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沐浴改革开放的春风,搭乘高速狂奔的中国经济列车,建立在低人工成本之上的“中国制造”取得了骄人的业绩。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呼啸而来,珠三角成为重灾区。一时间,关于“低成本劳动力优势还能维持多久”的争论在网络上再次热烈起来。
2009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相继召开。尽管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争执依然激烈,但中国政府的信念十分坚定:中国已协同世界各国一道步入了“低碳时代”,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变革势在必行!新能源行业的崛起让我们看到了中国政府的决心和中国企业的雷厉风行,但不时传来的“产能过剩”新闻又让我们为之忧心忡忡。
不容置疑的是,后危机时代,尽管中国经济已呈现出企稳回升的良好迹象,但也不得不从危机前两位数增长的“飙车”轨道过渡到平稳发展的“中速”轨道。与之相适应,企业的商业模式和治理法则将发生变革。
微笑曲线与中国的高科技
1992年,为实现“再造宏”的梦想,施振荣先生提出了著名的“微笑曲线”理论。基于创造高附加值的经营理念,“研发”和“销售”成为驱动企业高速发展的两只飞轮,低附加值的制造环节渐渐被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所遗弃。
耐克公司深谙“轻资产运营”之道,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捕捉到了“全球制造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变革契机,在全世界寻找条件最好的生产商为其生产,而自己则专攻产品研发、品牌培养与市场营销等高附加值环节。也许你根本无法想象几乎没有一名耐克的员工会“做鞋”这样的事实,但凭借着对“设计”和“市场”的掌控,耐克鞋走遍了社会各地。这就是耐克公司对“微笑曲线”的研读和践行。
高科技和“微笑曲线”成就了不计其数的跨国公司,IBM就是受益者之一。早在2004年12月,IBM就将“笨重”的PC业务甩给了联想,从而成功转型为一家“为客户解决问题”的信息技术服务公司。
与跨国公司不同,高科技似乎并没有给中国企业带来多少福音,相反却引发了一系列争论。如果说中国没有高科技,恐怕连美国人都不相信。从2003年到2008年,“神五”“神六”“神七”三度飞天,中国的高科技水准令世界瞩目。但中国有没有高科技企业呢?对此,“炮手”郎咸平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企业过于相信奇迹,崇拜奇迹,总是希望快点创造出一个高科技产品,把它拿到市场上去赚钱,而不重视把其中的规律提炼出来。在郎咸平所著的《科幻——中国高新技术企业发展战略评判》一书中,清华紫光、方正等老牌“中关村”被列为“高科技”的反面教材。
如果说中国没有高科技企业不免有点武断,但像华为这样的高科技精英企业却是屈指可数。2009年10月30日,怀胎十年的创业板终于浮出水面,其“两高六新”的定位,让翘首企盼的国人看到了中国高科技企业的曙光,中国“微软”似乎就在眼前。不容置疑,超高市盈率所衍生的非凡“造富”效应着实赢得了受益者的狂欢,但遗憾的是,这份突如其来的狂欢只持续了短短一秒钟。一秒钟之后,创业板“两高六新”的定位就遭受到了来自社会各界的质疑。有分析人士指出,“无论是新医药、新材料还是新能源,都仅仅是个概念而已。”更有知情人士点名指责身披“高科技”外衣的汉威电子,“汉威电子所谓的红外光学传感器技术,其实是将在美国某家大型传感器生产商位于上海分公司的一位技术人员‘挖’过去后才有的。”鉴于没有“核心”专利的事实,分析人士指出,汉威电子在高端市场上毫无竞争力可言,只不过是穿着“高科技”新鞋走“扩大规模压低成本”的老路。
金融危机与坚挺的低成本
如果要阐释金融危机的负面效用,恐怕一天一夜也说不完。但若从产业结构优化的角度来讲,金融危机的正面作用还是值得肯定的。对于缺乏竞争力的企业来说,金融危机是最有效的清理工具。从这一点来讲,汽车行业要健康发展,技术日趋老化、成本节节攀升的克莱斯勒、通用汽车等巨头成为牺牲品未尝不是幸事。
对于国人来讲,金融飓风吹倒“制造工厂”也是一个警示。从宏观来看,中国政府调整经济结构、优化经济发展模式的枪声已经打响;从微观来看,经历过金融危机洗礼的企业家更能体会到优化商业模式的必要性和紧迫性。2009年初,海尔做出从制造型企业向营销型企业转型的战略决策,剥离业已成型的生产环节,专注于高附加值的研发、品牌、渠道和服务。这无疑是海尔对白色家电行业发展趋势和价值链“微笑曲线”的深层思考。遗憾的是,像海尔这样有敏锐市场嗅觉并时刻痛定思痛的中国企业并不多。诚如马云所说,金融危机给我们发出了“改变做事方式和发展方式”的信号,只可惜危机过得太快,中国企业还不够太痛,思考还不够多。
关于中国企业的低成本优势还能坚持多久的争论由来已久。早在中国申请加入世贸组织之时就有人预言,“入世后,我们的廉价劳动力‘优势’将会在与跨国公司的‘零距离竞争’中消于无形。”经济学家吴敬琏指出,“农村目前留有的劳动力已不可能大量转移,中国低成本劳动力庞大供应的优势不再存在。”令这些大牌经济学家不解的是,在支撑中国经济复苏的众多力量中,“廉价劳动力”的功臣地位依然坚不可摧。拿汽车行业来说,金融飓风一方面吹倒了美国的通用,另一方面却“吹暖”了中国的比亚迪。
与国际汽车巨头相比,比亚迪的科技含量并不算高,甚至还时常有侵权官司缠身。在比亚迪领头羊王传福眼里,多么高档的轿车都是“一堆钢铁”。王传福对国际领先水平的生产线不屑一顾,“一意孤行”地走低成本路线——大批量招聘经验不丰富的工人替代自动化生产线。据知情人士透露,比亚迪一线汽车工人的工资比长三角制鞋企业工人的工资要低很多。“廉价劳动力”拉动比亚迪汽车以每年超100%的销量增速一路狂奔,将王传福推上了2009年《福布斯》中国富豪榜的榜首。
也许,对于中国企业而言,两端高跷、中部塌陷的“微笑曲线”并不适用。至少在可预见的一段时间内,劳动力价值被低估的局面很难得以修正,纵使辅以《劳动合同法》的强制约束,“微笑曲线”在中国企业的实际运行中依然逃脱不了“中部崛起”的宿命。
谁主沉浮?
在互联网为主导的“地球村”,很难找到一处没有高科技气息弥漫的“世外桃源”。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怎么可能没有高科技?但问题是,中国缺乏“实战型”的高科技,或者说,真正的高科技企业少得可怜。
什么是高科技?政府、专家学者、企业家的观点大相径庭。据报道,当年华为也曾经想冲击创业板(当时称为“科技板”),结果被由院士组成的豪华“发审委”鉴定为“没有科技含量”。今天回味以来,感觉这是个“笑话”。但从这个“笑话”中,我们可以隐约窥见纯学术研究的偏执性及中国高科技企业的宿命。试想,如果微软公司当年上市时被拒之门外,恐怕今天没有多少人知道比尔·盖茨是谁。
决胜“低碳时代”,提升产品和服务的科技含量乃大势所趋。但对于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家看来,低成本战略更加立竿见影。所以,争执高科技和低成本谁将主导中国经济这一话题似乎很难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在很大程度上,这只能是学术派与实战派之间一场旷日持久的“口水战”。在通晓国际高科技发展潮流的资深专家来看,华为的万门程控交换机和GSM基站的确没有多少“科技含量”。同理,在经济学大师眼中被视作朝阳产业的“新能源”,到了企业家这里却蜕变成“产能过剩”。
客观地讲,与国有企业相比,中国民营企业(尤其是在创业期)的处境是非常艰难的,这是身处深宅大院的专家学者所无法想象的。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应该给那些建立在低成本战略之上的企业多一些宽容。当然,当企业被“血汗工厂”丑闻所围攻时,也应该自觉肩负起更多的社会责任。诚如马云所说,在新商业文明时代,企业应该从“在市场中寻找机会”转变成为“为社会解决问题”。
2009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相继召开。尽管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争执依然激烈,但中国政府的信念十分坚定:中国已协同世界各国一道步入了“低碳时代”,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变革势在必行!新能源行业的崛起让我们看到了中国政府的决心和中国企业的雷厉风行,但不时传来的“产能过剩”新闻又让我们为之忧心忡忡。
不容置疑的是,后危机时代,尽管中国经济已呈现出企稳回升的良好迹象,但也不得不从危机前两位数增长的“飙车”轨道过渡到平稳发展的“中速”轨道。与之相适应,企业的商业模式和治理法则将发生变革。
微笑曲线与中国的高科技
1992年,为实现“再造宏”的梦想,施振荣先生提出了著名的“微笑曲线”理论。基于创造高附加值的经营理念,“研发”和“销售”成为驱动企业高速发展的两只飞轮,低附加值的制造环节渐渐被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所遗弃。
耐克公司深谙“轻资产运营”之道,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捕捉到了“全球制造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变革契机,在全世界寻找条件最好的生产商为其生产,而自己则专攻产品研发、品牌培养与市场营销等高附加值环节。也许你根本无法想象几乎没有一名耐克的员工会“做鞋”这样的事实,但凭借着对“设计”和“市场”的掌控,耐克鞋走遍了社会各地。这就是耐克公司对“微笑曲线”的研读和践行。
高科技和“微笑曲线”成就了不计其数的跨国公司,IBM就是受益者之一。早在2004年12月,IBM就将“笨重”的PC业务甩给了联想,从而成功转型为一家“为客户解决问题”的信息技术服务公司。
与跨国公司不同,高科技似乎并没有给中国企业带来多少福音,相反却引发了一系列争论。如果说中国没有高科技,恐怕连美国人都不相信。从2003年到2008年,“神五”“神六”“神七”三度飞天,中国的高科技水准令世界瞩目。但中国有没有高科技企业呢?对此,“炮手”郎咸平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企业过于相信奇迹,崇拜奇迹,总是希望快点创造出一个高科技产品,把它拿到市场上去赚钱,而不重视把其中的规律提炼出来。在郎咸平所著的《科幻——中国高新技术企业发展战略评判》一书中,清华紫光、方正等老牌“中关村”被列为“高科技”的反面教材。
如果说中国没有高科技企业不免有点武断,但像华为这样的高科技精英企业却是屈指可数。2009年10月30日,怀胎十年的创业板终于浮出水面,其“两高六新”的定位,让翘首企盼的国人看到了中国高科技企业的曙光,中国“微软”似乎就在眼前。不容置疑,超高市盈率所衍生的非凡“造富”效应着实赢得了受益者的狂欢,但遗憾的是,这份突如其来的狂欢只持续了短短一秒钟。一秒钟之后,创业板“两高六新”的定位就遭受到了来自社会各界的质疑。有分析人士指出,“无论是新医药、新材料还是新能源,都仅仅是个概念而已。”更有知情人士点名指责身披“高科技”外衣的汉威电子,“汉威电子所谓的红外光学传感器技术,其实是将在美国某家大型传感器生产商位于上海分公司的一位技术人员‘挖’过去后才有的。”鉴于没有“核心”专利的事实,分析人士指出,汉威电子在高端市场上毫无竞争力可言,只不过是穿着“高科技”新鞋走“扩大规模压低成本”的老路。
金融危机与坚挺的低成本
如果要阐释金融危机的负面效用,恐怕一天一夜也说不完。但若从产业结构优化的角度来讲,金融危机的正面作用还是值得肯定的。对于缺乏竞争力的企业来说,金融危机是最有效的清理工具。从这一点来讲,汽车行业要健康发展,技术日趋老化、成本节节攀升的克莱斯勒、通用汽车等巨头成为牺牲品未尝不是幸事。
对于国人来讲,金融飓风吹倒“制造工厂”也是一个警示。从宏观来看,中国政府调整经济结构、优化经济发展模式的枪声已经打响;从微观来看,经历过金融危机洗礼的企业家更能体会到优化商业模式的必要性和紧迫性。2009年初,海尔做出从制造型企业向营销型企业转型的战略决策,剥离业已成型的生产环节,专注于高附加值的研发、品牌、渠道和服务。这无疑是海尔对白色家电行业发展趋势和价值链“微笑曲线”的深层思考。遗憾的是,像海尔这样有敏锐市场嗅觉并时刻痛定思痛的中国企业并不多。诚如马云所说,金融危机给我们发出了“改变做事方式和发展方式”的信号,只可惜危机过得太快,中国企业还不够太痛,思考还不够多。
关于中国企业的低成本优势还能坚持多久的争论由来已久。早在中国申请加入世贸组织之时就有人预言,“入世后,我们的廉价劳动力‘优势’将会在与跨国公司的‘零距离竞争’中消于无形。”经济学家吴敬琏指出,“农村目前留有的劳动力已不可能大量转移,中国低成本劳动力庞大供应的优势不再存在。”令这些大牌经济学家不解的是,在支撑中国经济复苏的众多力量中,“廉价劳动力”的功臣地位依然坚不可摧。拿汽车行业来说,金融飓风一方面吹倒了美国的通用,另一方面却“吹暖”了中国的比亚迪。
与国际汽车巨头相比,比亚迪的科技含量并不算高,甚至还时常有侵权官司缠身。在比亚迪领头羊王传福眼里,多么高档的轿车都是“一堆钢铁”。王传福对国际领先水平的生产线不屑一顾,“一意孤行”地走低成本路线——大批量招聘经验不丰富的工人替代自动化生产线。据知情人士透露,比亚迪一线汽车工人的工资比长三角制鞋企业工人的工资要低很多。“廉价劳动力”拉动比亚迪汽车以每年超100%的销量增速一路狂奔,将王传福推上了2009年《福布斯》中国富豪榜的榜首。
也许,对于中国企业而言,两端高跷、中部塌陷的“微笑曲线”并不适用。至少在可预见的一段时间内,劳动力价值被低估的局面很难得以修正,纵使辅以《劳动合同法》的强制约束,“微笑曲线”在中国企业的实际运行中依然逃脱不了“中部崛起”的宿命。
谁主沉浮?
在互联网为主导的“地球村”,很难找到一处没有高科技气息弥漫的“世外桃源”。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怎么可能没有高科技?但问题是,中国缺乏“实战型”的高科技,或者说,真正的高科技企业少得可怜。
什么是高科技?政府、专家学者、企业家的观点大相径庭。据报道,当年华为也曾经想冲击创业板(当时称为“科技板”),结果被由院士组成的豪华“发审委”鉴定为“没有科技含量”。今天回味以来,感觉这是个“笑话”。但从这个“笑话”中,我们可以隐约窥见纯学术研究的偏执性及中国高科技企业的宿命。试想,如果微软公司当年上市时被拒之门外,恐怕今天没有多少人知道比尔·盖茨是谁。
决胜“低碳时代”,提升产品和服务的科技含量乃大势所趋。但对于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家看来,低成本战略更加立竿见影。所以,争执高科技和低成本谁将主导中国经济这一话题似乎很难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在很大程度上,这只能是学术派与实战派之间一场旷日持久的“口水战”。在通晓国际高科技发展潮流的资深专家来看,华为的万门程控交换机和GSM基站的确没有多少“科技含量”。同理,在经济学大师眼中被视作朝阳产业的“新能源”,到了企业家这里却蜕变成“产能过剩”。
客观地讲,与国有企业相比,中国民营企业(尤其是在创业期)的处境是非常艰难的,这是身处深宅大院的专家学者所无法想象的。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应该给那些建立在低成本战略之上的企业多一些宽容。当然,当企业被“血汗工厂”丑闻所围攻时,也应该自觉肩负起更多的社会责任。诚如马云所说,在新商业文明时代,企业应该从“在市场中寻找机会”转变成为“为社会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