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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胡风冤案”是一个非常沉重的话题。一介书生，手无缚鸡之力，充其量就是比别人多识了几个字，多看了几本书，多了点独立思考，多了点自由思想，既不会弄枪，更不会舞刀，既不会啸聚山林，更不会落草为寇，哪来的“反党、反革命”的胆魄和实力，退一步讲，即使借给他一万个胆子，他也断然不敢跟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权叫板。
关键词：胡风冤案；忠诚；信任
“在这个时代，他们和所有人一样，把最高领袖视为神圣的、纯洁的晶体，透明、光华灿灿，他们把信任、忠诚，甚至整个身心也交给了共和国，奉献给了领袖”（《文坛悲歌》第180页）。尽管热爱，尽管崇敬，尽管欢欣鼓舞，尽管心悦诚服，但厄运还是出其不意地降到了“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头上：一九五五年的春天，本是一个繁花似锦、姹紫嫣红的时节，但整个文艺界，不，应该是整个神州大地，从北到南，从东到西，到处都弥漫着一股肃杀之气，凡和胡风有直接或间接关系的家人、同事、朋友、学生、亲戚、老乡，都通通倒在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威力”下，或被捕入狱，或隔离审查。胡风及“胡风集团”的骨干分子路翎、阿垅、绿原、徐放、耿庸、卢甸、鲁藜、牛汉、贾植芳等的命运自不待言，连那些和胡风素未谋面，只是作为胡风的崇拜者和仰慕者的文学爱好者也难逃一劫。湖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郑思，1946年曾在胡风创办的《希望》杂志上发表过一首诗，解放后因仰慕胡风大名，去拜访过一次，这次郑思也被作为“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一员而被抓了起来，他受不了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折磨，喝安眠药自杀身亡；四川永川县一位教师，四十年代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骨干徐放有过通信联系，后中断，五十年代又给徐放一信，由徐放的妻子代回一封，胡风案发后，为表示自己的清白，主动将信交给党组织，也未能避免审查和打击，老婆与他离婚，自己也成了反革命；沈阳一位在读的大学生王志刚，因为与胡风的“铁杆”鲁藜通过两封信，就被所在学校列为重点审查对象，更让人匪夷所思的是，在王志刚的母亲住院期间，一位正在医院实习的鞍山卫校的学生关洪竹负责照料，王的母亲出院后，为表示感谢，关洪竹曾被邀到王家做客，前后共两次，却不料惹祸上身，既成了审查对象，遭受批判，还被扣发毕业证，直到1986年才被彻底平反——三十一年过去了……
张中晓，一个被胡风称为“中国的杜勃罗留波夫”的天才少年，21岁就在《文学界》上发表《略论我们的文艺批评》，引人瞩目；23岁就在《文学月报》发表为纪念马雅可夫斯基60周年诞辰而写的《巨大的情》，旋即被苏联报章转载；22岁就担任新文艺出版社的编辑，并陆续写出了一些文艺评论。对于这样一位文学青年，有“文学青年导师”之称的胡风给与了其充分地鼓励和关怀，俩人时有信件往来，自然也就各自表达着对《讲话》及其他文艺思想的看法，张中晓在一封信中写道：
对于“暴露”、“歌颂”的三小段，是不对的，这完全是形式的理解和机械的看法。我讨厌“暴露”、“歌頌”（这含义应该与“暴露”相对）这类说法，我觉得，现实主义应该换写为痛苦，欢乐，追求和梦想，我觉得，现实主义应该驱逐这些庸俗的恶劣的说法。
这书，也许在延安时有用，但，现在，我觉得是不行了。照现在的行情，它能屠杀生灵，怪不得帮闲们奉之若图腾！
当然，里面有些是对的，譬如“不是在作品中写哲学讲义”，以及你在《论现实主义的路》第10页所引的一些。但，我觉得这些都该是马列主义的常识。
这些信件，后来都成了“胡风反党集团”向党和人民猖狂进攻的铁证，而张中晓，更是被“御批”道：“还是这个张中晓，他的反革命感觉是很灵的……”（《文坛悲歌》第299页）。
自此，张中晓陷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几年之后，在孤寂、伤病、饥饿、痛苦、折磨、压抑中离世，年仅36岁或37岁——没人知道更没人关注他离去的确切时间……
本是豆蔻年华，却在牢狱里度过；本是一代天才，却如流星般陨落。这是时代的悲剧还是社会的悲剧，这是个人的悲哀还是民族的悲哀？
从“红楼梦研究批判”到“《武训传》批判”，再到“胡风反革命集团”，再到五七年“反右”，再到文革，无休无止地审查，接二连三地批判，没完没了地检讨，文化人颜面尽失、斯文扫地。自杀的、疯掉的不计其数；离婚的、被捕的，举不胜举。纵然那些还“苟活”在人间的，要么噤若寒蝉，像沈从文；要么趋炎附势，像郭沫若；要么“非己”，像冯友兰；要么投靠，像周一良。当年的激情，当年的狂飙，一时间都远遁地无影无踪了。
对于胡风悲剧产生的原因，有人归结为“周扬的打击报复”，有人归结为文艺界由来已久的“宗派主义”斗争，还有人认为胡风本身就是个唯心论者，是个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文艺理论家，被批倒批臭，实属咎由自取。以上缘由，也许是胡风蒙冤的导火索或推进器，但真正掌握着胡风生杀予夺大权的，显然不是周扬们。其真实原因，只有看了李辉的《文坛悲歌——胡风冤案始末》，你才有茅塞顿开之感：“人们总是习惯于看到胡风与周扬的私人恩怨，仅仅从现象上看到文人间宗派主义的相争相斗，还有胡风的固执和偏颇，以为如果没有这些，胡风永远会平安无事。其实，这只是将目光停在表象上，实际上，历史发展到1955年，与毛泽东文艺思想相左的人，不管他是谁，都不会安然无恙的”（《文坛悲歌》第230页）。作者的这番话，确实是解开胡风悲剧的一把钥匙。后来的“反右”和“文革”是对李辉这段文字的最好注脚。在那个年月，文艺和文学作品，除了阶级和阶级斗争，除了革命和反革命，除了暴露和歌颂，除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实在再也找不出更新奇的理论和方法了——《讲话》已经处于真理的巅峰了。
胡风的被遗忘，“红海洋”的沉渣泛起，再次表明在我国这样一个被封建文化侵蚀了两千多年的国度，“启蒙”——仍是未竟的事业。余英时说：“待从头，收拾旧山河。”这实在是很有见地的……
参考文献：
[1] 李直飞. 历史的记忆与悲壮的叙述——论中国远征军的文学书写[J]. 重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2（06） .
关键词：胡风冤案；忠诚；信任
“在这个时代，他们和所有人一样，把最高领袖视为神圣的、纯洁的晶体，透明、光华灿灿，他们把信任、忠诚，甚至整个身心也交给了共和国，奉献给了领袖”（《文坛悲歌》第180页）。尽管热爱，尽管崇敬，尽管欢欣鼓舞，尽管心悦诚服，但厄运还是出其不意地降到了“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头上：一九五五年的春天，本是一个繁花似锦、姹紫嫣红的时节，但整个文艺界，不，应该是整个神州大地，从北到南，从东到西，到处都弥漫着一股肃杀之气，凡和胡风有直接或间接关系的家人、同事、朋友、学生、亲戚、老乡，都通通倒在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威力”下，或被捕入狱，或隔离审查。胡风及“胡风集团”的骨干分子路翎、阿垅、绿原、徐放、耿庸、卢甸、鲁藜、牛汉、贾植芳等的命运自不待言，连那些和胡风素未谋面，只是作为胡风的崇拜者和仰慕者的文学爱好者也难逃一劫。湖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郑思，1946年曾在胡风创办的《希望》杂志上发表过一首诗，解放后因仰慕胡风大名，去拜访过一次，这次郑思也被作为“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一员而被抓了起来，他受不了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折磨，喝安眠药自杀身亡；四川永川县一位教师，四十年代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骨干徐放有过通信联系，后中断，五十年代又给徐放一信，由徐放的妻子代回一封，胡风案发后，为表示自己的清白，主动将信交给党组织，也未能避免审查和打击，老婆与他离婚，自己也成了反革命；沈阳一位在读的大学生王志刚，因为与胡风的“铁杆”鲁藜通过两封信，就被所在学校列为重点审查对象，更让人匪夷所思的是，在王志刚的母亲住院期间，一位正在医院实习的鞍山卫校的学生关洪竹负责照料，王的母亲出院后，为表示感谢，关洪竹曾被邀到王家做客，前后共两次，却不料惹祸上身，既成了审查对象，遭受批判，还被扣发毕业证，直到1986年才被彻底平反——三十一年过去了……
张中晓，一个被胡风称为“中国的杜勃罗留波夫”的天才少年，21岁就在《文学界》上发表《略论我们的文艺批评》，引人瞩目；23岁就在《文学月报》发表为纪念马雅可夫斯基60周年诞辰而写的《巨大的情》，旋即被苏联报章转载；22岁就担任新文艺出版社的编辑，并陆续写出了一些文艺评论。对于这样一位文学青年，有“文学青年导师”之称的胡风给与了其充分地鼓励和关怀，俩人时有信件往来，自然也就各自表达着对《讲话》及其他文艺思想的看法，张中晓在一封信中写道：
对于“暴露”、“歌颂”的三小段，是不对的，这完全是形式的理解和机械的看法。我讨厌“暴露”、“歌頌”（这含义应该与“暴露”相对）这类说法，我觉得，现实主义应该换写为痛苦，欢乐，追求和梦想，我觉得，现实主义应该驱逐这些庸俗的恶劣的说法。
这书，也许在延安时有用，但，现在，我觉得是不行了。照现在的行情，它能屠杀生灵，怪不得帮闲们奉之若图腾！
当然，里面有些是对的，譬如“不是在作品中写哲学讲义”，以及你在《论现实主义的路》第10页所引的一些。但，我觉得这些都该是马列主义的常识。
这些信件，后来都成了“胡风反党集团”向党和人民猖狂进攻的铁证，而张中晓，更是被“御批”道：“还是这个张中晓，他的反革命感觉是很灵的……”（《文坛悲歌》第299页）。
自此，张中晓陷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几年之后，在孤寂、伤病、饥饿、痛苦、折磨、压抑中离世，年仅36岁或37岁——没人知道更没人关注他离去的确切时间……
本是豆蔻年华，却在牢狱里度过；本是一代天才，却如流星般陨落。这是时代的悲剧还是社会的悲剧，这是个人的悲哀还是民族的悲哀？
从“红楼梦研究批判”到“《武训传》批判”，再到“胡风反革命集团”，再到五七年“反右”，再到文革，无休无止地审查，接二连三地批判，没完没了地检讨，文化人颜面尽失、斯文扫地。自杀的、疯掉的不计其数；离婚的、被捕的，举不胜举。纵然那些还“苟活”在人间的，要么噤若寒蝉，像沈从文；要么趋炎附势，像郭沫若；要么“非己”，像冯友兰；要么投靠，像周一良。当年的激情，当年的狂飙，一时间都远遁地无影无踪了。
对于胡风悲剧产生的原因，有人归结为“周扬的打击报复”，有人归结为文艺界由来已久的“宗派主义”斗争，还有人认为胡风本身就是个唯心论者，是个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文艺理论家，被批倒批臭，实属咎由自取。以上缘由，也许是胡风蒙冤的导火索或推进器，但真正掌握着胡风生杀予夺大权的，显然不是周扬们。其真实原因，只有看了李辉的《文坛悲歌——胡风冤案始末》，你才有茅塞顿开之感：“人们总是习惯于看到胡风与周扬的私人恩怨，仅仅从现象上看到文人间宗派主义的相争相斗，还有胡风的固执和偏颇，以为如果没有这些，胡风永远会平安无事。其实，这只是将目光停在表象上，实际上，历史发展到1955年，与毛泽东文艺思想相左的人，不管他是谁，都不会安然无恙的”（《文坛悲歌》第230页）。作者的这番话，确实是解开胡风悲剧的一把钥匙。后来的“反右”和“文革”是对李辉这段文字的最好注脚。在那个年月，文艺和文学作品，除了阶级和阶级斗争，除了革命和反革命，除了暴露和歌颂，除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实在再也找不出更新奇的理论和方法了——《讲话》已经处于真理的巅峰了。
胡风的被遗忘，“红海洋”的沉渣泛起，再次表明在我国这样一个被封建文化侵蚀了两千多年的国度，“启蒙”——仍是未竟的事业。余英时说：“待从头，收拾旧山河。”这实在是很有见地的……
参考文献：
[1] 李直飞. 历史的记忆与悲壮的叙述——论中国远征军的文学书写[J]. 重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2（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