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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国民革命时期，毛泽东对历史发展规律已经有了比较正确的认识与科学的把握。他认为，人民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社会主义必然能够战胜资本主义。在宣传革命道理，组织民众参加革命，反对国民党新老右派的分裂活动，维护国共合作统一战线，及争取统一战线领导权等一系列社会历史观的理论与实践中，毛泽东创造性地提出了“上山”的主张，为中国共产党探索出一条不同于俄国十月革命的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指明了方向。
关键词：毛泽东；国民革命时期；社会历史观；理论与实践
中图分类号：K2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13）11—0138—04
历史观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学术界对毛泽东的历史观问题的研究相对比较薄弱。在有限的研究成果中，有的以毛泽东一生的历史观作为研究对象，有的以青年时代毛泽东的历史观作为研究对象，有的则以毛泽东的某一历史观作为研究对象。笔者曾围绕“改造中国与世界”这一中心，探讨了毛泽东在五四时期的社会历史观①。本文试图从毛泽东对历史发展规律的认识、毛泽东社会历史观在大革命实践中的运用、毛泽东社会历史观与中国革命道路探索等几个方面，对国民革命时期毛泽东历史观的理论与实践做些分析探讨，以就教于专家学者。
一、对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正确认识与科学把握
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国民革命时期，毛泽东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有着清醒的、独到的认识，认为人民是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社会主义一定能够战胜资本主义并最终实现共产主义。
（一）人民是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
由于深受儒家传统历史观和资产阶级进化史观的影响，毛泽东曾经十分敬仰古圣先贤和英雄豪杰，甚至一度把他们当做推动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毛泽东从世界上“吃饭问题最大”这个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出发，认定世界上“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②从此以后，劳苦大众就一直在毛泽东的心里占据着十分重要的位置。1926年，毛泽东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讲课时曾说：“昔人的思想，多偏袒统治者及地主阶级。我们是革命者，这种思想是不可要的”，“我们要造一个锄头，这个锄头，马克思已经造出来了，即唯物史观。”③在这里，毛泽东不仅进一步肯定人民动力史观的正确性，而且提醒、要求“革命者”一定要用唯物史观来研究人类社会的历史和社会实践。经历五卅运动和北伐战争后，尤其是在看到“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的农民运动后，毛泽东进一步清醒地认识到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并认为：“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④在他看来，人民群众既是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也是推动社会变革的根本力量。从此以后，人民动力史观不仅深深地铭刻在了毛泽东的心碑上，而且成为毛泽东心碑上永远熠熠生辉
收稿日期：2013—08—15
作者简介：王治涛，男，洛阳理工学院社会科学系副教授（洛阳471023）。的铭文。
（二）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
早在五四时期，毛泽东就认识到要用阶级斗争去对付国内外的强权，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国民革命时期，毛泽东多次呼吁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中产阶级的左翼团结起来，进行阶级斗争，打倒帝国主义、军阀、买办和地主阶级。1926年3月，毛泽东还公开对怀疑和反对阶级斗争的各色人等进行了批评，认为这是由于他们不了解人类的进化史：“现在国内颇有些人怀疑或反对阶级斗争的，这是不了解人类进化史的缘故。马克思说：‘人类的历史，是一部阶级斗争史。’这是事实，不能否认的。人类由原始社会进化为家长社会、封建社会以至于今日之国家，无不是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阶级斗争的演进。”⑤在这里，毛泽东用阶级斗争史观解释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和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肯定了阶级斗争史观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伟大作用。由此不难看出，阶级斗争原动力史观也是毛泽东历史观的重要内容和显著特点。毛泽东对阶级斗争有着独特的认识，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可以说毛泽东对阶级斗争情有独钟。在毛泽东看来，阶级斗争原动力史观是对人类社会历史的正确解释，是研究人类社会历史最便捷的路径、最可靠的抓手和科学的方法论。
（三）社会主义一定能够战胜资本主义
正确认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坚信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必然胜利，是国民革命时期毛泽东践行历史观，以及萌生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思想的最重要的理论基础。国民革命时期，毛泽东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正确认识，突出表现在资产阶级共和国前途的否定及建立“革命民众合作统治的国家”的主张上。早在1919年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前，毛泽东就揭露资本主义是“几个人享福，千万人要哭。实业愈发达，要哭的人愈多”。⑥国民革命时期，毛泽东明确否定资产阶级及其共和国前途，主张走俄国人的道路，并明确提出要建立一个“革命民众合作统治的国家”。他认为，国民革命就是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买办、地主阶级（即与帝国主义、军阀有密切关系之中国大资产阶级及中产阶级右翼），实现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中产阶级左翼的联合统治，即革命民众的统治”。⑦1925年冬，在《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一文中，毛泽东依据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对“十八世纪末期至十九世纪中期欧、美、日本资产阶级反抗封建贵族阶级的民主革命”、“辛亥年的革命”、“十九世纪末期至二十世纪初期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合作反抗帝国主义及其工具官僚、军阀、买办、地主阶级的国民革命”和“现在的革命”等进行深刻分析之后认为，中产阶级希望革命成功后“建设一个一阶级独裁的国家”只是“梦想”，在中国“万万没有第三条道路”；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合作的国民革命的目的是“建设一个革命民众合作统治的国家”，结果是“要达到建设各革命民众统治的国家”。⑧在这里，毛泽东依据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毫不留情地否定了国民革命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前途，指明了国民革命的“革命民众合作统治的国家”前途，既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客观规律作出了科学的注解和阐释，也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毛泽东历史观在国民革命中的实践运用
深受“经世致用”思想影响的毛泽东一向致力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国民革命时期，毛泽东在宣传组织民众、积极维护国共合作统一战线及争取统一战线领导权等方面付出了大量的心血。
（一）宣传革命道理，组织民众参加革命
国民革命时期，在国共两党的不同的工作岗位上，毛泽东都为宣传、组织民众参加革命做了大量的工作。1925年夏，毛泽东在家乡韶山养病期间，分别建立了中共韶山支部和国民党第七区党部，并以公开、合法的群众组织“雪耻会”为基础，通过“开展演讲、散发传单、游行示威、检查洋货、禁止销售洋货等活动”⑨组织韶山民众参加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他在担任中国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期间，于1925年12月创办了《政治周报》，借此批判一切反革命宣传，扩大国民革命的声势和影响。在《〈政治周报〉发刊理由》中，毛泽东开宗明义地说：“为什么出版《政治周报》？为了革命。为什么要革命？为了使中华民族得到解放，为了实现人民的统治，为了使人民得到经济的幸福。”对于那些气焰嚣张的反革命宣传活动，毛泽东明确而坚定地指出：“我们现在不能再放任了。我们要开始向他们反攻。”至于那些反革命宣传活动的反攻方法，毛泽东也说得非常清楚，那就是：“请看事实”，“不多用辩论，只是忠实地报告我们革命工作的事实。”⑩由此可见，宣传、组织和发动民众参加革命，既是毛泽东历史观在国民革命中的实践运用，也是毛泽东将人民动力史观、阶级斗争原动力史观运用于社会实践的重要表现。
（二）维护国共合作统一战线，反对国民党右派的分裂活动
国民革命时期，毛泽东不仅对国民党老右派的反共言论进行了坚决反击，而且对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新右派的分裂活动也主张进行坚决反击，为维护国共合作统一战线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1924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针对中国国民党老右派反对中国共产党党员跨党、反对孙中山容共的提案，毛泽东就公开发言，主张停止讨论；针对旨在保护当时国民党内占少数的右派的地位而实行的比例选举制，毛泽东也公开进行了驳斥。1924年7月21日，针对国民党大部分党员尤其是国民党右派对共产党“或明或暗的攻击、排挤日甚一日”的严峻形势，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局秘书的身份，起草并与陈独秀联合签发了《中央通告第十五号》，第一次使用了“右派”这个概念，并提出了“合作”、“纠正”并用的策略，即要坚持又联合又斗争的策略。具体的应对策略主要有：在政治方面，必须揭批国民党右派“不愿反对帝国主义的列强”、“根本反对苏俄”、“排斥共产派”、“摧残工人农人”等反动言行，要求“我们同志应在国民党各级党部开会时提出左右派政见不同之讨论”；在组织方面，“须努力获得或维持‘指挥工人农民学生市民各团体的实权’在我们手里，以巩固我们在国民党左翼之力量，尽力排除右派势力侵入这些团体”。1925年冬，毛泽东对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进行了深刻的分析。毛泽东认为，“代表中产阶级的国民党右派之分裂，并不足以妨碍国民党的发展，并不足以阻挠中国的国民革命。”在这里，毛泽东以世界眼光、历史眼光和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分析了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既通俗明了又透彻深刻，非常有说服力，对于坚定国共两党党内相关人士和全国人民的革命信心，发挥了一定作用。在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件”和提出《整理党务决议案》时，毛泽东都主张对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新右派排斥共产党的反动言行进行坚决抵制，但是由于陈独秀和鲍罗廷等人的反对，最后都不了了之。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当月举行的中共五大上，毛泽东提出的反击国民党右派、重新分配土地的方案也被大会拒之门外，这使毛泽东深感失落。毛泽东后来曾经公开、坦诚地说出了他当时的心情：“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的前夕，心情苍凉，一时不知如何是好。”正是因为这样，不仅使毛泽东的人民动力史观主体形象一再蒙尘，使毛泽东的阶级斗争史观路径选择一再丧失，而且也使国民革命一再失去发展和转圜的机会。
（三）要“进国民党去当主人”，争取统一战线的领导权
国民革命时期，无产阶级的领导权主要通过掌握革命统一战线的领导权来实现。第一次国共合作统一战线建立后错综复杂的革命形势表明：“工人阶级的政党——共产党，不在国民党之内取得领导权，而打算达到无产阶级在中国之内的领导权，是不可能的”。早在1924年7月21日毛泽东参与签发的《中央通告第十五号》中，就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须努力获得或维持‘指挥工人农民学生市民各团体的实权’。”不难看出，这个观点就已经比较清晰地包含着中国共产党“进国民党去当主人”的思想和争取革命统一战线领导权的思想。1925年12月，毛泽东进一步提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的科学论断，同样明确包含着中共要争取革命统一战线领导权的思想。在1927年8月7日举行的中共中央紧急会议上，毛泽东简单回顾了中国共产党在处理同中国国民党之间关系的一些具体做法，并总结了在处理国共两党关系问题上的经验教训，认为国民党不过是一所“空房子”，明确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和广大工农群众要“进国民党去当主人”、做“主人翁”的观点。毛泽东在发言中说：“当时大家的根本观念都以为国民党是人家的，不知它是一架空房子等人去住。其后像新姑娘上花轿一样勉强挪到此空房子去了，但始终无当此房子主人的决心。我认为这是一个大错误。”“过去群众中有偶然不听中央命令的抓住了国民党的下级党部，当了此房子的主人翁，但这是违反中央意思的。直到现在，才改变了策略，使工农群众进国民党去当主人。”毛泽东以敏锐的眼光审视国共两党之间的关系，明确提出要努力争取中国共产党在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领导权，这不仅是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客观规律的正确把握、对资产阶级共和国前途的无情否定，而且是对人民动力史观和阶级斗争原动力史观的充分肯定，对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都有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
三、毛泽东历史观与中国革命新道路的探索 国民革命后期，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而造成的白色恐怖局面，毛泽东综合分析当时的革命形势和中国共产党的现实处境，以极大的政治勇气，创造性地提出了“上山”主张，为中国革命指出了一条不同于俄国革命的新道路。
在许克强、夏斗寅、何键、唐生智、汪精卫等人先后公开背叛革命的危急关头，毛泽东曾经多次提出“上山”主张。1927年6月，毛泽东和蔡和森在武汉接待“马日事变”后逃亡出来的湖南工农干部时，要求大家：“回到原来的岗位，恢复工作，拿起武器，山区的上山，滨湖的上船，坚决与敌人作斗争，武装保卫革命。”同月，针对唐生智明令取消湖南工农团体、公开反对共产党的行径，毛泽东认为保存工农武装有三种办法：“编成合法的挨户团，次之上山，再次之则将枪支分散埋入土中。”1927年7月4日，毛泽东在武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又公开提出了“上山”的主张。会上，陈独秀虽然认为“枪藏不了的可以上山”，但最好的办法是到国民党部队中去当兵。张国焘提出脱离中国共产党后可以上山劫富济贫。瞿秋白则秉承共产国际代表的旨意仍然主张向城市进攻。毛泽东则坚决主张在党的领导下“上山”，认为“上山可以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毛泽东创造性地提出“上山”主张，为中国革命指出出了一条不同于俄国十月革命的新道路，即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后来的实践证明，这条道路不仅是完全正确的，而且是唯一符合中国国情的革命发展道路。
毛泽东的“上山”主张，植根于毛泽东在历史观问题上的正确认识，植根于国民革命时期毛泽东对中国社会各阶级政治地位的细致考察，植根于对中国革命性质和对农民的深刻理解。在中国，农民仍然是主要的群众和革命的主力军，中国武装斗争的实质仍然是农民战争。“中国革命的形势只是这样：不是帝国主义、军阀的基础——土豪劣绅、贪官污吏镇压住农民，便是革命势力的基础——农民起来镇压住土豪劣绅、贪官污吏。中国的革命，只有这一种形势，没有第二种形势”，“所谓国民革命运动，其大部分即是农民运动。”毛泽东提出的“上山”主张不仅是毛泽东正确认识社会历史发展客观规律的重要表现，而且是毛泽东为人民动力史观寻找可靠落脚点的重要表现。同时也是毛泽东在实践中运用历史观的重要表现。在这里，毛泽东在历史观问题上的理论研究和实践运用已经达到了水乳交融的地步，很难将两者完全区别开来。
国民革命时期，毛泽东对人类社会和社会问题的认识还表现在很多方面，比如国际环境对国民革命的影响、社会意识形态对社会存在的反作用等。此外，毛泽东历史观在国民革命中的实践运用也表现在很多方面，限于篇幅，在此不再赘述。
综上所述，国民革命时期，毛泽东在对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正确认识与科学把握的基础上，在国共两党不同的工作岗位上，都积极地将历史观运用于革命实践活动，并且在历史观实践活动中，创造性地提出了“上山”主张，萌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新思想，为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新道路指明了方向。
注释
①王治涛：《论五四时期毛泽东的社会历史观》，《河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②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泽东早期文稿（1912.6—1920.11）》编辑组：《毛泽东早期文稿（1912.6—1920.11）》，湖南出版社，1995年，第292、321页。③陈晋：《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下册，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353页。④《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3、9页。⑤⑦⑧⑩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4、19、25、21—22、30、46、38页。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传（1983—1949）》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111页。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第223—224、224页。张仲举：《毛泽东诗词全集译注》（修订版），陕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2页。中共中央书记处：《六大以前——党的历史材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910页。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十年征文编辑委员会：《星火燎原》第1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年，第429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34页。张素华、边彦军、吴晓梅：《说不尽的毛泽东》上，辽宁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第320页。
责任编辑：南武
关键词：毛泽东；国民革命时期；社会历史观；理论与实践
中图分类号：K2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13）11—0138—04
历史观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学术界对毛泽东的历史观问题的研究相对比较薄弱。在有限的研究成果中，有的以毛泽东一生的历史观作为研究对象，有的以青年时代毛泽东的历史观作为研究对象，有的则以毛泽东的某一历史观作为研究对象。笔者曾围绕“改造中国与世界”这一中心，探讨了毛泽东在五四时期的社会历史观①。本文试图从毛泽东对历史发展规律的认识、毛泽东社会历史观在大革命实践中的运用、毛泽东社会历史观与中国革命道路探索等几个方面，对国民革命时期毛泽东历史观的理论与实践做些分析探讨，以就教于专家学者。
一、对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正确认识与科学把握
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国民革命时期，毛泽东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有着清醒的、独到的认识，认为人民是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社会主义一定能够战胜资本主义并最终实现共产主义。
（一）人民是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
由于深受儒家传统历史观和资产阶级进化史观的影响，毛泽东曾经十分敬仰古圣先贤和英雄豪杰，甚至一度把他们当做推动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毛泽东从世界上“吃饭问题最大”这个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出发，认定世界上“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②从此以后，劳苦大众就一直在毛泽东的心里占据着十分重要的位置。1926年，毛泽东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讲课时曾说：“昔人的思想，多偏袒统治者及地主阶级。我们是革命者，这种思想是不可要的”，“我们要造一个锄头，这个锄头，马克思已经造出来了，即唯物史观。”③在这里，毛泽东不仅进一步肯定人民动力史观的正确性，而且提醒、要求“革命者”一定要用唯物史观来研究人类社会的历史和社会实践。经历五卅运动和北伐战争后，尤其是在看到“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的农民运动后，毛泽东进一步清醒地认识到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并认为：“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④在他看来，人民群众既是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也是推动社会变革的根本力量。从此以后，人民动力史观不仅深深地铭刻在了毛泽东的心碑上，而且成为毛泽东心碑上永远熠熠生辉
收稿日期：2013—08—15
作者简介：王治涛，男，洛阳理工学院社会科学系副教授（洛阳471023）。的铭文。
（二）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
早在五四时期，毛泽东就认识到要用阶级斗争去对付国内外的强权，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国民革命时期，毛泽东多次呼吁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中产阶级的左翼团结起来，进行阶级斗争，打倒帝国主义、军阀、买办和地主阶级。1926年3月，毛泽东还公开对怀疑和反对阶级斗争的各色人等进行了批评，认为这是由于他们不了解人类的进化史：“现在国内颇有些人怀疑或反对阶级斗争的，这是不了解人类进化史的缘故。马克思说：‘人类的历史，是一部阶级斗争史。’这是事实，不能否认的。人类由原始社会进化为家长社会、封建社会以至于今日之国家，无不是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阶级斗争的演进。”⑤在这里，毛泽东用阶级斗争史观解释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和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肯定了阶级斗争史观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伟大作用。由此不难看出，阶级斗争原动力史观也是毛泽东历史观的重要内容和显著特点。毛泽东对阶级斗争有着独特的认识，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可以说毛泽东对阶级斗争情有独钟。在毛泽东看来，阶级斗争原动力史观是对人类社会历史的正确解释，是研究人类社会历史最便捷的路径、最可靠的抓手和科学的方法论。
（三）社会主义一定能够战胜资本主义
正确认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坚信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必然胜利，是国民革命时期毛泽东践行历史观，以及萌生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思想的最重要的理论基础。国民革命时期，毛泽东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正确认识，突出表现在资产阶级共和国前途的否定及建立“革命民众合作统治的国家”的主张上。早在1919年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前，毛泽东就揭露资本主义是“几个人享福，千万人要哭。实业愈发达，要哭的人愈多”。⑥国民革命时期，毛泽东明确否定资产阶级及其共和国前途，主张走俄国人的道路，并明确提出要建立一个“革命民众合作统治的国家”。他认为，国民革命就是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买办、地主阶级（即与帝国主义、军阀有密切关系之中国大资产阶级及中产阶级右翼），实现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中产阶级左翼的联合统治，即革命民众的统治”。⑦1925年冬，在《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一文中，毛泽东依据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对“十八世纪末期至十九世纪中期欧、美、日本资产阶级反抗封建贵族阶级的民主革命”、“辛亥年的革命”、“十九世纪末期至二十世纪初期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合作反抗帝国主义及其工具官僚、军阀、买办、地主阶级的国民革命”和“现在的革命”等进行深刻分析之后认为，中产阶级希望革命成功后“建设一个一阶级独裁的国家”只是“梦想”，在中国“万万没有第三条道路”；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合作的国民革命的目的是“建设一个革命民众合作统治的国家”，结果是“要达到建设各革命民众统治的国家”。⑧在这里，毛泽东依据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毫不留情地否定了国民革命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前途，指明了国民革命的“革命民众合作统治的国家”前途，既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客观规律作出了科学的注解和阐释，也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毛泽东历史观在国民革命中的实践运用
深受“经世致用”思想影响的毛泽东一向致力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国民革命时期，毛泽东在宣传组织民众、积极维护国共合作统一战线及争取统一战线领导权等方面付出了大量的心血。
（一）宣传革命道理，组织民众参加革命
国民革命时期，在国共两党的不同的工作岗位上，毛泽东都为宣传、组织民众参加革命做了大量的工作。1925年夏，毛泽东在家乡韶山养病期间，分别建立了中共韶山支部和国民党第七区党部，并以公开、合法的群众组织“雪耻会”为基础，通过“开展演讲、散发传单、游行示威、检查洋货、禁止销售洋货等活动”⑨组织韶山民众参加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他在担任中国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期间，于1925年12月创办了《政治周报》，借此批判一切反革命宣传，扩大国民革命的声势和影响。在《〈政治周报〉发刊理由》中，毛泽东开宗明义地说：“为什么出版《政治周报》？为了革命。为什么要革命？为了使中华民族得到解放，为了实现人民的统治，为了使人民得到经济的幸福。”对于那些气焰嚣张的反革命宣传活动，毛泽东明确而坚定地指出：“我们现在不能再放任了。我们要开始向他们反攻。”至于那些反革命宣传活动的反攻方法，毛泽东也说得非常清楚，那就是：“请看事实”，“不多用辩论，只是忠实地报告我们革命工作的事实。”⑩由此可见，宣传、组织和发动民众参加革命，既是毛泽东历史观在国民革命中的实践运用，也是毛泽东将人民动力史观、阶级斗争原动力史观运用于社会实践的重要表现。
（二）维护国共合作统一战线，反对国民党右派的分裂活动
国民革命时期，毛泽东不仅对国民党老右派的反共言论进行了坚决反击，而且对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新右派的分裂活动也主张进行坚决反击，为维护国共合作统一战线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1924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针对中国国民党老右派反对中国共产党党员跨党、反对孙中山容共的提案，毛泽东就公开发言，主张停止讨论；针对旨在保护当时国民党内占少数的右派的地位而实行的比例选举制，毛泽东也公开进行了驳斥。1924年7月21日，针对国民党大部分党员尤其是国民党右派对共产党“或明或暗的攻击、排挤日甚一日”的严峻形势，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局秘书的身份，起草并与陈独秀联合签发了《中央通告第十五号》，第一次使用了“右派”这个概念，并提出了“合作”、“纠正”并用的策略，即要坚持又联合又斗争的策略。具体的应对策略主要有：在政治方面，必须揭批国民党右派“不愿反对帝国主义的列强”、“根本反对苏俄”、“排斥共产派”、“摧残工人农人”等反动言行，要求“我们同志应在国民党各级党部开会时提出左右派政见不同之讨论”；在组织方面，“须努力获得或维持‘指挥工人农民学生市民各团体的实权’在我们手里，以巩固我们在国民党左翼之力量，尽力排除右派势力侵入这些团体”。1925年冬，毛泽东对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进行了深刻的分析。毛泽东认为，“代表中产阶级的国民党右派之分裂，并不足以妨碍国民党的发展，并不足以阻挠中国的国民革命。”在这里，毛泽东以世界眼光、历史眼光和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分析了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既通俗明了又透彻深刻，非常有说服力，对于坚定国共两党党内相关人士和全国人民的革命信心，发挥了一定作用。在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件”和提出《整理党务决议案》时，毛泽东都主张对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新右派排斥共产党的反动言行进行坚决抵制，但是由于陈独秀和鲍罗廷等人的反对，最后都不了了之。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当月举行的中共五大上，毛泽东提出的反击国民党右派、重新分配土地的方案也被大会拒之门外，这使毛泽东深感失落。毛泽东后来曾经公开、坦诚地说出了他当时的心情：“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的前夕，心情苍凉，一时不知如何是好。”正是因为这样，不仅使毛泽东的人民动力史观主体形象一再蒙尘，使毛泽东的阶级斗争史观路径选择一再丧失，而且也使国民革命一再失去发展和转圜的机会。
（三）要“进国民党去当主人”，争取统一战线的领导权
国民革命时期，无产阶级的领导权主要通过掌握革命统一战线的领导权来实现。第一次国共合作统一战线建立后错综复杂的革命形势表明：“工人阶级的政党——共产党，不在国民党之内取得领导权，而打算达到无产阶级在中国之内的领导权，是不可能的”。早在1924年7月21日毛泽东参与签发的《中央通告第十五号》中，就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须努力获得或维持‘指挥工人农民学生市民各团体的实权’。”不难看出，这个观点就已经比较清晰地包含着中国共产党“进国民党去当主人”的思想和争取革命统一战线领导权的思想。1925年12月，毛泽东进一步提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的科学论断，同样明确包含着中共要争取革命统一战线领导权的思想。在1927年8月7日举行的中共中央紧急会议上，毛泽东简单回顾了中国共产党在处理同中国国民党之间关系的一些具体做法，并总结了在处理国共两党关系问题上的经验教训，认为国民党不过是一所“空房子”，明确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和广大工农群众要“进国民党去当主人”、做“主人翁”的观点。毛泽东在发言中说：“当时大家的根本观念都以为国民党是人家的，不知它是一架空房子等人去住。其后像新姑娘上花轿一样勉强挪到此空房子去了，但始终无当此房子主人的决心。我认为这是一个大错误。”“过去群众中有偶然不听中央命令的抓住了国民党的下级党部，当了此房子的主人翁，但这是违反中央意思的。直到现在，才改变了策略，使工农群众进国民党去当主人。”毛泽东以敏锐的眼光审视国共两党之间的关系，明确提出要努力争取中国共产党在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领导权，这不仅是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客观规律的正确把握、对资产阶级共和国前途的无情否定，而且是对人民动力史观和阶级斗争原动力史观的充分肯定，对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都有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
三、毛泽东历史观与中国革命新道路的探索 国民革命后期，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而造成的白色恐怖局面，毛泽东综合分析当时的革命形势和中国共产党的现实处境，以极大的政治勇气，创造性地提出了“上山”主张，为中国革命指出了一条不同于俄国革命的新道路。
在许克强、夏斗寅、何键、唐生智、汪精卫等人先后公开背叛革命的危急关头，毛泽东曾经多次提出“上山”主张。1927年6月，毛泽东和蔡和森在武汉接待“马日事变”后逃亡出来的湖南工农干部时，要求大家：“回到原来的岗位，恢复工作，拿起武器，山区的上山，滨湖的上船，坚决与敌人作斗争，武装保卫革命。”同月，针对唐生智明令取消湖南工农团体、公开反对共产党的行径，毛泽东认为保存工农武装有三种办法：“编成合法的挨户团，次之上山，再次之则将枪支分散埋入土中。”1927年7月4日，毛泽东在武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又公开提出了“上山”的主张。会上，陈独秀虽然认为“枪藏不了的可以上山”，但最好的办法是到国民党部队中去当兵。张国焘提出脱离中国共产党后可以上山劫富济贫。瞿秋白则秉承共产国际代表的旨意仍然主张向城市进攻。毛泽东则坚决主张在党的领导下“上山”，认为“上山可以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毛泽东创造性地提出“上山”主张，为中国革命指出出了一条不同于俄国十月革命的新道路，即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后来的实践证明，这条道路不仅是完全正确的，而且是唯一符合中国国情的革命发展道路。
毛泽东的“上山”主张，植根于毛泽东在历史观问题上的正确认识，植根于国民革命时期毛泽东对中国社会各阶级政治地位的细致考察，植根于对中国革命性质和对农民的深刻理解。在中国，农民仍然是主要的群众和革命的主力军，中国武装斗争的实质仍然是农民战争。“中国革命的形势只是这样：不是帝国主义、军阀的基础——土豪劣绅、贪官污吏镇压住农民，便是革命势力的基础——农民起来镇压住土豪劣绅、贪官污吏。中国的革命，只有这一种形势，没有第二种形势”，“所谓国民革命运动，其大部分即是农民运动。”毛泽东提出的“上山”主张不仅是毛泽东正确认识社会历史发展客观规律的重要表现，而且是毛泽东为人民动力史观寻找可靠落脚点的重要表现。同时也是毛泽东在实践中运用历史观的重要表现。在这里，毛泽东在历史观问题上的理论研究和实践运用已经达到了水乳交融的地步，很难将两者完全区别开来。
国民革命时期，毛泽东对人类社会和社会问题的认识还表现在很多方面，比如国际环境对国民革命的影响、社会意识形态对社会存在的反作用等。此外，毛泽东历史观在国民革命中的实践运用也表现在很多方面，限于篇幅，在此不再赘述。
综上所述，国民革命时期，毛泽东在对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正确认识与科学把握的基础上，在国共两党不同的工作岗位上，都积极地将历史观运用于革命实践活动，并且在历史观实践活动中，创造性地提出了“上山”主张，萌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新思想，为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新道路指明了方向。
注释
①王治涛：《论五四时期毛泽东的社会历史观》，《河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②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泽东早期文稿（1912.6—1920.11）》编辑组：《毛泽东早期文稿（1912.6—1920.11）》，湖南出版社，1995年，第292、321页。③陈晋：《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下册，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353页。④《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3、9页。⑤⑦⑧⑩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4、19、25、21—22、30、46、38页。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传（1983—1949）》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111页。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第223—224、224页。张仲举：《毛泽东诗词全集译注》（修订版），陕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2页。中共中央书记处：《六大以前——党的历史材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910页。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十年征文编辑委员会：《星火燎原》第1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年，第429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34页。张素华、边彦军、吴晓梅：《说不尽的毛泽东》上，辽宁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第3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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