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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巴赫金与韩礼德作为不同流派的语言学家，都深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其语言观呈现出内在差异：在生成来源上，巴赫金从语言的社会性层面出发来形成其语言观，韩礼德则是在汲取诸多因素的基础上来构筑其语言观;在研究重心上，巴赫金重点研究语言的意识形态性和社会交往性，韩礼德则重点探讨语言的起源和本质;在理论实现上，巴赫金建构了话语理论，韩礼德则创制了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此外，二者的马克思主义语言观又存在内在的互通性：在生成路径上，都是在对抽象客观主义语言研究传统进行批判的基础上生成的;在研究路径上，都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非亚里士多德式”研究路径;在实现路径上，都秉承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精神和批判精神。但是，相比马克思主义语言观，二者在对语言的阶级性、语言的出发点和目的等方面的认识上依然存在着一些不足。
关键词：巴赫金;韩礼德;马克思主义语言观;内在差异;互通性
中图分类号：B089 文献标识码：A
DOI：10.12186/2021.02.005
文章编号：2096-9864（2021）02-0039-07
马克思主义语言观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立足于现实的人的交往实践活动，在对语言的起源、本质和语言的研究方法等问题进行研究的过程中所形成的根本观点，是一种实践唯物主义的语言观。然而，马克思主义语言观诞生之始却不被重视，一直被搁置于边缘化的境地，鲜有学者对其理论特质进行研究。直到近代，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学者们才开始逐渐碰触马克思主义语言观，并将对其理论本真的系统阐释和超越发展作为己任。正是在这种研究热潮的驱动下，俄国语言学家巴赫金和英国系统功能语言学家韩礼德分别从不同的研究视域出发，系统阐释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语言观。本文拟科学比较巴赫金与韩礼德马克思主义语言观的内在差异，挖掘二者之间的内在互通性，以期对于我们当下全面理解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语言观有所裨益。
一、生成来源：单一促成抑或多元共筑
巴赫金的马克思主义语言观主要呈现在其著作《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中，但是对于这部著作，学界评价并未形成共识。评论的焦点主要围绕着巴赫金本人到底是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其语言学思想是否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一种观点认为，巴赫金读过而且集中精力研究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在20世纪20年代所撰写的若干作品中甚至还依据过他们的某些思想，其语言学思想处处体现着马克思主义的身影。另一种观点认为，巴赫金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不否认他也可以采用这些思想来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巴赫金晚年曾多次在公开场合发表言论，不承认自己是一个“苏式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我们在评判一个人的思想时，不能把他的科学思想与他的政治观点等同视之。一个人可以在宗教上尊重马克思主义，但却在研究实践中不尊崇马克思主义。相反，一个人可以以批判的态度对待‘现实的社会主义’实验，甚至将其责任归咎于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而与此同时却又在科研分析方面保留着许多马克思主义的或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巴赫金属于第二种类型，尽管他一再强调自己不信奉马克思主义，但这并不否认，马克思主义对其语言学思想生成的影响。
马克思主义语言学的一个最重要观点就是强调语言的社会性。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就曾明确指出，语言和意识一样，从一开始就与人们的社会生活紧密相连，是社会的产物。巴赫金完全承继了这一观点。在《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中，他指出，语言产生于和服务于人们的社会交际，并在人们的社会交际之中获得进一步的完善和发展;因此，对语言进行研究，必须要始终把社会性作为其最基本的属性，注重语言与社会、语言与人、语言与意识、语言与历史、语言与文化等之间各种错综复杂关系的研究。显然，巴赫金是从语言的社会性层面出发来探讨和构建其语言学理论的，其马克思主义语言观也是借助于语言的社会性，通过对传统结构主义和形式主义语言哲学思想进行批判而逐渐生成的。
与巴赫金不同，韩礼德始终把马克思主义作为研究语言的认识论基础，并一直将马克思主义语言学视为自己追求的長远目标，即致力于在政治语境中研究语言。韩礼德的马克思主义语言观的生成是多源的，主要受四个方面思想的影响：一是受其中国导师罗常培和王力马克思主义语言学思想的影响。罗常培和王力是中国早期的历史语言学家和方言研究专家，他们在考察和研究语言时，都不同程度地利用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和文化观。二是受弗斯马克思主义语言观的影响。弗斯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语言学家，韩礼德通过王力接触到弗斯的语言学思想，并进行了认真的研学。三是受苏联语言学家的影响。苏联语言学家历来注重语言的社会性、历史性和阶级性等的研究，这些研究都对韩礼德马克思主义语言观的生成产生了重要启示。四是受布拉格语言学派的影响。布拉格语言学派注重对语言的系统性和功能性，以及语言在交际中表达意义的研究，彰显了马克思主义语言研究的实践性和整体性。
此外，韩礼德马克思主义语言观的生成还受到社会学家伯恩斯坦、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和语言学家巴赫金等人思想的影响，尤其是巴赫金马克思主义语言观的影响。可见，韩礼德马克思主义语言观的生成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二、研究重心：语言特性抑或语言起源
巴赫金与韩礼德都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出发来研究语言，但在研究重心上，却存在着很大差异。巴赫金重点研究语言的特性——意识形态性和社会交往性，韩礼德则重点研究语言的起源和本质。
在巴赫金之前，机械论的因果范畴和经验论的实证主义在语言学领域占据统治地位，马克思主义还未曾渗入。针对这一境况，马克思主义必须作出回应，科学解答语言学领域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正因如此，巴赫金撰写了《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一书，在书中指明语言哲学问题在整个马克思主义宇宙观中的位置，以及语言哲学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语言现象的现实性问题，并对语言的意识形态性或现实指涉性进行了科学论证。巴赫金指出，语言是符号和心理现象，同时也是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产品，而“任何一个意识形态产品不只是作为现实的一个部分（自然的和社会的）一个物体，一个生产工具或消费品，而且……还反映和折射着另外一个在它之外存在着的现实。一切意识形态的东西都有意义：它代表、表现、替代着在它之外存在着的某个东西，也就是说，它是一个符号（3HaK）。哪里没有符号，哪里就没有意识形态”。可见，在巴赫金看来，语言作为一种符号，具有非外指向性（生产工具）和外指向性（意识形态性）两种特性。然而，盛行于20世纪的索绪尔语言学，仅仅关注语言符号的非外指向性，而忽视语言符号的外指向性，这就为巴赫金的研究提供了空间。故此，他在批判和继承索绪尔语言学思想的基础上，重点研究了语言符号的外指向性——意识形态性。但是，一谈到意识形态，大多数语言学家都会习惯地将它同阶级、阶级斗争联系起来，赋予其极强的政治性。巴赫金却不同，他对意识形态概念的理解是十分宽泛的，主要是从意识形态与语言符号和语言表述之间关系的角度来理解。在他看来，“意识”和“意识形态”并不具有其后来所形成的单一性和固定的所指，意识形态往往和对话概念交织在一起，起着语义学的作用。 正是意识形态与对话概念交织在一起，促使巴赫金从对话概念着手来理解意识形态。他指出，对话可区分为两种，一种是作为人的意识，一种是作为话语的形式。然而，这里的“人的意识”，是指人的一般意识，不是指苏式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中的“阶级意识”。人的意识和语言是紧密相连的，语言是意识的外壳，意识是语言的内容;但语言首先是一种意识形态现象，且始终伴随着各种意识形态创作，没有语言的参与，任何意识形态产品的理解都是不可能的。同时，意识形态所创造的一切产品和表现也都包裹在语言之中，因为语言是最灵活、最细致、最忠实折射意识形态的媒体。在探讨了语言的意识形态性之后，巴赫金还深入研究了语言的社会交往性。他指出，语言是在社会交际的生活中产生的，并且也是为人们的社会交际服务的，语言的生存和发展处处都离不开社会交际这个语境。所以，语言的纯符号性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其社会性。
不同于巴赫金，韩礼德重点研究了语言的起源和本质属性。众所周知，在语言的起源问题上，一直存在着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大流派之间的争论。唯物主义者认为语言起源于人类的劳动或交际的需要，赞同语言的阶段论或语言的进化论;唯心主义者则不同，认为语言产生的真正原因存在于人类的本性之中，赞同语言神授论或语言天赋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也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主张立足于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并结合人类历史的发展来研究语言的起源问题。韩礼德在吸收和继承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理论的基础上，注重从人类个体的语言发展出发来探讨语言的起源。在他看来，语言并不是一种天赋的能力，而是一种表达意义的潜势，语言与其他人类的行为一样，都是后天学习的结果，考察人类语言的起源必须从人类的个体出发，而儿童语言的发展正好代表着人类语言的演进。可见，韩礼德立足于儿童个体语言的发展，对人类的语言起源问题进行了探讨，尽管他的出发点不同于马克思主义语言学家和传统的达尔文主义者，但是他将语言看作一个从低级向高级不断演化的过程，从本质上印证了其仍然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达尔文主义者。
除探讨语言的起源问题外，韩礼德还进一步探讨了为什么会有语言产生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曾经指出：“语言和意识具有同样长久的历史;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因而也为我自身而存在的、现实的意识。语言也和意识一样，只是由于需要，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产生的。”显然，在他们的视域中，语言是由于交往的需要才得以产生的。韩礼德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一重要思想，指出语言不是产品，而是一种活动，幼儿交际活动和需要的增多使语言得以产生和发展。可见，韩礼德关于语言的起源和为什么会有语言产生的理论，以人类的个体发展和交往互动为主线，并结合现实语境来审视和表达语言的意义，从本质上体现了马克思主义语言起源观的精神要义。
此外，韩礼德还在继承社会学家伯恩斯坦、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和语言学家弗斯等人思想的基础上，探讨了语言的本质。他把语言当作一种社会现象，注重从个体社会化的语义发生学、语言与社会结构的关系、语言的无意识性和语言使用中涉及的语境等角度出发来探讨语言的本质，认为语言是人们的社会产物，同时，还是人们的一种社会实践活动。可见，韩礼德是从语言的社会性和实践性两个层面出发来探讨语言的本质，这种理论认知是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完全一致的。
三、理论实现：话语理论抑或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
如上所述，巴赫金的马克思主义语言观重点研究语言的意识形态性，因此，只有科学揭示和表达语言意识形态性的理论，才是其马克思主义语言观实现的根本理论。话语理論作为一种独特的意识形态现象和最纯粹的社会交际媒介，是巴赫金语言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理论，它凭借其符号结构独特的清晰性，能够科学揭示符号交际的一般意识形态形式，而原有的一切关于复调、对话的理论，仅仅是话语理论的衍生形态。可见，话语理论是巴赫金实现其马克思主义语言观的根本路径。
在话语理论确立之前，人们仅仅只是研究各种自然语言的历史沿革和逻辑演进，而鲜见对语言本身进行研究。结构主义产生以后，人们改变了旧有的研究格局，开始注重对语言结构和体系的研究。不过，结构主义具有反历史主义和反人文主义精神的缺陷，这种缺陷直接割裂了语言发展与社会历史之间的内在联系，使语言研究逐渐走向死角。基于此，巴赫金提出了话语理论，内在化了马克思主义的外部研究视角，把语言研究与文本研究融通起来实现对话，超越了传统语言学只研究僵死语言而忽视鲜活口语的弊病。同时，他还将话语理论作为实现其马克思主义语言观意识形态性的根本路径。他指出：“意识是在由有组织的集体的社会交际过程而创造出来的符号材料中构成并实现的。个人意识依靠符号，产生于符号，自身反映出符号的逻辑和符号的规律性。意识的逻辑就是意识形态交际的逻辑、集体的符号相互作用的逻辑。如果我们剥夺意识的符号的意识形态内容，那么意识就什么也剩不下来了。意识只能够在形象、词语、有意义的姿势等处栖身。没有这一材料，剩下来的只是纯生理学的、未被意识奉为准则的行为，也就是未为符号奉为准则的、未为符号阐释的行为。”可见，在巴赫金看来，实现语言意识形态性的关键是意识形态的符号。然而，符号本身的存在不是别的，而是意识形态与社会交际的物质化，其现实表达是依靠话语来实现的。因为话语是最纯粹和最巧妙的社会交际的媒介，“符号交际的一些基本的一般意识形态形式正是在话语的材料中能最好地揭示出来”。此外，话语还是意识形态实现的重要依托，“要知道，意识之所以能够发展，就是具有了灵活的和物质表现的材料。这就是话语”。但是，巴赫金又认为，话语是应对性的，存在于一定的时空中，可以通过超语言学来对其进行研究，“这里的超语言学，研究的是话语生命中超出语言学范围的那些方面（说它超出了语言学范围，是完全恰当的），而这种研究尚未形成特定的独立学科。当然，超语言学的研究，不能忽视语言学，而应该运用语言学的成果”。因为它们都研究词语，所不同的只是语言学仅仅研究语言本身，研究语言所普遍具有的逻辑，而对于对话关系则抛开不问，无法把握话语的本质。超语言学则不同，重点关注和研究对话关系，同时，还在对话交际中研究话语。显而易见，话语在巴赫金的超语言学研究中是一把利器，借助于它，巴赫金开辟了各种语言学流派相互交流对话的场域，实现了其马克思主义语言观的意识形态性。 韩礼德马克思主义语言观的核心理念是强调语言的社会实践性与批判性。为了实现这一理念，韩礼德构建了系统功能语言学，并将其作为实现这一理念的根本路径。系统功能语言学建立在对索绪尔结构主义和乔姆斯基自然主义的转换生成语法批判的基础上，主要包括“系统语法”和“功能语法”两部分，走的是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路子，把语言看作有规律的资源，其基本原理是认为语言描写的最主要的是系统而不仅仅是结构。因为在韩礼德看来，语言除具有一定的功能外，还具有折射和改造现实社会的反作用力，这种反作用力主要来自语言的意义系统和语义潜势。
针对语言如何通过意义系统来实现其社会实践性与批判性，韩礼德作出了科学阐释，他指出，意义是在人类意识与环境的相互影响和作用下产生的结果，是通过人与人之间的协商而建构出来的，它既不存在于社会现实中，也不存在于人类的头脑中，而是存在于人类之间辩论和协商的行为之中，是人类认知的一种共享。从类型上讲，意义理论主要分为概念意义、人际意义和语篇意义三种。概念意义构建社会现实，人际意义构建社会关系，语篇意义是概念意义和人际意义构建社会现实和社会关系的中间环节。但是，这三种意义都是通过不同的基块来呈现的，概念意义依托于词汇语法层的概念基块，人际意义依托于人际基块，语篇意义依托于语篇基块，而韩礼德仅仅对概念基块构建经验意义进行了系统阐述。韩礼德通过对内含经验现象的成分、图形、序列与过程、参与者和有关的环境成分之间关系的澄清，使我们明晰了经验构建过程，并通过语言这一基本动力系统逐渐转化为意义。
可见，韩礼德所构建的系统功能语言学，突破了传统语言学知识构成经验观点的不足，实现了意义构筑经验的提升。因此，可以说系统功能语言学将经验纳入语言范畴进行意义建构，构建了社会现实和社会关系，实现了马克思主义语言观语言的社会实践性和批判性。
四、内在互通性：共同批判与继承发展
巴赫金与韩礼德的马克思主义语言观尽管在生成来源、研究重心和理论实现上存在差异，但这并不否认二者的马克思主义语言观存在着内在的互通性。
其一，在生成路径上，巴赫金与韩礼德的马克思主义语言观都是在对以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为代表的抽象客观主义的语言研究传统进行批判的基础上生成的。以索绪尔为代表的抽象客观主义语言学研究，仅仅关注符号系统本身的内部逻辑，淡化符号的意识形态意义，忽略作为自己内部生活表现主体的说话者，是一种纯理性主义的语言学研究路径。巴赫金在生成其马克思主义语言观时，对这种抽象客观主义的语言学研究进行了系统批判。他指出，语言并不仅仅是一种与意识形态内容分离的符号系统或者规则体系，更是一种与外部现实社会生活紧密联系的社会现象，其在“实际的实现过程中，不可分割地与意识形态或生活内容联系在一起”。抽象客观主义研究语言时犯的最大错误就是将语言与意识形态分离开来。显然，巴赫金对抽象客观主义语言学研究传统的批判，凸显了语言的社会性和意识形态性，为其马克思主义语言观的生成提供了重要基点。
韩礼德的马克思主义语言观也是在批判以索绪尔为代表的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基础上生成的。以索绪尔为代表的结构主义语言学，淡化听者在语言意义建构过程中的角色定位。韩礼德对这种观点进行了批判，他指出语言的意义变化是交际双方在相互协商的过程中不断进行调试和修正的，但这种调适和修正离不开语言与环境之间的互动，语法在这种互动过程中起着引擎的作用。韩礼德这一意义产生于语境、与行为相伴而生、与物质环境和社会环境互动的观点，承继了巴赫金所强调的语境在意义生成中的重要性的观点。
可见，在马克思主义语言观的生成路径上，巴赫金和韩礼德都是在对以索绪尔为代表的结构主义语言学进行批判的基础上生成的，二者都强调语言形成的社会性，赞同语言起源于需要和人际的互动。同时，韩礼德所强调的意义生成离不开语境，研究意义要在人际互动过程中结合语境、语义和句法一起研究的思想，承继了巴赫金的语境在意义生成中的重要性的观点，是对其的补充和发展。
其二，在研究路径上，巴赫金与韩礼德都突破了传统亚里士多德式的研究路径，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非亚里士多德式”研究路径。传统语言学家在研究语言时，大多采用亚里士多德式的研究路径，把语言看作一套系统的规则，然后依据词语的句法位置，将词语归并到不同的范畴，并将逻辑的语法同修辞学和人类学剥离开来，强调语法是逻辑的一部分，语言的真实价值在语法的合逻辑性中得以真实体现。显然，这种研究路径，仅仅关注形式的语言，将合乎语法作为语言研究的最高标准，而忽视对活的语言的研究，导致在研究过程中所使用的语言几乎全是人造语言。巴赫金摈弃了这种研究路径，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非亚里士多德式”研究路径，即从人类学和文化学的角度出发来研究语言，承认语言的历史性、多样性和异质性。同时，他还提出了超语言学理论，将语言当作意义资源而非规则体系，重视语言使用的合理性而非逻辑真值性。针对巴赫金的超语言学理论，韩礼德给予了客观评价，认为其不是在脱离对话的篇章和语言体系中研究语言，而是在人们的对话交际过程中研究语言，即研究活的语言中超出语言学范围的部分。因此，他构建了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强调语言是一种资源而不是一个规则体系，注重从社会学视角出发来研究语言，重点关注语言自身的意义和功能，丰富和发展了巴赫金的超语言学理论。
其三，在实现路径上，巴赫金的话语理论与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都秉承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精神和批判精神。马克思主义语言观强调语言的实践性和批判性，并将其作为社会解放力的重要表现。不管是巴赫金的话语理论，还是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它们无不诠释着语言作为社会实践的批判精神。话语理论是巴赫金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语言问题的基本原则的基础上，通过对话语及其功能的分析，以及对波捷勃尼亚语言学中的“个人主义的主观主义”和索绪尔的“抽象的客观主义”的批判而逐渐形成的。这一形成过程，充分展现了巴赫金秉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精神和批判精神。同样，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也是在秉承马克思主义实践精神和批判精神的基础上构建起来的。在他看来，系统理论是一种实践形式，无论从本质上还是从个体发展上看，语言清楚地显露出双重功能：既是一种行为方式也是一种反映方式，二者密不可分。也就是说，语言除具有一定功能外，还具有改造社会现实的作用。这种对社会现实的改造，正是语言本身所具备的实践精神。但是，这种实践并不仅仅是对社会现实的一种被动反映，更是一种积极改造。
总之，通过以上对巴赫金与韩礼德马克思主义语言观在生成来源、研究重点、理论实现与内在互通性上的系统比较，不难发现，巴赫金与韩礼德都不同程度地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语言观。巴赫金继承了马克思主义语言观关于语言的物质性、社会性与意识形态性，认同马克思主义语言观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理论;韩礼德继承了马克思主义语言观中的唯物论、辩证法与实践论。但是，相比马克思主义语言观，二者在对语言的阶级性、语言的出发点和目的等方面的认识上依然存在着一些不足。巴赫金在谈论语言的意识形态性时，过度强调语言的阶级性，而淡化和否定语言的平等性，认为语言符号是阶级斗争的舞台，只要阶级存在，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语言就不可能达到真正的平等，这与马克思主义的语言观是不一致的。馬克思主义语言观认为，语言作为一种思维符号，创造出来是为了整个社会的需要，而不是为了满足某一个阶级的需要，语言本身是没有阶级性的，语言与阶级联系起来的缘由不是语言，而是言语活动。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言学把社会作为研究的出发点，把语言作为研究对象和目的，而且研究对象和目的始终是统一的，这与马克思主义语言观的认识是不同的。马克思主义语言观把人与社会作为研究的出发点，指出语言研究的真正目的是为了通过语言分析揭示人与人的世界，语言作为研究对象始终是与其研究目的相分离的。
关键词：巴赫金;韩礼德;马克思主义语言观;内在差异;互通性
中图分类号：B089 文献标识码：A
DOI：10.12186/2021.02.005
文章编号：2096-9864（2021）02-0039-07
马克思主义语言观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立足于现实的人的交往实践活动，在对语言的起源、本质和语言的研究方法等问题进行研究的过程中所形成的根本观点，是一种实践唯物主义的语言观。然而，马克思主义语言观诞生之始却不被重视，一直被搁置于边缘化的境地，鲜有学者对其理论特质进行研究。直到近代，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学者们才开始逐渐碰触马克思主义语言观，并将对其理论本真的系统阐释和超越发展作为己任。正是在这种研究热潮的驱动下，俄国语言学家巴赫金和英国系统功能语言学家韩礼德分别从不同的研究视域出发，系统阐释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语言观。本文拟科学比较巴赫金与韩礼德马克思主义语言观的内在差异，挖掘二者之间的内在互通性，以期对于我们当下全面理解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语言观有所裨益。
一、生成来源：单一促成抑或多元共筑
巴赫金的马克思主义语言观主要呈现在其著作《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中，但是对于这部著作，学界评价并未形成共识。评论的焦点主要围绕着巴赫金本人到底是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其语言学思想是否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一种观点认为，巴赫金读过而且集中精力研究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在20世纪20年代所撰写的若干作品中甚至还依据过他们的某些思想，其语言学思想处处体现着马克思主义的身影。另一种观点认为，巴赫金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不否认他也可以采用这些思想来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巴赫金晚年曾多次在公开场合发表言论，不承认自己是一个“苏式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我们在评判一个人的思想时，不能把他的科学思想与他的政治观点等同视之。一个人可以在宗教上尊重马克思主义，但却在研究实践中不尊崇马克思主义。相反，一个人可以以批判的态度对待‘现实的社会主义’实验，甚至将其责任归咎于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而与此同时却又在科研分析方面保留着许多马克思主义的或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巴赫金属于第二种类型，尽管他一再强调自己不信奉马克思主义，但这并不否认，马克思主义对其语言学思想生成的影响。
马克思主义语言学的一个最重要观点就是强调语言的社会性。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就曾明确指出，语言和意识一样，从一开始就与人们的社会生活紧密相连，是社会的产物。巴赫金完全承继了这一观点。在《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中，他指出，语言产生于和服务于人们的社会交际，并在人们的社会交际之中获得进一步的完善和发展;因此，对语言进行研究，必须要始终把社会性作为其最基本的属性，注重语言与社会、语言与人、语言与意识、语言与历史、语言与文化等之间各种错综复杂关系的研究。显然，巴赫金是从语言的社会性层面出发来探讨和构建其语言学理论的，其马克思主义语言观也是借助于语言的社会性，通过对传统结构主义和形式主义语言哲学思想进行批判而逐渐生成的。
与巴赫金不同，韩礼德始终把马克思主义作为研究语言的认识论基础，并一直将马克思主义语言学视为自己追求的長远目标，即致力于在政治语境中研究语言。韩礼德的马克思主义语言观的生成是多源的，主要受四个方面思想的影响：一是受其中国导师罗常培和王力马克思主义语言学思想的影响。罗常培和王力是中国早期的历史语言学家和方言研究专家，他们在考察和研究语言时，都不同程度地利用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和文化观。二是受弗斯马克思主义语言观的影响。弗斯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语言学家，韩礼德通过王力接触到弗斯的语言学思想，并进行了认真的研学。三是受苏联语言学家的影响。苏联语言学家历来注重语言的社会性、历史性和阶级性等的研究，这些研究都对韩礼德马克思主义语言观的生成产生了重要启示。四是受布拉格语言学派的影响。布拉格语言学派注重对语言的系统性和功能性，以及语言在交际中表达意义的研究，彰显了马克思主义语言研究的实践性和整体性。
此外，韩礼德马克思主义语言观的生成还受到社会学家伯恩斯坦、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和语言学家巴赫金等人思想的影响，尤其是巴赫金马克思主义语言观的影响。可见，韩礼德马克思主义语言观的生成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二、研究重心：语言特性抑或语言起源
巴赫金与韩礼德都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出发来研究语言，但在研究重心上，却存在着很大差异。巴赫金重点研究语言的特性——意识形态性和社会交往性，韩礼德则重点研究语言的起源和本质。
在巴赫金之前，机械论的因果范畴和经验论的实证主义在语言学领域占据统治地位，马克思主义还未曾渗入。针对这一境况，马克思主义必须作出回应，科学解答语言学领域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正因如此，巴赫金撰写了《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一书，在书中指明语言哲学问题在整个马克思主义宇宙观中的位置，以及语言哲学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语言现象的现实性问题，并对语言的意识形态性或现实指涉性进行了科学论证。巴赫金指出，语言是符号和心理现象，同时也是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产品，而“任何一个意识形态产品不只是作为现实的一个部分（自然的和社会的）一个物体，一个生产工具或消费品，而且……还反映和折射着另外一个在它之外存在着的现实。一切意识形态的东西都有意义：它代表、表现、替代着在它之外存在着的某个东西，也就是说，它是一个符号（3HaK）。哪里没有符号，哪里就没有意识形态”。可见，在巴赫金看来，语言作为一种符号，具有非外指向性（生产工具）和外指向性（意识形态性）两种特性。然而，盛行于20世纪的索绪尔语言学，仅仅关注语言符号的非外指向性，而忽视语言符号的外指向性，这就为巴赫金的研究提供了空间。故此，他在批判和继承索绪尔语言学思想的基础上，重点研究了语言符号的外指向性——意识形态性。但是，一谈到意识形态，大多数语言学家都会习惯地将它同阶级、阶级斗争联系起来，赋予其极强的政治性。巴赫金却不同，他对意识形态概念的理解是十分宽泛的，主要是从意识形态与语言符号和语言表述之间关系的角度来理解。在他看来，“意识”和“意识形态”并不具有其后来所形成的单一性和固定的所指，意识形态往往和对话概念交织在一起，起着语义学的作用。 正是意识形态与对话概念交织在一起，促使巴赫金从对话概念着手来理解意识形态。他指出，对话可区分为两种，一种是作为人的意识，一种是作为话语的形式。然而，这里的“人的意识”，是指人的一般意识，不是指苏式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中的“阶级意识”。人的意识和语言是紧密相连的，语言是意识的外壳，意识是语言的内容;但语言首先是一种意识形态现象，且始终伴随着各种意识形态创作，没有语言的参与，任何意识形态产品的理解都是不可能的。同时，意识形态所创造的一切产品和表现也都包裹在语言之中，因为语言是最灵活、最细致、最忠实折射意识形态的媒体。在探讨了语言的意识形态性之后，巴赫金还深入研究了语言的社会交往性。他指出，语言是在社会交际的生活中产生的，并且也是为人们的社会交际服务的，语言的生存和发展处处都离不开社会交际这个语境。所以，语言的纯符号性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其社会性。
不同于巴赫金，韩礼德重点研究了语言的起源和本质属性。众所周知，在语言的起源问题上，一直存在着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大流派之间的争论。唯物主义者认为语言起源于人类的劳动或交际的需要，赞同语言的阶段论或语言的进化论;唯心主义者则不同，认为语言产生的真正原因存在于人类的本性之中，赞同语言神授论或语言天赋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也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主张立足于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并结合人类历史的发展来研究语言的起源问题。韩礼德在吸收和继承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理论的基础上，注重从人类个体的语言发展出发来探讨语言的起源。在他看来，语言并不是一种天赋的能力，而是一种表达意义的潜势，语言与其他人类的行为一样，都是后天学习的结果，考察人类语言的起源必须从人类的个体出发，而儿童语言的发展正好代表着人类语言的演进。可见，韩礼德立足于儿童个体语言的发展，对人类的语言起源问题进行了探讨，尽管他的出发点不同于马克思主义语言学家和传统的达尔文主义者，但是他将语言看作一个从低级向高级不断演化的过程，从本质上印证了其仍然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达尔文主义者。
除探讨语言的起源问题外，韩礼德还进一步探讨了为什么会有语言产生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曾经指出：“语言和意识具有同样长久的历史;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因而也为我自身而存在的、现实的意识。语言也和意识一样，只是由于需要，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产生的。”显然，在他们的视域中，语言是由于交往的需要才得以产生的。韩礼德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一重要思想，指出语言不是产品，而是一种活动，幼儿交际活动和需要的增多使语言得以产生和发展。可见，韩礼德关于语言的起源和为什么会有语言产生的理论，以人类的个体发展和交往互动为主线，并结合现实语境来审视和表达语言的意义，从本质上体现了马克思主义语言起源观的精神要义。
此外，韩礼德还在继承社会学家伯恩斯坦、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和语言学家弗斯等人思想的基础上，探讨了语言的本质。他把语言当作一种社会现象，注重从个体社会化的语义发生学、语言与社会结构的关系、语言的无意识性和语言使用中涉及的语境等角度出发来探讨语言的本质，认为语言是人们的社会产物，同时，还是人们的一种社会实践活动。可见，韩礼德是从语言的社会性和实践性两个层面出发来探讨语言的本质，这种理论认知是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完全一致的。
三、理论实现：话语理论抑或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
如上所述，巴赫金的马克思主义语言观重点研究语言的意识形态性，因此，只有科学揭示和表达语言意识形态性的理论，才是其马克思主义语言观实现的根本理论。话语理論作为一种独特的意识形态现象和最纯粹的社会交际媒介，是巴赫金语言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理论，它凭借其符号结构独特的清晰性，能够科学揭示符号交际的一般意识形态形式，而原有的一切关于复调、对话的理论，仅仅是话语理论的衍生形态。可见，话语理论是巴赫金实现其马克思主义语言观的根本路径。
在话语理论确立之前，人们仅仅只是研究各种自然语言的历史沿革和逻辑演进，而鲜见对语言本身进行研究。结构主义产生以后，人们改变了旧有的研究格局，开始注重对语言结构和体系的研究。不过，结构主义具有反历史主义和反人文主义精神的缺陷，这种缺陷直接割裂了语言发展与社会历史之间的内在联系，使语言研究逐渐走向死角。基于此，巴赫金提出了话语理论，内在化了马克思主义的外部研究视角，把语言研究与文本研究融通起来实现对话，超越了传统语言学只研究僵死语言而忽视鲜活口语的弊病。同时，他还将话语理论作为实现其马克思主义语言观意识形态性的根本路径。他指出：“意识是在由有组织的集体的社会交际过程而创造出来的符号材料中构成并实现的。个人意识依靠符号，产生于符号，自身反映出符号的逻辑和符号的规律性。意识的逻辑就是意识形态交际的逻辑、集体的符号相互作用的逻辑。如果我们剥夺意识的符号的意识形态内容，那么意识就什么也剩不下来了。意识只能够在形象、词语、有意义的姿势等处栖身。没有这一材料，剩下来的只是纯生理学的、未被意识奉为准则的行为，也就是未为符号奉为准则的、未为符号阐释的行为。”可见，在巴赫金看来，实现语言意识形态性的关键是意识形态的符号。然而，符号本身的存在不是别的，而是意识形态与社会交际的物质化，其现实表达是依靠话语来实现的。因为话语是最纯粹和最巧妙的社会交际的媒介，“符号交际的一些基本的一般意识形态形式正是在话语的材料中能最好地揭示出来”。此外，话语还是意识形态实现的重要依托，“要知道，意识之所以能够发展，就是具有了灵活的和物质表现的材料。这就是话语”。但是，巴赫金又认为，话语是应对性的，存在于一定的时空中，可以通过超语言学来对其进行研究，“这里的超语言学，研究的是话语生命中超出语言学范围的那些方面（说它超出了语言学范围，是完全恰当的），而这种研究尚未形成特定的独立学科。当然，超语言学的研究，不能忽视语言学，而应该运用语言学的成果”。因为它们都研究词语，所不同的只是语言学仅仅研究语言本身，研究语言所普遍具有的逻辑，而对于对话关系则抛开不问，无法把握话语的本质。超语言学则不同，重点关注和研究对话关系，同时，还在对话交际中研究话语。显而易见，话语在巴赫金的超语言学研究中是一把利器，借助于它，巴赫金开辟了各种语言学流派相互交流对话的场域，实现了其马克思主义语言观的意识形态性。 韩礼德马克思主义语言观的核心理念是强调语言的社会实践性与批判性。为了实现这一理念，韩礼德构建了系统功能语言学，并将其作为实现这一理念的根本路径。系统功能语言学建立在对索绪尔结构主义和乔姆斯基自然主义的转换生成语法批判的基础上，主要包括“系统语法”和“功能语法”两部分，走的是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路子，把语言看作有规律的资源，其基本原理是认为语言描写的最主要的是系统而不仅仅是结构。因为在韩礼德看来，语言除具有一定的功能外，还具有折射和改造现实社会的反作用力，这种反作用力主要来自语言的意义系统和语义潜势。
针对语言如何通过意义系统来实现其社会实践性与批判性，韩礼德作出了科学阐释，他指出，意义是在人类意识与环境的相互影响和作用下产生的结果，是通过人与人之间的协商而建构出来的，它既不存在于社会现实中，也不存在于人类的头脑中，而是存在于人类之间辩论和协商的行为之中，是人类认知的一种共享。从类型上讲，意义理论主要分为概念意义、人际意义和语篇意义三种。概念意义构建社会现实，人际意义构建社会关系，语篇意义是概念意义和人际意义构建社会现实和社会关系的中间环节。但是，这三种意义都是通过不同的基块来呈现的，概念意义依托于词汇语法层的概念基块，人际意义依托于人际基块，语篇意义依托于语篇基块，而韩礼德仅仅对概念基块构建经验意义进行了系统阐述。韩礼德通过对内含经验现象的成分、图形、序列与过程、参与者和有关的环境成分之间关系的澄清，使我们明晰了经验构建过程，并通过语言这一基本动力系统逐渐转化为意义。
可见，韩礼德所构建的系统功能语言学，突破了传统语言学知识构成经验观点的不足，实现了意义构筑经验的提升。因此，可以说系统功能语言学将经验纳入语言范畴进行意义建构，构建了社会现实和社会关系，实现了马克思主义语言观语言的社会实践性和批判性。
四、内在互通性：共同批判与继承发展
巴赫金与韩礼德的马克思主义语言观尽管在生成来源、研究重心和理论实现上存在差异，但这并不否认二者的马克思主义语言观存在着内在的互通性。
其一，在生成路径上，巴赫金与韩礼德的马克思主义语言观都是在对以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为代表的抽象客观主义的语言研究传统进行批判的基础上生成的。以索绪尔为代表的抽象客观主义语言学研究，仅仅关注符号系统本身的内部逻辑，淡化符号的意识形态意义，忽略作为自己内部生活表现主体的说话者，是一种纯理性主义的语言学研究路径。巴赫金在生成其马克思主义语言观时，对这种抽象客观主义的语言学研究进行了系统批判。他指出，语言并不仅仅是一种与意识形态内容分离的符号系统或者规则体系，更是一种与外部现实社会生活紧密联系的社会现象，其在“实际的实现过程中，不可分割地与意识形态或生活内容联系在一起”。抽象客观主义研究语言时犯的最大错误就是将语言与意识形态分离开来。显然，巴赫金对抽象客观主义语言学研究传统的批判，凸显了语言的社会性和意识形态性，为其马克思主义语言观的生成提供了重要基点。
韩礼德的马克思主义语言观也是在批判以索绪尔为代表的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基础上生成的。以索绪尔为代表的结构主义语言学，淡化听者在语言意义建构过程中的角色定位。韩礼德对这种观点进行了批判，他指出语言的意义变化是交际双方在相互协商的过程中不断进行调试和修正的，但这种调适和修正离不开语言与环境之间的互动，语法在这种互动过程中起着引擎的作用。韩礼德这一意义产生于语境、与行为相伴而生、与物质环境和社会环境互动的观点，承继了巴赫金所强调的语境在意义生成中的重要性的观点。
可见，在马克思主义语言观的生成路径上，巴赫金和韩礼德都是在对以索绪尔为代表的结构主义语言学进行批判的基础上生成的，二者都强调语言形成的社会性，赞同语言起源于需要和人际的互动。同时，韩礼德所强调的意义生成离不开语境，研究意义要在人际互动过程中结合语境、语义和句法一起研究的思想，承继了巴赫金的语境在意义生成中的重要性的观点，是对其的补充和发展。
其二，在研究路径上，巴赫金与韩礼德都突破了传统亚里士多德式的研究路径，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非亚里士多德式”研究路径。传统语言学家在研究语言时，大多采用亚里士多德式的研究路径，把语言看作一套系统的规则，然后依据词语的句法位置，将词语归并到不同的范畴，并将逻辑的语法同修辞学和人类学剥离开来，强调语法是逻辑的一部分，语言的真实价值在语法的合逻辑性中得以真实体现。显然，这种研究路径，仅仅关注形式的语言，将合乎语法作为语言研究的最高标准，而忽视对活的语言的研究，导致在研究过程中所使用的语言几乎全是人造语言。巴赫金摈弃了这种研究路径，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非亚里士多德式”研究路径，即从人类学和文化学的角度出发来研究语言，承认语言的历史性、多样性和异质性。同时，他还提出了超语言学理论，将语言当作意义资源而非规则体系，重视语言使用的合理性而非逻辑真值性。针对巴赫金的超语言学理论，韩礼德给予了客观评价，认为其不是在脱离对话的篇章和语言体系中研究语言，而是在人们的对话交际过程中研究语言，即研究活的语言中超出语言学范围的部分。因此，他构建了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强调语言是一种资源而不是一个规则体系，注重从社会学视角出发来研究语言，重点关注语言自身的意义和功能，丰富和发展了巴赫金的超语言学理论。
其三，在实现路径上，巴赫金的话语理论与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都秉承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精神和批判精神。马克思主义语言观强调语言的实践性和批判性，并将其作为社会解放力的重要表现。不管是巴赫金的话语理论，还是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它们无不诠释着语言作为社会实践的批判精神。话语理论是巴赫金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语言问题的基本原则的基础上，通过对话语及其功能的分析，以及对波捷勃尼亚语言学中的“个人主义的主观主义”和索绪尔的“抽象的客观主义”的批判而逐渐形成的。这一形成过程，充分展现了巴赫金秉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精神和批判精神。同样，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也是在秉承马克思主义实践精神和批判精神的基础上构建起来的。在他看来，系统理论是一种实践形式，无论从本质上还是从个体发展上看，语言清楚地显露出双重功能：既是一种行为方式也是一种反映方式，二者密不可分。也就是说，语言除具有一定功能外，还具有改造社会现实的作用。这种对社会现实的改造，正是语言本身所具备的实践精神。但是，这种实践并不仅仅是对社会现实的一种被动反映，更是一种积极改造。
总之，通过以上对巴赫金与韩礼德马克思主义语言观在生成来源、研究重点、理论实现与内在互通性上的系统比较，不难发现，巴赫金与韩礼德都不同程度地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语言观。巴赫金继承了马克思主义语言观关于语言的物质性、社会性与意识形态性，认同马克思主义语言观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理论;韩礼德继承了马克思主义语言观中的唯物论、辩证法与实践论。但是，相比马克思主义语言观，二者在对语言的阶级性、语言的出发点和目的等方面的认识上依然存在着一些不足。巴赫金在谈论语言的意识形态性时，过度强调语言的阶级性，而淡化和否定语言的平等性，认为语言符号是阶级斗争的舞台，只要阶级存在，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语言就不可能达到真正的平等，这与马克思主义的语言观是不一致的。馬克思主义语言观认为，语言作为一种思维符号，创造出来是为了整个社会的需要，而不是为了满足某一个阶级的需要，语言本身是没有阶级性的，语言与阶级联系起来的缘由不是语言，而是言语活动。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言学把社会作为研究的出发点，把语言作为研究对象和目的，而且研究对象和目的始终是统一的，这与马克思主义语言观的认识是不同的。马克思主义语言观把人与社会作为研究的出发点，指出语言研究的真正目的是为了通过语言分析揭示人与人的世界，语言作为研究对象始终是与其研究目的相分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