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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互联网时代，谣言传播呈现新特征。文章对“知微事见”2018年的235条网络谣言进行了数据统计与分析，目的是对网络谣言进行社会病理学研究，以概述当下网络谣言的现状，试分析其原因，并尝试对其趋向进行预测，从而为网络谣言传播公式的修正提供参考。笔者通过对网络谣言内容分布、首发媒体、媒体参与度、事件持续天数的特征分析，认为网络谣言的特征与受众的阅读习惯、媒体平台的传播方式以及政府和媒体的控制监督有关。笔者参考了网络谣言的现状与社会结构，预测网络谣言的特征在短期之内并不会发生改变。
关键词 网络谣言;社会病理学;统计分析;谣言传播公式;文本分析;场域
中图分类号 G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0360（2019）19-0005-05
1938年，美国著名的行为科学家道格拉斯·麦格雷戈（Douglas M·McGregor）提出影响人们预测性判断的两个因素分别是相关事件的模糊程度以及重要程度，他还指出“重要性”的影响力大于“模糊性”的影响力[1]。1947年，美国心理学家高尔顿·乌伊拉德·奥尔波特（Gordon Willard Allport）和里奥·波斯特曼（Leo Postman）于《谣言心理学》一书中提出了谣言的经典公式：R=I×A，即谣言=（事件的）重要性×（事件的）模糊性，他们还指出“重要性”与“模糊性”二者对于谣言的传播来说缺一不可[2]。1955年，荷兰莱顿大学学者克洛斯提出了影响谣言传播的第三因素“批判意识”。“批判意识”与个人相关知识、智慧、洞察力以及道德价值观相关，故而“批判意识”与谣言的传播呈负相关，于是，谣言传播公式被修正为R=I×A/C[3]。
谣言经典公式、谣言修正公式更适于传统媒体时代涉及公共事务的谣言或重大社会谣言;新媒体时代，“个人主义”盛行，谣言的传播呈现出了新特征，例如日常化议题、故事化导入、数据化支持、专家化名头、社会化传播等[4]。“网络谣言”指的是利用网络媒体进行传播的谣言[5]。当下，网络谣言是国内谣言研究的热点话题，关于网络谣言的研究集中于网络谣言的内容、传播特点、传播渠道、传播节点以及治理等方面。在内容方面，李彪、喻国明根据网络谣言议题的不同，将谣言划分为科学常识类、社会时政类、军事领域类、国际领域类、历史文化类、明星八卦类、财经新闻类[6]。在传播特点方面，谢新洲、安静指出网络谣言除了具备单一网络信息的特点之外，还具有特殊之处：群体性特征明显;公共事件中的网络谣言对时效性要求较高;谣言的可信度与社会影响无明显关系[7]。在传播渠道方面，刘瑞生指出论坛、微博、QQ是网络谣言传播的主渠道，而微信正成为谣言传播的新渠道[8]。在传播节点方面，程萍、靳丽娜指出谣言传播的三种基本模式为链状模式、树状模式以及漩涡形复式模式，其中漩涡型复式模式融口头传播、网络传播、传统媒体传播于一体，能够积聚更大的能量，具有极强的渗透力和影响力，其舆论效力不可估量[9]。在治理方面，白树亮提出，网络谣言的治理应当从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网络监控管理、网民媒介素养三方面着手[10]。
互联网时代，谣言有了一系列新特征、新特点，谣言的修正公式需要顺时而变、顺势而为。网络谣言作为一种顽疾，国内研究集中于单一方面的研究，在全局性、系统性的病理研究方面稍显欠缺。笔者参考了布迪厄“场域理论”对具象场域的分析，引入社会病理学理论探讨了网络谣言的现状、原因及发展，希望为学者修正谣言公式、提出新谣言公式提供参考。
1 研究模型及问题提出
网络谣言传播是一个有关系、有形构、有限定的共时态与历时态相交融的虛拟空间，符合布迪厄的场域理论，即“位置间客观关系的一网络或一个形构，这些位置是经过客观限定的”。在布迪厄看来，对具象场域的分析至少有三个不可或缺的步骤：分析场域所在的元场域的相对位置;分析场域内行动者的“惯习”;分析整个场域中行动者所占据的位置之间的关系结构及其类别[11]。网络谣言传播场域的元场域相较于其他场域的相对位置分析，即网络谣言的政治、经济、文化分析，以及网络谣言场域中行动者所占据的位置之间的关系结构及类别分析，二者涉及网络谣言的原因探讨;网络谣言传播场域内行动者的“惯习”分析则牵涉网络谣言的内容分布、首发媒体、媒体参与度、事件持续天数等方面的研究，与网络谣言的现状研究相关。
对网络谣言场域的研究可以引用社会病理学理论，从而全局性、系统性探讨其现状、原因及发展。涂尔干指出，“人们容易把两种不同的现象混淆在一起，一种是应该怎么样就怎样的现象，另一种是应该这样却偏偏不是这样的现象，可以称为病态的或者不规则的现象。”[12]社会病理学观点将社会病态现象与有机体进行类比，社会作为一有机体难免带有种种病毒，产生各类疾病和异化[13]。对于网络谣言传播场域来说，网络谣言便是病态的或者可称为不规则的现象，从而使社会有机体产生了疾病。从结构功能主义视角来看，社会病理学分析是运用社会学的方法对现代社会中出现的种种病态现象，从现状、原因和发展趋势等方面进行科学论证[14]。具体来说，网络谣言病态现象的现状是其病症，包括首发媒体、内容分布、媒体参与度以及事件持续天数特征;原因是其病因，包括表层病因及深层病因;发展则是预测其趋势变化。
该模型可以有效地展示网络谣言的病症、病因及趋势，从而研究网络谣言的现状、原因以及发展。依据该模型，本文选取了“知微数据”官方网站所记录的2018年235条谣言，进行了病症、病因以及趋势分析，从而研究网络谣言的现状、原因及发展。具体的研究问题如下。
1）2008年，我国网络谣言的内容分布、首发媒体、事件持续天数、媒体参与度呈现何种特征？
2）这些因素之间呈现何种关系？这些关系揭示出网络谣言表层病因和深层病因分别是什么？ 3）基于数据分析结果，参考社会结构，对于网络谣言传播有何种预测？
2 数据来源及分析方法
2.1 数据来源
知微数据拥有覆盖互联网全资讯平台的海量数据储备，人工智能与大数据技术，涵盖情报感知、情报分析和情报智库的多层次全方位服务。其产品“知微事见”基于互联网大数据理念和技术，有效呈现了中国社会近年来特别是当前正在发生的热点事件，它能够对全部事件进行体系化的标签标注、分类储存，并建立了有效的影响力评价体系，对各类事件各个维度进行了全方位地展示。
本文选取了“知微事见”2018年的235条谣言作为研究样本，采用社会统计学方法，通过SPSS23.0软件，对谣言的内容分布、首发媒体、媒体参与度、事件持续天数、影响力进行了数据采集以及分析。
2.2 数据分析方法
本文采用文本分析和统计学的方法，对“知微事见”所提供的首发媒体、重要媒体参与数、媒体参与度、事件持续天数、影响力指数等数据进行维度分析，内容处理的步骤如下：一是根据样本特点对235条谣言进行人工分类，将其划分为财经新闻类、军事类、国际领域类、科学常识类、历史文化类、明星八卦类、社会时政类;二是对抓取的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并绘图。
3 病症描述及病因分析
3.1 病症描述
3.1.1 内容分布
在235条谣言中，社会时政类谣言占比39.57%，居于首位;其后是科学常识类谣言，占比21.70%;国际领域类谣言与财经新闻类谣言均占比12.77%;之后是明星八卦类谣言，占比8.94%;历史文化类谣言占比2.98%;军事类谣言居于末位，占比1.28%。社会时政类谣言占比最多，其次是科学常识类谣言，二者显示出“日常化议题”趋势，表明与人息息相关的社会时政、科学常识问题更容易引发人群关注，人们的注意力焦点更多地集中于日常生活、个体自身之上。而军事类谣言占比最少，可能与我国对军事类议题的严格监控、筛查有关。
3.1.2 首发媒体
网络谣言首发主要通过微博，其次是通过网媒，最后是通过微信。除历史文化类谣言，财经新闻类谣言、国际领域类谣言、军事类谣言、科学常识类谣言、明星八卦类谣言、社会时政类谣言都主要通过微博进行首发;历史文化类谣言主要通过微信进行首发。笔者认为微博用户数量较大、活跃度较高是微博作为谣言主要首发地的原因之一;且微博的转发、点赞等互动方式较为大众化，而微信集中于“圈群化”传播，网媒的互动性受限，是微博作为主要首发地的另一原因。历史文化类议题涉及的历史类、文化类知识丰富，需要长篇文章进行讲解、讲述，更适宜微信公众号媒体刊发。
通过网媒首发的网络谣言，其影响力平均数为49.46;其次是通过微博首发的网络谣言影响力平均数，为45.65;通过微信首发的网络谣言影响力平均数最低，为45。可以看出，虽然网络谣言主要通过微博首发，然而网媒首发的网络谣言影响力最大;但网媒、微博、微信三种首发媒体的影响力平均数相差不大。笔者推测，网媒的权威性“加冕”效应是网媒影响力最大的原因之一;融媒体时代，互联网传播平台、渠道等融合、贯通，使得网媒、微博和微信的影响力相差无几。
3.1.3 媒体参与度
重要媒体参与财经新闻类谣言数目最多，平均23家;其参与明星八卦类谣言平均18家;其参与社会时政类谣言平均14家;其参与国际领域类谣言、科学常识类谣言平均13家;其参与历史文化类谣言平均7家;重要媒体参与军事类谣言数目最少，平均5家。重要媒体参与各类网络谣言的平均数目，与网络谣言的数量、热度有关。网络谣言中军事类谣言最少，且其影响力相对较小，故而重要媒体参与其传播较少。财经新闻类谣涉及生活众多方面，具有传播的价值;同时，财经新闻类议题与人们日常生活又密切相關，迎合当下消费社会现状，具有较大受众群。因而，重要媒体参与财经新闻类谣言传播数目最多。
从柱状图可知，除历史文化类谣言，其他各类谣言中央级媒体参与度均最高;财经新闻类谣言、明星八卦类谣言中科技类媒体参与度位居第二;而在国际领域类谣言、科学常识类谣言、社会时政类谣言中财经类媒体位居第二。在历史文化类谣言中，科技类媒体参与度最高，其次是财经类媒体，最后是央级媒体。除历史文化类谣言，央级媒体参与各谣言的追踪、报道、辟谣较为积极，显示出央级媒体的担当与责任心;各类谣言传播中，财经类媒体与科技类媒体参与度大致相同，部分原因在当下媒体的激烈竞争，也与各类议题牵涉面宽泛有关。历史文化类谣言与人们日常生活存在着一定的距离，其报道面相对较为狭窄、专业，是央级媒体参与度较低的原因之一。
3.1.4 事件持续天数
国际领域类谣言平均传播持续时间最久，为9.83天;科学常识类谣言持续时间平均8天;社会时政类谣言持续时间平均7.44天;历史文化类谣言持续时间平均7.31天;明星八卦类谣言持续时间平均6.22天;财经新闻类谣言持续时间平均5.27天;军事类谣言持续时间最短，为4.82天。各类网络谣言持续时间均不超过10天，显示出当下人的“碎片化”“选择性注意”等了解“拟态环境”的习惯;同时，也彰显了当下谣言监控的优良状态，有关个人或部门能够及时发现谣言、控制谣言、疏解谣言。国际领域类谣言传播较为持久除与其背后势力等因素有关，也与国际谣言的辟谣程序较为繁琐有关;而军事类谣言、财经新闻类谣言等监控较为便利，且群众对其辟谣信任度较高是这二者平均传播时间较短的原因。
3.2 病因分析
通过数据统计可以看出，社会时政类谣言、财经新闻类谣言是网络谣言的主要类别，军事类谣言在网络谣言总数中占比最少;网络谣言主要通过微博平台首发，网媒、微信也是网络谣言首发的主要平台;网媒首发的网络谣言影响力相对最高;央级媒体参与网络谣言数目明显高于科技类媒体、财经类媒体，其中重要媒体参与财经新闻类谣言的平均数目最高;网络谣言平均持续天数在4到10天，国际领域类网络谣言传播平均时间最久，而军事类谣言传播平均时间最短。 3.2.1 表层原因
伴随互联网时代到来的是“个人主义”的盛行，人类的注意力从公共事务转向个人领域，公共领域逐渐地消亡，碎片化的日常生活占据主流空间。社会时政、财经新闻类正是构成人们日常生活的主要内容，是人们的注意力焦点。社会时政类议题、财经新闻类议题更容易引发人们的好奇心，同时也极易滋生人们的不满情绪，因而是谣言的爆发集中地。“两微一端”作为国内互联网时代的主要特征，微信、微博、网媒符合人们碎片化阅读的习惯，也适应人们快速获取信息的需求，是人们日常使用频率较高的互联网平台。而正是由于其用户群的特征，以及用户使用平台的“惯习”，从而使得谣言容易生成、传播。而微博作为大众化传播工具，相较于微信的“圈群化”，其各类谣言更容易大面积传播;微博用户相较于网媒用户，活跃度较高，从而使得谣言转发率等较高，能够以较快速度获得较广关注。但值得注意的是，网媒如网易、新浪等网站、手机客户端，其存在权威“加冕”，相较于微博、微信，更具可信度以及权威性，从而使得网媒首发的网络谣言其影响力最大。网络谣言已获得了政府、媒体等的注意，网络谣言的监管、疏解获得了重视。媒体行业存在着激烈的竞争，媒体都在试图争夺互联网用户的注意力，故而各类媒体都积极的参与网络谣言传播之中。然而，媒体的良心也使得各类媒体积极参与网络谣言的辟谣，为公众提供事实的真相;政府对网络谣言的愈发重视也使得网络谣言的传播持续时间较短;日常生活的繁杂性、信息的爆炸、公众对信息获取的习惯等也使得“旧的”网络谣言较易被“新的”网络谣言所代替。
3.2.2 深层原因
网络谣言传播场域相较于政治场、经济场、文化场的位置正是网络谣言传播的深层原因;网络用户的本身心理、行为特征也是网络谣言传播的深层原因之一。网络谣言并非仅仅是虚假信息，谣言实际上也是政治、经济、文化问题的反映。不同类别的谣言正显示出在此相关场域内群众所积累的不满情绪，或是不安感。例如：2018年12月3日，宜昌多名网友视频传播“金东山双汇公交IC卡管理中心附近，有一名专业碰瓷老太太”，该视频引起了众多网友的留言、转发以及关注，宜昌市公安局获悉后走访周边群众、访问公交司机、调取监控，并无此现象。碰瓷是一种社会现象，碰瓷者通过污蔑他人获得金钱，这种现象由于牵涉道德、法律，总是能引发网友的激烈讨伐;同时，这种现象一直存在，并且未得到良好的解决，更是舆论爆发的热点区域。网络谣言在此种议题中最易爆发、传播。此类网络谣言爆发的深层原因，正是社会秩序的难点，是社会秩序未良好运行的结果。只有各级部门遵纪守法地监管好社会，群众提升个人素养，使不良的社会现象逐渐消亡，才是解决此类网络谣言的根本之法。
网络谣言传播的另一深层原因则在于受众自身。互联网时代，异化的群众趋于“异向型人格”，即“开心就好”。群众的获取信息、义愤填膺等行为部分是出于“狂欢”，即异化的个人通过参与集体性的活动之中减少孤独感，获得陪伴感。网络谣言本身并不重要，群众更多的是在谣言中获得另类的“开心”。除此以外，“社交货币化”也是网络谣言产生的深层原因。在网络谣言的传播之中，受众获取信息，以此作为社交货币与人交往。究其本源，异化各人的心理特征、行為特征实际上是消费社会的缩影。
4 趋势预测及思考结语
通过“知微事见”235条谣言的数据统计、分析，显示了2018年全年网络谣言的传播现状，并且揭示了其产生的表层、深层原因。Web2.0时代正在发展之中，5G时代即将来临，互联网的发展势头正旺，传统媒体正在转型，互联网媒体竞争激烈。互联网平台会不断增多;但由于“壁垒效应”，微博、微信等平台或许在一定时间内维系其主流互联网平台的地位。故而，网络谣言传播的首发媒体、传播平台在短时间内不会改变。而网络谣言的内容分布则更多地取决于网络谣言的深层病因，随着社会的进步与发展，网络谣言的数量或许可以逐步下降，但网络谣言的主要类别可能不会有较大改变。2018年以来，党、政府对舆论愈发重视，多次强调“舆论”的监控、管理，网络谣言作为舆论易爆发点，将会获得政府各部门、媒体的更多关注。故而，其治理也将更为高效、便捷。
本文关于网络谣言的病症显示出2018年网络谣言的现状，通过对其数据分析，可以找到网络谣言的病因，并可结合当下社会现状，对网络谣言未来趋势进行预测。网络谣言的病症是其表象，通过现象发现其本质，并从本质上治理，该治理不仅需要媒体的自我管束，也需要群众的配合、政府的监管。本文所提供的2018年国内网络谣言传播社会病理学分析，对于修正谣言传播公式、提出新谣言传播公式具有借鉴、参考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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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网络谣言;社会病理学;统计分析;谣言传播公式;文本分析;场域
中图分类号 G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0360（2019）19-0005-05
1938年，美国著名的行为科学家道格拉斯·麦格雷戈（Douglas M·McGregor）提出影响人们预测性判断的两个因素分别是相关事件的模糊程度以及重要程度，他还指出“重要性”的影响力大于“模糊性”的影响力[1]。1947年，美国心理学家高尔顿·乌伊拉德·奥尔波特（Gordon Willard Allport）和里奥·波斯特曼（Leo Postman）于《谣言心理学》一书中提出了谣言的经典公式：R=I×A，即谣言=（事件的）重要性×（事件的）模糊性，他们还指出“重要性”与“模糊性”二者对于谣言的传播来说缺一不可[2]。1955年，荷兰莱顿大学学者克洛斯提出了影响谣言传播的第三因素“批判意识”。“批判意识”与个人相关知识、智慧、洞察力以及道德价值观相关，故而“批判意识”与谣言的传播呈负相关，于是，谣言传播公式被修正为R=I×A/C[3]。
谣言经典公式、谣言修正公式更适于传统媒体时代涉及公共事务的谣言或重大社会谣言;新媒体时代，“个人主义”盛行，谣言的传播呈现出了新特征，例如日常化议题、故事化导入、数据化支持、专家化名头、社会化传播等[4]。“网络谣言”指的是利用网络媒体进行传播的谣言[5]。当下，网络谣言是国内谣言研究的热点话题，关于网络谣言的研究集中于网络谣言的内容、传播特点、传播渠道、传播节点以及治理等方面。在内容方面，李彪、喻国明根据网络谣言议题的不同，将谣言划分为科学常识类、社会时政类、军事领域类、国际领域类、历史文化类、明星八卦类、财经新闻类[6]。在传播特点方面，谢新洲、安静指出网络谣言除了具备单一网络信息的特点之外，还具有特殊之处：群体性特征明显;公共事件中的网络谣言对时效性要求较高;谣言的可信度与社会影响无明显关系[7]。在传播渠道方面，刘瑞生指出论坛、微博、QQ是网络谣言传播的主渠道，而微信正成为谣言传播的新渠道[8]。在传播节点方面，程萍、靳丽娜指出谣言传播的三种基本模式为链状模式、树状模式以及漩涡形复式模式，其中漩涡型复式模式融口头传播、网络传播、传统媒体传播于一体，能够积聚更大的能量，具有极强的渗透力和影响力，其舆论效力不可估量[9]。在治理方面，白树亮提出，网络谣言的治理应当从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网络监控管理、网民媒介素养三方面着手[10]。
互联网时代，谣言有了一系列新特征、新特点，谣言的修正公式需要顺时而变、顺势而为。网络谣言作为一种顽疾，国内研究集中于单一方面的研究，在全局性、系统性的病理研究方面稍显欠缺。笔者参考了布迪厄“场域理论”对具象场域的分析，引入社会病理学理论探讨了网络谣言的现状、原因及发展，希望为学者修正谣言公式、提出新谣言公式提供参考。
1 研究模型及问题提出
网络谣言传播是一个有关系、有形构、有限定的共时态与历时态相交融的虛拟空间，符合布迪厄的场域理论，即“位置间客观关系的一网络或一个形构，这些位置是经过客观限定的”。在布迪厄看来，对具象场域的分析至少有三个不可或缺的步骤：分析场域所在的元场域的相对位置;分析场域内行动者的“惯习”;分析整个场域中行动者所占据的位置之间的关系结构及其类别[11]。网络谣言传播场域的元场域相较于其他场域的相对位置分析，即网络谣言的政治、经济、文化分析，以及网络谣言场域中行动者所占据的位置之间的关系结构及类别分析，二者涉及网络谣言的原因探讨;网络谣言传播场域内行动者的“惯习”分析则牵涉网络谣言的内容分布、首发媒体、媒体参与度、事件持续天数等方面的研究，与网络谣言的现状研究相关。
对网络谣言场域的研究可以引用社会病理学理论，从而全局性、系统性探讨其现状、原因及发展。涂尔干指出，“人们容易把两种不同的现象混淆在一起，一种是应该怎么样就怎样的现象，另一种是应该这样却偏偏不是这样的现象，可以称为病态的或者不规则的现象。”[12]社会病理学观点将社会病态现象与有机体进行类比，社会作为一有机体难免带有种种病毒，产生各类疾病和异化[13]。对于网络谣言传播场域来说，网络谣言便是病态的或者可称为不规则的现象，从而使社会有机体产生了疾病。从结构功能主义视角来看，社会病理学分析是运用社会学的方法对现代社会中出现的种种病态现象，从现状、原因和发展趋势等方面进行科学论证[14]。具体来说，网络谣言病态现象的现状是其病症，包括首发媒体、内容分布、媒体参与度以及事件持续天数特征;原因是其病因，包括表层病因及深层病因;发展则是预测其趋势变化。
该模型可以有效地展示网络谣言的病症、病因及趋势，从而研究网络谣言的现状、原因以及发展。依据该模型，本文选取了“知微数据”官方网站所记录的2018年235条谣言，进行了病症、病因以及趋势分析，从而研究网络谣言的现状、原因及发展。具体的研究问题如下。
1）2008年，我国网络谣言的内容分布、首发媒体、事件持续天数、媒体参与度呈现何种特征？
2）这些因素之间呈现何种关系？这些关系揭示出网络谣言表层病因和深层病因分别是什么？ 3）基于数据分析结果，参考社会结构，对于网络谣言传播有何种预测？
2 数据来源及分析方法
2.1 数据来源
知微数据拥有覆盖互联网全资讯平台的海量数据储备，人工智能与大数据技术，涵盖情报感知、情报分析和情报智库的多层次全方位服务。其产品“知微事见”基于互联网大数据理念和技术，有效呈现了中国社会近年来特别是当前正在发生的热点事件，它能够对全部事件进行体系化的标签标注、分类储存，并建立了有效的影响力评价体系，对各类事件各个维度进行了全方位地展示。
本文选取了“知微事见”2018年的235条谣言作为研究样本，采用社会统计学方法，通过SPSS23.0软件，对谣言的内容分布、首发媒体、媒体参与度、事件持续天数、影响力进行了数据采集以及分析。
2.2 数据分析方法
本文采用文本分析和统计学的方法，对“知微事见”所提供的首发媒体、重要媒体参与数、媒体参与度、事件持续天数、影响力指数等数据进行维度分析，内容处理的步骤如下：一是根据样本特点对235条谣言进行人工分类，将其划分为财经新闻类、军事类、国际领域类、科学常识类、历史文化类、明星八卦类、社会时政类;二是对抓取的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并绘图。
3 病症描述及病因分析
3.1 病症描述
3.1.1 内容分布
在235条谣言中，社会时政类谣言占比39.57%，居于首位;其后是科学常识类谣言，占比21.70%;国际领域类谣言与财经新闻类谣言均占比12.77%;之后是明星八卦类谣言，占比8.94%;历史文化类谣言占比2.98%;军事类谣言居于末位，占比1.28%。社会时政类谣言占比最多，其次是科学常识类谣言，二者显示出“日常化议题”趋势，表明与人息息相关的社会时政、科学常识问题更容易引发人群关注，人们的注意力焦点更多地集中于日常生活、个体自身之上。而军事类谣言占比最少，可能与我国对军事类议题的严格监控、筛查有关。
3.1.2 首发媒体
网络谣言首发主要通过微博，其次是通过网媒，最后是通过微信。除历史文化类谣言，财经新闻类谣言、国际领域类谣言、军事类谣言、科学常识类谣言、明星八卦类谣言、社会时政类谣言都主要通过微博进行首发;历史文化类谣言主要通过微信进行首发。笔者认为微博用户数量较大、活跃度较高是微博作为谣言主要首发地的原因之一;且微博的转发、点赞等互动方式较为大众化，而微信集中于“圈群化”传播，网媒的互动性受限，是微博作为主要首发地的另一原因。历史文化类议题涉及的历史类、文化类知识丰富，需要长篇文章进行讲解、讲述，更适宜微信公众号媒体刊发。
通过网媒首发的网络谣言，其影响力平均数为49.46;其次是通过微博首发的网络谣言影响力平均数，为45.65;通过微信首发的网络谣言影响力平均数最低，为45。可以看出，虽然网络谣言主要通过微博首发，然而网媒首发的网络谣言影响力最大;但网媒、微博、微信三种首发媒体的影响力平均数相差不大。笔者推测，网媒的权威性“加冕”效应是网媒影响力最大的原因之一;融媒体时代，互联网传播平台、渠道等融合、贯通，使得网媒、微博和微信的影响力相差无几。
3.1.3 媒体参与度
重要媒体参与财经新闻类谣言数目最多，平均23家;其参与明星八卦类谣言平均18家;其参与社会时政类谣言平均14家;其参与国际领域类谣言、科学常识类谣言平均13家;其参与历史文化类谣言平均7家;重要媒体参与军事类谣言数目最少，平均5家。重要媒体参与各类网络谣言的平均数目，与网络谣言的数量、热度有关。网络谣言中军事类谣言最少，且其影响力相对较小，故而重要媒体参与其传播较少。财经新闻类谣涉及生活众多方面，具有传播的价值;同时，财经新闻类议题与人们日常生活又密切相關，迎合当下消费社会现状，具有较大受众群。因而，重要媒体参与财经新闻类谣言传播数目最多。
从柱状图可知，除历史文化类谣言，其他各类谣言中央级媒体参与度均最高;财经新闻类谣言、明星八卦类谣言中科技类媒体参与度位居第二;而在国际领域类谣言、科学常识类谣言、社会时政类谣言中财经类媒体位居第二。在历史文化类谣言中，科技类媒体参与度最高，其次是财经类媒体，最后是央级媒体。除历史文化类谣言，央级媒体参与各谣言的追踪、报道、辟谣较为积极，显示出央级媒体的担当与责任心;各类谣言传播中，财经类媒体与科技类媒体参与度大致相同，部分原因在当下媒体的激烈竞争，也与各类议题牵涉面宽泛有关。历史文化类谣言与人们日常生活存在着一定的距离，其报道面相对较为狭窄、专业，是央级媒体参与度较低的原因之一。
3.1.4 事件持续天数
国际领域类谣言平均传播持续时间最久，为9.83天;科学常识类谣言持续时间平均8天;社会时政类谣言持续时间平均7.44天;历史文化类谣言持续时间平均7.31天;明星八卦类谣言持续时间平均6.22天;财经新闻类谣言持续时间平均5.27天;军事类谣言持续时间最短，为4.82天。各类网络谣言持续时间均不超过10天，显示出当下人的“碎片化”“选择性注意”等了解“拟态环境”的习惯;同时，也彰显了当下谣言监控的优良状态，有关个人或部门能够及时发现谣言、控制谣言、疏解谣言。国际领域类谣言传播较为持久除与其背后势力等因素有关，也与国际谣言的辟谣程序较为繁琐有关;而军事类谣言、财经新闻类谣言等监控较为便利，且群众对其辟谣信任度较高是这二者平均传播时间较短的原因。
3.2 病因分析
通过数据统计可以看出，社会时政类谣言、财经新闻类谣言是网络谣言的主要类别，军事类谣言在网络谣言总数中占比最少;网络谣言主要通过微博平台首发，网媒、微信也是网络谣言首发的主要平台;网媒首发的网络谣言影响力相对最高;央级媒体参与网络谣言数目明显高于科技类媒体、财经类媒体，其中重要媒体参与财经新闻类谣言的平均数目最高;网络谣言平均持续天数在4到10天，国际领域类网络谣言传播平均时间最久，而军事类谣言传播平均时间最短。 3.2.1 表层原因
伴随互联网时代到来的是“个人主义”的盛行，人类的注意力从公共事务转向个人领域，公共领域逐渐地消亡，碎片化的日常生活占据主流空间。社会时政、财经新闻类正是构成人们日常生活的主要内容，是人们的注意力焦点。社会时政类议题、财经新闻类议题更容易引发人们的好奇心，同时也极易滋生人们的不满情绪，因而是谣言的爆发集中地。“两微一端”作为国内互联网时代的主要特征，微信、微博、网媒符合人们碎片化阅读的习惯，也适应人们快速获取信息的需求，是人们日常使用频率较高的互联网平台。而正是由于其用户群的特征，以及用户使用平台的“惯习”，从而使得谣言容易生成、传播。而微博作为大众化传播工具，相较于微信的“圈群化”，其各类谣言更容易大面积传播;微博用户相较于网媒用户，活跃度较高，从而使得谣言转发率等较高，能够以较快速度获得较广关注。但值得注意的是，网媒如网易、新浪等网站、手机客户端，其存在权威“加冕”，相较于微博、微信，更具可信度以及权威性，从而使得网媒首发的网络谣言其影响力最大。网络谣言已获得了政府、媒体等的注意，网络谣言的监管、疏解获得了重视。媒体行业存在着激烈的竞争，媒体都在试图争夺互联网用户的注意力，故而各类媒体都积极的参与网络谣言传播之中。然而，媒体的良心也使得各类媒体积极参与网络谣言的辟谣，为公众提供事实的真相;政府对网络谣言的愈发重视也使得网络谣言的传播持续时间较短;日常生活的繁杂性、信息的爆炸、公众对信息获取的习惯等也使得“旧的”网络谣言较易被“新的”网络谣言所代替。
3.2.2 深层原因
网络谣言传播场域相较于政治场、经济场、文化场的位置正是网络谣言传播的深层原因;网络用户的本身心理、行为特征也是网络谣言传播的深层原因之一。网络谣言并非仅仅是虚假信息，谣言实际上也是政治、经济、文化问题的反映。不同类别的谣言正显示出在此相关场域内群众所积累的不满情绪，或是不安感。例如：2018年12月3日，宜昌多名网友视频传播“金东山双汇公交IC卡管理中心附近，有一名专业碰瓷老太太”，该视频引起了众多网友的留言、转发以及关注，宜昌市公安局获悉后走访周边群众、访问公交司机、调取监控，并无此现象。碰瓷是一种社会现象，碰瓷者通过污蔑他人获得金钱，这种现象由于牵涉道德、法律，总是能引发网友的激烈讨伐;同时，这种现象一直存在，并且未得到良好的解决，更是舆论爆发的热点区域。网络谣言在此种议题中最易爆发、传播。此类网络谣言爆发的深层原因，正是社会秩序的难点，是社会秩序未良好运行的结果。只有各级部门遵纪守法地监管好社会，群众提升个人素养，使不良的社会现象逐渐消亡，才是解决此类网络谣言的根本之法。
网络谣言传播的另一深层原因则在于受众自身。互联网时代，异化的群众趋于“异向型人格”，即“开心就好”。群众的获取信息、义愤填膺等行为部分是出于“狂欢”，即异化的个人通过参与集体性的活动之中减少孤独感，获得陪伴感。网络谣言本身并不重要，群众更多的是在谣言中获得另类的“开心”。除此以外，“社交货币化”也是网络谣言产生的深层原因。在网络谣言的传播之中，受众获取信息，以此作为社交货币与人交往。究其本源，异化各人的心理特征、行為特征实际上是消费社会的缩影。
4 趋势预测及思考结语
通过“知微事见”235条谣言的数据统计、分析，显示了2018年全年网络谣言的传播现状，并且揭示了其产生的表层、深层原因。Web2.0时代正在发展之中，5G时代即将来临，互联网的发展势头正旺，传统媒体正在转型，互联网媒体竞争激烈。互联网平台会不断增多;但由于“壁垒效应”，微博、微信等平台或许在一定时间内维系其主流互联网平台的地位。故而，网络谣言传播的首发媒体、传播平台在短时间内不会改变。而网络谣言的内容分布则更多地取决于网络谣言的深层病因，随着社会的进步与发展，网络谣言的数量或许可以逐步下降，但网络谣言的主要类别可能不会有较大改变。2018年以来，党、政府对舆论愈发重视，多次强调“舆论”的监控、管理，网络谣言作为舆论易爆发点，将会获得政府各部门、媒体的更多关注。故而，其治理也将更为高效、便捷。
本文关于网络谣言的病症显示出2018年网络谣言的现状，通过对其数据分析，可以找到网络谣言的病因，并可结合当下社会现状，对网络谣言未来趋势进行预测。网络谣言的病症是其表象，通过现象发现其本质，并从本质上治理，该治理不仅需要媒体的自我管束，也需要群众的配合、政府的监管。本文所提供的2018年国内网络谣言传播社会病理学分析，对于修正谣言传播公式、提出新谣言传播公式具有借鉴、参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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