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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苏轼学识渊博，多才多艺，在北宋那个重文的时代，理应仕途坦荡，大有可为，可是，事实却是一波三折，历经坎坷。新旧党争是造成苏轼坎坷仕途的一个原因，他个人的主观因素，也是造成他曲折经历的非常重要的原因。“乌台诗案”对苏轼的影响很大，是他人生的转折点，通过对“乌台诗案”时期苏轼个人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造成他仕途坎坷的一些主观因素。
关键词：苏轼；乌台诗案；仕途坎坷；个人因素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7-0070-02
苏轼是我国宋代著名的文学家，书画家，他博学多才，学识渊博；他清旷达观的襟怀和豁达的人生气度，令世人感到钦佩。然而，提到苏轼，也不得不令人注意到他坎坷的仕途。苏轼有超世之才，在那个重文的时代，理应仕途坦荡，飞黄腾达，大有可为，可是事实却是如此坎坷，这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思考：到底是什么导致他的生活那么坎坷呢？
我们首先想到的是新旧党争，这是造成苏轼不幸的一个重要原因，甚至我们可以说，苏轼是新旧党争的牺牲品。但是，我们却不可以说苏轼的不幸全部由它造成，毕竟，在这个相同的时代背景之下，也有很多仕途相对来说比较稳定的官员，比如他的兄弟苏辙、范镇和张方平。那么，这不得不令我们反思苏轼的个人原因。黄州之贬是苏轼的思想和处世态度的重大转折点，对其一生产生了巨大影响，而乌台诗案则是造成苏轼黄州之贬的直接原因。本文就通过对乌台诗案的分析，来探究造成他仕途坎坷的主观因素。
对于乌台诗案的起因，《宋史？苏轼传》记载：“……（苏轼）徙知湖州，上表以谢。又以事不便民，不敢言，以诗托讽，庶有补于国。御史李定、舒亶、何正臣摭谢表语，并媒孽托讽诗以为讪谤，逮赴台狱，欲置之死。帝独怜之，以黄州团练副使安置。”
苏轼自己在哲宗朝的奏章中也多次谈到此事。如：
“昔先帝（指神宗）召臣上殿，访问古今，敕臣今后遇事即言。其后臣屡论事，未蒙施行，乃复作为诗文，寓物托讽，庶几流传上达，感悟圣意。而李定、舒亶、何正臣三人，因此言臣诽谤，遂得罪。”①
“……臣缘此惧祸乞出，连三任外补，而先帝眷臣不衰。时因贺谢表章，即对左右称道。党人疑臣复用，而李定、何正臣、舒亶三人，构造飞语，酝酿百端，必欲致臣于死。先帝初亦不听，而此三人执奏不已，故臣得罪下狱。”②
元丰二年三月，苏轼由徐州移知湖州时，为了表达对皇帝的感谢，他作了《湖州谢上表》，其中有几句话：
“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
他称自己“老不生事”，意思就是“新进”在不断“生事”，而“新进”是变法的主要力量，即是说变法之人在不断“生事”。这两句话明显地表现出苏轼对新党的不满，这当然会刺痛新党，由此他就成了新党的敌对势力。这些“新进”愤怒之极，便对对苏轼进行报复。
对此何正臣弹劾：“臣伏见祠部员外郞直史馆知湖州苏轼谢上表，其中有言：‘愚不识时，难以追陪新进；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愚弄朝廷，妄自尊大，宣传中外，孰不叹惊！夫小人为邪，治世所不能免；大明旁烛，则其类自消。固未有如轼为恶不见悛，怙终自若，谤讪讥骂，无所不为。道路之人，则以为一有水旱之灾，盗贼之变，轼必倡言，归咎新法，喜动颜色，惟恐不甚。”③
苏轼其他一些诗文的散布，给“新进”提供了收集“谤讪讥骂”资料的机会。监察御史台里行舒亶找出了几首诗，就上奏弹劾说：“至于包藏祸心，怨望其上，讪读谩骂，而无复人臣之节者，未有如轼也。盖陛下发钱（指青苗钱）以本业贫民，则曰：‘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陛下明法以课试郡吏，则曰：‘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陛下兴水利，则曰：‘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陛下谨盐禁，则曰：‘岂是闻韶解忘味，迩来三月食无盐’；其他触物即是，应口所言，无一不以讥谤为主。”④
马上，国子博士李宜之，御史中丞李定前脚后脚杀到，他们历数苏轼的罪行，声称必须因其无礼于朝廷而斩首。舒亶曾弹劾苏轼：“其尤甚者，至远引衰汉梁窦专朝之士，杂取小说燕蝠争晨昏之语，旁属大臣而缘以指斥乘舆，盖可谓大不恭矣！”⑤此时，李定也迎合其奏章，说：“或有燕蝠之讥，或有梁窦之比，其言虽属所憾，其意无不所寓，讪上骂下，法所不宥！”⑥在封建社会里，君臣之义至关重要，毁谤皇帝的罪名一旦成立，人头必然落地。由此可看出，李定等人为置苏轼于死地而不择手段。李定在苏轼所说的“新进”之列。而且因李定不服母丧苏轼对他极为厌恶，曾经为士大夫赞美朱寿昌寻母得母之诗作序，“讥激世人之不养母者，李定见序，大惋恨，会定为中丞，劾轼尝作诗谤讪朝廷。事下御史府鞠劾，将致不测……”⑦李定怀恨在心，再加上政见不同，亦公亦私，现在机会到了，他就竭力弹劾苏轼。
苏轼作这些诗文的出发点是美好的，是出于对人民的负责与关切，表现出对至善的追求。苏轼非常重视诗歌的社会作用，将其概括为“有为而作”，“言必中当世之过”。⑧于是，苏轼就作了一些诗，其内容是新法的不切实际给百姓带来的苦难，针对新政弊端发表看法，抒发一些不满情绪，以及对不满新法体恤民情的同道者的互相砥砺而已。按理而言，这些讽刺虽不怎么好听，但毕竟是出于“委曲救时弊，卹斯民之心”⑨源于“托事以讽，庶有补于国”⑩的写作目的，而非出于一己之私。出发点如此赤诚，却落得被贬的下场，必有各方面原因，在此针对苏轼个人原因进行分析。
首先苏轼缺少对现实的理性判断。他未对朝廷形势做出理性分析，缺少自我保护意识。当党争正激烈的时候，司马光“自熙宁四年退居洛阳十五年，亦以书局自随，主编《资治通鉴》。”11而苏轼却执意力争，以明圣上，然而，此时朝中势力已倾向新党，变法已成为朝中主流，苏轼却不顾及朝中形势，不权衡对方及自己实力，一味坚持自己的观点，并写诗词来讽刺新法，如此一来，必定会给新法的推行造成阻力，新党中人为了减少阻力，定会对苏轼下手，苏轼就成了对方攻击的矛头。 而且，苏轼也没有认清另一个现实：神宗是力主变法的。宋神宗是一个志向远大的人。其父“英宗即位已有性气要改作……神宗继之，性气越紧，尤欲更新之。”12于是，他主持变法，多方变革，谋求“富国强兵”。起初，神宗为平衡新旧党的势力，允许苏轼直言批评，但当变法遭遇挫折时，神宗则会扩大新党势力，并铲除新法推行障碍。然而，苏轼对此却不做理性分析，仍极力反对新法，结果遭到很多新党中人的攻击，再加上苏轼作为新党的对立面，在社会上又有一定的影响力，神宗正好可借苏轼来对旧党起到杀一儆百的作用。
其次，他对待周围人的态度也有很多不合适之处。在对待政敌上，苏轼经常用言语来讽刺具体的人物或者团体，难免积下很多私怨。他以自己同“新进”相对，对“新进”进行针对性的讽刺。在《戏子由》中，“任从饱死笑方朔，肯为雨立求秦优”是“以当今进用之人比侏儒，优旃也”13。“劝农冠盖闹如云，送老齑盐甘似蜜”两句是对朝廷提举官的讥讽。“道逢阳虎呼与言，心知其非口诺唯”，是对张靓、俞希旦的讽刺。时任御史中丞的李定在苏轼所贬斥的“新进”之列，并且因为李定不服母丧，苏轼对他极为厌恶，对其进行讥讽。在《次韵答章传道见赠》一诗中对朝廷执政大臣进行讽刺。如此一来，苏轼难免与这些人积下私怨，他们必定会伺机报复。后来御史中丞李定的极力弹劾，想要置之于死地，与他们之间的私怨有密切联系。宰相王硅通过对《王复秀才所居双桧二首》（其二）望文生义的理解，攻击苏轼有不臣之心，也未尝不与苏轼讽刺执政大臣有关。
在对待政党上，苏轼不擅团结，他既不属于“新党”也不属于“旧党”，虽有明确的观点，却没有明确的立场，在新旧两党的斗争中没有真正和任何一派站在一起。当“新法”颁布时，他强烈反对，在他的诗文中有直接反映，苏轼当时是文坛领袖，他的诗文在社会上有一定的影响力，那么他的这些反对新法诗文的广泛传播，必定会对新法的推行形成一定的阻碍，为了减小阻力，“新党”就会设法除掉他，“乌台诗案”就是新党除掉苏轼的一个手段。苏轼虽然反对“新法”，但也未以“旧党”自居，他是站在百姓角度权衡新法的利弊得失，并非对所有的新法都持批判态度，比如新法中的免役法（免役法是指用交钱来代替服役），虽然他对其并非完全赞赏，但认为他还是有可取之处的。苏轼虽然对“新党”持反对态度，但也并非完全赞同“旧党”彻底抛弃新法的观点。这就决定了他必然不能真正融入“旧党”这一集团，更不会积极主动的团结“旧党”。因此，当苏轼在“乌台诗案”中遭到“新党”攻击，涉案入狱时，并没有得到“旧党”的尽力营救。
再次，苏轼不善于经营仕途往来。苏轼偏向于追求生活中的情趣，他结交了许多情趣相投的朋友，对于仕途上的往来则不大用心。苏轼是一个受到传统道德礼教影响极深的封建士大夫，他秉性刚直，性格坦率，不阿谀奉承，不投机取巧，因而，生活中，在他周围聚集了许多知己。苏轼是那个时代的文坛领袖，门生众多，他们大都是仰慕苏轼的才华，崇敬他的人品，自然而被他吸引，追随他终生，比如被称为“苏门四学士”的黄庭坚，张耒，晁补之，秦观。而且，苏轼志同道合的朋友也有很多，如耿直的张方平和坦诚的范镇，他们因彼此倾慕对方的才华德行而成为知己。再如豪迈的陈慥，他是当年与苏轼不和的凤翔太守陈公弼之子，喜好打猎喝酒，与苏轼有着共同兴趣，而成为挚友。苏轼的另一个重要朋友群是僧人，隐士。苏轼并不信仰佛教，但他喜读佛经，与很多僧人都是挚友，如西湖寿星寺方丈参寥（道潜），云门宗的掌宗法师佛印（了元）。他似乎对隐士也有着特别的兴趣，他与隐士皮仙翁，琴客崔闲（字诚老）都有往来。分析一下苏轼的生活圈可以发现，与苏轼交往紧密的人无非二类：一是彼此倾慕才华人品，有共同趣味，而为知己。二是僧人隐士。他们大多社会地位不高，所以，在“乌台诗案”中真正愿意并有力量帮助苏轼的友人很少。
苏轼的这些特点，在他以后的仕途生涯中也不断地体现出来。比如，在神宗去世，哲宗继位后，“新党”势力被削弱，“旧党”被重新重用时，苏轼又与“旧党”中的洛党，发生激烈矛盾冲突，最后不得不自乞外放。纵观苏轼的仕途生涯，可以说造成他仕途坎坷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新旧党争”，然而，其主观因素也决定着他的个人命运。
注释：
①宋·苏轼《东坡奏议集》卷五《乞郡札子》，清光绪戊申重刊明成化本.
②宋·苏轼《东坡奏议集》卷九《杭州召还乞郡状》，清光绪戊申重刊明成化本.
③④⑤⑥宋·朋九万《东坡乌台诗案》，《丛书集成初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
⑦宋·魏泰《东坡笔录》卷十，上海：中华书局，1983年十月版，第114页.
⑧宋·苏轼《苏东坡全集<凫绎先生诗集叙>》，北京：中国书店，1986年3月，第310页.
⑨宋·沈作喆《寓简》卷四，上海：中华书局，1985年9月.
⑩宋·苏辙《苏辙集<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8月第一版，第1117页.
11张习孔，田钰《中国历史大事编年》，北京：北京出版社，1989年10月，第308页.
12宋·黎靖德《朱子语类》卷一三O，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3月.
13宋·朋九万《东坡乌台诗案》，李调元《函海》乾隆本，《丛书集成初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
参考文献：
[1]元·脱脱，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6月.
[2]宋·魏泰，东坡笔录[M]，上海：中华书局，1983年10月.
[3]清·何文焕，历代诗话[M]，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1月.
[4]宋·沈作喆，历代诗话[M]，上海：中华书局，1985年9月.
[5]宋·苏辙，苏辙集[M]，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8月第1版.
[6]张习孔，田钰，中国历史大事编年[M]，北京：北京出版社，1989年10月.
[7]清·赵翼，瓯北诗话[M]，江苏：凤凰出版社，2009年12月.
[8]宋·苏轼，苏轼集[M]，河南：中州古籍出版社，2010年3月.
[9]孔凡礼、刘尚荣点校，苏轼诗词选[M]，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8月.
[10]孔凡礼，苏轼年谱[M]，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2月.
[11]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6月.
[12]王云五，丛书集成初编[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
[13]宋·苏轼，东坡奏议集[M]，清光绪戊申重刊明成化本.
作者简介：付国锋（1990-），男，河南商丘人，温州大学人文学院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唐宋文学。
关键词：苏轼；乌台诗案；仕途坎坷；个人因素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7-0070-02
苏轼是我国宋代著名的文学家，书画家，他博学多才，学识渊博；他清旷达观的襟怀和豁达的人生气度，令世人感到钦佩。然而，提到苏轼，也不得不令人注意到他坎坷的仕途。苏轼有超世之才，在那个重文的时代，理应仕途坦荡，飞黄腾达，大有可为，可是事实却是如此坎坷，这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思考：到底是什么导致他的生活那么坎坷呢？
我们首先想到的是新旧党争，这是造成苏轼不幸的一个重要原因，甚至我们可以说，苏轼是新旧党争的牺牲品。但是，我们却不可以说苏轼的不幸全部由它造成，毕竟，在这个相同的时代背景之下，也有很多仕途相对来说比较稳定的官员，比如他的兄弟苏辙、范镇和张方平。那么，这不得不令我们反思苏轼的个人原因。黄州之贬是苏轼的思想和处世态度的重大转折点，对其一生产生了巨大影响，而乌台诗案则是造成苏轼黄州之贬的直接原因。本文就通过对乌台诗案的分析，来探究造成他仕途坎坷的主观因素。
对于乌台诗案的起因，《宋史？苏轼传》记载：“……（苏轼）徙知湖州，上表以谢。又以事不便民，不敢言，以诗托讽，庶有补于国。御史李定、舒亶、何正臣摭谢表语，并媒孽托讽诗以为讪谤，逮赴台狱，欲置之死。帝独怜之，以黄州团练副使安置。”
苏轼自己在哲宗朝的奏章中也多次谈到此事。如：
“昔先帝（指神宗）召臣上殿，访问古今，敕臣今后遇事即言。其后臣屡论事，未蒙施行，乃复作为诗文，寓物托讽，庶几流传上达，感悟圣意。而李定、舒亶、何正臣三人，因此言臣诽谤，遂得罪。”①
“……臣缘此惧祸乞出，连三任外补，而先帝眷臣不衰。时因贺谢表章，即对左右称道。党人疑臣复用，而李定、何正臣、舒亶三人，构造飞语，酝酿百端，必欲致臣于死。先帝初亦不听，而此三人执奏不已，故臣得罪下狱。”②
元丰二年三月，苏轼由徐州移知湖州时，为了表达对皇帝的感谢，他作了《湖州谢上表》，其中有几句话：
“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
他称自己“老不生事”，意思就是“新进”在不断“生事”，而“新进”是变法的主要力量，即是说变法之人在不断“生事”。这两句话明显地表现出苏轼对新党的不满，这当然会刺痛新党，由此他就成了新党的敌对势力。这些“新进”愤怒之极，便对对苏轼进行报复。
对此何正臣弹劾：“臣伏见祠部员外郞直史馆知湖州苏轼谢上表，其中有言：‘愚不识时，难以追陪新进；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愚弄朝廷，妄自尊大，宣传中外，孰不叹惊！夫小人为邪，治世所不能免；大明旁烛，则其类自消。固未有如轼为恶不见悛，怙终自若，谤讪讥骂，无所不为。道路之人，则以为一有水旱之灾，盗贼之变，轼必倡言，归咎新法，喜动颜色，惟恐不甚。”③
苏轼其他一些诗文的散布，给“新进”提供了收集“谤讪讥骂”资料的机会。监察御史台里行舒亶找出了几首诗，就上奏弹劾说：“至于包藏祸心，怨望其上，讪读谩骂，而无复人臣之节者，未有如轼也。盖陛下发钱（指青苗钱）以本业贫民，则曰：‘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陛下明法以课试郡吏，则曰：‘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陛下兴水利，则曰：‘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陛下谨盐禁，则曰：‘岂是闻韶解忘味，迩来三月食无盐’；其他触物即是，应口所言，无一不以讥谤为主。”④
马上，国子博士李宜之，御史中丞李定前脚后脚杀到，他们历数苏轼的罪行，声称必须因其无礼于朝廷而斩首。舒亶曾弹劾苏轼：“其尤甚者，至远引衰汉梁窦专朝之士，杂取小说燕蝠争晨昏之语，旁属大臣而缘以指斥乘舆，盖可谓大不恭矣！”⑤此时，李定也迎合其奏章，说：“或有燕蝠之讥，或有梁窦之比，其言虽属所憾，其意无不所寓，讪上骂下，法所不宥！”⑥在封建社会里，君臣之义至关重要，毁谤皇帝的罪名一旦成立，人头必然落地。由此可看出，李定等人为置苏轼于死地而不择手段。李定在苏轼所说的“新进”之列。而且因李定不服母丧苏轼对他极为厌恶，曾经为士大夫赞美朱寿昌寻母得母之诗作序，“讥激世人之不养母者，李定见序，大惋恨，会定为中丞，劾轼尝作诗谤讪朝廷。事下御史府鞠劾，将致不测……”⑦李定怀恨在心，再加上政见不同，亦公亦私，现在机会到了，他就竭力弹劾苏轼。
苏轼作这些诗文的出发点是美好的，是出于对人民的负责与关切，表现出对至善的追求。苏轼非常重视诗歌的社会作用，将其概括为“有为而作”，“言必中当世之过”。⑧于是，苏轼就作了一些诗，其内容是新法的不切实际给百姓带来的苦难，针对新政弊端发表看法，抒发一些不满情绪，以及对不满新法体恤民情的同道者的互相砥砺而已。按理而言，这些讽刺虽不怎么好听，但毕竟是出于“委曲救时弊，卹斯民之心”⑨源于“托事以讽，庶有补于国”⑩的写作目的，而非出于一己之私。出发点如此赤诚，却落得被贬的下场，必有各方面原因，在此针对苏轼个人原因进行分析。
首先苏轼缺少对现实的理性判断。他未对朝廷形势做出理性分析，缺少自我保护意识。当党争正激烈的时候，司马光“自熙宁四年退居洛阳十五年，亦以书局自随，主编《资治通鉴》。”11而苏轼却执意力争，以明圣上，然而，此时朝中势力已倾向新党，变法已成为朝中主流，苏轼却不顾及朝中形势，不权衡对方及自己实力，一味坚持自己的观点，并写诗词来讽刺新法，如此一来，必定会给新法的推行造成阻力，新党中人为了减少阻力，定会对苏轼下手，苏轼就成了对方攻击的矛头。 而且，苏轼也没有认清另一个现实：神宗是力主变法的。宋神宗是一个志向远大的人。其父“英宗即位已有性气要改作……神宗继之，性气越紧，尤欲更新之。”12于是，他主持变法，多方变革，谋求“富国强兵”。起初，神宗为平衡新旧党的势力，允许苏轼直言批评，但当变法遭遇挫折时，神宗则会扩大新党势力，并铲除新法推行障碍。然而，苏轼对此却不做理性分析，仍极力反对新法，结果遭到很多新党中人的攻击，再加上苏轼作为新党的对立面，在社会上又有一定的影响力，神宗正好可借苏轼来对旧党起到杀一儆百的作用。
其次，他对待周围人的态度也有很多不合适之处。在对待政敌上，苏轼经常用言语来讽刺具体的人物或者团体，难免积下很多私怨。他以自己同“新进”相对，对“新进”进行针对性的讽刺。在《戏子由》中，“任从饱死笑方朔，肯为雨立求秦优”是“以当今进用之人比侏儒，优旃也”13。“劝农冠盖闹如云，送老齑盐甘似蜜”两句是对朝廷提举官的讥讽。“道逢阳虎呼与言，心知其非口诺唯”，是对张靓、俞希旦的讽刺。时任御史中丞的李定在苏轼所贬斥的“新进”之列，并且因为李定不服母丧，苏轼对他极为厌恶，对其进行讥讽。在《次韵答章传道见赠》一诗中对朝廷执政大臣进行讽刺。如此一来，苏轼难免与这些人积下私怨，他们必定会伺机报复。后来御史中丞李定的极力弹劾，想要置之于死地，与他们之间的私怨有密切联系。宰相王硅通过对《王复秀才所居双桧二首》（其二）望文生义的理解，攻击苏轼有不臣之心，也未尝不与苏轼讽刺执政大臣有关。
在对待政党上，苏轼不擅团结，他既不属于“新党”也不属于“旧党”，虽有明确的观点，却没有明确的立场，在新旧两党的斗争中没有真正和任何一派站在一起。当“新法”颁布时，他强烈反对，在他的诗文中有直接反映，苏轼当时是文坛领袖，他的诗文在社会上有一定的影响力，那么他的这些反对新法诗文的广泛传播，必定会对新法的推行形成一定的阻碍，为了减小阻力，“新党”就会设法除掉他，“乌台诗案”就是新党除掉苏轼的一个手段。苏轼虽然反对“新法”，但也未以“旧党”自居，他是站在百姓角度权衡新法的利弊得失，并非对所有的新法都持批判态度，比如新法中的免役法（免役法是指用交钱来代替服役），虽然他对其并非完全赞赏，但认为他还是有可取之处的。苏轼虽然对“新党”持反对态度，但也并非完全赞同“旧党”彻底抛弃新法的观点。这就决定了他必然不能真正融入“旧党”这一集团，更不会积极主动的团结“旧党”。因此，当苏轼在“乌台诗案”中遭到“新党”攻击，涉案入狱时，并没有得到“旧党”的尽力营救。
再次，苏轼不善于经营仕途往来。苏轼偏向于追求生活中的情趣，他结交了许多情趣相投的朋友，对于仕途上的往来则不大用心。苏轼是一个受到传统道德礼教影响极深的封建士大夫，他秉性刚直，性格坦率，不阿谀奉承，不投机取巧，因而，生活中，在他周围聚集了许多知己。苏轼是那个时代的文坛领袖，门生众多，他们大都是仰慕苏轼的才华，崇敬他的人品，自然而被他吸引，追随他终生，比如被称为“苏门四学士”的黄庭坚，张耒，晁补之，秦观。而且，苏轼志同道合的朋友也有很多，如耿直的张方平和坦诚的范镇，他们因彼此倾慕对方的才华德行而成为知己。再如豪迈的陈慥，他是当年与苏轼不和的凤翔太守陈公弼之子，喜好打猎喝酒，与苏轼有着共同兴趣，而成为挚友。苏轼的另一个重要朋友群是僧人，隐士。苏轼并不信仰佛教，但他喜读佛经，与很多僧人都是挚友，如西湖寿星寺方丈参寥（道潜），云门宗的掌宗法师佛印（了元）。他似乎对隐士也有着特别的兴趣，他与隐士皮仙翁，琴客崔闲（字诚老）都有往来。分析一下苏轼的生活圈可以发现，与苏轼交往紧密的人无非二类：一是彼此倾慕才华人品，有共同趣味，而为知己。二是僧人隐士。他们大多社会地位不高，所以，在“乌台诗案”中真正愿意并有力量帮助苏轼的友人很少。
苏轼的这些特点，在他以后的仕途生涯中也不断地体现出来。比如，在神宗去世，哲宗继位后，“新党”势力被削弱，“旧党”被重新重用时，苏轼又与“旧党”中的洛党，发生激烈矛盾冲突，最后不得不自乞外放。纵观苏轼的仕途生涯，可以说造成他仕途坎坷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新旧党争”，然而，其主观因素也决定着他的个人命运。
注释：
①宋·苏轼《东坡奏议集》卷五《乞郡札子》，清光绪戊申重刊明成化本.
②宋·苏轼《东坡奏议集》卷九《杭州召还乞郡状》，清光绪戊申重刊明成化本.
③④⑤⑥宋·朋九万《东坡乌台诗案》，《丛书集成初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
⑦宋·魏泰《东坡笔录》卷十，上海：中华书局，1983年十月版，第114页.
⑧宋·苏轼《苏东坡全集<凫绎先生诗集叙>》，北京：中国书店，1986年3月，第310页.
⑨宋·沈作喆《寓简》卷四，上海：中华书局，1985年9月.
⑩宋·苏辙《苏辙集<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8月第一版，第1117页.
11张习孔，田钰《中国历史大事编年》，北京：北京出版社，1989年10月，第308页.
12宋·黎靖德《朱子语类》卷一三O，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3月.
13宋·朋九万《东坡乌台诗案》，李调元《函海》乾隆本，《丛书集成初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
参考文献：
[1]元·脱脱，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6月.
[2]宋·魏泰，东坡笔录[M]，上海：中华书局，1983年10月.
[3]清·何文焕，历代诗话[M]，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1月.
[4]宋·沈作喆，历代诗话[M]，上海：中华书局，1985年9月.
[5]宋·苏辙，苏辙集[M]，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8月第1版.
[6]张习孔，田钰，中国历史大事编年[M]，北京：北京出版社，1989年10月.
[7]清·赵翼，瓯北诗话[M]，江苏：凤凰出版社，2009年12月.
[8]宋·苏轼，苏轼集[M]，河南：中州古籍出版社，2010年3月.
[9]孔凡礼、刘尚荣点校，苏轼诗词选[M]，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8月.
[10]孔凡礼，苏轼年谱[M]，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2月.
[11]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6月.
[12]王云五，丛书集成初编[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
[13]宋·苏轼，东坡奏议集[M]，清光绪戊申重刊明成化本.
作者简介：付国锋（1990-），男，河南商丘人，温州大学人文学院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唐宋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