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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电影自1895年诞生以来，就一直试图朝着成为一门独立艺术的方向发展，然而回顾中国电影的百年发展史，可以看到在相当的一段时期里，电影似乎偏离其作为本体的艺术主流，而是被作为政治的电影存在了，在逝去的历史中，浅探一下政治和电影的种种。
[关键词] 电影 艺术 政治 关系
doi:10.3969/j.issn.1002-6916.2012.05.004
1950年12月底，故事片《武训传》公映，在社会上引起很大的反响。四个月内，北京、上海等报刊连续发表肯定和赞扬的文章四十余篇。1951年5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从此掀起全国规模的批判运动，持续将近半年，发表近百篇批判文章，指责《武训传》歪曲人民革命历史，给武训本人戴上了“大地主、大债主、大流氓”的帽子[1]。批判运动还涉及影片《关连长》、《影迷传》、《夫妻进行曲》等，以及文史界的一些作品和观点，在整个思想文化领域造成严重影响。
电影自1895年诞生以来，就一直试图朝着成为一门独立艺术的轨迹发展，然而回顾中国电影的百年发展史，可以看到在相当的一段时期里，电影似乎偏离其作为本体的艺术主流，而是被作为政治的电影存在了，作为客观的历史存在，笔者对于这种从政治出发的电影史产生了兴趣，试图在逝去的历史中，由批判电影《武训传》说开去，浅探一下政治和电影的种种。
新中国的电影文化生态
“电影”是一个具有丰富涵义的概念。作为叙事电影，它除了娱乐、审美属性外，还有认识、教育等功能，可以说是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那么认识电影应该将它放到文化生态环境中考察。尤其是初创时期的新中国电影，是在中外电影史上的那种政治极其强化的社会文化环境中发展起来的，如果不了解这个文化环境的特点，也就无法了解这一时期的中国电影，诚如福柯所言“重要的不是话语讲述的年代，而是讲述话语的年代” [2]。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由于中国社会发生了前所未有的以消灭阶级，改变所有制为主要内容的巨大社会变革，以及伴之而来的马列主义、社会主义思潮的涌动与改革，必然要改革中国电影的面貌，首当其冲的是电影观众和功能的激烈变化，即以马列主义文艺观和毛泽东文艺思想，以文艺是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文艺为政治服务为宗旨，以政治标准为第一、艺术标准为第二的批评标准，以革命的政治内容与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相结合为审美原则等组成的相当完整的文艺思想理论体系。该文艺观指导下所制定的电影事业与创作的方针政策，是电影工作者必须遵循和执行的，从而决定性地影响了新中国的电影面貌。事实上，新中国电影发展的社会文化环境中，起主导作用的就是激烈的社会变革和马列主义文艺观影响下的带有娱乐、审美的政治本位化文化。作为一种内驱力，整个社会生活的政治化和艺术家心灵的政治化，深刻影响到了电影面貌。
《武训传》的政治隐喻
从电影本体而论，《武训传》的题材和风格上颇有特色，虽思想表达与艺术探索不够成熟，但是有很多可取之处。首先，不能说《武训传》宣传了“反动思想”：其次，该片拓展了电影的题材领域，选择了有别于工农兵形象的历史人物为题材；最后，在艺术表现上善于在现实和超现实的交叉点树立独特的艺术风格，带来新的电影美感。可在当时的政治历史气候下，它存在的缺陷引起了政治敏感性，这对当时的电影是很重要的。
一、武训自辱自贱的行为令人难以认同，在歌颂其为了修义学的苦探奇行精神时，表现其自辱自贱的心态和行为难免被人指责为对“奴性”的歌颂。与新中国成立伊始，人民情绪高涨，昂扬的氛围不相称。
二、孙瑜作为编导，其创作上的追求，无论从思想还是艺术上，都存在着明显的混合痕迹。由于此片由1944年就开始酝酿，直到1950年，其间中国社会的巨变，使得不同的政治观、历史观，以及艺术观杂陈其间，结果出现生疏的混合，“歌颂部分”生动活泼，“批判部分”显得抽象无力。尽管以《武训传》为引子，作为一个政治问题来进行，使得该运动对于电影创作，进而文艺创作造成深重久远的影响。
从《武训传》到戈达尔的“政治”电影
如果一定时期中国的电影被当作政治工具的话，那么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法国导演戈达尔的政治电影创作和全新的电影理念，本身就成为一种政治了。他的电影被认为是最政治化的电影，不仅仅因为题材内容的关系，更因为他坚持不但要拍摄“政治电影”，而且要“用政治的方法来拍电影”。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他成为最喧嚣的马克思主义者，并对欧美与第三世界政治电影制作者产生巨大的影响，戈达尔原本不认真的政治倾向逐渐变成对左派政治的严肃信仰，戈达尔在以自身的行动去实践其政治行为，可以说电影与政治在这位另类导演身上达到了内在的结合，他的电影创作与电影题材都无疑围绕着“政治”这个关键词，可以说当电影与政治相遇时，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相当长的时期，整个电影界都围绕着主导的政治主流话语在服务，那么与相呼应的西方的一些另类电影导演，也在以自己的个体实验从思想到行动都来完成政治与电影的结合。
1968年，左派倾向日益严重的戈达尔脱离了“艺术”电影，将创作重心从叙事电影转向直接政治和意识形态的纪录片和小品文。《东风》进行了叙事电影的实验，体现了他们的政治意识形态。与传统连续性和认同感取悦和满足观众相反，戈达尔的影片则以革命的影响和观念警醒和改变观众。“反电影”是一种政治电影，但电影和政治的关系却是不确定的，就像有人说的：“电影无法展示真理或暴露真理，因为真理并非躺在那里，等着被拍摄。电影所能作的含义，而含义只能在与其他含义的关系之中，而不是与某些抽象的真理尺度和标准的关系之中被设计标化出来。”
从历史角度看，戈达尔的作品体现了电影理论，电影语言，制作方式和社会政治方面持续的演进，他将电影当作“社会实践”的理念成为对电影发展的重要贡献，并改变了电影制作、发行、放映和观看的方式。
结语
走到二十一世纪的电影，在电影逐渐重新找回自我主体存在时，能否以平视的、客观的眼光厘清电影和政治的关系，我想我还是会以探究的态度关注。
参考文献
[1] 钟大丰 / 舒晓鸣 《中国电影史》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1995年版 P88。
[2]老晃《规定动作：审查\删除》 《电影世界》 11年6月号， 第22页。
作者简介
魏雪青，河南艺术职业学院。
[关键词] 电影 艺术 政治 关系
doi:10.3969/j.issn.1002-6916.2012.05.004
1950年12月底，故事片《武训传》公映，在社会上引起很大的反响。四个月内，北京、上海等报刊连续发表肯定和赞扬的文章四十余篇。1951年5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从此掀起全国规模的批判运动，持续将近半年，发表近百篇批判文章，指责《武训传》歪曲人民革命历史，给武训本人戴上了“大地主、大债主、大流氓”的帽子[1]。批判运动还涉及影片《关连长》、《影迷传》、《夫妻进行曲》等，以及文史界的一些作品和观点，在整个思想文化领域造成严重影响。
电影自1895年诞生以来，就一直试图朝着成为一门独立艺术的轨迹发展，然而回顾中国电影的百年发展史，可以看到在相当的一段时期里，电影似乎偏离其作为本体的艺术主流，而是被作为政治的电影存在了，作为客观的历史存在，笔者对于这种从政治出发的电影史产生了兴趣，试图在逝去的历史中，由批判电影《武训传》说开去，浅探一下政治和电影的种种。
新中国的电影文化生态
“电影”是一个具有丰富涵义的概念。作为叙事电影，它除了娱乐、审美属性外，还有认识、教育等功能，可以说是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那么认识电影应该将它放到文化生态环境中考察。尤其是初创时期的新中国电影，是在中外电影史上的那种政治极其强化的社会文化环境中发展起来的，如果不了解这个文化环境的特点，也就无法了解这一时期的中国电影，诚如福柯所言“重要的不是话语讲述的年代，而是讲述话语的年代” [2]。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由于中国社会发生了前所未有的以消灭阶级，改变所有制为主要内容的巨大社会变革，以及伴之而来的马列主义、社会主义思潮的涌动与改革，必然要改革中国电影的面貌，首当其冲的是电影观众和功能的激烈变化，即以马列主义文艺观和毛泽东文艺思想，以文艺是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文艺为政治服务为宗旨，以政治标准为第一、艺术标准为第二的批评标准，以革命的政治内容与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相结合为审美原则等组成的相当完整的文艺思想理论体系。该文艺观指导下所制定的电影事业与创作的方针政策，是电影工作者必须遵循和执行的，从而决定性地影响了新中国的电影面貌。事实上，新中国电影发展的社会文化环境中，起主导作用的就是激烈的社会变革和马列主义文艺观影响下的带有娱乐、审美的政治本位化文化。作为一种内驱力，整个社会生活的政治化和艺术家心灵的政治化，深刻影响到了电影面貌。
《武训传》的政治隐喻
从电影本体而论，《武训传》的题材和风格上颇有特色，虽思想表达与艺术探索不够成熟，但是有很多可取之处。首先，不能说《武训传》宣传了“反动思想”：其次，该片拓展了电影的题材领域，选择了有别于工农兵形象的历史人物为题材；最后，在艺术表现上善于在现实和超现实的交叉点树立独特的艺术风格，带来新的电影美感。可在当时的政治历史气候下，它存在的缺陷引起了政治敏感性，这对当时的电影是很重要的。
一、武训自辱自贱的行为令人难以认同，在歌颂其为了修义学的苦探奇行精神时，表现其自辱自贱的心态和行为难免被人指责为对“奴性”的歌颂。与新中国成立伊始，人民情绪高涨，昂扬的氛围不相称。
二、孙瑜作为编导，其创作上的追求，无论从思想还是艺术上，都存在着明显的混合痕迹。由于此片由1944年就开始酝酿，直到1950年，其间中国社会的巨变，使得不同的政治观、历史观，以及艺术观杂陈其间，结果出现生疏的混合，“歌颂部分”生动活泼，“批判部分”显得抽象无力。尽管以《武训传》为引子，作为一个政治问题来进行，使得该运动对于电影创作，进而文艺创作造成深重久远的影响。
从《武训传》到戈达尔的“政治”电影
如果一定时期中国的电影被当作政治工具的话，那么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法国导演戈达尔的政治电影创作和全新的电影理念，本身就成为一种政治了。他的电影被认为是最政治化的电影，不仅仅因为题材内容的关系，更因为他坚持不但要拍摄“政治电影”，而且要“用政治的方法来拍电影”。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他成为最喧嚣的马克思主义者，并对欧美与第三世界政治电影制作者产生巨大的影响，戈达尔原本不认真的政治倾向逐渐变成对左派政治的严肃信仰，戈达尔在以自身的行动去实践其政治行为，可以说电影与政治在这位另类导演身上达到了内在的结合，他的电影创作与电影题材都无疑围绕着“政治”这个关键词，可以说当电影与政治相遇时，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相当长的时期，整个电影界都围绕着主导的政治主流话语在服务，那么与相呼应的西方的一些另类电影导演，也在以自己的个体实验从思想到行动都来完成政治与电影的结合。
1968年，左派倾向日益严重的戈达尔脱离了“艺术”电影，将创作重心从叙事电影转向直接政治和意识形态的纪录片和小品文。《东风》进行了叙事电影的实验，体现了他们的政治意识形态。与传统连续性和认同感取悦和满足观众相反，戈达尔的影片则以革命的影响和观念警醒和改变观众。“反电影”是一种政治电影，但电影和政治的关系却是不确定的，就像有人说的：“电影无法展示真理或暴露真理，因为真理并非躺在那里，等着被拍摄。电影所能作的含义，而含义只能在与其他含义的关系之中，而不是与某些抽象的真理尺度和标准的关系之中被设计标化出来。”
从历史角度看，戈达尔的作品体现了电影理论，电影语言，制作方式和社会政治方面持续的演进，他将电影当作“社会实践”的理念成为对电影发展的重要贡献，并改变了电影制作、发行、放映和观看的方式。
结语
走到二十一世纪的电影，在电影逐渐重新找回自我主体存在时，能否以平视的、客观的眼光厘清电影和政治的关系，我想我还是会以探究的态度关注。
参考文献
[1] 钟大丰 / 舒晓鸣 《中国电影史》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1995年版 P88。
[2]老晃《规定动作：审查\删除》 《电影世界》 11年6月号， 第22页。
作者简介
魏雪青，河南艺术职业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