民和罪犯中招募。明代实行军民分籍而治，军官、军人享有一定的特权。明朝初期实行的是军户世袭制，因此兵源有限，要保证行伍的稳定充实，只能对军人的徒流罪限定在军伍之内，充军发落。清初实行八旗制度，以旗统兵。旗人生活在八旗制度的严密组织体系之内，在日常劳作时直接听命于甲剌、牛录组织的生产安排，为国家统一的整体战略服务。
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军民关系
政治发展的规律表明，在现存的政治体系中，“政治文化与政治结构如果调和一致，则政治变迁似乎不易发生。……只有在政治文化与政治结构不能调和一致或崩溃时，才会发生政治变迁”。①清末自咸丰以降，在太平天国农民起义打击和对外抗争失败情况下，地方势力崛起，中央权威丧失导致了社会稳定机制瓦解，人们对政治权威的合法性提出了质疑，必然导致传统政治结构裂变的发生。随着清廷中央捐纳权开始下放，地方开始办捐，一时“设局遍各行省，侵蚀勒派，私行减折，诸弊并作”。②这样，清王朝财权旁落，为各地督抚拥兵自重、与中央分庭抗礼，形成尾大不掉的地方势力，提供了雄厚的经济基础。
随着清廷财政军大权旁落，辛亥革命最终得以成功，孙中山在晚年总结辛亥革命的经验教训时曾明确地指出：“凡武力与帝国主义结合者无不败；反之，与国民结合以速国民革命之进行者无不胜。”③武力与国民相结合的思想，反映了孙中山对革命政党拥有自己武装的重要性和使军队成为国民之武力的认识不断深化，表明他已经意识到依靠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必要性。
辛亥革命后，北洋军阀“你方唱罢我方登场”。这时候旧的统治权威经过辛亥革命的洗礼己经不复存在，新的统治权威尚未形成，因而社会动荡不安，尤其是兵变频繁，一直伴随着北洋军阀统治的始末。国家没有一个如何处置兵变的具体措施，同时，处置兵变军队的动作过于缓慢，在有的兵变中变兵抢掠完毕，自回营房，第二天照旧站岗放哨，维持市面秩序，而政府却毫无动作，这在一定程度上纵容了兵变军队，使他们更加肆无忌惮。兵变时变兵杀害军官，烧毁房屋，抢掠商铺屠杀无辜的百姓，与土匪勾结，对当时的中国社会尤其是人民大众的生活及社会经济的发展造成了极大的伤害。由此，这一时期的军民关系陷入了恶性循环。
国民党新军阀也沾染了许多这种兵匪习气，将军民关系搞得一塌糊涂。蒋介石认为，军队纪纲的败坏是导致国民党军队丧失战斗力的主要因素。蒋介石曾在题为《国民革命第三期任务之说明》的讲演中检讨道：“所有北洋军阀的毛病，我们的军队都已习染，不论在精神上、在行动上，都渐次趋于腐化堕落”。
总之，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除了为数不多值得借鉴的军民关系经验之外，便是长达数十年军阀混战时期军民关系的恶化。这是形成此后老百姓心目中“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这种心理痼疾的重要原因。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军民关系
中国共产党从独立地创造革命军队和领导革命战争之初就非常重视军民关系的建设。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军唯一的宗旨。作为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它来自于人民，又服务于人民。搞好双拥工作，处理好军政、军民之间的关系，这是我军的光荣传统，也是由我军的性质、任务所决定的。不同的历史时期，我军在处理军民关系的方法和内容上也都随着实践的变化而变化。
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开创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模式。这时期形成的井冈山精神，就是“军民团结、官兵平等、互相帮扶、共克时艰的军民一体化思想”④。
领导干部起模范带头作用是这一时期军民关系中的一个重要特点。1928年3月，毛泽东将1927年10月宣布的三项纪律与1928年1月宣布的六项注意结合起来成为“三大纪律、六项注意”，三大纪律是：行动听指挥，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打土豪要归公。六项注意是：上门板，捆铺草，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1929年之后，毛泽东又将三大纪律中的“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改为“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打土豪要归公”改为“一切缴获要归公”。对于六项注意，增加了“洗澡避女人”和“不搜俘虏腰包”两项内容，成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从而奠定了红军统一纪律的基础，开始确立了新型的军民关系。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总结了根据地群众运动应遵循的规律：“一要宣传发动群众；二要注意整理和健全群众组织；三要抓住政治教育这个中心环节；四要把群众的经济政治斗争和对敌斗争结合起来。”⑤
在“父母送子妻送郎、兄弟携手上战场”的解放战争中，一些得到土地、在翻身运动中受益的老百姓动员子女踊跃参军，当时涌现了吉林蛟河县的杨老太太，山东沂源县西台村的贫农刘秉乾，山西壶关教掌村的妇女田菊则等典型。据统计，“在整个淮海战役中，仅据山东、华中、冀鲁豫及豫皖苏解放区部分统计，群众共自愿运出粮食五亿四千零四十七万斤。这些粮食，如果按可装载二百斤的小推车计算，把这些小推车排成行，可以从南京到北京排成五行。”⑥在整个渡江战役中老船工们宁愿自己负伤也要保护战士，涌现出许多特等功臣和渡江英雄。解放军进城后，我党及时提出了“约法八章”⑦，这为稳定民心避免混乱起了重要作用。
从不同时期中国军民关系演变的阶段性特征可以看出，军民关系改善的原因很大程度上并非是国家行为或个人行为，而是一种建立在利益基础和情感联系之上的社会互动。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军民关系紧张，其中包括很多教训，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军正是汲取了这些教训才使军民关系进入到一个蓬勃发展的新阶段，开创了人类历史上军民共建的崭新图景。
（作者为河南省军区政治部干部处副营职干事、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上海分院基础系博士研究生）
注释
①[美]亨廷顿：《政治发展》，见弗雷德·格林斯坦等编：《总体政治理论》，台北：台湾幼狮文化事业公司，1983年，第21页。
②《清史稿》卷一百一十二，《选举七》，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
③孙中山：《孙中山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951页。
④罗建清：“弘扬井冈山精神，促进人民军队发展”，《军事历史研究》，2007年第4期，第50~55页。
⑤崔鸿林、郑怀盛：《军民鱼水情》，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第131页。
⑥同上，第294页。
⑦同上，第380～38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