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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早在1970、1971年之交，就秘密选拔了首批19名宇航员。如今30多年过去了，当事人有些已经故去，健在的也大多年老体衰……从1999年开始对此追踪调查的北京军旅作家舒云，历尽艰辛为人们揭示了这一段隐秘的历史
1970年4月24日，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上天。时任国防部五院院长的钱学森提出，中国应该搞载人航天，并将飞船命名为“曙光一号”。而在1969年，中国选拔宇航员的事情已经开始酝酿，到1971年初成功选拔了19名宇航员。
漫天撒网选拔
曾任空军后勤部部长的李志刚先后参加了1970、1997年两次宇航员选拔。他回忆说，1970年10月5日接到调令，让他立即到空军卫生部报到。当他匆匆赶到北京时，宇航员选拔小组的班子已经配备好，对外称体检组。
选拔小组采取漫天撒网的方针，乘坐一架专机全国跑，主要是在老部队的歼击机飞行员中选拔。选拔分初选和复选两阶段。
初选的具体条件为，身高1.59米至1.74米，年龄24岁至38岁，体重55至70公斤，飞行时间300小时以上。选拔组先后到了沈阳、南京、广州和北京军区空军，每到一个部队，以飞行员体检摸底为借口，先做身体条件的一般检查，像身高、体重、血压、心脏、前庭功能等。此后还有政治条件、飞行能力、医学标准。
初选过后，有80多人到北京参加了复选。复选身体检查项目更为繁多，包括脑电图、心电图运动负荷检查、X线摄片、基础代谢、肝肾功能和冠心病因子等。然后是特殊因素检查，有超重耐力、失重耐力、心血管功能、前庭功能稳定性、低压缺氧耐力和听觉測定等，都是在国产设备上进行的。
体检之前就想试失重，当时想得简单，想用教练机代。但教练机的机舱太小，一产生负荷，头就被顶住了。歼击机里地方也小，飘不起来，飞行员“绑”得太死。三叉戟倒是空间大，失重可以飘起来。但那时我国刚进口了几架三叉戟，都是作为专机使用，舍不得改装。最后还是经中央军委批准，改装了一架歼五。改装后的失重飞机每架次能飞四至六个抛物线，每个抛物线能提供几十秒的失重时间。
当时虽然有美苏的经验可供参考，选拔小组还是根据中国的国情，前后修改了六次，才基本上确定了一套标准。最后，从1000多名飞行员中选拔出了19名宇航员。
尽管当时政治标准被放在首位，但选拔小组还是把宇航员的心理条件作为很重要的一条，坚持要有心理测试。
当年被选拔上宇航员的方国俊少将说，就是傻大胆，不要想得太复杂，要相信自己。当时，他们的想法是，选上我就去，选不上我回去老老实实继续飞。
检查中有人炸了肺
一名入选的宇航员王志跃说，以前飞行员体检是家常便饭，谁也不会在意。只是这次体检太不同一般了，标准高不说，还严，哗哗往下刷。
方国俊那时30多岁。接到通知时，他正在广东某机场飞行，说是让他准备上北京执行特殊任务。到北京后，他发现一些项目是从没检查过的，像太空模拟舱、人用离心机、震动台、温度舱、隔音室、失重飞机和冲击塔等。
据说，有两名飞行员在检查中炸了肺。其中有一人叫余桂林，在进行“负荷”检查时，他坐进人用离心机，半躺着，呈发射时的姿势。机舱围绕轴心旋转，产生离心力和重力加速度的变化。受试者眼睛望着小红灯泡，血开始往下流。头部缺血，视力变差，渐渐看不见了。事先有过警告，如果有什么不舒服马上按电钮，不能强忍着。
到某个“负荷”时，余桂林清楚地听见肺里滋滋响。大事不好，他马上按了电纽，试验立即中止。一检查，肺里积水，炸了肺。接下来的体检他没有做，住进了医院。这并没有影响余桂林的情绪，他很高兴还能继续飞上蓝天。此后，余桂林一直飞到1989年正常停飞，整整飞了40年。
另一位宇航员、曾任济南军区空军副司令员的王全博回忆，当时他们住在空军总医院，医生和护士坐在门口把门，不让进不让出，里外封锁。不能打电话，不能写信，也不能单个出去。吃饭、活动，都要集体一起行动。有时看一些航天资料，那时还没有电视机，屋里几个人就天南地北瞎聊。上午身体检查，下午体育锻炼。每天锻炼一小时，跑步，打篮球，有体育教员带着。晚上看文艺节目，或到外面看电影。一出去，两个小面包车，天天消毒，紫外线照足了，才让我们这些“宇航员”上车。
三个月后，全部体检结束，合格者被登记上名字和联系地址。复选结束时，没有正式谈话，只是说先各回各师，照常飞行。回去注意身体，保存好体质。王全博说，就这么糊里糊涂回去了，也不能说，也没处问，这一等就是30年。当时有人传言下半年要集中训练，哪想此后便音信茫茫，只能把此事埋在心底。
30年后，有机构曾对这些宇航员进行过追踪调查，他们几乎都晋升到相当一级的干部，而且其中没有发现癌症患者。
“可惜的不是我们”
按美国和前苏联挑选宇航员的程序，在复选之后还有定选。但这批宇航员最后没有定选，也没有再集中。
1971年5月，空军成立了宇航员筹备组，一共7个人，负责人是航空兵某师师长薛伦。薛伦表示他见过宇航员名单，可惜30多年过去，已经忘记他们的姓名和单位。据说当时准备在19名复选者中最后确定9名。
当时的想法很简单，11月把选拔上来的宇航员集中起来进行训练，国家计划在1973年底发射“曙光一号”载人飞船，宇航员有两年的训练，应该足够了。
没想后来“九·一三”事件拦腰一棒，此事就不了了之。
当然在今天看来，1970年的选拔方案有点简单粗糙，还有充实和提高的空间。但历史的看，这次选拔在参考国外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具体情况，在较短时间内提供了一套选拔方案，既涉及组织实施，又涉及选拔内容的科学性与可行性，基本上与国外初选水平相当。这为宇航员选拔的实施，奠定了一定基础，提供了重要的技术储备。
1970年4月24日，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上天。时任国防部五院院长的钱学森提出，中国应该搞载人航天，并将飞船命名为“曙光一号”。而在1969年，中国选拔宇航员的事情已经开始酝酿，到1971年初成功选拔了19名宇航员。
漫天撒网选拔
曾任空军后勤部部长的李志刚先后参加了1970、1997年两次宇航员选拔。他回忆说，1970年10月5日接到调令，让他立即到空军卫生部报到。当他匆匆赶到北京时，宇航员选拔小组的班子已经配备好，对外称体检组。
选拔小组采取漫天撒网的方针，乘坐一架专机全国跑，主要是在老部队的歼击机飞行员中选拔。选拔分初选和复选两阶段。
初选的具体条件为，身高1.59米至1.74米，年龄24岁至38岁，体重55至70公斤，飞行时间300小时以上。选拔组先后到了沈阳、南京、广州和北京军区空军，每到一个部队，以飞行员体检摸底为借口，先做身体条件的一般检查，像身高、体重、血压、心脏、前庭功能等。此后还有政治条件、飞行能力、医学标准。
初选过后，有80多人到北京参加了复选。复选身体检查项目更为繁多，包括脑电图、心电图运动负荷检查、X线摄片、基础代谢、肝肾功能和冠心病因子等。然后是特殊因素检查，有超重耐力、失重耐力、心血管功能、前庭功能稳定性、低压缺氧耐力和听觉測定等，都是在国产设备上进行的。
体检之前就想试失重，当时想得简单，想用教练机代。但教练机的机舱太小，一产生负荷，头就被顶住了。歼击机里地方也小，飘不起来，飞行员“绑”得太死。三叉戟倒是空间大，失重可以飘起来。但那时我国刚进口了几架三叉戟，都是作为专机使用，舍不得改装。最后还是经中央军委批准，改装了一架歼五。改装后的失重飞机每架次能飞四至六个抛物线，每个抛物线能提供几十秒的失重时间。
当时虽然有美苏的经验可供参考，选拔小组还是根据中国的国情，前后修改了六次，才基本上确定了一套标准。最后，从1000多名飞行员中选拔出了19名宇航员。
尽管当时政治标准被放在首位，但选拔小组还是把宇航员的心理条件作为很重要的一条，坚持要有心理测试。
当年被选拔上宇航员的方国俊少将说，就是傻大胆，不要想得太复杂，要相信自己。当时，他们的想法是，选上我就去，选不上我回去老老实实继续飞。
检查中有人炸了肺
一名入选的宇航员王志跃说，以前飞行员体检是家常便饭，谁也不会在意。只是这次体检太不同一般了，标准高不说，还严，哗哗往下刷。
方国俊那时30多岁。接到通知时，他正在广东某机场飞行，说是让他准备上北京执行特殊任务。到北京后，他发现一些项目是从没检查过的，像太空模拟舱、人用离心机、震动台、温度舱、隔音室、失重飞机和冲击塔等。
据说，有两名飞行员在检查中炸了肺。其中有一人叫余桂林，在进行“负荷”检查时，他坐进人用离心机，半躺着，呈发射时的姿势。机舱围绕轴心旋转，产生离心力和重力加速度的变化。受试者眼睛望着小红灯泡，血开始往下流。头部缺血，视力变差，渐渐看不见了。事先有过警告，如果有什么不舒服马上按电钮，不能强忍着。
到某个“负荷”时，余桂林清楚地听见肺里滋滋响。大事不好，他马上按了电纽，试验立即中止。一检查，肺里积水，炸了肺。接下来的体检他没有做，住进了医院。这并没有影响余桂林的情绪，他很高兴还能继续飞上蓝天。此后，余桂林一直飞到1989年正常停飞，整整飞了40年。
另一位宇航员、曾任济南军区空军副司令员的王全博回忆，当时他们住在空军总医院，医生和护士坐在门口把门，不让进不让出，里外封锁。不能打电话，不能写信，也不能单个出去。吃饭、活动，都要集体一起行动。有时看一些航天资料，那时还没有电视机，屋里几个人就天南地北瞎聊。上午身体检查，下午体育锻炼。每天锻炼一小时，跑步，打篮球，有体育教员带着。晚上看文艺节目，或到外面看电影。一出去，两个小面包车，天天消毒，紫外线照足了，才让我们这些“宇航员”上车。
三个月后，全部体检结束，合格者被登记上名字和联系地址。复选结束时，没有正式谈话，只是说先各回各师，照常飞行。回去注意身体，保存好体质。王全博说，就这么糊里糊涂回去了，也不能说，也没处问，这一等就是30年。当时有人传言下半年要集中训练，哪想此后便音信茫茫，只能把此事埋在心底。
30年后，有机构曾对这些宇航员进行过追踪调查，他们几乎都晋升到相当一级的干部，而且其中没有发现癌症患者。
“可惜的不是我们”
按美国和前苏联挑选宇航员的程序，在复选之后还有定选。但这批宇航员最后没有定选，也没有再集中。
1971年5月，空军成立了宇航员筹备组，一共7个人，负责人是航空兵某师师长薛伦。薛伦表示他见过宇航员名单，可惜30多年过去，已经忘记他们的姓名和单位。据说当时准备在19名复选者中最后确定9名。
当时的想法很简单，11月把选拔上来的宇航员集中起来进行训练，国家计划在1973年底发射“曙光一号”载人飞船，宇航员有两年的训练，应该足够了。
没想后来“九·一三”事件拦腰一棒，此事就不了了之。
当然在今天看来，1970年的选拔方案有点简单粗糙，还有充实和提高的空间。但历史的看，这次选拔在参考国外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具体情况，在较短时间内提供了一套选拔方案，既涉及组织实施，又涉及选拔内容的科学性与可行性，基本上与国外初选水平相当。这为宇航员选拔的实施，奠定了一定基础，提供了重要的技术储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