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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年来，在我们商店里发生的趣事不胜枚举，像是一部纪录片，讲述了国人在性观念上的变迁，并从这个独特的角度，映衬出中国改革开放的轨迹。
1993年——凌峰：我替我太太谢谢你
一天上午，来了几个扛着摄像机的年轻人，用带着闽南口音的普通话告诉我，他们是台湾电视台《八千里路云和月》栏目的记者，要进行采访和拍摄，等一会儿，凌峰先生还要来做节目主持人。对于这位著名的台湾艺人，我在电视上多次见过他，只是没见过他本人。听说他要来，我们既有些高兴又有些好奇。
没过多久凌峰到了，和电视上看到的一模一样，光头上带着一顶礼帽。那天很冷，他穿了—件裘皮长大衣，两只手揣在袖管里，一副闲散和不羁的样子。
他进门后向大家点点头，就径直走到柜台前，仔细地观看里边摆放的东西。当时柜台前已经站了很多顾客，把柜台挡得很严实，他就站在人墙外边从缝隙中朝里看。人们认出了他，自觉闪开一条道，他忙把揣在袖子里的手抽出来摆了摆说：“你们看，你们看，对不起打搅了。”
这时中央电视台《观察与思考》栏目和其他几家正在现场采访的电视台记者，已经把摄像机对准了他，让这场对凌峰先生的采访开了头。他说，没想到在大陆能够开办这样的性商店，大陆开放的速度让人惊讶，在台湾现在还没有这样的店。他还说，在临来之前以为是国外那种刺激的性商店，到了这里才发现很好，很健康。
采访快结束时，他有事先离开，助手们留下继续拍摄。临出门时，他又转过身来指着墙上的一幅画说：“把这个也拍上。”我拿了几盒补。肾壮阳的保健品送给他，他很高兴，一边接过来一边对我说：“谢谢你，我替我的太太谢谢你。”惹得全场一片大笑。
后来我知道他和比他小17岁、聪明貌美的贺顺顺结合，还生了活泼可爱的女儿柔柔，一时间在海峡两岸传为佳话。
1994年——“流氓教授”
一个满头白发、弯腰驼背的老人，提着菜篮子在店里转了两个多小时，不买东西也不走，已经连续3天了。
这位老人的举动虽有些异样，但并没有引起我们太大注意。那时进店买东西的人都有点不自然，心理素质差、敏感的人有时还会有些夸张的举动，我们早已见怪不怪了。有一次，一位顾客在挑选一支假体时，突然拿起来就往嘴里送，急得我们的导购大夫赶忙夺了过来。
第4天早上开门，那位老人又来了，他没有在店里转而是直接走到我的办公室。
“我总算活着看见中国的性商店了。”说完，老人泪如雨下。
我被这突如其来的感动弄得不知所措，忙扶老人到里面坐下，给他端上一杯水。他用颤抖的手接过水杯，一口气喝了个干净。好——会儿他才平静下来，但仍没有离开的意思。
自从商店开业以来，几乎每天都会碰到这样的人，呆在这里许久，不是失恋了到这儿寻求安慰，就是第三者插足把家搞散了到这儿吐苦水。看着店里车水马龙的顾客，我心中暗暗叫苦，只好硬着头皮对付。后来，这位老人讲述他几十年的悲惨经历，竟然和我们的性用品难解难分，让我的心情好几天没平静下来。
老人二十多岁时，曾是一所名牌大学哲学系的学生，毕业后被分配到某医学院马列主义教研室当老师。不知是书读得太多书呆子气太重，还是赶上了“大鸣大放”年代敢讲真话，他在研读了马克思的著作后，从人性的角度出发，提出在中国应普及性用品，以此来提高国人的性生活质量，使人本能所产生的能量不要全部释放到生育上，从而达到降低人口数量的目的。他在论文的首页上这样写道：“人的本能如果被刺刀割断，其结果不是减弱而是增强，而这种增强往往是畸形的。”
这在当时比马寅初教授提出的人口论还要反动十倍。在政治第一、革命万岁的年代提出这样的观点，自然会被革命群众打翻在地。只是他比其他反革命分子还多了一顶“流氓教授”帽子，尽管那时他还只是一个讲师。
他经历了那个时代一个反革命分子应遭受的全部苦难，右派、劳改、开除党籍、离婚……在文化大革命中更是备受折磨，在批斗会上他被别人揪着头发交待是如何用他的流氓观点去和老婆进行流氓活动的。虽然当时中国人除了知道国家下发的避孕套，还根本不知道有什么性器具，连这位“流氓教授”本人，也没有机会见到过今天这些五花八门让人脸红心跳的自慰用品。
他的头发在无休止的批斗会中被揪光了，牙齿也被打得没剩下几颗，可这书呆子宁死也坚持自己的观点不改，结果以“反革命罪”被判了10年徒刑。判决书里还有一条罪状，那就是“流氓罪”。
他从一个牛皮纸口袋里拿出那篇让他受了三十多年苦难的论文原稿，厚厚的一叠，纸已经有些发黄，纸角也卷了起来，但字迹却十分工整。那时还没有电脑，这十几万字手写的文稿，竟然没有一处涂改的痕迹。真不知道这本“异端邪说”，是如何躲过那一场场运动而保留到今天的。
“我活着……我看到了……”讲完了这个故事，他一遍遍地喃喃自语，然后提着菜篮子离开了。
望着他那满头的白发和驼着的背影，我使劲地忍着，不让自己的泪水流下来。
1995年——因“祸”得福
1995年我们和北京市计划生育委员会宣教中心、北京电视台一起开办了《生命·生育·生活》电视节目，这是国内电视第一次播出成人性教育栏目，在当时也算得上是大胆创新之举。栏目的片头是以我们商店为背景，配上一段铿锵有力的台词，还真有点震撼力。
节目一播出，立即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收视率节节攀升，电视台领导和我们都高兴。可这时问题却来了：在每集的片头中都有这样一个镜头，一个40岁左右的男人瞪着眼、半张着嘴全神贯注地看着柜子里的商品，样子有点滑稽。虽然只有一两秒钟，但由于是一个近景特写，还挺显眼，谁看了都笑。节目播出后，有一天，这位先生找到我们店里来，希望我们跟电视台编导说一下，把他从镜头中剪掉。原来因为这个短短的瞬间，他一下子在熟人中成了议论的中心。老婆一口咬定他有了外遇才到那种地方去，哭着闹着要他老实交待问题。女儿说爸爸没羞，又说爸爸真棒。亲戚朋友更是一见面就说：“啊，老张，昨晚又在电视上看见你了。”
我赶忙找到电视台的栏目编辑，把这件事反映给他们。编辑回答说，这个栏目是经过台领导审定的，任何一处改动都要重新审批走程序，为这一点小事惊动台领导不值得。他们好像对这样的事情司空见惯，并不是很在意。
节目就这样一集一集地播，片头里的老张隔三差五就来我们店里提出“强烈抗议”，临走还要买上几盒避孕套，每次我都给他多打点折，毕竟使用过人家的“尊容”嘛。
老张很久没有到我们店里来，可能是觉得此事没有希望了，事情 也就这样稀里糊涂地不了了之。
几个月后，老张又来了。这次的气势可与以往不同，他夹着一个黑皮包，进门就把一张支票往我眼前一放，说买十箱避孕套。我吓了一跳，买这么多，他要用多少年才能用完啊?
老张看出我的疑虑，忙说：“这是给单位买的，领导看了这个节目，夸我有胆量、有勇气、思想解放，前几天把我提成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了，科级干部呢。我干了大半辈子都没提上去。”说完，坐在我对面的沙发上，高高地翘起二郎腿，从口袋里掏出一盒中南海牌香烟，“啪”的一下打着了火……
2001年——吃饱了别撑着
一辆深蓝色的宝马在店前缓缓地停了下来，车门缓缓推开，一个大腹便便的谢顶男人扶着车门吃力地从车里挪出来。
“来两盒猛药，要顶级的。”他用那戴着硕大金戒指的手，从包里抽出一沓钱放在柜台上。
导购大夫拿了两盒浅绿色的药盒放在他的面前：“您试试这种，这是从德国新进口的产品，360元一盒。”
他略略扫了一眼，从口袋里掏出了一颗粗黑的雪茄烟点上，吐出—个烟圈：“换!”
他脸部面无表情，特像美国明星史泰龙。我不知他的真意是什么，忙追问了一句：“先生您的意思是……”
“年轻人，我刚做生意时也跟你差不多，经常变点小魔术，现在生意做大了，反而觉得玩儿这没劲了。”
我明白了，他是起了疑心，担心我们以次充好。
“您误会了老板，我看你的体重略微超了一点，担心您的心脏和血压可能有点儿不到位，所以先给您推荐一些比较温和的。”
他看了看我，目光中露出一丝善意。
“真让你说对了，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这‘三高’我都有了，外加心脏供血不足。”他叹了一口气，显得有点儿无奈。
“所以您不能服用太猛的药，否则按下葫芦起了瓢。”
“生意越做越大，钱越赚越多，身边的女人越来越漂亮，身体却越来越差，家伙也越来越不行了。”
我忙接着说：“其实现在像您这种情况已经成普遍现象了，够时尚。”
他笑了起来：“你别说这社会还真他妈够哥们儿，中国人以前哪有过这样的好日子。”
他把药收起来，看了看我说：“还是你们好呀!够奔腾!”
“哪呀，微软微软。”不能炫耀自己让顾客不高兴。
他大笑起来：“老板会说话，你要是微软我岂不是松下了。”
“再来两盒。”他又拿出一把钱来。
2004年——叫化子也要避孕套
社会越发达要饭的反而越多，记得小时候街上有个要饭的我们还追着看，现在几乎每天都看到有人向你伸出了脏兮兮的手。
那天快下班时来了一个乞丐，盛夏酷暑，他还穿着一件油乎乎的厚棉袄，和其他叫花子不一样的是他打着一付竹板，嘴里振振有词地说了一大串恭喜发财之类的话。碰到要饭的到店里来，我一般总要给一块钱打发一下，虽不图来世有好报，也免得夜里有人来砸玻璃。我拿出一块钱给他，他却摆摆手不要，我以为他嫌少，心想如今叫花子的胃口比房价涨得还快。这时他身上的臭味已经熏得有些顾客向外走了，为了让他快点离开，我咬咬牙拿出一张10元大钞给他，他仍然摆手不要。
“快走，快走，10块钱还嫌少。”我一边把钱塞给他，一边向外轰他出去。
“大哥，我不要钱。”他嗓音嘶哑地喊了一声。
“那你要什么?还要来当总经理不成?”
“我要这个套子。”他指了指展柜里的避孕套，目光呆滞的眼睛里流露出一丝羞法。
我听了心里一热，忙拿了一盒避孕套塞给了他。
“谢谢大哥。”他用黑乎乎的手接过了避孕套，还向我鞠了一躬，便匆匆离去了。
看来没脸可言的叫花子碰到“性”时也会不好意思。
现在许多以要钱为职业的乞讨者都改行“碰瓷”了，他们的市场定位变得真快，找到了新的利润增长点。前些日子，我就亲身碰到这样一件事，一个要饭的撞了我停在路边的汽车，却硬说是我撞了他，纠缠不清，最后给了他100元钱了事。多大的利润啊!比我们卖套的利润高多了。对于来我们店里要避孕套的“乞讨工作者”，我看还是慷慨一点好，免得被人家碰了“瓷”。
要饭也好，“碰瓷”也罢，既然成了职业，温饱之余他们也需要用套。(摘自《禁果1993——我和我的性商店》，作家出版社)
1993年——凌峰：我替我太太谢谢你
一天上午，来了几个扛着摄像机的年轻人，用带着闽南口音的普通话告诉我，他们是台湾电视台《八千里路云和月》栏目的记者，要进行采访和拍摄，等一会儿，凌峰先生还要来做节目主持人。对于这位著名的台湾艺人，我在电视上多次见过他，只是没见过他本人。听说他要来，我们既有些高兴又有些好奇。
没过多久凌峰到了，和电视上看到的一模一样，光头上带着一顶礼帽。那天很冷，他穿了—件裘皮长大衣，两只手揣在袖管里，一副闲散和不羁的样子。
他进门后向大家点点头，就径直走到柜台前，仔细地观看里边摆放的东西。当时柜台前已经站了很多顾客，把柜台挡得很严实，他就站在人墙外边从缝隙中朝里看。人们认出了他，自觉闪开一条道，他忙把揣在袖子里的手抽出来摆了摆说：“你们看，你们看，对不起打搅了。”
这时中央电视台《观察与思考》栏目和其他几家正在现场采访的电视台记者，已经把摄像机对准了他，让这场对凌峰先生的采访开了头。他说，没想到在大陆能够开办这样的性商店，大陆开放的速度让人惊讶，在台湾现在还没有这样的店。他还说，在临来之前以为是国外那种刺激的性商店，到了这里才发现很好，很健康。
采访快结束时，他有事先离开，助手们留下继续拍摄。临出门时，他又转过身来指着墙上的一幅画说：“把这个也拍上。”我拿了几盒补。肾壮阳的保健品送给他，他很高兴，一边接过来一边对我说：“谢谢你，我替我的太太谢谢你。”惹得全场一片大笑。
后来我知道他和比他小17岁、聪明貌美的贺顺顺结合，还生了活泼可爱的女儿柔柔，一时间在海峡两岸传为佳话。
1994年——“流氓教授”
一个满头白发、弯腰驼背的老人，提着菜篮子在店里转了两个多小时，不买东西也不走，已经连续3天了。
这位老人的举动虽有些异样，但并没有引起我们太大注意。那时进店买东西的人都有点不自然，心理素质差、敏感的人有时还会有些夸张的举动，我们早已见怪不怪了。有一次，一位顾客在挑选一支假体时，突然拿起来就往嘴里送，急得我们的导购大夫赶忙夺了过来。
第4天早上开门，那位老人又来了，他没有在店里转而是直接走到我的办公室。
“我总算活着看见中国的性商店了。”说完，老人泪如雨下。
我被这突如其来的感动弄得不知所措，忙扶老人到里面坐下，给他端上一杯水。他用颤抖的手接过水杯，一口气喝了个干净。好——会儿他才平静下来，但仍没有离开的意思。
自从商店开业以来，几乎每天都会碰到这样的人，呆在这里许久，不是失恋了到这儿寻求安慰，就是第三者插足把家搞散了到这儿吐苦水。看着店里车水马龙的顾客，我心中暗暗叫苦，只好硬着头皮对付。后来，这位老人讲述他几十年的悲惨经历，竟然和我们的性用品难解难分，让我的心情好几天没平静下来。
老人二十多岁时，曾是一所名牌大学哲学系的学生，毕业后被分配到某医学院马列主义教研室当老师。不知是书读得太多书呆子气太重，还是赶上了“大鸣大放”年代敢讲真话，他在研读了马克思的著作后，从人性的角度出发，提出在中国应普及性用品，以此来提高国人的性生活质量，使人本能所产生的能量不要全部释放到生育上，从而达到降低人口数量的目的。他在论文的首页上这样写道：“人的本能如果被刺刀割断，其结果不是减弱而是增强，而这种增强往往是畸形的。”
这在当时比马寅初教授提出的人口论还要反动十倍。在政治第一、革命万岁的年代提出这样的观点，自然会被革命群众打翻在地。只是他比其他反革命分子还多了一顶“流氓教授”帽子，尽管那时他还只是一个讲师。
他经历了那个时代一个反革命分子应遭受的全部苦难，右派、劳改、开除党籍、离婚……在文化大革命中更是备受折磨，在批斗会上他被别人揪着头发交待是如何用他的流氓观点去和老婆进行流氓活动的。虽然当时中国人除了知道国家下发的避孕套，还根本不知道有什么性器具，连这位“流氓教授”本人，也没有机会见到过今天这些五花八门让人脸红心跳的自慰用品。
他的头发在无休止的批斗会中被揪光了，牙齿也被打得没剩下几颗，可这书呆子宁死也坚持自己的观点不改，结果以“反革命罪”被判了10年徒刑。判决书里还有一条罪状，那就是“流氓罪”。
他从一个牛皮纸口袋里拿出那篇让他受了三十多年苦难的论文原稿，厚厚的一叠，纸已经有些发黄，纸角也卷了起来，但字迹却十分工整。那时还没有电脑，这十几万字手写的文稿，竟然没有一处涂改的痕迹。真不知道这本“异端邪说”，是如何躲过那一场场运动而保留到今天的。
“我活着……我看到了……”讲完了这个故事，他一遍遍地喃喃自语，然后提着菜篮子离开了。
望着他那满头的白发和驼着的背影，我使劲地忍着，不让自己的泪水流下来。
1995年——因“祸”得福
1995年我们和北京市计划生育委员会宣教中心、北京电视台一起开办了《生命·生育·生活》电视节目，这是国内电视第一次播出成人性教育栏目，在当时也算得上是大胆创新之举。栏目的片头是以我们商店为背景，配上一段铿锵有力的台词，还真有点震撼力。
节目一播出，立即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收视率节节攀升，电视台领导和我们都高兴。可这时问题却来了：在每集的片头中都有这样一个镜头，一个40岁左右的男人瞪着眼、半张着嘴全神贯注地看着柜子里的商品，样子有点滑稽。虽然只有一两秒钟，但由于是一个近景特写，还挺显眼，谁看了都笑。节目播出后，有一天，这位先生找到我们店里来，希望我们跟电视台编导说一下，把他从镜头中剪掉。原来因为这个短短的瞬间，他一下子在熟人中成了议论的中心。老婆一口咬定他有了外遇才到那种地方去，哭着闹着要他老实交待问题。女儿说爸爸没羞，又说爸爸真棒。亲戚朋友更是一见面就说：“啊，老张，昨晚又在电视上看见你了。”
我赶忙找到电视台的栏目编辑，把这件事反映给他们。编辑回答说，这个栏目是经过台领导审定的，任何一处改动都要重新审批走程序，为这一点小事惊动台领导不值得。他们好像对这样的事情司空见惯，并不是很在意。
节目就这样一集一集地播，片头里的老张隔三差五就来我们店里提出“强烈抗议”，临走还要买上几盒避孕套，每次我都给他多打点折，毕竟使用过人家的“尊容”嘛。
老张很久没有到我们店里来，可能是觉得此事没有希望了，事情 也就这样稀里糊涂地不了了之。
几个月后，老张又来了。这次的气势可与以往不同，他夹着一个黑皮包，进门就把一张支票往我眼前一放，说买十箱避孕套。我吓了一跳，买这么多，他要用多少年才能用完啊?
老张看出我的疑虑，忙说：“这是给单位买的，领导看了这个节目，夸我有胆量、有勇气、思想解放，前几天把我提成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了，科级干部呢。我干了大半辈子都没提上去。”说完，坐在我对面的沙发上，高高地翘起二郎腿，从口袋里掏出一盒中南海牌香烟，“啪”的一下打着了火……
2001年——吃饱了别撑着
一辆深蓝色的宝马在店前缓缓地停了下来，车门缓缓推开，一个大腹便便的谢顶男人扶着车门吃力地从车里挪出来。
“来两盒猛药，要顶级的。”他用那戴着硕大金戒指的手，从包里抽出一沓钱放在柜台上。
导购大夫拿了两盒浅绿色的药盒放在他的面前：“您试试这种，这是从德国新进口的产品，360元一盒。”
他略略扫了一眼，从口袋里掏出了一颗粗黑的雪茄烟点上，吐出—个烟圈：“换!”
他脸部面无表情，特像美国明星史泰龙。我不知他的真意是什么，忙追问了一句：“先生您的意思是……”
“年轻人，我刚做生意时也跟你差不多，经常变点小魔术，现在生意做大了，反而觉得玩儿这没劲了。”
我明白了，他是起了疑心，担心我们以次充好。
“您误会了老板，我看你的体重略微超了一点，担心您的心脏和血压可能有点儿不到位，所以先给您推荐一些比较温和的。”
他看了看我，目光中露出一丝善意。
“真让你说对了，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这‘三高’我都有了，外加心脏供血不足。”他叹了一口气，显得有点儿无奈。
“所以您不能服用太猛的药，否则按下葫芦起了瓢。”
“生意越做越大，钱越赚越多，身边的女人越来越漂亮，身体却越来越差，家伙也越来越不行了。”
我忙接着说：“其实现在像您这种情况已经成普遍现象了，够时尚。”
他笑了起来：“你别说这社会还真他妈够哥们儿，中国人以前哪有过这样的好日子。”
他把药收起来，看了看我说：“还是你们好呀!够奔腾!”
“哪呀，微软微软。”不能炫耀自己让顾客不高兴。
他大笑起来：“老板会说话，你要是微软我岂不是松下了。”
“再来两盒。”他又拿出一把钱来。
2004年——叫化子也要避孕套
社会越发达要饭的反而越多，记得小时候街上有个要饭的我们还追着看，现在几乎每天都看到有人向你伸出了脏兮兮的手。
那天快下班时来了一个乞丐，盛夏酷暑，他还穿着一件油乎乎的厚棉袄，和其他叫花子不一样的是他打着一付竹板，嘴里振振有词地说了一大串恭喜发财之类的话。碰到要饭的到店里来，我一般总要给一块钱打发一下，虽不图来世有好报，也免得夜里有人来砸玻璃。我拿出一块钱给他，他却摆摆手不要，我以为他嫌少，心想如今叫花子的胃口比房价涨得还快。这时他身上的臭味已经熏得有些顾客向外走了，为了让他快点离开，我咬咬牙拿出一张10元大钞给他，他仍然摆手不要。
“快走，快走，10块钱还嫌少。”我一边把钱塞给他，一边向外轰他出去。
“大哥，我不要钱。”他嗓音嘶哑地喊了一声。
“那你要什么?还要来当总经理不成?”
“我要这个套子。”他指了指展柜里的避孕套，目光呆滞的眼睛里流露出一丝羞法。
我听了心里一热，忙拿了一盒避孕套塞给了他。
“谢谢大哥。”他用黑乎乎的手接过了避孕套，还向我鞠了一躬，便匆匆离去了。
看来没脸可言的叫花子碰到“性”时也会不好意思。
现在许多以要钱为职业的乞讨者都改行“碰瓷”了，他们的市场定位变得真快，找到了新的利润增长点。前些日子，我就亲身碰到这样一件事，一个要饭的撞了我停在路边的汽车，却硬说是我撞了他，纠缠不清，最后给了他100元钱了事。多大的利润啊!比我们卖套的利润高多了。对于来我们店里要避孕套的“乞讨工作者”，我看还是慷慨一点好，免得被人家碰了“瓷”。
要饭也好，“碰瓷”也罢，既然成了职业，温饱之余他们也需要用套。(摘自《禁果1993——我和我的性商店》，作家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