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定襄县是有着悠久革命历史的革命老区。1911年辛亥革命时贺炳煌等定襄籍同盟会员即参加了太原反清起义。1919年的五四运动进一步促进了定襄革命青年的觉醒。在民主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定襄既走出了薄一波这样党的杰出领导人，也有成百上千名定襄儿女为革命献出了生命。其中就有我的父亲王书太和堂兄王继尧。
　　私塾先生投笔从戎
　　我的父亲王书太，1882年5月19日生于定襄县王进村。辛亥革命时期，受孙中山军事救国思想影响，投考太原陆军将校研究所。毕业后供职于旧政府系统。然而，父亲认为通过教育启迪人们的思想才是一个知识分子应有的作为。遂辞职归乡，办起了乡村私塾小学并任校长，全身心投入到当地教育事业中。村子不大，人们对学习文化也不重视，父亲就挨家挨户做村里人的工作，对于爱学习而交不起学费的孩子，父亲就减免其学费，用自己的钱为学生购买课本等学习用品，以鼓励学生求学上进。逐渐地，学校里学生多了，有些邻村的孩子闻讯也赶来上学。父亲既教文化知识，更给学生介绍民族英雄和革命志士的事迹，启发教育孩子们从小树立“精忠报国”的思想。通过父亲的言传身教，学生们后来大都参加了八路军和定襄基干抗日游击队。
　　这时，由于我大哥王继尧和大姐王全根（王继尧的同胞妹妹，1936年入党，曾任定襄二区妇联主任，1943年病故）为了筹集革命经费，经常往返于太原与定襄之间，在他俩的引导下，父亲逐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积极协助、支持大哥开展工作。那时，我们家常有我党地下交通员出入，成为当地的“红色之家”。
　　1938年3月，日本侵略者占领了定襄城，他们烧杀淫掠、无恶不作。父亲以自己的学生为主体组织起了儿童团，并自任儿童团团长。1939年时忻（县）河（边）铁路上经常往返着日本人押运的火车。父亲和村干部决定，设埋伏扒铁路对日军的火车运输予以袭击。一个秋天夜里，父亲带着民兵和儿童团员们来到铁路边，他们拿出事先准备的扳手、撬棍和榔头，把几截铁轨弄得高低不平、歪歪扭扭。父亲又安排儿童团员们隐蔽在铁路附近的树林里，准备好几个铁桶和好多串鞭炮。敌人的火车过来后，开到高低不平、歪歪扭扭的铁轨上时，剧烈地震动起来，差一点翻倒。司机把火车停下来后，火车上下来了一个鬼子趴在铁轨上找寻问题。从小被父亲收养并有一身飞镖绝技的福豹子一个飞镖过去结果了他的性命。火车上的鬼子等不回同伴，便派五六个人一起下车查看情况。父亲和民兵们对准几个鬼子的黑影就是一顿射击，同时，隐蔽在树林里的儿童团员们在几个铁桶里燃放起鞭炮，寂静的夜里，格外清脆响亮。鬼子以为遭到八路军大部队的伏击，都退回车厢，朝着车厢窗口外胡乱开枪。父亲带领民兵们掏出手榴弹，对着车厢上开着的窗口扔去，随着爆炸声那五六个鬼子也被炸死了。等到附近炮楼和县城的日本鬼子赶来增援时，父亲等人早已撤到山林里的安全地带。这次袭击让日本鬼子在这一段的铁路运输中断了好些日子。由于叛徒出卖，1940年3月，父亲在和村长、村农救会、青救会主任一起开会时，被敌人包围。由于力量悬殊，突围失败。父亲和村干部都被敌人抓获，并连夜押送到忻县监狱。在狱中，面对日军酷刑，父亲始终紧咬牙关，未吐露一个字。3月27日，父亲英勇就义。日军又将父亲的遗体扔进忻县北郊的枯井内，不准家人拉回入殮掩埋。故父亲牺牲后，至今尸骨无还。
　　1951年，政务院内务部给父亲颁发了“光荣纪念证”，正式授予父亲王书太和郭根保、王彦山等“革命烈士”称号。
　　一代英烈铁骨铮铮
　　我的大哥王继尧，字伯唐，生于1901年农历五月十三。大哥从小聪颖好学、尊敬师长、爱护学友和弟妹，深得老师、同学、亲人和乡亲们的喜爱。在村小学读书时，常常名列榜首。大哥还极富正义感和同情心。记得一天傍晚，大哥放学回家，看到村里人正围观嘲弄一个衣衫褴褛的青年男子，此人看上去精神恍惚、语无伦次。大哥劝散众人，把他领回家，安排吃住，并经详细询问和多方打听，终于将他辗转送回家中。
　　1919年秋，大哥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平民大学新闻系，开始接受新思潮和新文化的教育。1926年5月，大哥由同乡学友胡熙庵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曾担任中共北京平民大学党支部宣传委员;同时，参与该校“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新晋学社”的组织和领导工作。他经常联络有志青年和进步教员学习研究马列主义，讲述党的政治主张，并在京郊创办平民夜校，吸收贫苦工人、农民、市民参加。在贫民区矮小的平房里，他和工友、农民一次次促膝长谈，启发他们的革命觉悟。对困难群众，他慷慨解囊相助，深受众人爱戴。
　　1927年，大革命失败，大批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被捕遇害，北京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斗争环境十分恶劣。大哥时任中共北京西城区委宣传部长，他临危不惧，在与区委同志们的共同努力下，西城区的党组织和革命斗争事业很快得到恢复和发展。1928年8年，大哥担任中共顺直省委（北方局前身）直属特别党支部书记，与陈潭秋、彭真等共同工作。为了筹集活动经费，经同乡介绍，大哥进入阎锡山的造币厂工作，他将所得薪水全部交给党组织用于发展党的事业。同时，大哥与张友渔、李予昂等开办了北方书店，秘密出版了进步刊物《人言》 《初阳》、开辟出党的一块舆论阵地。
　　1931年秋，大哥受党中央派遣从天津回到太原，以绥靖公署经济统治处职员的身份作掩护开展革命活动。大哥把家属也带到太原，以方便掩护革命活动。那时记得大哥与张柏枫（即李雪峰）、赵汝森（即郑林）等在家里经常开会到深夜。1932年10月，根据中共山西省特委指示，太原重新组建“山西革命互救会”，大哥担任该会党团书记。1934年4月，大哥任中共山西省工作委员会书记，张柏枫任宣传部长。工委迅速恢复了太原、大同、定襄、崞县（今原平）、运城、武乡、夏县、临县、永济等地方党的组织。根据党中央指示，工委在太原建立了“中华民族抗日武装自卫委员会山西分会”，在太原、大同、汾阳、临汾、长治等地发展了一批会员，为山西党组织开展武装斗争打下了基础。 　　1935年1月，中央交通员曾彦伟在上海叛变，直接威胁到山西党组织安全。为保存革命力量，中共北方局通知山西工委领导成员尽快转移。危急关头，大哥以党的事业和同志们的安全为重，先安排省工委成员张柏枫、郭进忠分别离开山西，并千方百计通知有关人员迅速撤离太原，他还从容镇定地处理了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将党的事业损失减少到最低。
　　1935年10月，由于叛徒出卖，大哥不幸被捕。在关押期间，敌人对大哥严刑拷打，大哥始终坚贞不屈。在身心遭到极度摧残的情况下，大哥患了伤寒病。丧心病狂的敌人不仅没有给他医治，反而变本加厉、百般折磨，妄想强迫其就范。大哥铁骨铮铮、视死如归。1935年11月初，我们家属在党组织的帮助下，在狱中见到骨瘦嶙峋、遍体鳞伤的大哥，直到这时，残暴的敌人依然没有为他卸下沉重的手铐脚链。大哥临终前，仍不忘同志们的进步与安全。他告诉栗再温：“有一个青年叫李子直，关于他参加‘建设救国社’的事，只有特委少数几个人知道。他是党组织派遣打入进去的，这个青年表现很好。到时，你给他证明一下。”接着，他又对我们说：“妈大（爹）生养了我，党教会了我做人。我已为党为人民流尽了最后一滴血。我虽然就要牺牲了，但我们党的事业一定会胜利。希转告同志们努力！”11月10日，大哥于狱中牺牲。
　　中共地下党在太原市南肖墙定襄会馆（今和平剧院）为大哥举行了追悼会。中共山西省工委为大哥献了党旗、挽联和一篇祭文，并排除重重困难，将大哥的遗骨运回家乡王进村，葬于村西南方的王家祖坟。
　　1963年1月16日，国家追认大哥为革命烈士，大哥被列入《英名录》。同年秋，我们将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彭真写给烈士家属的信件交给县长李召轩，县人民政府于1966年4月5日为大哥坟前立碑，碑文简述了大哥的生平。在太原双塔烈士陵园，保存着薄一波在上世纪70年代末给我们的批示：“你们给王继尧写的履历很不完善，我将我知道的一段作了修改，望参照再修改。其他各段应再找人核对事实，写清楚，我听说智良俊同志（原全国政协文史办主任）在收集材料写继尧历史，你们可联系问一下。”我们与智良俊取得了联系，将大哥的履历作了完善补充。记得智良俊当时有这样一段话：“王继尧同志既是一位饱经风霜的革命者，又是一位可亲可敬的普通人。”
　　革命战争时期，定襄牺牲的烈士达1216人，他們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共产党人的浩然正气。他们的精神与山河永存，他们的英名将流芳百世。我为拥有这样的父兄而骄傲，家乡人民为养育这样的英雄儿女而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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