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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的高祖、曾祖、祖父、父亲都是师爷，祖父曾由师爷而任代理知县、知州，祖父的兄弟均是师爷。周恩来祖母的父亲是福建有名的师爷，祖母的兄弟中也有人是师爷。师爷文化对周恩来影响至深，值得深入研究。
“我的家庭近几代祖先也是绍兴师爷”
什么是师爷？用现在的话讲，师爷就是秘书、智囊、文胆。这个职业自古有之，但到清朝中期才广泛地兴起。明清之际，江浙地区经济发达，读书人多，文化水平高。由于科举考试录取名额有限，中举者凤毛麟角。即使中举，也未必有官可做，常常要候补多年。候补是没有薪水可拿的，如何维持生活？旧中国是血缘社会，常常是一个大家庭众多的兄弟合力供一个子侄读书，这个人中了秀才、举人后即使无官可做，除了要维持自己小家庭的生活，也要对大家庭尽义务。怎么办？众多的知识分子，科举无望，肩不能挑，手无缚鸡之力，别无一技之长，只有外出做师爷。绍兴因人多地少，能当地主的少。大家不恋乡土，向外发展。
1946年，周恩来曾对记者说：“绍兴社会除劳动者（农民、手工业者）外，中上层有两种人：一种是封建知识分子，一种是商人，这两种人都是向外发展的。读书人的出路照例是中科举。而绍兴人则有大批当师爷的。师爷在旧戏里的脸谱是红鼻子，大概因为他们都是喝酒的。商人的出路是在各大城市开杂货店兼卖绍兴酒。”
师爷要受专门的训练，不是任何一个读书人都可以做的。那时并没有培养师爷的学校，都是师徒相传。绍兴人父子相承，兄弟相传，渐渐垄断了这个职业。各县的主官多请绍兴师爷，上一级行政机关府里的师爷也是绍兴人。哪一级的案子不是绍兴师爷办的，到了上一级就不让你通过。互通声气，互为党援，所以有“无绍不成衙”之说。
周恩来的高祖周元棠，曾祖母的兄弟樊文炜、樊燮，祖母的父亲鲁登四，二祖母的兄弟郑仁昌、郑仁寿，祖母的堂兄鲁小和，周恩来的外祖父万青选，周恩来嗣母陈氏的姨父龚怀朴，都是师爷中的翘楚。名师出高徒，周恩来的家族从高祖到父辈代代出师爷。所以周恩来曾说：“我的家庭近几代祖先也是绍兴师爷。外祖父原籍江西南昌，也是师爷。”
周恩来的高祖周元棠（1791—1851），中了秀才，未能中举，便到福建、浙江一带做钱谷师爷，并研究经济性理之学，著述多种，因而指导的学生也比较多，如儿子周樵水、周光焘兄弟，两个孙子，以及樊文炜、樊燮兄弟。他因此与樊家结为姻亲。他在福建结交了同乡鲁登四，后来鲁登四将女儿鲁大姑嫁给了周元棠的孙子周起魁，即周恩来的祖父。
1851年阴历八月，周元棠病逝，同月内他的大儿子周樵水（周恩来的曾祖父）病逝，年仅33岁。周恩来的曾祖母绍兴人氏樊氏及5个儿子，成了孤儿寡母。樊氏的5个儿子，大的只有15岁，小的5岁。樊氏两个弟弟樊文炜、樊燮正在江苏游幕，出手相救，将她的大儿子、二儿子带到江苏，学习幕业。老大学钱谷，老二不仅学习钱谷，还学习刑名。正值太平天国战争时期，兄弟俩承担起供养家庭的全部责任，并将三个弟弟带到江苏学习幕业。
1869年秋，周起魁接任二哥周昂骏在淮安府幕的席位。1881年，周昂骏病逝。其小儿子周嵩尧（周恩来的六伯父）时年8岁，由二舅郑仁寿抚养。周嵩尧中举后随二舅在漕运总督府衙门内担任文案，官至邮传部员外郎、北洋政府总统袁世凯的幕僚。1890年后，周恩来的四伯父周贻赓和周恩来父亲周贻能回到绍兴，跟随其舅父鲁小和学习钱谷。周贻赓三年出师，开始师爷生涯，而周贻能未能学成。
从周家人学幕业的历史看，基本上是从父、从兄、从姻亲。100多年来，周氏家族就是这样靠着学做师爷延续下来的。
绍兴人一般在外地都市侨寓，与官府有着特殊的关系，在众多的社会力量中间，往往技高一筹;又是在官府中讨生活，与当地的土著保持有一定的距离，政治、经济地位均高于当地人，更不会受到当地人的排挤。更重要的是，绍兴人往往通过家族、联姻、同乡、师徒等关系，联结成一个出入相望、得失相援、生死相助的生活集体，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且自足的社会生活体系。
1964年8月，周恩来在与亲属谈话时曾说：“我的曾祖下有五个兄弟，都搬到了苏北，大、二、三、四都做过县知事，老五没做过，我祖父（四）从绍兴师爷升为县知事。”
周恩来的生母是淮阴万青选的第12个女儿。万青选的第14个女儿是周恩来的五伯母。万青选的祖父1814年任山阳县知县，做外南同知，署理淮安知府。万青选在淮安、清河（今淮阴）、安东（今涟水）和盐城等地先后做官达30余年，并很有政绩。周恩来的嗣母陈氏，出生于清河名门望族，娘家的房子比万氏家还多。1860年捻军火烧清河县城，陈家的房子大都被毁，才迁到宝应。周家败落后，1904年春万氏带着陈氏及周恩来三兄弟和腿有残疾的八弟一家回到娘家万家。这时万青选已去世6年，万家也已开始走向败落，不好长住，一家人就搬到陈氏花园。当时陈氏花园还有14间房子，可想当年陈家的盛况。陈氏的父亲陈沅学问渊博，在父亲的培养下，陈氏14岁就能赋诗填词。陈氏的母亲是山东袁状元的四小姐。袁家的三小姐嫁给了原籍江苏常州、后在山陽县当钱谷师爷的龚怀朴。袁状元的另一个女儿嫁给清河的万立钰，就是万青选第八个儿子，即周恩来的八舅。
有的师爷已经在外多年，在外面（多在沧州、保定、苏州）安家落户，但也要讲绍兴话，也要称自己是绍兴人。还有一个原因，他们当师爷是迫不得已。研究绍兴师爷的郭润涛说：
绍兴师爷心目中，托足官府，为人作嫁，乃“读书无成，迫于饥寒”所致。他们的人生理想也是学而优则仕。所以，他们在入幕之初，多半有过三番五次回乡赶考的经历，而且，于游幕欲罢不能之中，总是以脩脯所得，捐一个一官半职，以解心头的渴望，因此，绍兴人在游幕生活中，总是不忘故里。 周恩来祖父辈即从绍兴迁至江苏，但是周恩来的几个伯父都曾回绍兴参加过科举，其中二伯父周龢鼐、六伯父周嵩尧和从伯父周嘉琛三位中举。周家到了江苏仍然和绍兴人结亲。周恩来的大祖父和同在淮阴任师爷的绍兴同乡王庸吾为儿女定了娃娃亲。1887年王庸吾去世，王家迁回绍兴。1894年，周桂珍长大后回到绍兴与王庸吾之子王子余完婚。
周恩来说：“祖坟在绍兴，绍兴的家谱有我的名字，我不能不承认是绍兴人。但我生长在淮安，满嘴的淮安口音，也不能不承认是淮安人。所以我说我是‘原籍浙江，淮安生人，江浙人也’。说是绍兴人，不仅那有祖坟和家谱，更主要的是封建家庭的根子在绍兴。”
周恩来高祖以来家族的几个特点
紧密性
周恩来的始祖是宋代学者周敦颐，后代由中原迁到浙江，后在绍兴落户，繁衍生息，到周恩来高祖父这一代已是第十六代。这一房是五十房。五十房始祖活到96岁，在家里大厅挂上“百岁堂”的匾额。周家都说自己的老家是绍兴城内保佑桥百岁堂。中国人一般是共一个爷爷为一家，五服之内为本家，出了五服形同路人。而周恩来家族，却是共一个曾祖父，每一代人都是大排行。即使挑门单过也要相互帮助、相互提携。这是为什么？因为周恩来的高祖周元棠不仅学问和为人好，而且有远见，推动了家族的发展，深受后人的尊敬。
周元棠28岁中秀才，但未能进入举人、进士的行列，只能到福建、浙江一带做钱谷师爷。晚年，周元棠因年轻时家贫，看到儿子周樵水有病，虽然孙子周昂骏13岁（虚岁）已考中秀才，却决定不让他再考科舉，而是学习钱谷师爷。周元棠为孙子选定的职业，决定了周家几代人的发展和命运。
德高望重的长辈凝聚力、号召力强，在家族里的影响数代不灭。周元棠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周樵水早逝，留下的5个儿子都到苏北当师爷，在淮安安家。小儿子周光焘的两个儿子也到了苏北，落脚淮安驸马巷。1905年，周光焘的儿子周骏发死于淮安驸马巷。1908年秋冬，周恩来带着两个弟弟回到淮安，还与周光焘的曾孙子周恩灿同住驸马巷。周恩灿在周恩来这一代兄弟中排行第九。
周恩来曾祖父周樵水病逝时，他的5个儿子骏侯（改名晋侯）、骏昂（改名昂骏）、骏联（改名联骏）、骏龙（改名起魁，即周恩来的祖父）、骏庞（改名子庞），大的只有15岁，小的才5岁。周恩来曾祖母樊氏的两个兄弟是周元棠的学生，门生加亲戚，他们便义不容辞地将周樵水的大儿子、二儿子带到江苏，培养他们学习幕业。此为周家迁往江苏之始。也就是说，周家迁徙江苏，樊氏兄弟是最早的带路人。
周樵水的五个儿子中，最有才华、最有作为的是老二周昂骏，他13岁考中秀才，轰动一时。第二年，祖父和父亲相继去世，他和大哥一起随舅舅樊文炜和樊燮到江苏、安徽一带学幕。学成之后，兄弟俩承担着供养家庭的全部责任，并将三个弟弟从家乡带到了江苏。五兄弟之间兄友弟恭，互相提携，和睦相处，关系紧密。
不置地产，只有房屋若干
师爷的任务是“佐官制吏”，为主官捉刀代笔，出谋划策，以至操纵地方政治，成为维持封建统治不可缺少的人才。他们既懂民情，又知道官场运作的程序和潜规则，因此他们的思想、生活习惯、作风传统既有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和文化，又有封建社会的陋习、糟粕。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因为人们对官府统治不满，殃及师爷，认为他们控制诉讼，强词夺理，助纣为虐。在旧的戏剧中，师爷多由红鼻头的丑角扮演，暗含讽刺、挖苦之意，而没有看到他们在地方治理方面的作用，没有看到他们的行政管理能力。近来人们对师爷的看法才渐渐发生改变。
周恩来的祖先们除祖茔地外并不置地产，只有房屋若干。他们都是凭自己的才干、学识、品行立足社会，谋求发展。所以，他们有良好的家风，注重对后人的教育，并将他们培养成有道德、有真才实学的接班人，以期做一个光宗耀祖、经邦济世，对家庭、对国家有益的人才。
淮安驸马巷周宅是绍兴百岁堂周家在苏北的大本营。1863年，周昂骏结婚后，将家安在江苏淮安。1864年，周昂骏的长子周炳豫（即周恩来的大伯）在淮安出生。1869年秋，周昂骏推荐四弟周起魁接任他的淮安幕府席位。1878年，周恩来的祖父周起魁已经有了四个男孩，打算把家眷从绍兴接到淮安来住。就在这时，周起魁的二嫂郑氏在仪征县不幸病逝，留下了几个孩子。周昂骏照顾不了孩子，决定把孩子们送到淮安来。淮安有四弟起魁、大哥，还有郑氏的兄弟郑仁昌、郑仁寿。周昂骏和周起魁在淮安驸马巷合伙买下了一幢房子。这就是后来周恩来的出生地、现在的淮安驸马巷7号周恩来故居。驸马巷的房子共有33间，分东、西两个院子。东院是周起魁一家的住处，西院则住着周昂骏的几个孩子和他们的用人。兄弟们互相关照，互相帮助。周起魁的大哥、二哥、三哥、五弟以及叔叔周光焘的后人，凡在苏北谋生不论长期的还是临时的，都到驸马巷来落脚居住。1881年周昂骏去世以后，他的妾王氏从仪征回到淮安，一直住在驸马巷周家老宅，20世纪40年代去世。晚辈称她为亚老太。1908年秋冬之际，周恩来带着两个弟弟回到淮安和八叔一家三口同住。在驸马巷住着的除亚老太外，还有五伯父一家、周恩灿及他的长辈，所以，“房子虽然多，也始终是住满了自家人，从来就没有出租过”。
有良好的家风，注重教育
周恩来出身于书香门第，家传久远，文化底蕴深厚，文化素养高。从小养成学习的习惯和自学能力，勤学好问，善善从长，知识广博。但是，他与一般出身于书香门第的人不一样，他有生母、嗣母两位母亲，得到两位母亲的厚爱。两位母亲的性格迥然不同，他深受两位母亲的影响。两位母亲的爱护、仁慈和礼让，影响了周恩来的性格，使他少了男性的野蛮，多了女性的柔韧。得到爱的人爱心多，才知道如何爱别人。由近及远，爱家人，爱同学，爱朋友，爱祖国，爱民族。
每到年节前后，周家热闹非凡，农历腊月二十三在堂屋挂容像（祖宗像），十几幅容像都是请高手精心绘制，男的身穿官服，威严肃穆;女的身穿官眷服装，眉慈目秀，仪态端庄;个个容像，光彩照人，满堂生辉。周恩来的母亲指着容像向周恩来兄弟们一一讲述老祖宗们的官阶、业绩，教育儿子们不能辱没家门，将来立功、立业，光宗耀祖。她知道丈夫老实忠厚，能力弱，将希望寄托在下一代身上。过完年，到农历三月十八日才落容像。这个仪式给幼年的周恩来留下深刻的印象。事隔50年，淮安县委的同志将十几幅容像带到北京，周恩来还能一一认出，并向县委的同志介绍。 周恩来的祖父活到近60岁，这在当时已算是高寿了。他一辈子当师爷，并由此当了知县。周恩来出生后不久，因祖父去世，家庭开始衰败。周恩来有一个伯伯，两个叔叔。伯伯没有子息，周恩来是长孙。两个叔叔，一个有肺病生命垂危，一个腿瘸不能做事。周恩来出生半年，十一叔贻淦病故，父母将他过继给十一叔贻淦夫妇。他由嗣母陈氏抚养。他称嗣母为娘，称自己的生父母为干爹干娘。
周恩来的嗣母陈氏从小文静尚学，年轻时守寡，把全部希望寄托在周恩来的身上。她恪守家规，夫婿少丧后，从不轻易出门，遇到矛盾、纠纷从不相争，处处隐忍，只一心一意教养周恩来。陈氏这种隐忍的作风，周恩来从小耳闻目睹，影响了他的一生。周恩来从4岁起开始认字和背诵唐诗，听嗣母讲故事，像“岳少保朱仙镇大捷”“忠节公虎门殉国”“梁红玉击鼓抗金”“孙悟空大闹天宫”“沈状元招勇抗倭”等等，这些爱憎分明、嫉恶如仇、保家卫国的故事给周恩来童年留下难忘的记忆。这种文化启蒙，使他的理解能力和接受能力从幼儿时起就得到了很好的培养、锻炼。几十年后周恩来还深情地说：“直到今天，我还得感谢母亲的启发。没有她的爱护，我不会走上好学的道路。”
周恩来的生母万氏在家中的地位、作风与陈氏完全不同。周恩来的外祖父万青选在淮阴一带为官30年，在淮阴有99间房子，占了整整一条街。在周恩来出生的第二天外祖父去世了。外祖父有18个儿子、14个女儿，但长大成家的只有17个。周恩来的母亲是第12个女儿。万氏从小得到父亲的疼爱，不肯缠足，进家塾馆读书，常常随父亲出门，是万家的“当家姑娘”。出嫁时，嫁妆是用两条木船由运河装运到淮安的。她从小受万老太爷的影响，学会了处理复杂纠纷的能力，处事干练，考虑问题细密周到。据说当时无论是周、万两府还是亲友发生纠纷时，请万氏来便可迎刃而解。她先耐心地听各方将情况说清楚，然后才发表意见，所以想得周到，断得入情，说得在理，双方都能心服口服。处理完了，人家少不得酬谢，至少招待一顿饭，在桌上大家边吃边议论刚才的纠纷或其他家事。处理这些事情，她常常带着周恩来。发生纠纷不是因“利”即是因“名”，复杂关系的症结、利害之所在，有不少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之私密。懂事的周恩来自然了解了人世间的复杂，增长了不少见识。周恩来说：“我的生母是个爽朗的人，因此我的性格也有她的这一部分。”其实，周恩来不仅继承母亲爽朗的性格，同时学会了母亲处理矛盾的本事。所以周恩来比同龄人早熟，见过世面，遇事沉稳，明白事理，有主见。
1907年春，周恩来母亲万氏因操劳过度病故于清江浦，时年29岁。父亲周劭纲（原名周贻能）在湖北谋差，没能见上最后一面。周恩来外祖母不顾周家的经济情况，守着封建门第观念，严厉要求按旧例大办丧事。如棺材不仅要楠木的，还要“十二朵正花”;棺材要裹五层麻，添七层漆，请和尚做道场;等等。楠木棺木都是借钱买的，哪有钱再办这些事。万老太太毫不退让，不达目的即不许安葬。周劭纲唯唯诺诺，最后只好将万氏的棺木暂厝于庵中。周恩来对此十分反感。第二年的7月28日，嗣母在贫病忧愁中病逝，也是29岁。周恩来不怕闲言碎语，决定丧事简办，买了薄木棺材运回淮安和嗣父合葬。这在当时是很了不起的行为。他只有10岁，就是个敢作敢为的人。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提倡移风易俗，丧事简办，带头火化，留下遗言不保留骨灰。要尋其根源，这就是源头。他从小对大讲排场、虚情假意的官场作风深恶痛绝。
两位母亲病故后，1908年11月，周恩来带着两个弟弟回到淮安同八伯一家生活。父亲在母亲死后，外出谋差做事，收入少，养活不起留在家中的3个孩子。周恩来的四伯周贻赓经常从东北寄钱给家里，五伯周贻鼎在淮安做师爷，五伯母是周恩来的十四姨，常常帮助几个侄子。周恩来主持家务，时不时去当铺典当家中的衣物，勉强度日。
周恩来对师爷文化的批判
从小深受其害，对此深恶痛绝，走上革命的道路
周恩来的爷爷周起魁去世后，周家开始衰败。但是，家里人旧习不改，还要守着官宦人家的旧规矩、旧礼数生活。周恩来深受其害，对此深恶痛绝。
家庭失去主要收入来源，体面还得要，迎来送往的排场，送礼的规格还不降低。为了支撑门面，万氏不得不举债应酬，后来又靠典当衣物应付。万氏典当衣物常常带着年幼的周恩来。破落的官宦人家靠典当与借债来支撑门面的虚荣心态与陈规陋习，是留给童年周恩来第一个深刻的印象。
1904年，周恩来的父亲和十八舅合买了一张彩票，中了头彩，1万元。从小习惯讲排场的母亲，高兴得昏了头。彩票在武汉，母亲坐船到武汉去兑，一路走一路玩。兑到了，就买皮大衣、留声机，给这个买礼物，给那个买东西，还没有到家，就花掉了一部分。刚一到家，债主们来讨债，亲友们来祝贺，住下了要吃要喝，还要拿。母亲无力承担，就和丈夫带着6岁的周恩来和周恩来的两个弟弟及陈氏一起回娘家暂住。这时万青选已去世6年，万家也已开始走向败落，家里人多、事多。嫁出去的姑娘，泼出去的水，一家人只好搬到有14间房子的陈氏花园去住。很快钱花完了，丈夫又到湖北做事。中彩的事，真是昙花一现。这是留给童年周恩来心中第二个深刻的印象。后来他对亲属说：我当总理后第一件事就是取消彩票。他取消彩票，就是要消除不劳而获的思想，反对靠侥幸的心理生活。
1907年，周恩来的生母去世，外婆不体恤周家的情况，坚持大办丧事，纠缠不休。这是留给童年周恩来第三个深刻的印象。
两年之内失去了两位母亲，对周恩来打击很大。周恩来在淮阴无法生活，只好带着两个弟弟又回到淮安驸马巷同八伯、八妈一起生活。这年他10岁。八伯腿瘸，不能做事，不能出门，也不管事。八妈带着自己7岁的儿子和周恩来兄弟三人，一家六口过日子。八妈是个女流，不能出门，周恩来成了家中紧要的男子。或者把房子押出去，或者向亲戚借钱过日子，真是度日如年！有时在外面工作的四伯寄回一笔钱马上还债。一身债，常常有人到家里来要债、要利息。周恩来经常出面典当、到处向亲友借钱。1918年，周恩来在日本听到八伯去世的消息，他在日记中写道：“想起家中一个紧要的男子也没有，后事如何了法？这几年来八伯和八妈的苦处已算受尽了，债务天天逼，钱是没有，一家几口饭是要吃的，当也当尽了，卖也卖绝了，借是没处借，赊是没处赊，不要说脸面是没有了，就是不要脸向人家去要饭吃，恐怕也没有地方去要。八伯这个病，虽说是老死的，然而病到现在，何曾用一个钱去医治呢？简直说是穷死了。”这段话一字一泪，由此可知周恩来当年在淮安过的是什么日子。 周恩来最反感、最头疼的事情是家庭生活那么困难，还要讲礼数。墙上贴一张纸，上面写着亲戚们的生日、祭日，到日子都要去，而且要带着礼品。就是借钱也要去送礼，不但送礼还要磕头。因为周恩来的辈分小，而且是家里唯一紧要的男子，这些事都得他来办。到外婆家要走30里路，还要坐船过河。夏日顶着太阳，冬日冒着严寒，没有车可坐，没有牲口可骑，只能用两条腿走。连吃饭都困难，还要讲这些虚排场。他痛恨虚荣，痛恨讲排场。可是在他困难时，借钱也只能向亲戚们借。为了生存，周恩来不得不在封建大家庭内周旋。沉重的负担使少年周恩来常常叹息：“这个家真难当啊！”
短短几年之内家庭发生如此巨大的变故，可想而知这对年少体弱的周恩来是多么大的刺激。他想离开这个家庭，离开这个令人窒息的环境。他不断地给在东北工作的四伯周贻赓写信求助。机会来了。1910年春，三伯父周贻谦从东北回到淮安办事，便带他到自己工作的辽宁铁岭入银岗书院读书。半年后，周恩来到沈阳随四伯父一起生活、读书。从此，周恩来开始了新的生活。
1910年，周恩来进入新建的奉天第六两等小学堂（后改名为东关模范学校）丁班上学，只有12岁。辛亥革命后，周恩来率先剪掉了拖在脑后的辫子，响应和拥护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
周恩来的这个革命举动不是偶然的。这是基于他对家庭对社会的认识。家庭是社会的细胞。从一滴水可以认识大海，从一个家庭可以认识社会。他由痛恨这个封建的家庭，进而痛恨这个社会制度。虽然当时他的认识还并不清晰，但是他企盼改变现状。所以当他听到辛亥革命的消息后，马上由此看到希望，立刻起而响应，剪掉头上的辫子。
周恩来对封建制度有切肤之痛，对孔孟之道的危害有深刻的体会。正是由于有这样的经历，他在学校学习时就以改造社会为己任。他说学生应“受完全教育，成伟大人物，克负乎国家将来艰巨之责任”。当五四运动爆发，喊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时，他积极参加并成为领导者。随着他确定了信仰共产主义，投身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他对旧的家庭、封建思想、封建制度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他深知封建主义在中国根深蒂固，不是一日可以消灭的;他深知封建主义在中国有广泛的影响，不是一代人可以清除的，所以他对封建的东西有高度的警惕。周恩来深知改造社会的艰难，时时警惕旧的习惯势力的侵蚀，终身保持着艰苦朴素、廉洁奉公的共产党人的本色，保持着革命者的本色。
防止师爷文化浸染，提倡过“五关”：思想关、政治关、社会关、亲属关、生活关
周恩来从不隐讳自己的出身，他在教育干部时将自己摆进去，说：“还是以我为例。有人问我是哪里人，我说原籍绍兴，生在淮安，江浙人。为什么这样啰唆呢？因为我的亲兄弟、堂兄弟都是绍兴人，我不能不说原籍是绍兴，否则就有企图摆脱这种关系的嫌疑。我生在淮安，祖父当过淮安县知事，外祖父是淮阴县知事，现在还有家属在淮安。如果我不说生在淮安，和他们的历史关系也无法交代清楚。一个人的历史关系要交代清楚，这样没有坏处。不管现在情况如何，不能抹掉过去的历史。我经过革命锻炼，现在当然不再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应该说是革命知识分子了，但写历史不能把过去那一段抹掉。”
周恩来不仅严格要求自己，而且一直这样教育干部、教育后人。他提倡要过好“五关”。这“五关”是思想关、政治关、社会关、亲属关、生活关。1963年，他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直属机关负责干部会议上作报告，专门讲到这个问题。他在讲到过社会关时说：“一般总是讲思想、政治关，我特别提到后三关，是因为中国这个社会极其复杂，我们还有改造社会的任务。在这个社会里，旧的封建的资本主义的习惯势力，很容易影响你，沾染你，侵蚀你，如果失去警惕，这些东西就会乘虚而入。所以改造社会的任务是很艰巨的，处在领导地位的同志担子更重。”
周恩来讲：“第四过亲属关。不只是直系亲属，还有本家，还有亲戚。对亲属，到底是你影响他还是他影响你？一个领导干部首先要回答和解决这个问题。”周恩来自己没有儿女。由于他出身大家庭，新中国成立后当了总理，有100多个亲戚来找他或要求解决困难，或来看望他。周恩来历来认为家事是社会问题的一部分，从不把家庭应承担的责任推向社会。他为了做要他解决更好工作的亲戚的工作，专门召开家庭会议。他在会上对这些亲属说：“我们共产党是唯物主义者，我们要承认家族之间的关系。问题是不能依赖它。但是，我们不能像国民党那样搞裙带风。想靠我给你找个好事，这点我做不到。你只能依靠自己，要自食其力。”1950年前后，周恩来的许多亲戚失业，无以为生，写信向他求救。周恩来一律建议他们到当地政府登记报名，由当地政府量才录用，做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以期为人民服务。“自食其力，为人民服务”是他改造旧家庭的目标。
周恩来对自己的亲属严格要求，制定了十条家规：
1.晚辈不能丢下自己的工作专程去看望我。2.来者一律住国务院招待所。3.一律到食堂排队买饭菜，有工作的自付，没有工作的代付伙食费。4.看电影、看戏以家属身份买票入场，不得用招待券。5.不准请客送礼。6.不准动用公家的车子。7.个人生活中凡能自己做的事，不要找人办。8.生活要艰苦朴素。9.任何场合不要讲出与我的关系，不要炫耀自己。10.不谋私利，不搞特殊化。
当大家都争相考大学时，周恩来却支持侄女周秉德初中毕业考师范学校，鼓励侄子周秉华去当兵。“文革”爆发后，大批的学生下乡插队，这时当兵成为好事，他勉励侄子周秉和、侄女周秉建上山下乡，当知青。他的侄子、侄女在農村已按正常手续被部队招上兵，他知道后却动员他们回到农村。他说：把好事让给群众。他动员弟弟周恩寿带头退休。弟弟有6个子女，生活困难，他每个月从自己有限的工资中拿出200元支援弟弟，不让弟弟向单位伸手，不增加国家的负担。
周恩来在谈到过生活关时说：“物质生活方面，我们领导干部应该知足常乐，要觉得自己的物质待遇够了，甚至于过了，觉得少一点好，人家分给我们多了就应该居之不安。要使艰苦朴素成为我们的美德。这样，我们就会心情舒畅，才能在个人身上节约，给集体增加福利，为国家增加积累，才能把我们的国家更快地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强国。精神生活方面，我们应该把整个身心放在共产主义事业上，以人民的疾苦为忧，以世界的前途为念。这样，我们的政治责任感就会加强，精神境界就会高尚。” 周恩来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身体力行，带头移风易俗，坚决反对重修祖坟，一向主张平坟深葬。1964年，周恩来分别派人将父亲和岳母在重庆的坟以及淮安的祖坟平掉，将棺木深埋，将原墓地给当地农民耕种。他去世后，邓颖超按照他的遗愿，派亲戚到绍兴将祖先的坟平掉，将棺木深埋。周恩来没有保留骨灰，其骨灰撒向祖国大地。邓颖超病逝后骨灰撒向大海。
周恩来的一生，表里如一，心口如一，一直保持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本色，是全党的楷模。他与旧家庭、旧制度彻底决裂，摒弃了旧家庭、旧制度落后和腐朽的东西，在他的身上表现出来的完全是共产党员的作风和风格。他是一位伟大的無产阶级革命家。
批判官僚体系下产生的官僚主义、官场文化、官话文化
周恩来对官僚主义深恶痛绝，指出其危害：“高高在上，孤陋寡闻，不了解下情，不调查研究，不抓具体政策。”“不抓业务，空谈政治。”“不虚心，不平易近人，自以为了不起，什么都懂，觉得我是领导政治的，人家的话听不进去，觉得琐碎，结果蛮横专断，瞎乱指挥。”“官僚主义的态度和作风已经给我们的工作造成许多损失，如果听其发展，不坚决加以克服，必将造成更大的危害。我们绝不能容许官僚主义再继续发展下去。”1963年5月29日，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直属机关负责干部会议上的报告中专门谈到反对官僚主义，列举了20种官僚主义的表现，报告现已经收入《周恩来选集》下卷。
有官场就有官场文化和官话文化。官场文化是某些官场中人处理人事关系的“秘籍”，即用来“巧妙”处理上下左右之间的关系的。如：对上奉承，对下压制;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对上报喜不报忧，对下念文件，不解决实际困难。正如周恩来指出的：“不学无术，耻于下问，浮夸谎报，瞒哄中央;弄虚作假，文过饰非;功则归己，过则归人。”“遇事敷衍，与人无争，老于世故，巧于应付，上捧下拉，四面俱到。”
官话文化是伴随官场文化而形成的。官场有一套特殊的语言，如：正话反说，反话正说;模棱两可，似是而非;同义语反复，空洞无物;不切实际，不表态，不拍板，不解决问题。这些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官话、套话、空话”。“听话要听音。”老百姓越发听不懂，他们越自鸣得意，认为高深。
封建社会，有些官员一心只读圣贤书，书生气十足，往往“不懂事”，“不会说话”。“不懂事”即不懂官场一套潜规则。“不会说话”即老想讲真话，讲不合时宜的话。不知道官场只能说需要说的话。不会说官话、套话、空话。谁来教他们呢？除生活之外就是久在官场历练的师爷。师爷只是点拨，大主意还是官员自己拿。师爷讲清利害，行为做事还是官员自己定夺。
周恩来出生于一个师爷世家，深知官僚主义的痼疾不那么容易克服。他告诫党员干部：“官僚主义是领导机关最容易犯的一种政治病症。官僚主义是剥削阶级长期统治的遗产。中国长期是封建社会，一百年来又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官僚主义更是有深远的影响。”（未完待续）
“我的家庭近几代祖先也是绍兴师爷”
什么是师爷？用现在的话讲，师爷就是秘书、智囊、文胆。这个职业自古有之，但到清朝中期才广泛地兴起。明清之际，江浙地区经济发达，读书人多，文化水平高。由于科举考试录取名额有限，中举者凤毛麟角。即使中举，也未必有官可做，常常要候补多年。候补是没有薪水可拿的，如何维持生活？旧中国是血缘社会，常常是一个大家庭众多的兄弟合力供一个子侄读书，这个人中了秀才、举人后即使无官可做，除了要维持自己小家庭的生活，也要对大家庭尽义务。怎么办？众多的知识分子，科举无望，肩不能挑，手无缚鸡之力，别无一技之长，只有外出做师爷。绍兴因人多地少，能当地主的少。大家不恋乡土，向外发展。
1946年，周恩来曾对记者说：“绍兴社会除劳动者（农民、手工业者）外，中上层有两种人：一种是封建知识分子，一种是商人，这两种人都是向外发展的。读书人的出路照例是中科举。而绍兴人则有大批当师爷的。师爷在旧戏里的脸谱是红鼻子，大概因为他们都是喝酒的。商人的出路是在各大城市开杂货店兼卖绍兴酒。”
师爷要受专门的训练，不是任何一个读书人都可以做的。那时并没有培养师爷的学校，都是师徒相传。绍兴人父子相承，兄弟相传，渐渐垄断了这个职业。各县的主官多请绍兴师爷，上一级行政机关府里的师爷也是绍兴人。哪一级的案子不是绍兴师爷办的，到了上一级就不让你通过。互通声气，互为党援，所以有“无绍不成衙”之说。
周恩来的高祖周元棠，曾祖母的兄弟樊文炜、樊燮，祖母的父亲鲁登四，二祖母的兄弟郑仁昌、郑仁寿，祖母的堂兄鲁小和，周恩来的外祖父万青选，周恩来嗣母陈氏的姨父龚怀朴，都是师爷中的翘楚。名师出高徒，周恩来的家族从高祖到父辈代代出师爷。所以周恩来曾说：“我的家庭近几代祖先也是绍兴师爷。外祖父原籍江西南昌，也是师爷。”
周恩来的高祖周元棠（1791—1851），中了秀才，未能中举，便到福建、浙江一带做钱谷师爷，并研究经济性理之学，著述多种，因而指导的学生也比较多，如儿子周樵水、周光焘兄弟，两个孙子，以及樊文炜、樊燮兄弟。他因此与樊家结为姻亲。他在福建结交了同乡鲁登四，后来鲁登四将女儿鲁大姑嫁给了周元棠的孙子周起魁，即周恩来的祖父。
1851年阴历八月，周元棠病逝，同月内他的大儿子周樵水（周恩来的曾祖父）病逝，年仅33岁。周恩来的曾祖母绍兴人氏樊氏及5个儿子，成了孤儿寡母。樊氏的5个儿子，大的只有15岁，小的5岁。樊氏两个弟弟樊文炜、樊燮正在江苏游幕，出手相救，将她的大儿子、二儿子带到江苏，学习幕业。老大学钱谷，老二不仅学习钱谷，还学习刑名。正值太平天国战争时期，兄弟俩承担起供养家庭的全部责任，并将三个弟弟带到江苏学习幕业。
1869年秋，周起魁接任二哥周昂骏在淮安府幕的席位。1881年，周昂骏病逝。其小儿子周嵩尧（周恩来的六伯父）时年8岁，由二舅郑仁寿抚养。周嵩尧中举后随二舅在漕运总督府衙门内担任文案，官至邮传部员外郎、北洋政府总统袁世凯的幕僚。1890年后，周恩来的四伯父周贻赓和周恩来父亲周贻能回到绍兴，跟随其舅父鲁小和学习钱谷。周贻赓三年出师，开始师爷生涯，而周贻能未能学成。
从周家人学幕业的历史看，基本上是从父、从兄、从姻亲。100多年来，周氏家族就是这样靠着学做师爷延续下来的。
绍兴人一般在外地都市侨寓，与官府有着特殊的关系，在众多的社会力量中间，往往技高一筹;又是在官府中讨生活，与当地的土著保持有一定的距离，政治、经济地位均高于当地人，更不会受到当地人的排挤。更重要的是，绍兴人往往通过家族、联姻、同乡、师徒等关系，联结成一个出入相望、得失相援、生死相助的生活集体，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且自足的社会生活体系。
1964年8月，周恩来在与亲属谈话时曾说：“我的曾祖下有五个兄弟，都搬到了苏北，大、二、三、四都做过县知事，老五没做过，我祖父（四）从绍兴师爷升为县知事。”
周恩来的生母是淮阴万青选的第12个女儿。万青选的第14个女儿是周恩来的五伯母。万青选的祖父1814年任山阳县知县，做外南同知，署理淮安知府。万青选在淮安、清河（今淮阴）、安东（今涟水）和盐城等地先后做官达30余年，并很有政绩。周恩来的嗣母陈氏，出生于清河名门望族，娘家的房子比万氏家还多。1860年捻军火烧清河县城，陈家的房子大都被毁，才迁到宝应。周家败落后，1904年春万氏带着陈氏及周恩来三兄弟和腿有残疾的八弟一家回到娘家万家。这时万青选已去世6年，万家也已开始走向败落，不好长住，一家人就搬到陈氏花园。当时陈氏花园还有14间房子，可想当年陈家的盛况。陈氏的父亲陈沅学问渊博，在父亲的培养下，陈氏14岁就能赋诗填词。陈氏的母亲是山东袁状元的四小姐。袁家的三小姐嫁给了原籍江苏常州、后在山陽县当钱谷师爷的龚怀朴。袁状元的另一个女儿嫁给清河的万立钰，就是万青选第八个儿子，即周恩来的八舅。
有的师爷已经在外多年，在外面（多在沧州、保定、苏州）安家落户，但也要讲绍兴话，也要称自己是绍兴人。还有一个原因，他们当师爷是迫不得已。研究绍兴师爷的郭润涛说：
绍兴师爷心目中，托足官府，为人作嫁，乃“读书无成，迫于饥寒”所致。他们的人生理想也是学而优则仕。所以，他们在入幕之初，多半有过三番五次回乡赶考的经历，而且，于游幕欲罢不能之中，总是以脩脯所得，捐一个一官半职，以解心头的渴望，因此，绍兴人在游幕生活中，总是不忘故里。 周恩来祖父辈即从绍兴迁至江苏，但是周恩来的几个伯父都曾回绍兴参加过科举，其中二伯父周龢鼐、六伯父周嵩尧和从伯父周嘉琛三位中举。周家到了江苏仍然和绍兴人结亲。周恩来的大祖父和同在淮阴任师爷的绍兴同乡王庸吾为儿女定了娃娃亲。1887年王庸吾去世，王家迁回绍兴。1894年，周桂珍长大后回到绍兴与王庸吾之子王子余完婚。
周恩来说：“祖坟在绍兴，绍兴的家谱有我的名字，我不能不承认是绍兴人。但我生长在淮安，满嘴的淮安口音，也不能不承认是淮安人。所以我说我是‘原籍浙江，淮安生人，江浙人也’。说是绍兴人，不仅那有祖坟和家谱，更主要的是封建家庭的根子在绍兴。”
周恩来高祖以来家族的几个特点
紧密性
周恩来的始祖是宋代学者周敦颐，后代由中原迁到浙江，后在绍兴落户，繁衍生息，到周恩来高祖父这一代已是第十六代。这一房是五十房。五十房始祖活到96岁，在家里大厅挂上“百岁堂”的匾额。周家都说自己的老家是绍兴城内保佑桥百岁堂。中国人一般是共一个爷爷为一家，五服之内为本家，出了五服形同路人。而周恩来家族，却是共一个曾祖父，每一代人都是大排行。即使挑门单过也要相互帮助、相互提携。这是为什么？因为周恩来的高祖周元棠不仅学问和为人好，而且有远见，推动了家族的发展，深受后人的尊敬。
周元棠28岁中秀才，但未能进入举人、进士的行列，只能到福建、浙江一带做钱谷师爷。晚年，周元棠因年轻时家贫，看到儿子周樵水有病，虽然孙子周昂骏13岁（虚岁）已考中秀才，却决定不让他再考科舉，而是学习钱谷师爷。周元棠为孙子选定的职业，决定了周家几代人的发展和命运。
德高望重的长辈凝聚力、号召力强，在家族里的影响数代不灭。周元棠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周樵水早逝，留下的5个儿子都到苏北当师爷，在淮安安家。小儿子周光焘的两个儿子也到了苏北，落脚淮安驸马巷。1905年，周光焘的儿子周骏发死于淮安驸马巷。1908年秋冬，周恩来带着两个弟弟回到淮安，还与周光焘的曾孙子周恩灿同住驸马巷。周恩灿在周恩来这一代兄弟中排行第九。
周恩来曾祖父周樵水病逝时，他的5个儿子骏侯（改名晋侯）、骏昂（改名昂骏）、骏联（改名联骏）、骏龙（改名起魁，即周恩来的祖父）、骏庞（改名子庞），大的只有15岁，小的才5岁。周恩来曾祖母樊氏的两个兄弟是周元棠的学生，门生加亲戚，他们便义不容辞地将周樵水的大儿子、二儿子带到江苏，培养他们学习幕业。此为周家迁往江苏之始。也就是说，周家迁徙江苏，樊氏兄弟是最早的带路人。
周樵水的五个儿子中，最有才华、最有作为的是老二周昂骏，他13岁考中秀才，轰动一时。第二年，祖父和父亲相继去世，他和大哥一起随舅舅樊文炜和樊燮到江苏、安徽一带学幕。学成之后，兄弟俩承担着供养家庭的全部责任，并将三个弟弟从家乡带到了江苏。五兄弟之间兄友弟恭，互相提携，和睦相处，关系紧密。
不置地产，只有房屋若干
师爷的任务是“佐官制吏”，为主官捉刀代笔，出谋划策，以至操纵地方政治，成为维持封建统治不可缺少的人才。他们既懂民情，又知道官场运作的程序和潜规则，因此他们的思想、生活习惯、作风传统既有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和文化，又有封建社会的陋习、糟粕。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因为人们对官府统治不满，殃及师爷，认为他们控制诉讼，强词夺理，助纣为虐。在旧的戏剧中，师爷多由红鼻头的丑角扮演，暗含讽刺、挖苦之意，而没有看到他们在地方治理方面的作用，没有看到他们的行政管理能力。近来人们对师爷的看法才渐渐发生改变。
周恩来的祖先们除祖茔地外并不置地产，只有房屋若干。他们都是凭自己的才干、学识、品行立足社会，谋求发展。所以，他们有良好的家风，注重对后人的教育，并将他们培养成有道德、有真才实学的接班人，以期做一个光宗耀祖、经邦济世，对家庭、对国家有益的人才。
淮安驸马巷周宅是绍兴百岁堂周家在苏北的大本营。1863年，周昂骏结婚后，将家安在江苏淮安。1864年，周昂骏的长子周炳豫（即周恩来的大伯）在淮安出生。1869年秋，周昂骏推荐四弟周起魁接任他的淮安幕府席位。1878年，周恩来的祖父周起魁已经有了四个男孩，打算把家眷从绍兴接到淮安来住。就在这时，周起魁的二嫂郑氏在仪征县不幸病逝，留下了几个孩子。周昂骏照顾不了孩子，决定把孩子们送到淮安来。淮安有四弟起魁、大哥，还有郑氏的兄弟郑仁昌、郑仁寿。周昂骏和周起魁在淮安驸马巷合伙买下了一幢房子。这就是后来周恩来的出生地、现在的淮安驸马巷7号周恩来故居。驸马巷的房子共有33间，分东、西两个院子。东院是周起魁一家的住处，西院则住着周昂骏的几个孩子和他们的用人。兄弟们互相关照，互相帮助。周起魁的大哥、二哥、三哥、五弟以及叔叔周光焘的后人，凡在苏北谋生不论长期的还是临时的，都到驸马巷来落脚居住。1881年周昂骏去世以后，他的妾王氏从仪征回到淮安，一直住在驸马巷周家老宅，20世纪40年代去世。晚辈称她为亚老太。1908年秋冬之际，周恩来带着两个弟弟回到淮安和八叔一家三口同住。在驸马巷住着的除亚老太外，还有五伯父一家、周恩灿及他的长辈，所以，“房子虽然多，也始终是住满了自家人，从来就没有出租过”。
有良好的家风，注重教育
周恩来出身于书香门第，家传久远，文化底蕴深厚，文化素养高。从小养成学习的习惯和自学能力，勤学好问，善善从长，知识广博。但是，他与一般出身于书香门第的人不一样，他有生母、嗣母两位母亲，得到两位母亲的厚爱。两位母亲的性格迥然不同，他深受两位母亲的影响。两位母亲的爱护、仁慈和礼让，影响了周恩来的性格，使他少了男性的野蛮，多了女性的柔韧。得到爱的人爱心多，才知道如何爱别人。由近及远，爱家人，爱同学，爱朋友，爱祖国，爱民族。
每到年节前后，周家热闹非凡，农历腊月二十三在堂屋挂容像（祖宗像），十几幅容像都是请高手精心绘制，男的身穿官服，威严肃穆;女的身穿官眷服装，眉慈目秀，仪态端庄;个个容像，光彩照人，满堂生辉。周恩来的母亲指着容像向周恩来兄弟们一一讲述老祖宗们的官阶、业绩，教育儿子们不能辱没家门，将来立功、立业，光宗耀祖。她知道丈夫老实忠厚，能力弱，将希望寄托在下一代身上。过完年，到农历三月十八日才落容像。这个仪式给幼年的周恩来留下深刻的印象。事隔50年，淮安县委的同志将十几幅容像带到北京，周恩来还能一一认出，并向县委的同志介绍。 周恩来的祖父活到近60岁，这在当时已算是高寿了。他一辈子当师爷，并由此当了知县。周恩来出生后不久，因祖父去世，家庭开始衰败。周恩来有一个伯伯，两个叔叔。伯伯没有子息，周恩来是长孙。两个叔叔，一个有肺病生命垂危，一个腿瘸不能做事。周恩来出生半年，十一叔贻淦病故，父母将他过继给十一叔贻淦夫妇。他由嗣母陈氏抚养。他称嗣母为娘，称自己的生父母为干爹干娘。
周恩来的嗣母陈氏从小文静尚学，年轻时守寡，把全部希望寄托在周恩来的身上。她恪守家规，夫婿少丧后，从不轻易出门，遇到矛盾、纠纷从不相争，处处隐忍，只一心一意教养周恩来。陈氏这种隐忍的作风，周恩来从小耳闻目睹，影响了他的一生。周恩来从4岁起开始认字和背诵唐诗，听嗣母讲故事，像“岳少保朱仙镇大捷”“忠节公虎门殉国”“梁红玉击鼓抗金”“孙悟空大闹天宫”“沈状元招勇抗倭”等等，这些爱憎分明、嫉恶如仇、保家卫国的故事给周恩来童年留下难忘的记忆。这种文化启蒙，使他的理解能力和接受能力从幼儿时起就得到了很好的培养、锻炼。几十年后周恩来还深情地说：“直到今天，我还得感谢母亲的启发。没有她的爱护，我不会走上好学的道路。”
周恩来的生母万氏在家中的地位、作风与陈氏完全不同。周恩来的外祖父万青选在淮阴一带为官30年，在淮阴有99间房子，占了整整一条街。在周恩来出生的第二天外祖父去世了。外祖父有18个儿子、14个女儿，但长大成家的只有17个。周恩来的母亲是第12个女儿。万氏从小得到父亲的疼爱，不肯缠足，进家塾馆读书，常常随父亲出门，是万家的“当家姑娘”。出嫁时，嫁妆是用两条木船由运河装运到淮安的。她从小受万老太爷的影响，学会了处理复杂纠纷的能力，处事干练，考虑问题细密周到。据说当时无论是周、万两府还是亲友发生纠纷时，请万氏来便可迎刃而解。她先耐心地听各方将情况说清楚，然后才发表意见，所以想得周到，断得入情，说得在理，双方都能心服口服。处理完了，人家少不得酬谢，至少招待一顿饭，在桌上大家边吃边议论刚才的纠纷或其他家事。处理这些事情，她常常带着周恩来。发生纠纷不是因“利”即是因“名”，复杂关系的症结、利害之所在，有不少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之私密。懂事的周恩来自然了解了人世间的复杂，增长了不少见识。周恩来说：“我的生母是个爽朗的人，因此我的性格也有她的这一部分。”其实，周恩来不仅继承母亲爽朗的性格，同时学会了母亲处理矛盾的本事。所以周恩来比同龄人早熟，见过世面，遇事沉稳，明白事理，有主见。
1907年春，周恩来母亲万氏因操劳过度病故于清江浦，时年29岁。父亲周劭纲（原名周贻能）在湖北谋差，没能见上最后一面。周恩来外祖母不顾周家的经济情况，守着封建门第观念，严厉要求按旧例大办丧事。如棺材不仅要楠木的，还要“十二朵正花”;棺材要裹五层麻，添七层漆，请和尚做道场;等等。楠木棺木都是借钱买的，哪有钱再办这些事。万老太太毫不退让，不达目的即不许安葬。周劭纲唯唯诺诺，最后只好将万氏的棺木暂厝于庵中。周恩来对此十分反感。第二年的7月28日，嗣母在贫病忧愁中病逝，也是29岁。周恩来不怕闲言碎语，决定丧事简办，买了薄木棺材运回淮安和嗣父合葬。这在当时是很了不起的行为。他只有10岁，就是个敢作敢为的人。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提倡移风易俗，丧事简办，带头火化，留下遗言不保留骨灰。要尋其根源，这就是源头。他从小对大讲排场、虚情假意的官场作风深恶痛绝。
两位母亲病故后，1908年11月，周恩来带着两个弟弟回到淮安同八伯一家生活。父亲在母亲死后，外出谋差做事，收入少，养活不起留在家中的3个孩子。周恩来的四伯周贻赓经常从东北寄钱给家里，五伯周贻鼎在淮安做师爷，五伯母是周恩来的十四姨，常常帮助几个侄子。周恩来主持家务，时不时去当铺典当家中的衣物，勉强度日。
周恩来对师爷文化的批判
从小深受其害，对此深恶痛绝，走上革命的道路
周恩来的爷爷周起魁去世后，周家开始衰败。但是，家里人旧习不改，还要守着官宦人家的旧规矩、旧礼数生活。周恩来深受其害，对此深恶痛绝。
家庭失去主要收入来源，体面还得要，迎来送往的排场，送礼的规格还不降低。为了支撑门面，万氏不得不举债应酬，后来又靠典当衣物应付。万氏典当衣物常常带着年幼的周恩来。破落的官宦人家靠典当与借债来支撑门面的虚荣心态与陈规陋习，是留给童年周恩来第一个深刻的印象。
1904年，周恩来的父亲和十八舅合买了一张彩票，中了头彩，1万元。从小习惯讲排场的母亲，高兴得昏了头。彩票在武汉，母亲坐船到武汉去兑，一路走一路玩。兑到了，就买皮大衣、留声机，给这个买礼物，给那个买东西，还没有到家，就花掉了一部分。刚一到家，债主们来讨债，亲友们来祝贺，住下了要吃要喝，还要拿。母亲无力承担，就和丈夫带着6岁的周恩来和周恩来的两个弟弟及陈氏一起回娘家暂住。这时万青选已去世6年，万家也已开始走向败落，家里人多、事多。嫁出去的姑娘，泼出去的水，一家人只好搬到有14间房子的陈氏花园去住。很快钱花完了，丈夫又到湖北做事。中彩的事，真是昙花一现。这是留给童年周恩来心中第二个深刻的印象。后来他对亲属说：我当总理后第一件事就是取消彩票。他取消彩票，就是要消除不劳而获的思想，反对靠侥幸的心理生活。
1907年，周恩来的生母去世，外婆不体恤周家的情况，坚持大办丧事，纠缠不休。这是留给童年周恩来第三个深刻的印象。
两年之内失去了两位母亲，对周恩来打击很大。周恩来在淮阴无法生活，只好带着两个弟弟又回到淮安驸马巷同八伯、八妈一起生活。这年他10岁。八伯腿瘸，不能做事，不能出门，也不管事。八妈带着自己7岁的儿子和周恩来兄弟三人，一家六口过日子。八妈是个女流，不能出门，周恩来成了家中紧要的男子。或者把房子押出去，或者向亲戚借钱过日子，真是度日如年！有时在外面工作的四伯寄回一笔钱马上还债。一身债，常常有人到家里来要债、要利息。周恩来经常出面典当、到处向亲友借钱。1918年，周恩来在日本听到八伯去世的消息，他在日记中写道：“想起家中一个紧要的男子也没有，后事如何了法？这几年来八伯和八妈的苦处已算受尽了，债务天天逼，钱是没有，一家几口饭是要吃的，当也当尽了，卖也卖绝了，借是没处借，赊是没处赊，不要说脸面是没有了，就是不要脸向人家去要饭吃，恐怕也没有地方去要。八伯这个病，虽说是老死的，然而病到现在，何曾用一个钱去医治呢？简直说是穷死了。”这段话一字一泪，由此可知周恩来当年在淮安过的是什么日子。 周恩来最反感、最头疼的事情是家庭生活那么困难，还要讲礼数。墙上贴一张纸，上面写着亲戚们的生日、祭日，到日子都要去，而且要带着礼品。就是借钱也要去送礼，不但送礼还要磕头。因为周恩来的辈分小，而且是家里唯一紧要的男子，这些事都得他来办。到外婆家要走30里路，还要坐船过河。夏日顶着太阳，冬日冒着严寒，没有车可坐，没有牲口可骑，只能用两条腿走。连吃饭都困难，还要讲这些虚排场。他痛恨虚荣，痛恨讲排场。可是在他困难时，借钱也只能向亲戚们借。为了生存，周恩来不得不在封建大家庭内周旋。沉重的负担使少年周恩来常常叹息：“这个家真难当啊！”
短短几年之内家庭发生如此巨大的变故，可想而知这对年少体弱的周恩来是多么大的刺激。他想离开这个家庭，离开这个令人窒息的环境。他不断地给在东北工作的四伯周贻赓写信求助。机会来了。1910年春，三伯父周贻谦从东北回到淮安办事，便带他到自己工作的辽宁铁岭入银岗书院读书。半年后，周恩来到沈阳随四伯父一起生活、读书。从此，周恩来开始了新的生活。
1910年，周恩来进入新建的奉天第六两等小学堂（后改名为东关模范学校）丁班上学，只有12岁。辛亥革命后，周恩来率先剪掉了拖在脑后的辫子，响应和拥护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
周恩来的这个革命举动不是偶然的。这是基于他对家庭对社会的认识。家庭是社会的细胞。从一滴水可以认识大海，从一个家庭可以认识社会。他由痛恨这个封建的家庭，进而痛恨这个社会制度。虽然当时他的认识还并不清晰，但是他企盼改变现状。所以当他听到辛亥革命的消息后，马上由此看到希望，立刻起而响应，剪掉头上的辫子。
周恩来对封建制度有切肤之痛，对孔孟之道的危害有深刻的体会。正是由于有这样的经历，他在学校学习时就以改造社会为己任。他说学生应“受完全教育，成伟大人物，克负乎国家将来艰巨之责任”。当五四运动爆发，喊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时，他积极参加并成为领导者。随着他确定了信仰共产主义，投身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他对旧的家庭、封建思想、封建制度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他深知封建主义在中国根深蒂固，不是一日可以消灭的;他深知封建主义在中国有广泛的影响，不是一代人可以清除的，所以他对封建的东西有高度的警惕。周恩来深知改造社会的艰难，时时警惕旧的习惯势力的侵蚀，终身保持着艰苦朴素、廉洁奉公的共产党人的本色，保持着革命者的本色。
防止师爷文化浸染，提倡过“五关”：思想关、政治关、社会关、亲属关、生活关
周恩来从不隐讳自己的出身，他在教育干部时将自己摆进去，说：“还是以我为例。有人问我是哪里人，我说原籍绍兴，生在淮安，江浙人。为什么这样啰唆呢？因为我的亲兄弟、堂兄弟都是绍兴人，我不能不说原籍是绍兴，否则就有企图摆脱这种关系的嫌疑。我生在淮安，祖父当过淮安县知事，外祖父是淮阴县知事，现在还有家属在淮安。如果我不说生在淮安，和他们的历史关系也无法交代清楚。一个人的历史关系要交代清楚，这样没有坏处。不管现在情况如何，不能抹掉过去的历史。我经过革命锻炼，现在当然不再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应该说是革命知识分子了，但写历史不能把过去那一段抹掉。”
周恩来不仅严格要求自己，而且一直这样教育干部、教育后人。他提倡要过好“五关”。这“五关”是思想关、政治关、社会关、亲属关、生活关。1963年，他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直属机关负责干部会议上作报告，专门讲到这个问题。他在讲到过社会关时说：“一般总是讲思想、政治关，我特别提到后三关，是因为中国这个社会极其复杂，我们还有改造社会的任务。在这个社会里，旧的封建的资本主义的习惯势力，很容易影响你，沾染你，侵蚀你，如果失去警惕，这些东西就会乘虚而入。所以改造社会的任务是很艰巨的，处在领导地位的同志担子更重。”
周恩来讲：“第四过亲属关。不只是直系亲属，还有本家，还有亲戚。对亲属，到底是你影响他还是他影响你？一个领导干部首先要回答和解决这个问题。”周恩来自己没有儿女。由于他出身大家庭，新中国成立后当了总理，有100多个亲戚来找他或要求解决困难，或来看望他。周恩来历来认为家事是社会问题的一部分，从不把家庭应承担的责任推向社会。他为了做要他解决更好工作的亲戚的工作，专门召开家庭会议。他在会上对这些亲属说：“我们共产党是唯物主义者，我们要承认家族之间的关系。问题是不能依赖它。但是，我们不能像国民党那样搞裙带风。想靠我给你找个好事，这点我做不到。你只能依靠自己，要自食其力。”1950年前后，周恩来的许多亲戚失业，无以为生，写信向他求救。周恩来一律建议他们到当地政府登记报名，由当地政府量才录用，做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以期为人民服务。“自食其力，为人民服务”是他改造旧家庭的目标。
周恩来对自己的亲属严格要求，制定了十条家规：
1.晚辈不能丢下自己的工作专程去看望我。2.来者一律住国务院招待所。3.一律到食堂排队买饭菜，有工作的自付，没有工作的代付伙食费。4.看电影、看戏以家属身份买票入场，不得用招待券。5.不准请客送礼。6.不准动用公家的车子。7.个人生活中凡能自己做的事，不要找人办。8.生活要艰苦朴素。9.任何场合不要讲出与我的关系，不要炫耀自己。10.不谋私利，不搞特殊化。
当大家都争相考大学时，周恩来却支持侄女周秉德初中毕业考师范学校，鼓励侄子周秉华去当兵。“文革”爆发后，大批的学生下乡插队，这时当兵成为好事，他勉励侄子周秉和、侄女周秉建上山下乡，当知青。他的侄子、侄女在農村已按正常手续被部队招上兵，他知道后却动员他们回到农村。他说：把好事让给群众。他动员弟弟周恩寿带头退休。弟弟有6个子女，生活困难，他每个月从自己有限的工资中拿出200元支援弟弟，不让弟弟向单位伸手，不增加国家的负担。
周恩来在谈到过生活关时说：“物质生活方面，我们领导干部应该知足常乐，要觉得自己的物质待遇够了，甚至于过了，觉得少一点好，人家分给我们多了就应该居之不安。要使艰苦朴素成为我们的美德。这样，我们就会心情舒畅，才能在个人身上节约，给集体增加福利，为国家增加积累，才能把我们的国家更快地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强国。精神生活方面，我们应该把整个身心放在共产主义事业上，以人民的疾苦为忧，以世界的前途为念。这样，我们的政治责任感就会加强，精神境界就会高尚。” 周恩来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身体力行，带头移风易俗，坚决反对重修祖坟，一向主张平坟深葬。1964年，周恩来分别派人将父亲和岳母在重庆的坟以及淮安的祖坟平掉，将棺木深埋，将原墓地给当地农民耕种。他去世后，邓颖超按照他的遗愿，派亲戚到绍兴将祖先的坟平掉，将棺木深埋。周恩来没有保留骨灰，其骨灰撒向祖国大地。邓颖超病逝后骨灰撒向大海。
周恩来的一生，表里如一，心口如一，一直保持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本色，是全党的楷模。他与旧家庭、旧制度彻底决裂，摒弃了旧家庭、旧制度落后和腐朽的东西，在他的身上表现出来的完全是共产党员的作风和风格。他是一位伟大的無产阶级革命家。
批判官僚体系下产生的官僚主义、官场文化、官话文化
周恩来对官僚主义深恶痛绝，指出其危害：“高高在上，孤陋寡闻，不了解下情，不调查研究，不抓具体政策。”“不抓业务，空谈政治。”“不虚心，不平易近人，自以为了不起，什么都懂，觉得我是领导政治的，人家的话听不进去，觉得琐碎，结果蛮横专断，瞎乱指挥。”“官僚主义的态度和作风已经给我们的工作造成许多损失，如果听其发展，不坚决加以克服，必将造成更大的危害。我们绝不能容许官僚主义再继续发展下去。”1963年5月29日，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直属机关负责干部会议上的报告中专门谈到反对官僚主义，列举了20种官僚主义的表现，报告现已经收入《周恩来选集》下卷。
有官场就有官场文化和官话文化。官场文化是某些官场中人处理人事关系的“秘籍”，即用来“巧妙”处理上下左右之间的关系的。如：对上奉承，对下压制;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对上报喜不报忧，对下念文件，不解决实际困难。正如周恩来指出的：“不学无术，耻于下问，浮夸谎报，瞒哄中央;弄虚作假，文过饰非;功则归己，过则归人。”“遇事敷衍，与人无争，老于世故，巧于应付，上捧下拉，四面俱到。”
官话文化是伴随官场文化而形成的。官场有一套特殊的语言，如：正话反说，反话正说;模棱两可，似是而非;同义语反复，空洞无物;不切实际，不表态，不拍板，不解决问题。这些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官话、套话、空话”。“听话要听音。”老百姓越发听不懂，他们越自鸣得意，认为高深。
封建社会，有些官员一心只读圣贤书，书生气十足，往往“不懂事”，“不会说话”。“不懂事”即不懂官场一套潜规则。“不会说话”即老想讲真话，讲不合时宜的话。不知道官场只能说需要说的话。不会说官话、套话、空话。谁来教他们呢？除生活之外就是久在官场历练的师爷。师爷只是点拨，大主意还是官员自己拿。师爷讲清利害，行为做事还是官员自己定夺。
周恩来出生于一个师爷世家，深知官僚主义的痼疾不那么容易克服。他告诫党员干部：“官僚主义是领导机关最容易犯的一种政治病症。官僚主义是剥削阶级长期统治的遗产。中国长期是封建社会，一百年来又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官僚主义更是有深远的影响。”（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