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在一次拍卖会预展上见到一件清乾隆时期竹雕“竹林七贤”图砚屏，砚屏分两部分，屏呈长方形，木框内以竹雕“竹林七贤”。采用浮雕、镂雕等技法，凸显出山高云绕，竹林茂盛。七贤于林中行乐。最为彰显工艺高超的是中上部镂刻根根修竹之后，二贤清谈其中，精细之极。以红木为座，镂刻草叶纹，为文房之器，这件竹林七贤图引发了笔者的研究兴趣并对它释读和理解。
　　“竹林七贤”指三国时曹魏正始年间，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王戎及阮咸七人，因常在山阳县竹林之下，喝酒、纵歌，肆意酣畅。竹林七贤的作品基本上继承了建安文学的精神，但由于当时的血腥统治，作家不能直抒胸臆，所以不得不采用比兴、象征、神话等手法，隐晦曲折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他们一直受人们敬重。
　　七人是玄学的代表人物，虽他们的思想倾向不同。嵇康、阮籍、刘伶、阮咸始终主张老庄之学，“越名教而任自然”，山涛、王戎则好老庄而杂以儒术，向秀则主张名教与自然合一。在政治态度上的分歧比较明显。嵇康、阮籍、刘伶等仕魏而对执掌大权、已成取代之势的司马氏集团持不合作态度。向秀在嵇康被害后被迫出仕。阮咸入晋曾为散骑侍郎，但不为司马炎所重。山涛起先"隐身自晦"，但40岁后出仕，投靠司马师，历任尚书吏部郎、侍中、司徒等，成为司马氏政权的高官。王戎为人鄙吝，功名心最盛，入晋后长期为侍中、吏部尚书、司徒等，历仕晋武帝、晋惠帝两朝，在八王之乱中，仍优游暇豫，不失其位。
　　竹林七贤的不合作态度为司马氏朝廷所不容，最后分崩离析：阮籍、刘伶、嵇康对司马朝廷不合作，嵇康被杀害，阮籍佯狂避世。王戎、山涛则投靠司马朝廷，竹林七贤最后各散西东。
　　肇事于魏晋的“竹林七贤”的隐逸生活，山中独立的小世界，形成了完美的背景。一群人散淡地居住在云台缘，纵酒狂歌，反对礼法，补满了隐士形象狂放的一面。自由、独立不羁，从此成为山中生活的关键词。酒精也好、茶叶也好，包括黄老之学与诗歌，都是逃避尘世的工具，同时追寻随心所欲的自由世界。
　　人们隐居山林的理由多多：商山四皓式的居危图安、叔齐伯夷式的不事二朝、介子推式的乐平守清、范蠡式的功成身退，或者魏晋六朝隐士的任情恣性、王孟式的玄诗隐逸派……
　　“大隐隐于朝，中隐隐于市，小隐隐于野。”这话流传了千百年的时间，被历代文人志士奉为人生信条。“隐逸”是一种态度，是一个低调的注解，与高度、与气度相关，被赋予因坚持信仰而自我放逐的含义。哲人说“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山的巍峨与水的宽厚，传递出不得志而独善其身的儒生情怀。
　　一种“诗意栖居”，不指向车马喧闹的城市，在于幽静的山水间。古往今来的隐士们将隐逸山居生活演绎为一种高洁的传统，并为后世之人上升到理想的高度。汗牛充栋的山居诗文，或抒发仁者的乐趣，或于淡泊的意境中感悟禅意，入世或出世，或儒或道或佛，殊途同归，最终在人们心中指引出一条通往山间小屋的道路。
　　貌似闲散的隐逸山居生活，在纵深处隐藏着创造性的活力，它直接催生或激发艺术创作的灵感。宋元时期的隐士多半都当过官，明清时期的山人多为艺术家。他们退让、避世的态度，愤世嫉俗的孤傲品格，将自己的才华和人文情趣借助于工匠之手，聊写胸中郁郁寡欢之气，借助花木紫砂，实现艺术生命的价值，因那器物之中浸透着更为深广的人文情怀。
　　如张岱和朱耷这样的隐士，在政治上失意，而于艺术中新生。他们为“采薇”的山中生活增添了传奇和诗意的色彩。隐逸山居不仅是政治的避难所，更是哲思生发地和艺术能量场。他们喝茶、读诗经、吟诗作赋，或与友人酬唱，从事着看似恬淡其实创造活力十足的艺术活动。艺术元素和交际功能，使得生活的内涵和外延更为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