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毛主席先后八次在北京接见了1100多万名红卫兵和各地群众，我有幸赶上了“末班车”。我和几个同学相约去学校领《串联证》，决定去北京。
　　 母亲得知后，起初不放心从未出过远门的我，但经不住我央求、劝说，最后勉强同意了，并给了我一笔“巨款”——10元钱，叮嘱我：“一路小心。”父亲过世后，家里的重担都压在母亲一人肩上，靠她40余元的月薪糊口。我小心翼翼地将10元钱放进贴身衣兜里，带上一点儿干粮和洗漱用品，就和同学们一起出发了。
　　 有道是“好事多磨”，当我们辗转来到成都火车站售票处后，却被告知几日后才有去北京的火车票。怎么办？大家当机立断——趁夜翻墙进站。当我们翻了墙，越过轨，挤上火车时，才发现满车厢都是人，连过道也坐满了！我因为身材瘦小，最后钻到了一排座椅下才勉强找到了“立足之地”。一路艰辛不说，不知过了几日才到北京，我和同学们却被人流冲散了。
　　 我来到挂着一幅“热烈欢迎毛主席请来的客人”的红底黄字横标的接待站，什么也顾不上，就随人群上了一辆有车篷的解放牌大卡车。不久，在凛冽的寒风中，卡车跟随车队进入复兴路海军大院。下车后，我们被分成数个班，每个班由两三名战士充当班长或副班长，管理班里人的食宿和训练。
　　 11月24日下午，训练结束后，班长告诉我们：“明天休整一天，后天去见毛主席。”大家听了欣喜若狂。
　　 11月26日早上4时左右，班长叫醒我们，检查我们身上是否带有违禁物品（除了钢笔，身上不能带任何坚硬的器物）。然后，大家列队去食堂吃早餐。饭后，食堂给每个人发了两个鸡蛋、两个大馒头和两个苹果。随后，大院各班集合，在晨曦中迎着寒风浩浩荡荡地走出海军大院，向目的地走去。
　　 一路上，不时地有其他接待站的队伍汇入，也有记者模样的人拿着相机对着我们狂按快门。不知走了多久，我们才到达目的地。听人说，这里是北京西郊机场。但是，机场上除了预留给毛主席车队的跑道外，都是长满枯草的黄土地。人们陆陆续续列队，几十万人聚在一起。彩旗飘舞，人头攒动，蔚为大观。班长带领我们与兄弟班拉歌，我们唱得最多的除了毛主席语录歌之外，就是《北京的金山上》《打靶归来》《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等炙热金曲。
　　 我们一直等到中午，毛主席的车队还是没有来，班长便叫大家在原地席地而坐，吃带来的干粮。下午三四时，毛主席的车队顺着跑道开过来了，机场广播里传来了《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的乐曲，一片欢呼声忽然间像海浪一样涌动了起来，此起彼伏，响彻机场上空……
　　 人潮涌动，我由于矮小，只看得见前面人的背影，急得直跺脚。说时迟那时快，突然听见背后传来：“小四川，别急！”我便感到双肩被人猛烈一夹一举，双脚离地，整个人悬在了半空中。顷刻间，我便看到了车队第一辆敞篷车上向人们挥手致意的那个魁梧身影，并脱口而出：“毛主席！”可能是考虑到首长的安全，车队当即飞驰而去。车队走远了，我才猛然发现，擎举我的人，正是我们的班长。这位海军战士，将见到毛主席的机会让给了我，自己却什么也没有看到。
　　 回到海军大院后，已经是华灯初上。晚饭后，大家觉得很累，便纷纷休息了。第二天早上，早餐后，班长向我们发放了返程的车票，食堂给我们每个人发了一袋食物（鸡蛋、馒头、苹果），大院仍用解放牌大卡车送我们到北京火車站。与来时不同的是，我们在列车上有了自己的座位。
　　 回到家，我将剩下的3元多钱交给母亲，她和同事都很惊讶：从成都到北京，几千里，来回呆了半个多月，却只花了6元多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