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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避免沿袭东部地区的成长历程,在高速成长后,面临核心竞争力匮乏、缺乏后劲的前车之鉴,中国西部地区需要将自己纳入全球性思维框架中,重新解读产业梯度转移的含义,认识到西部地区不能仅仅是利用自身廉价的劳动力和自然资源,配合国外的品牌技术走下去,而是需要提升本土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体系中的地位,通过产业升级不断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环节向高端环节推进。
关键词:全球价值链;产业梯度转移;价值链治理;产业升级
中图分类号:F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 0103-0164-03
在全球竞争日益加剧的环境中,以资源要素禀赋、区域经济间的阶梯状差距为基础的产业转移理论在解决中国地区间产业转移的现实问题时出现了种种缺陷,传统经济发展模式的思维方式和分析方法已经难以应付中国所面临的全球范围内要素重组和产业转移的重大机遇和挑战。而全球价值链理论作为一种探讨新的经济发展模式的思维和理论,比传统的经济、社会分析模型更加关注企业和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生产部门各环节间的动态变化,有助于我们从全球化角度、运用一种全新的思维模式探讨中国西部地区对产业梯度转移的承接。
一、全球价值链视角下的产业梯度转移
中国东部地区在参与国际竞争的过程中,面临的产业结构升级问题促进了产业梯度转移的深入研究。梯度在区域经济学中用来表示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差别的概念。现实中,一个国家或地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总是会出现具有不同发展水平的区域差异。当每出现一种新行业、新产品、新技术,都会随时间的推移由高梯度地区向低梯度地区传递。20世纪80年代初,国内一些学者把梯度转移理论引入了中国生产力布局和区域经济研究中,将中国总体上划分为东、中、西三大具有较大差异的经济地带。由于地区间生产要素禀赋、经济基础与产业分工的不同,这三大地带在经济发展与产业结构水平上形成了一定的阶梯状差距。产业梯度转移就是由于资源供给或产品需求条件发生变化后,某些产业从某一国家或地区转移到另一国家或地区的经济行为和过程。也可理解为,产业梯度转移的存在是因为经济的发展趋势总是由发达地区向次发达地区,再向落后地区推进,处于高梯度地区的某些劳动密集的、消耗大量自然资源的产业会自发地向处于较低梯度上的地区转移。
产业梯度转移推进了中国西部地区参与国际分工和全球竞争的进程,西部地区作为承接产业梯度转移的主体。与一体化企业、零售商、领导厂商、交钥匙供应商和零部件供应商等一起共同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产业梯度转移的成败和未来的持续发展,与全球价值链的参与者的经济行动和价值分配形式息息相关。中国作为世界制造业转移的重要基地,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真实地位和利润分配情况,也影响着中国产业梯度转移的进程,决定了西部地区承接产业梯度转移的战略决策。因此,承接产业梯度转移并不是西部地区一个“点”上的问题,而是全球价值链整条“链”上的问题,具体来说,是这条“链”上各个价值增值环节的问题。在全球价值链的框架下,某一产品的生产活动在全球范围内得以实现,国家或企业的活动是全球价值链的某一环节。共同参与到某一产品的生产和价值创造活动之中,其价值创造决定了该国或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上的地位。如果在价值链上不具有竞争力的国家或企业,只能存在于价值链的底端,获得很小的价值增量。西部地区(的企业)承接产业梯度转移作为全球价值链的某一环节,其价值创造取决于其在价值链中所处的地位。
二、中国西部地区通过承接产业梯度转移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
从中国制造业来看,中国制造业已经深深地融入了相关产业的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二十多年来,中国从吸纳传统制造业的产品制造或加工组装环节开始,逐渐发展到目前对高新技术产业中的加工制造环节的大规模吸纳,但是,绝大部分企业仍然处于全球价值链体系的低端环节,特别是其中大量的中小企业只能分到微薄的劳务加工费用,几乎90%的附加价值被处于价值链高端的品牌、设计、管理、营销、储运、保险等环节的外商所占有。郎咸平(2008)以玩具制造为例,描述了中国的东莞和温州生产的芭比娃娃的前期产品设计、市场调研等均在美国完成,中国工厂只不过进行“来料加52"或“来样加工”。他指出,按照美国商务部所公布的数据,中国企业制造芭比娃娃的价值是1美金,最后在美国的沃尔玛卖出去的价格是9.99美金。从一开始的制造到终端的零售整个价值的创造是接近10美金,可是中国制造业只创造了1美元的价值。也就是说,国际产业转移吸引中国生产制造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鏈分工,并根据在价值链中所处的地位参与价值分配。例如,在芭比娃娃这一产品所创造的价值总额10美元中,中国的生产制造企业由于处在价值链的生产环节只参与分配了1美元,而其余的9美元由处于价值链其他环节的外商获得。
然而,承接产业梯度转移的西部地区,如同过去的东莞、温州等地,通过参与某一产业的价值创造和分配过程,加入到这一产业的全球价值链分工之中。可是,西部地区依然承接的是一些能耗大、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移,或者对附加值比较低的环节进行外包生产。这样的产业转移方式在加速西部地区融入国际分工的同时,也是进一步利用西部地区廉价的劳动力和自然资源为跨国公司或者外资企业创造价值。如果西部地区的企业不能升级到价值链的高端环节,将很难通过生产要素、需求条件、相关产业、企业战略和竞争对手获得产业的竞争力,而只能重蹈东部地区的发展路程,受控于投资方,不能获得多余的资金进行技术开发和产业升级,更不能通过承接产业转移提升西部地区的弱小企业在全球市场的竞争力。这样的产业梯度转移只能使西部地区处于价值链的最低端,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获得很少的利润分配。
以纺织服装业为例,2008年下半年以来,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的蔓延,中国纺织工业出现了外需大幅下滑、内需竞争加剧、企业经营困难、亏损增加、就业形势严峻的局面,中国纺织工业陷人多年未遇的困境。但是,2008年四川地区纺织行业固定资产投资58.50亿元(含服装),比上年增长了42.1%,中等规模以上纺织工业总产值334,74亿元,增长40.14%,工业增加值42,35亿元,增长32,2%,销售收入269.35亿元,增长42.39%。四川纺织企业实现出口创汇9.6亿美元,增长27.9%,占全省出口创汇总额的21.1%。可见,四川凭借其近原材料产地、劳动力供应丰富等优势,通过承接沿海地区纺织服装产业转移带来了发展机遇和经济效益。但是,从服装业的全球价值链分工来看,西部地区的企业承接的是服装及纺织初加工环节,在整个价值链中附加值最低。
据日本的一份资料显示,服装业的附加值构成是加工19%,批发15%,零售36%(徐钟,2003),加工环节附加值约生产环节1/2。由于日本主要在20世纪70年代之后并不是 主要的生产基地,其国内劳动力成本高于中国等因素,其加工费用高于一般中低档服装,拉高了它生产环节的附加值。而与此相比,中国服装产业所处的全球价值链状况将更不乐观。由于在服装面料、辅料及配件上常常不能满足高档服装生产要求的条件,中国服装出口是以量取胜,长期以来中低档服装占据主体(常亚平,2005);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牌加工的比例占据出口服装总量的绝对多数。2007年中国50%的服装为来料加工,30%以上由进口商提供商标、款式、纸样,进行来图来样加工,自主品牌只占10%左右。中国服装产业发展至今OEM、ODM、OBM比例还高达7:2:1,贴牌比率为90%。由于真实附加值是企业的商业秘密,高档服装企业附加值的相关数据难以获得,本文仅在一些数据的假设基础上进行分析。
以一件顶级男士西服为例,如果贴上自主品牌,零售价为2000元,贴上世界级标签在纽约第五大道的零售价为2000美元以上(中国对外贸易,2003)。假设制造商原料购人额为0元,卖给国外批发商100美元,批发商给一级代理的价格为800美元,标签上标明零售价格为2 000美元,可以计算出各环节的附加值。在贴牌生产状况下,各环节的附加值分配为:生产环节附加值100美元(100～0),批发商附加值700美元(800～100),零售商附加值为1200美元(2000～800)。假设自主品牌服装卖给批发商或者直接卖给零售商的价格为国内市场的最高价格2000元(按2007年1月汇率100元=7.23美元,约144.6美元),这意味着,自主品牌生产所获得的附加值,仅为购买方附加值的20%左右,即在生产附加值不变的情况下,贴牌生产零售附加值与国内就相差有8倍多。
在产业梯度转移中,转出方的目的主要在于降低成本和增加销售,而生产制造环节相对于全球价值链上的其他价值创造环节来说,在产品控制、以及供货时间灵活性等方面表现出的综合能力都比较低,特别是代工生产,完全依附于研发、物流、销售等其他环节,不仅创造的价值附加值最低,而且是削减成本的最好环节。因此,为了实现转移目的,生产制造环节往往成为中国产业梯度转移中被转移的主要对象,向拥有更多的低成本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的西部地区转移,使得西部地区的生产制造企业以成本优势参与到全球价值链分工之中,但却只能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环节,无法获得较高的价值分配。同时,生产制造环节是最容易被复制的环节,如果仅以生产制造环节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无法培育西部地区的企业的竞争优势,终将使其面临新一轮的竞争瓶颈。
三、中国西部地区产业升级的新思考
承接产业梯度转移并不是中国西部地区发展的终极目标,通过承接产业梯度转移实现产业升级才是发展的目的所在。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一种以OEM的方式参与产业国际分工的形式,不仅使中国成为全球性市场的重要加工地,同时也使中国的生产制造企业加入到全球价值链分工与价值附加值分配之中。但是,由于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环节,中国的生产制造企业开始面临着竞争瓶颈,其生产的产品在规模、质量和效益等之间存在明显的不平衡,迫使这些企业在。经历一定程度的成长后,提出了向价值链高端环节发展的需要,并以产业梯度转移的方式谋求产业升级。
理论上普遍认为,产业升级一般是遵循从流程升级到产品升级,再到功能升级,最后到链条升级,使得产业梯度转移往往从OEM订单的转移开始,在获得订单转移的过程中,不断加深中国制造企业与外商的合作,通过技术学习获得技术的转移,从而在技术转移的基础上通过产业整合实现品牌的自主创新。然而,究竟如何实现这种理论上的产业升级,是否这种产业升级就是一种线性向上的发展过程,目前的大量研究并没有定论。但是,在全球经济背景下,全球领先公司在价值链中掌握绝对权力,扮演着价值链的治理者角色,协调和组织分散于价值链各环节的价值创造活动(Gere,1999)。也就是说,全球领先公司作为全球价值链中的权力拥有者,往往通过制定参数,执行和监督规则、标准的实施,来组织、协调价值链各环节的价值创造活动。并控制价值附加值在不同经济行为体中的分配。因此,中国西部地区的产业升级,不仅仅是西部地区自身发展的问题,而涉及全球价值链上各个环节的生产和分配,需要从企业层面认识问题,通过对企业经济活动的分析,识别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将价值链治理与产业升级过程相结合,为中国西部地区探索一种新的产业升级思路。
因此,西部地区应当认识到,企业要保持竞争优势,就需要企业在价值链某些特定的战略环节上具有优势。也就是说,西部地区需要关注组织的真实资源状态,通过产业升级向价值链的战略环节靠拢,培养在价值链的战略环节上获取高额附加值的能力。在技术转移的基础上,对多方资源进行协调整合,不仅需要考虑本产业、本企业的内部沟通与协调,而且需要关注产业的横向联合与交流,了解产业链上各个价值创造环节的分工与合作,注重购买者需求,进行技术和产品的创新。通过生产和销售自主品牌的產品,转变只能进行生产加工的局面,从价值链的低端环节攀升到高端环节。通过价值链治理识别权力关系,学习先进的技术经验,协调与整合既有技术和新的技术,进行产品开发和生产过程自主创新,提升对价值创造和分配的掌控能力,使西部地区不再依靠传统的资源优势承接产业梯度转移的低技术含量、高污染、高能耗的生产制造环节,而是通过占据能获得高附加值的设计、销售等价值链的战略环节提升产业竞争力。
四、结论
西部地区承接产业梯度转移要进行全球性战略思维转变。在全球价值链视角下研究产业梯度转移,有利于明确具体的产业转移的环节,能够描绘出被转移的价值链中产品和服务的流动,能让每一个企业都明确各个环节的活动对自身成功的重要性,而且有助于分析那些参与全球竞争的竞争者们如何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利润分配,有助于解释为什么生产商与最终市场建立联系的方式会影响他们参与国际市场获利的能力。
目前,中国西部地区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仍然处于全球价值链附加值最低的环节,竞争力位次最低,大量外资企业的幕后主导营造了西部承接产业梯度转移的表面繁荣。大多数本土企业还没有切入主流的全球价值链,产业竞争力非常脆弱。需要认识到,做强自主品牌需要人才、管理、现代化的信息手段和技术设备等方面与国际接轨。而做到这一点,仅凭企业的力量和自由的市场经济是不够的。政府要在企业缺乏价值链治理能力的时期,推动产业整合,重点培养和扶持精干生产企业,增强这些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占据战略环节的能力。
因此,根据产业结构的梯度性和互补性实施产业转移的同时,需要在全球治理框架下,结合自身资源优势,通过价值链治理和学习创新,将更多的价值链活动内部化到本土企业,谋求产业升级。政府要采取多种方式使西部的企业参与到更多的价值创造环节中去,为产业梯度转移提供资源整合的平台,将自然资源和独特的人文景观作为承接产业转移的优势和培养自主品牌的基础引进人才和技术,而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吸引外资。一方面,可以通过授予出口企业和外贸企业享受平等的出口配额权,刺激外贸企业与生产企业的竞争性整合。以提升本土企业整体的设计和营销能力;另一方面,政府要给予国内自主品牌大力支持,以政府姿态认可并宣传本土品牌的优势,引导商贸人才、设计人才和管理人才逐渐流向国内品牌建设的队伍,壮大国内自主品牌的建设实力。
关键词:全球价值链;产业梯度转移;价值链治理;产业升级
中图分类号:F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 0103-0164-03
在全球竞争日益加剧的环境中,以资源要素禀赋、区域经济间的阶梯状差距为基础的产业转移理论在解决中国地区间产业转移的现实问题时出现了种种缺陷,传统经济发展模式的思维方式和分析方法已经难以应付中国所面临的全球范围内要素重组和产业转移的重大机遇和挑战。而全球价值链理论作为一种探讨新的经济发展模式的思维和理论,比传统的经济、社会分析模型更加关注企业和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生产部门各环节间的动态变化,有助于我们从全球化角度、运用一种全新的思维模式探讨中国西部地区对产业梯度转移的承接。
一、全球价值链视角下的产业梯度转移
中国东部地区在参与国际竞争的过程中,面临的产业结构升级问题促进了产业梯度转移的深入研究。梯度在区域经济学中用来表示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差别的概念。现实中,一个国家或地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总是会出现具有不同发展水平的区域差异。当每出现一种新行业、新产品、新技术,都会随时间的推移由高梯度地区向低梯度地区传递。20世纪80年代初,国内一些学者把梯度转移理论引入了中国生产力布局和区域经济研究中,将中国总体上划分为东、中、西三大具有较大差异的经济地带。由于地区间生产要素禀赋、经济基础与产业分工的不同,这三大地带在经济发展与产业结构水平上形成了一定的阶梯状差距。产业梯度转移就是由于资源供给或产品需求条件发生变化后,某些产业从某一国家或地区转移到另一国家或地区的经济行为和过程。也可理解为,产业梯度转移的存在是因为经济的发展趋势总是由发达地区向次发达地区,再向落后地区推进,处于高梯度地区的某些劳动密集的、消耗大量自然资源的产业会自发地向处于较低梯度上的地区转移。
产业梯度转移推进了中国西部地区参与国际分工和全球竞争的进程,西部地区作为承接产业梯度转移的主体。与一体化企业、零售商、领导厂商、交钥匙供应商和零部件供应商等一起共同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产业梯度转移的成败和未来的持续发展,与全球价值链的参与者的经济行动和价值分配形式息息相关。中国作为世界制造业转移的重要基地,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真实地位和利润分配情况,也影响着中国产业梯度转移的进程,决定了西部地区承接产业梯度转移的战略决策。因此,承接产业梯度转移并不是西部地区一个“点”上的问题,而是全球价值链整条“链”上的问题,具体来说,是这条“链”上各个价值增值环节的问题。在全球价值链的框架下,某一产品的生产活动在全球范围内得以实现,国家或企业的活动是全球价值链的某一环节。共同参与到某一产品的生产和价值创造活动之中,其价值创造决定了该国或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上的地位。如果在价值链上不具有竞争力的国家或企业,只能存在于价值链的底端,获得很小的价值增量。西部地区(的企业)承接产业梯度转移作为全球价值链的某一环节,其价值创造取决于其在价值链中所处的地位。
二、中国西部地区通过承接产业梯度转移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
从中国制造业来看,中国制造业已经深深地融入了相关产业的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二十多年来,中国从吸纳传统制造业的产品制造或加工组装环节开始,逐渐发展到目前对高新技术产业中的加工制造环节的大规模吸纳,但是,绝大部分企业仍然处于全球价值链体系的低端环节,特别是其中大量的中小企业只能分到微薄的劳务加工费用,几乎90%的附加价值被处于价值链高端的品牌、设计、管理、营销、储运、保险等环节的外商所占有。郎咸平(2008)以玩具制造为例,描述了中国的东莞和温州生产的芭比娃娃的前期产品设计、市场调研等均在美国完成,中国工厂只不过进行“来料加52"或“来样加工”。他指出,按照美国商务部所公布的数据,中国企业制造芭比娃娃的价值是1美金,最后在美国的沃尔玛卖出去的价格是9.99美金。从一开始的制造到终端的零售整个价值的创造是接近10美金,可是中国制造业只创造了1美元的价值。也就是说,国际产业转移吸引中国生产制造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鏈分工,并根据在价值链中所处的地位参与价值分配。例如,在芭比娃娃这一产品所创造的价值总额10美元中,中国的生产制造企业由于处在价值链的生产环节只参与分配了1美元,而其余的9美元由处于价值链其他环节的外商获得。
然而,承接产业梯度转移的西部地区,如同过去的东莞、温州等地,通过参与某一产业的价值创造和分配过程,加入到这一产业的全球价值链分工之中。可是,西部地区依然承接的是一些能耗大、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移,或者对附加值比较低的环节进行外包生产。这样的产业转移方式在加速西部地区融入国际分工的同时,也是进一步利用西部地区廉价的劳动力和自然资源为跨国公司或者外资企业创造价值。如果西部地区的企业不能升级到价值链的高端环节,将很难通过生产要素、需求条件、相关产业、企业战略和竞争对手获得产业的竞争力,而只能重蹈东部地区的发展路程,受控于投资方,不能获得多余的资金进行技术开发和产业升级,更不能通过承接产业转移提升西部地区的弱小企业在全球市场的竞争力。这样的产业梯度转移只能使西部地区处于价值链的最低端,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获得很少的利润分配。
以纺织服装业为例,2008年下半年以来,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的蔓延,中国纺织工业出现了外需大幅下滑、内需竞争加剧、企业经营困难、亏损增加、就业形势严峻的局面,中国纺织工业陷人多年未遇的困境。但是,2008年四川地区纺织行业固定资产投资58.50亿元(含服装),比上年增长了42.1%,中等规模以上纺织工业总产值334,74亿元,增长40.14%,工业增加值42,35亿元,增长32,2%,销售收入269.35亿元,增长42.39%。四川纺织企业实现出口创汇9.6亿美元,增长27.9%,占全省出口创汇总额的21.1%。可见,四川凭借其近原材料产地、劳动力供应丰富等优势,通过承接沿海地区纺织服装产业转移带来了发展机遇和经济效益。但是,从服装业的全球价值链分工来看,西部地区的企业承接的是服装及纺织初加工环节,在整个价值链中附加值最低。
据日本的一份资料显示,服装业的附加值构成是加工19%,批发15%,零售36%(徐钟,2003),加工环节附加值约生产环节1/2。由于日本主要在20世纪70年代之后并不是 主要的生产基地,其国内劳动力成本高于中国等因素,其加工费用高于一般中低档服装,拉高了它生产环节的附加值。而与此相比,中国服装产业所处的全球价值链状况将更不乐观。由于在服装面料、辅料及配件上常常不能满足高档服装生产要求的条件,中国服装出口是以量取胜,长期以来中低档服装占据主体(常亚平,2005);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牌加工的比例占据出口服装总量的绝对多数。2007年中国50%的服装为来料加工,30%以上由进口商提供商标、款式、纸样,进行来图来样加工,自主品牌只占10%左右。中国服装产业发展至今OEM、ODM、OBM比例还高达7:2:1,贴牌比率为90%。由于真实附加值是企业的商业秘密,高档服装企业附加值的相关数据难以获得,本文仅在一些数据的假设基础上进行分析。
以一件顶级男士西服为例,如果贴上自主品牌,零售价为2000元,贴上世界级标签在纽约第五大道的零售价为2000美元以上(中国对外贸易,2003)。假设制造商原料购人额为0元,卖给国外批发商100美元,批发商给一级代理的价格为800美元,标签上标明零售价格为2 000美元,可以计算出各环节的附加值。在贴牌生产状况下,各环节的附加值分配为:生产环节附加值100美元(100～0),批发商附加值700美元(800～100),零售商附加值为1200美元(2000～800)。假设自主品牌服装卖给批发商或者直接卖给零售商的价格为国内市场的最高价格2000元(按2007年1月汇率100元=7.23美元,约144.6美元),这意味着,自主品牌生产所获得的附加值,仅为购买方附加值的20%左右,即在生产附加值不变的情况下,贴牌生产零售附加值与国内就相差有8倍多。
在产业梯度转移中,转出方的目的主要在于降低成本和增加销售,而生产制造环节相对于全球价值链上的其他价值创造环节来说,在产品控制、以及供货时间灵活性等方面表现出的综合能力都比较低,特别是代工生产,完全依附于研发、物流、销售等其他环节,不仅创造的价值附加值最低,而且是削减成本的最好环节。因此,为了实现转移目的,生产制造环节往往成为中国产业梯度转移中被转移的主要对象,向拥有更多的低成本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的西部地区转移,使得西部地区的生产制造企业以成本优势参与到全球价值链分工之中,但却只能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环节,无法获得较高的价值分配。同时,生产制造环节是最容易被复制的环节,如果仅以生产制造环节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无法培育西部地区的企业的竞争优势,终将使其面临新一轮的竞争瓶颈。
三、中国西部地区产业升级的新思考
承接产业梯度转移并不是中国西部地区发展的终极目标,通过承接产业梯度转移实现产业升级才是发展的目的所在。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一种以OEM的方式参与产业国际分工的形式,不仅使中国成为全球性市场的重要加工地,同时也使中国的生产制造企业加入到全球价值链分工与价值附加值分配之中。但是,由于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环节,中国的生产制造企业开始面临着竞争瓶颈,其生产的产品在规模、质量和效益等之间存在明显的不平衡,迫使这些企业在。经历一定程度的成长后,提出了向价值链高端环节发展的需要,并以产业梯度转移的方式谋求产业升级。
理论上普遍认为,产业升级一般是遵循从流程升级到产品升级,再到功能升级,最后到链条升级,使得产业梯度转移往往从OEM订单的转移开始,在获得订单转移的过程中,不断加深中国制造企业与外商的合作,通过技术学习获得技术的转移,从而在技术转移的基础上通过产业整合实现品牌的自主创新。然而,究竟如何实现这种理论上的产业升级,是否这种产业升级就是一种线性向上的发展过程,目前的大量研究并没有定论。但是,在全球经济背景下,全球领先公司在价值链中掌握绝对权力,扮演着价值链的治理者角色,协调和组织分散于价值链各环节的价值创造活动(Gere,1999)。也就是说,全球领先公司作为全球价值链中的权力拥有者,往往通过制定参数,执行和监督规则、标准的实施,来组织、协调价值链各环节的价值创造活动。并控制价值附加值在不同经济行为体中的分配。因此,中国西部地区的产业升级,不仅仅是西部地区自身发展的问题,而涉及全球价值链上各个环节的生产和分配,需要从企业层面认识问题,通过对企业经济活动的分析,识别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将价值链治理与产业升级过程相结合,为中国西部地区探索一种新的产业升级思路。
因此,西部地区应当认识到,企业要保持竞争优势,就需要企业在价值链某些特定的战略环节上具有优势。也就是说,西部地区需要关注组织的真实资源状态,通过产业升级向价值链的战略环节靠拢,培养在价值链的战略环节上获取高额附加值的能力。在技术转移的基础上,对多方资源进行协调整合,不仅需要考虑本产业、本企业的内部沟通与协调,而且需要关注产业的横向联合与交流,了解产业链上各个价值创造环节的分工与合作,注重购买者需求,进行技术和产品的创新。通过生产和销售自主品牌的產品,转变只能进行生产加工的局面,从价值链的低端环节攀升到高端环节。通过价值链治理识别权力关系,学习先进的技术经验,协调与整合既有技术和新的技术,进行产品开发和生产过程自主创新,提升对价值创造和分配的掌控能力,使西部地区不再依靠传统的资源优势承接产业梯度转移的低技术含量、高污染、高能耗的生产制造环节,而是通过占据能获得高附加值的设计、销售等价值链的战略环节提升产业竞争力。
四、结论
西部地区承接产业梯度转移要进行全球性战略思维转变。在全球价值链视角下研究产业梯度转移,有利于明确具体的产业转移的环节,能够描绘出被转移的价值链中产品和服务的流动,能让每一个企业都明确各个环节的活动对自身成功的重要性,而且有助于分析那些参与全球竞争的竞争者们如何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利润分配,有助于解释为什么生产商与最终市场建立联系的方式会影响他们参与国际市场获利的能力。
目前,中国西部地区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仍然处于全球价值链附加值最低的环节,竞争力位次最低,大量外资企业的幕后主导营造了西部承接产业梯度转移的表面繁荣。大多数本土企业还没有切入主流的全球价值链,产业竞争力非常脆弱。需要认识到,做强自主品牌需要人才、管理、现代化的信息手段和技术设备等方面与国际接轨。而做到这一点,仅凭企业的力量和自由的市场经济是不够的。政府要在企业缺乏价值链治理能力的时期,推动产业整合,重点培养和扶持精干生产企业,增强这些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占据战略环节的能力。
因此,根据产业结构的梯度性和互补性实施产业转移的同时,需要在全球治理框架下,结合自身资源优势,通过价值链治理和学习创新,将更多的价值链活动内部化到本土企业,谋求产业升级。政府要采取多种方式使西部的企业参与到更多的价值创造环节中去,为产业梯度转移提供资源整合的平台,将自然资源和独特的人文景观作为承接产业转移的优势和培养自主品牌的基础引进人才和技术,而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吸引外资。一方面,可以通过授予出口企业和外贸企业享受平等的出口配额权,刺激外贸企业与生产企业的竞争性整合。以提升本土企业整体的设计和营销能力;另一方面,政府要给予国内自主品牌大力支持,以政府姿态认可并宣传本土品牌的优势,引导商贸人才、设计人才和管理人才逐渐流向国内品牌建设的队伍,壮大国内自主品牌的建设实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