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弹一星近乎一段分水岭。
　　此前的中国时刻遭受着来自美国的核威胁，掉落在日本广岛、长崎的原子弹随时有可能掉落在中国人的头顶上。中华人民共和国虽已建立，但“再挨打”的忧虑并未消散。
　　而从1964年到1970年，中国连续成功爆炸和发射“两弹一星”，继美、苏、英、法之后成为全球第五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才真正确立国际地位，迈入军事科技大国行列。
　　“只有枪杆子没有炮杆子是不行的”，毛泽东的论断得到了验证。
　　但是，两弹一星是在什么样的环境中成功的呢？
　　思之令人心酸。
　　“两弹一星功勋奖章”一共颁给了23人，但理当有更多人共享这一份荣誉。不止有被美国软禁5年、45岁辗转回来建设祖国的钱学森；不止有只身入险、手捧核弹头，受到强辐射而早逝的邓稼先；不止有飞机失事，躯体烧焦、与身旁警卫员紧抱在一起，分开两人遗体后发现中间保护着机要文件的郭永怀；不止有“文革”期间被造反派活活打死的姚桐斌；不止有不耐反复的批斗而服下安眠药自杀的赵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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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一些奖章之外的人值得被记住。上到元帅聂荣臻，下到离家“不告父母兄弟”的无名小兵。
　　有在政治声浪中坚持信念的领导人、科学家，也有饿着肚子干国家事业的工人，还有大漠中成片的坟冢。
　　如果有人把“两弹一星”的故事当作过于浪漫的英雄史诗，不如趁早先打消这个念头。艰苦岁月中没有大人物，只有埋头干、奔波苦。
　　在建党百年之际，重看“两弹一星”，是一抬头和一低头——抬头重看星空宇宙，低头泪洒满地焦土。
　　归 人
　　没有人硬逼着科学家们回国。
　　但1949年前后，一批又一批的科学家们看到希望、拥回大陆，希望以毕生所学来帮助建设新中国。
　　“科学无国界，科学家有祖国。”后来诸多回忆录都有谈到，新中国成立前后，萦绕在一些科学家心中的词都是：回去、回去。
　　钱学森。
　　他在美国并不是小人物，师承航空理论泰斗冯·卡门，36岁时成为麻省理工学院建校以来最年轻的终身教授，又受军方青睐，担任美国国防部科学咨询团成员、海军军械研究所顾问的职务。
　　他在美国20年如漂萍，功成名就，却没有置办一处房产，也没有买一份保险。
　　1949年，钱学森筹备回国。
　　“我宁可把钱学森枪毙了，也不让他离开美国。无论在哪里，他都值5个师！”
　　当时美国海军部副部长一句狠辣的话，为这位科学家带来了归国的重重险阻。
　　钱学森先被美国认定为间谍，遭到逮捕，被囚禁在一座小岛上，后又迎来了漫漫无期的居家软禁。
　　5年，整整被软禁了5年，直到钱学森秘密向国内寄信，周恩来才在1955年通过外交手段帮助他回到祖国。
　　郭永怀。
　　他是著名的空气动力学家，康奈尔大学的教授，也曾是冯·卡门的学生，钱学森的学弟。
　　郭永怀的性格显然更烈一些，他在校园里公开烧掉了自己的几千册藏书、大量的研究笔记和授课讲义。
　　一个文质彬彬、东方面孔的教授，在众目睽睽之下，一本一本将书撕开、丢进火堆。
　　郭永怀知道，这些重要书籍和资料不管是带走还是送人，都可能被美国当局认定是“间谍行为”，成为自己归国的阻碍。不如干脆一烧明志，破釜沉舟。知识都在他的脑子里。
　　多么自恃天才、又归国心切的举动。
　　而这一位轻视材料、相信自己的科学家，又是如何在多年之后的飞机失事时，断然决定以肉身来护住“两弹一星”的机要材料的呢？材料安好，身体焦黑——这已是后话了。
　　当时还有张文裕和王承书夫妇。
　　这一对物理学博士和郭永怀正相反，他们往北京、香港寄了近两千磅重的书籍和材料。就像打游击一样，夫妻俩每逢夜深人静时便整理书籍、资料，每6磅打包成一个的小包裹，抓住每一个邮寄机会，逃过移民局的审查。夫妇俩寄了整整一年多，才将三百多个包裹寄回国内。
　　書寄回来了，他们就放弃在美国的一切，把美国的两辆小轿车、家电、家具全部送人，立刻回国。
　　还有科学家赵忠尧，他从美国采购20箱器材想办法带回国内，后来为中国安装出了第一台静电加速器。
　　以及建国之前赶回的钱三强夫妇。
　　这些归人的名字如果一时记不住也没关系，只要你可以想象到——他们曾经吃了多少苦头，放弃了什么样优渥的条件和个人科研成就的诱惑，才回到了百废待兴的祖国，就可以知道，他们是什么样的人，为了什么而读书。
　　要 人
　　中国的“两弹一星”，最先上马的是导弹和原子弹项目。
　　一边是1956年成立的火箭、导弹研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钱学森做院长。一边是原子能研究所，由钱三强任所长，牵头科学家们一起做。
　　项目虽上马，但一开始就犯了难——白手起家，谁来做第一批骨干？
　　当时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刚刚展开，各行各业都在加紧建设，科技专家都是单位里的宝贝，是稀缺人才，一些科学家经常被笑称是“老母鸡”，要承担孵化更多人才的任务，没有哪个单位舍得放人。怎么去跟各单位要人才？
　　聂荣臻元帅是受命领导全国科技工作和研制“两弹”任务的人，他得帮着调集，把人聚拢起来。
　　周恩来支着，让聂荣臻组织国务院33位部委领导开会，直接开口要。
　　可当时一场会开下来，聂荣臻并不好受，他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整个会场唯独只有“哈军工”院长陈赓鼎力支持，答应给6个人，且很快到位了。其他单位答应给的人迟迟不来，有的两个月过去了还没动静。
　　最后是聂荣臻列了名单找到了周恩来，请他亲笔批准，走行政手段才把人硬调来的。 　　集 体
　　新中国是不平静的。“两弹一星”事业也不是在真空中完成的。
　　1957年的“反右”运动，一大批知识分子，包括科学家，接受批斗。
　　1958年，大躍进开始，全国大炼钢，各地都在放“卫星”。而真的“两弹一星”的科学性却遭到了政治的冲击。
　　这一年，中国人造卫星工程上马，代号“581”，但研究所里经常争吵不断。
　　因为一群年轻科技人员不满所长、著名科学家赵九章。他们主张“破除迷信、解放思想”，要“不放山药蛋那般大的，一上马就搞高能火箭、高能发动机，放几顿重的大卫星”。
　　赵九章也无法说服他们。
　　一天，在一番争执之后，这群年轻人将赵九章制作的一个卫星模型从三楼扔了下去，差点砸中下面推着自行车的51岁赵九章。赵九章当场泪水盈眶。
　　特殊年代里，荒唐事不断出现。
　　很快，1959年，此后是长达三年的大饥荒。
　　导弹试验基地上的工人有的饿得都逃了，中央拨过去一批粮食，半路上被农民抢劫了。北京的研究院里，科学家们也不好过。
　　邓稼先总是在半夜三更回家翻东西，再带回研究院给年轻人吃，他自己饿得瘫软，连30斤重的女儿也抱不起来。
　　因为饥饿，很多科学家患上了浮肿，接受周恩来接见的时候，彭桓武的脚脖子肿得快提不上鞋子。
　　然后是1960年，中国和苏联的关系恶化，苏联撤走在核工业领域的全部援华专家，并带走了几乎所有的图纸资料。
　　碰到经济极端困难的时刻，全国对导弹、核武器的态度发生了转变，“上马”还是“下马”的争议不断，开会时经常桌子拍得叭叭响。
　　“两弹一星”事业岌岌可危。
　　那是一段非常敏感的时期，连身边亲信下属都劝说聂荣臻，暂时搁置。不料元帅直接发火了：“不搞出两弹，我死不瞑目！”
　　聂荣臻给毛泽东写了一份5 000多字的报告。
　　看似报告，其实是军令状。因为他作出明确承诺——四年左右可以制造一般的原子弹，五年或更长的时间可以造出比较高级的原子弹。
　　伴随着美国持续不断地对中国大陆的核威胁，聂荣臻的报告增强了中央领导人的信心，“两弹”项目保住了。
　　当然不是到此为止。
　　随后“文革”的冲击，以及始终艰苦的科研历程，让“两弹一星”事业中心的科学家们始终在摇摇晃晃地前行。
　　他们大部分人一边忍受挫折、批斗、工作时间得不到保障，一边争分夺秒、刻苦钻研，作出了举世瞩目的成绩。
　　从1964年成功引爆第一颗原子弹，1966年导弹和原子弹“两弹”结合成功，1967年第一颗氢弹试爆成功，再到1970年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这“两弹一星”的艰苦历程，中国科学家们以生命、以精神，为它画下了一个传奇的句号。
　　1986年，邓稼先去世的时候只有62岁。
　　他说：“我不爱武器，我爱和平。但为了和平，我们需要武器。”
　　至此，与其说“两弹一星”是军事项目，不如说它是一种精神。就像张爱萍将军说的，“原子弹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倒了这种精神，就只好去乞讨了”。
　　对于科学家们来说，也是一抬头和一低头，低头热爱脚下热土，抬头热爱物理世界、璀璨宇宙。
　　（来源：《南风窗》 何 焰/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