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酝酿近8年之久的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胎死腹中。资金规模仅次于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邮政储蓄，其何去何从，一时显得格外敏感和扑朔迷离
消息终于得到了证实。酝酿近8年之久的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已经胎死腹中。
11月4日，中国邮政总局邮政储汇局办公室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告诉本刊记者：关于邮政储蓄银行的一切操作均已停止。
据统计，截至今年3月底，邮政储蓄存款余额高达6469亿元。现在，资金规模仅次于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邮政储蓄，其何去何从，一时显得格外敏感和扑朔迷离。
10年前的一场争论
11月5日，一位直接与邮政总局高层接触的半官方专业人士就此接受了本刊记者的采访。在他看来，“邮政储蓄银行”出现这样一个结果并不奇怪，“一切都不过是10年前那场争论的延续罢了”。
这位专家指出，中国早在解放前就搞邮政储蓄了，但在1953年被取缔。1986年，国家考虑到邮政网点遍布城乡，可以弥补银行储蓄网点的不足，方便居民储蓄，于是邮政储蓄重新恢复，操作办法是邮政储蓄把个人储户的钱收进来，转交给当时还未政企分开的中国人民银行，并被支付0.22%的手续费。当时邮政储蓄与央行之间完全是代办关系。
到了90年代初，邮政储蓄已经发展到了相当规模。央行感到直接支付手续费是个负担，而且也与政企分开后的央行角色不符，几次提出要改。而邮政总局也想通过储金的运用做大这一块经营。但双方在朝哪个方向改，思路上发生了分歧。央行建议搞邮政储蓄银行，而邮政总局则希望像日本和台湾地区那样组建邮政储金汇业局。
二者的性质区别明显。邮政储蓄银行属于典型的银行操作，便于央行监管。而邮政储金汇业局则类似于金融投资机构，吸收储金并按照一定比例投资于国家级基础设施建设，邮政总局能够保持较强的资金运用独立性，而央行最多只能在原则上给予监督指导。
但谁也没有预料到90年代初期，中国货币市场出现了以房地产为代表的大规模投资混乱。当时压倒一切的任务是加强金融整顿，邮政储蓄的改革一时没了音讯。而为了“灭火”，邮政储蓄同时却被赋予了协助央行回笼货币的重任。
这就有了1992年开始，运用至今的现行政策：由央行给邮局储蓄固定利率，用户的利息由邮政支付，利差收入构成邮政储蓄的毛利。通过高利差的鼓舞，邮政大量吸储，为央行平息那场金融混乱立下了汗马功劳。同时，邮政储蓄收入也一举在邮政总收入中，裂土三分占其一，成就了其显赫的地位。
“平叛”加速了邮政储蓄的高速发展，但邮政储蓄与央行之间的代办关系依旧未变，而日渐庞大的邮政储蓄的监管问题又让央行寝食不安。于是，1995年，央行通过各种手段，让央行研究局的一位官员进入了当时的邮电部邮政储汇局。这就是现任邮政储汇局局长陶礼明。
陶礼明是邮政储蓄银行的坚定支持者。上台后一直倾心于邮政储蓄银行的推动和筹建工作。依靠其辛苦经营，当时的邮电部向央行提出办邮政储蓄银行。央行又上报到了国务院，并于1999年得到了批复表示同意，只等挂牌。
但谁也没有想到这一等就是两年多，而且最后的结果竟是停办。
阻力
11月4日，本刊记者就停办一事向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处询问原因和理由。得到的回答是，“问题非常复杂。两年前已经同意，为什么没有挂牌，还是问一问邮政总局是什么原因，我们确实不清楚”。
当记者就此向邮政总局新闻处询问，得到的回答也是“不清楚”。再征询邮政总局邮政储汇局办公室，其表示颇多为难，并婉拒了记者的采访。
原因到底何在？还是那位邮政总局的高层专业人士为记者指点了迷津：“邮政成立储蓄银行后，很可能会‘被人’拿走，邮政最后可能落得为他人作嫁衣的尴尬境地。
就像交通银行现在不归交通部，农业银行不归农业部一样，邮政储蓄不管以前隶属于谁，叫什么，但成立了银行，就属于金融机构，统一归央行节制。”
他指出这种情况是有先例的，比如欧洲一些国家邮政储蓄改革成邮政储蓄银行后，就直接被划归了中央银行管理。而且我国有明文规定，行业不能办银行。只要成立邮政储蓄银行，邮政总局失去控制权就是理所当然的结局。
“邮政储蓄这些年发展成这么一大块肥肉，谁都看着眼馋。据说，前一阵子，财政部想要，想把它归到财政系统里，用其吸收的存款投资国家基础建设。所以，邮政总局绝对不会放手。”
他认为在邮电拆分后，邮政普遍没有很好赢利业务的现状下，怕“桃子”被别人摘走，停办邮政储蓄银行的做法，应该不难理解。
事实上，更强大的阻力还是来自于基层。邮政储蓄这一块收入占了邮政总收入的35%，有的地方更高达60%-70%，广大乡村邮局甚至就靠它吃饭。邮政储蓄目前的利率是4.357％，远较商业银行上存央行的利率1.89％为高。为赚取利差，邮政储蓄自然惟存款是图。全国邮政储蓄的利差收入，对邮政系统扭亏作用重大。
据统计，截至今年3月底，邮政储蓄存款余额为6469亿元，全部转存央行。从存款来源的情况看，65％来自农村，35％来自城市。
记者找到了一份央行关于河南省新乡市邮政储蓄的内部调研报告。报告显示，新乡市邮政储蓄余额达到32.8亿元。邮政储蓄余额占全市储蓄存款余额的15.1％，而人员数仅占全市金融储蓄机构的4.81％，机构网点数占全市的9.38％。
这也就是说，邮政储蓄机构以不到1/20的人员数和1/10的机构数经营着近1/6的储蓄存款。
从邮政部门内部看，邮政储蓄人员占邮政局人员的32.8％，邮政储蓄收入占邮政局总收入的44.58％，邮政储蓄成为邮政的主营业务。
在稳定的高利诱惑下，邮政储蓄部门普遍实行高息揽储。在邮电分营前，高息的形式有赠送手机、免费安装电话等；分营后则以支付现金、赠送邮政服务品的形式出现。如果说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高息揽储不过是饮鸩止渴、寅吃卯粮，早晚要由自己承担恶果的话，邮政储蓄机构的行为无异于让中央银行买手机、送现金给他们自己的客户。
尤其是，目前邮政储蓄主要发生在基层，而基层邮局往往是汇款和存储混业经营，汇转储经常发生，财务也是一本账，收入、效益、成本根本算不清。直接加大了资金风险和央行监管的难度，成了一个没法打扫的金融死角。但如果要把邮政储蓄分离出来，即使是在邮政局内部相对独立出来，基层邮政支局局长们也决不会轻易同意。因为剥离了邮政储蓄，几乎就等于剥离了基层邮局的财源、财权和生存基础。
邮储的疯狂
在现行体制下，邮政储蓄凭借着旧有政策惯性继续运行。而基层邮局的疯狂揽储，也继续把邮政储蓄这个庞大的“雪球”推向更加疯狂的地步。
目前，邮政储蓄已经从“聚沙成塔”的金融配角一跃成为农村资金市场的“巨无霸”。
人民银行杭州支行研究员应宜逊告诉本刊记者：“开办邮政储蓄业务的初衷，是想利用邮政的网络和人员，以积聚闲散资金支持国家的经济建设，然而现在这种金融配角在不少地区已经成为农村资金市场上的主角了。”浙江省目前全省邮政储蓄存款余额已达到224亿元，全省1500余处邮政储蓄网点，2/3设在农村，有的村里也有网点。
目前邮政储蓄在全国1700多个县、市实现了通存通兑，有营业网点2万多个，哪怕是远在西藏中印边境上的一个小镇，都可以通过邮政金融网提取现金。这些资源优势使其明显超过了农村主要竞争对手——那些设在一乡一镇，实行独立核算，电子化水平偏低，服务手段落后的农信社。
而且，随着农村外出务工人员增多，汇兑资金滞留增加，促进邮政储蓄业务扩张。部分邮储机构还采取延期兑付汇兑资金、擅自转存等方式将个人汇兑款项转入邮储账户，做大邮储“蛋糕”。据人行调查数据，东部某些地区约有三成左右的邮政汇兑资金转化为邮储。
于是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景象就是，邮储网点遍布城乡，兼任储蓄代办员的邮递员每天穿梭于各城镇和乡村间。应宜逊介绍，在宁波的慈溪市，全市邮政储蓄余额到2001年11月底，就已经达到12亿元。当地邮政局视邮储为“新的增长点”，迅速扩充网点，不到一年时间，网点数量就由62个猛增至146个。
邮政储蓄已经从“聚沙成塔”的金融配角一跃成为农村资金市场的“巨无霸”。邮政储蓄超常发展带来诸多负面效应
与此同时，清理农村基金会和国有银行撤并网点，为邮政储蓄开拓农村市场“让”出了空间，加剧了邮政储蓄的疯狂扩张。不少商业银行和农信社清退的协储员“倒戈”加入邮储队伍，山东威海建行撤销农村代办点后，5.8亿元的代办存款全部划转给邮储，农行临沂平邑县支行撤销1300个代办站后，流向邮储的资金达六成以上。
邮政储蓄超常发展带来诸多负面效应。它不仅分流了农村资金，削弱了金融对“三农”的支持力度，而且扰乱了正常的金融秩序，加大了人民银行监管的难度，同时也加重了人民银行和中央财政的负担。
但人民银行对邮政部门监管范围的“受约束性”却使这一切难以查处。应宜逊介绍，人行对邮储机构的监管有“三难”：一是对从业人员处置难。按现行金融法规，人民银行对邮政部门监管对象是各级邮政局所属邮政储汇局及其负责人，可邮政储汇部门负责人并没有实质上的经营决策权。这样，在对金融机构负责人的处理上，真正应承担违规责任的人无法实施处罚。
其二，由于邮政储蓄属于非金融机构，导致处罚依据不明确，实际操作难。与此相应的第三个难处是全面检查，各级人行监管部门只能对邮政储蓄业务进行监管，而邮政储蓄又是标准的混业经营，难以囊括其全面财务收支。“邮储的做法像‘地下党’，”人行的一位官员形象地说，“人行不仅没权管住他的负责人，也无法去查他的账。”
但在金融领域“人人喊打”的邮政储蓄业务的高速发展，依然挡不住。这项原本是邮政局的“副业”，已经在摇身变作基层邮政局争抢的“主业”。因为待遇高，在不少地方搞传统信函包裹邮递、报刊杂志发行等主营业务的人越来越少，大家争着抢着去揽储。
这一切在现行政策的鼓励下，愈演愈烈，更加大了邮政储蓄改革的难度，甚至“直接影响了邮政总局决策的力度和信心”。邮政储蓄“尾大不掉”的局面一时越来越明显。
“免费午餐”吃到何时？
邮政储蓄所吃的“午餐”，现在“免费”的理由非但越来越不充分，反倒显得越来越“反动”。按照现行的货币政策，央行一直都希望扩大信贷的投放，但现在遇到的问题是银行惜贷，贷款规模上不去。
邮政储蓄的做法是反其道而行——“收集存款、转存央行”，正好与这一政策相悖。如果说商业银行做的是加法，那么邮政储蓄做的就是减法。邮政储蓄，实际是把资金从国民经济中像抽水机一样抽出来，尤其大有抽干农村资金的架势。
今年3月20日，央行在连续降息后，将邮政储蓄的转存利率从4.6008％降至4.357％，对邮政造成了不小的震动。可见，央行这种对邮政储蓄的带有优惠政策的补贴性利差，就是邮政的命门要穴。
如果说商业银行做的是加法，那么邮政储蓄做的就是减法。邮政储蓄，实际是把资金从国民经济中像抽水机一样抽出来，尤其大有抽干农村资金的架势。
显然，央行不愿继续这种“免费午餐”的情绪相当浓厚。当记者向央行非银行监管司办公室某官员询问邮政转存利率的政策趋向时，他说“现在不会变”，但他强调，不是“近期”而是“现在”。
邮政总局事实上也清楚邮政储蓄目前和未来的尴尬局面，改革势当必行。至于具体如何改，据透露，内部意见又重新回到邮政储金汇业局的思路上来了。这一点近两年来也得到了央行的肯定。央行行长戴相龙在其著述的《金融知识干部读本》中，就邮政储金汇业局的构想和发展，做了近一页的论述。
那位邮政总局的高层专家告诉记者，最典型的就是日本和台湾地区的做法，比如台湾，在金融自由化以前，台湾的做法类似于内地，由储汇局吸收存款存入‘央行’，‘央行’给予高于商业银行的利息，作为对邮政的补贴。“金融放开后，台湾的‘央行’取消了对邮政的利率优惠。同时，因利率市场化，银行和邮政吸收存款的利率不再由官方统一制定，而是随行就市，邮政的吸存成本随之提高。
目前，台湾邮政储金汇业局的资金安排是，部分存于‘央行’，部分拆放给商业银行，还有些投资于公债与股市。现在还经营寿险业务。”
他认为，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国家完全可以效仿日本和台湾地区的做法，允许邮政储蓄将一定比例（日本为30%）的资金投入到由国家指导的基础设施建设上去。
但他承认，就目前邮政总局的现实条件，邮政储蓄这一块还无法突破。
“无论是邮政储蓄银行、还是邮政储金汇业局，邮政局既然在硬件上都没有基本的条件去做，更何况必要的相关政策的配套、人才的引进和培养。哪一种都是新情况，哪一种都需要从头开始。”
“现在，我们也清楚，靠政策是靠不住的，市场经济中最可靠的还是自己。不过，就现在的情况，由于邮政局在国家安全中的特殊身份，改革可能是一步一步来，哪一种方案都不会在某一天突然出现。”
这位邮政总局的高层智囊认为，邮政储蓄的改革应该排在金融改革靠后的次序上，邮政总局“还有足够的时间仔细斟酌”。
消息终于得到了证实。酝酿近8年之久的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已经胎死腹中。
11月4日，中国邮政总局邮政储汇局办公室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告诉本刊记者：关于邮政储蓄银行的一切操作均已停止。
据统计，截至今年3月底，邮政储蓄存款余额高达6469亿元。现在，资金规模仅次于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邮政储蓄，其何去何从，一时显得格外敏感和扑朔迷离。
10年前的一场争论
11月5日，一位直接与邮政总局高层接触的半官方专业人士就此接受了本刊记者的采访。在他看来，“邮政储蓄银行”出现这样一个结果并不奇怪，“一切都不过是10年前那场争论的延续罢了”。
这位专家指出，中国早在解放前就搞邮政储蓄了，但在1953年被取缔。1986年，国家考虑到邮政网点遍布城乡，可以弥补银行储蓄网点的不足，方便居民储蓄，于是邮政储蓄重新恢复，操作办法是邮政储蓄把个人储户的钱收进来，转交给当时还未政企分开的中国人民银行，并被支付0.22%的手续费。当时邮政储蓄与央行之间完全是代办关系。
到了90年代初，邮政储蓄已经发展到了相当规模。央行感到直接支付手续费是个负担，而且也与政企分开后的央行角色不符，几次提出要改。而邮政总局也想通过储金的运用做大这一块经营。但双方在朝哪个方向改，思路上发生了分歧。央行建议搞邮政储蓄银行，而邮政总局则希望像日本和台湾地区那样组建邮政储金汇业局。
二者的性质区别明显。邮政储蓄银行属于典型的银行操作，便于央行监管。而邮政储金汇业局则类似于金融投资机构，吸收储金并按照一定比例投资于国家级基础设施建设，邮政总局能够保持较强的资金运用独立性，而央行最多只能在原则上给予监督指导。
但谁也没有预料到90年代初期，中国货币市场出现了以房地产为代表的大规模投资混乱。当时压倒一切的任务是加强金融整顿，邮政储蓄的改革一时没了音讯。而为了“灭火”，邮政储蓄同时却被赋予了协助央行回笼货币的重任。
这就有了1992年开始，运用至今的现行政策：由央行给邮局储蓄固定利率，用户的利息由邮政支付，利差收入构成邮政储蓄的毛利。通过高利差的鼓舞，邮政大量吸储，为央行平息那场金融混乱立下了汗马功劳。同时，邮政储蓄收入也一举在邮政总收入中，裂土三分占其一，成就了其显赫的地位。
“平叛”加速了邮政储蓄的高速发展，但邮政储蓄与央行之间的代办关系依旧未变，而日渐庞大的邮政储蓄的监管问题又让央行寝食不安。于是，1995年，央行通过各种手段，让央行研究局的一位官员进入了当时的邮电部邮政储汇局。这就是现任邮政储汇局局长陶礼明。
陶礼明是邮政储蓄银行的坚定支持者。上台后一直倾心于邮政储蓄银行的推动和筹建工作。依靠其辛苦经营，当时的邮电部向央行提出办邮政储蓄银行。央行又上报到了国务院，并于1999年得到了批复表示同意，只等挂牌。
但谁也没有想到这一等就是两年多，而且最后的结果竟是停办。
阻力
11月4日，本刊记者就停办一事向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处询问原因和理由。得到的回答是，“问题非常复杂。两年前已经同意，为什么没有挂牌，还是问一问邮政总局是什么原因，我们确实不清楚”。
当记者就此向邮政总局新闻处询问，得到的回答也是“不清楚”。再征询邮政总局邮政储汇局办公室，其表示颇多为难，并婉拒了记者的采访。
原因到底何在？还是那位邮政总局的高层专业人士为记者指点了迷津：“邮政成立储蓄银行后，很可能会‘被人’拿走，邮政最后可能落得为他人作嫁衣的尴尬境地。
就像交通银行现在不归交通部，农业银行不归农业部一样，邮政储蓄不管以前隶属于谁，叫什么，但成立了银行，就属于金融机构，统一归央行节制。”
他指出这种情况是有先例的，比如欧洲一些国家邮政储蓄改革成邮政储蓄银行后，就直接被划归了中央银行管理。而且我国有明文规定，行业不能办银行。只要成立邮政储蓄银行，邮政总局失去控制权就是理所当然的结局。
“邮政储蓄这些年发展成这么一大块肥肉，谁都看着眼馋。据说，前一阵子，财政部想要，想把它归到财政系统里，用其吸收的存款投资国家基础建设。所以，邮政总局绝对不会放手。”
他认为在邮电拆分后，邮政普遍没有很好赢利业务的现状下，怕“桃子”被别人摘走，停办邮政储蓄银行的做法，应该不难理解。
事实上，更强大的阻力还是来自于基层。邮政储蓄这一块收入占了邮政总收入的35%，有的地方更高达60%-70%，广大乡村邮局甚至就靠它吃饭。邮政储蓄目前的利率是4.357％，远较商业银行上存央行的利率1.89％为高。为赚取利差，邮政储蓄自然惟存款是图。全国邮政储蓄的利差收入，对邮政系统扭亏作用重大。
据统计，截至今年3月底，邮政储蓄存款余额为6469亿元，全部转存央行。从存款来源的情况看，65％来自农村，35％来自城市。
记者找到了一份央行关于河南省新乡市邮政储蓄的内部调研报告。报告显示，新乡市邮政储蓄余额达到32.8亿元。邮政储蓄余额占全市储蓄存款余额的15.1％，而人员数仅占全市金融储蓄机构的4.81％，机构网点数占全市的9.38％。
这也就是说，邮政储蓄机构以不到1/20的人员数和1/10的机构数经营着近1/6的储蓄存款。
从邮政部门内部看，邮政储蓄人员占邮政局人员的32.8％，邮政储蓄收入占邮政局总收入的44.58％，邮政储蓄成为邮政的主营业务。
在稳定的高利诱惑下，邮政储蓄部门普遍实行高息揽储。在邮电分营前，高息的形式有赠送手机、免费安装电话等；分营后则以支付现金、赠送邮政服务品的形式出现。如果说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高息揽储不过是饮鸩止渴、寅吃卯粮，早晚要由自己承担恶果的话，邮政储蓄机构的行为无异于让中央银行买手机、送现金给他们自己的客户。
尤其是，目前邮政储蓄主要发生在基层，而基层邮局往往是汇款和存储混业经营，汇转储经常发生，财务也是一本账，收入、效益、成本根本算不清。直接加大了资金风险和央行监管的难度，成了一个没法打扫的金融死角。但如果要把邮政储蓄分离出来，即使是在邮政局内部相对独立出来，基层邮政支局局长们也决不会轻易同意。因为剥离了邮政储蓄，几乎就等于剥离了基层邮局的财源、财权和生存基础。
邮储的疯狂
在现行体制下，邮政储蓄凭借着旧有政策惯性继续运行。而基层邮局的疯狂揽储，也继续把邮政储蓄这个庞大的“雪球”推向更加疯狂的地步。
目前，邮政储蓄已经从“聚沙成塔”的金融配角一跃成为农村资金市场的“巨无霸”。
人民银行杭州支行研究员应宜逊告诉本刊记者：“开办邮政储蓄业务的初衷，是想利用邮政的网络和人员，以积聚闲散资金支持国家的经济建设，然而现在这种金融配角在不少地区已经成为农村资金市场上的主角了。”浙江省目前全省邮政储蓄存款余额已达到224亿元，全省1500余处邮政储蓄网点，2/3设在农村，有的村里也有网点。
目前邮政储蓄在全国1700多个县、市实现了通存通兑，有营业网点2万多个，哪怕是远在西藏中印边境上的一个小镇，都可以通过邮政金融网提取现金。这些资源优势使其明显超过了农村主要竞争对手——那些设在一乡一镇，实行独立核算，电子化水平偏低，服务手段落后的农信社。
而且，随着农村外出务工人员增多，汇兑资金滞留增加，促进邮政储蓄业务扩张。部分邮储机构还采取延期兑付汇兑资金、擅自转存等方式将个人汇兑款项转入邮储账户，做大邮储“蛋糕”。据人行调查数据，东部某些地区约有三成左右的邮政汇兑资金转化为邮储。
于是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景象就是，邮储网点遍布城乡，兼任储蓄代办员的邮递员每天穿梭于各城镇和乡村间。应宜逊介绍，在宁波的慈溪市，全市邮政储蓄余额到2001年11月底，就已经达到12亿元。当地邮政局视邮储为“新的增长点”，迅速扩充网点，不到一年时间，网点数量就由62个猛增至146个。
邮政储蓄已经从“聚沙成塔”的金融配角一跃成为农村资金市场的“巨无霸”。邮政储蓄超常发展带来诸多负面效应
与此同时，清理农村基金会和国有银行撤并网点，为邮政储蓄开拓农村市场“让”出了空间，加剧了邮政储蓄的疯狂扩张。不少商业银行和农信社清退的协储员“倒戈”加入邮储队伍，山东威海建行撤销农村代办点后，5.8亿元的代办存款全部划转给邮储，农行临沂平邑县支行撤销1300个代办站后，流向邮储的资金达六成以上。
邮政储蓄超常发展带来诸多负面效应。它不仅分流了农村资金，削弱了金融对“三农”的支持力度，而且扰乱了正常的金融秩序，加大了人民银行监管的难度，同时也加重了人民银行和中央财政的负担。
但人民银行对邮政部门监管范围的“受约束性”却使这一切难以查处。应宜逊介绍，人行对邮储机构的监管有“三难”：一是对从业人员处置难。按现行金融法规，人民银行对邮政部门监管对象是各级邮政局所属邮政储汇局及其负责人，可邮政储汇部门负责人并没有实质上的经营决策权。这样，在对金融机构负责人的处理上，真正应承担违规责任的人无法实施处罚。
其二，由于邮政储蓄属于非金融机构，导致处罚依据不明确，实际操作难。与此相应的第三个难处是全面检查，各级人行监管部门只能对邮政储蓄业务进行监管，而邮政储蓄又是标准的混业经营，难以囊括其全面财务收支。“邮储的做法像‘地下党’，”人行的一位官员形象地说，“人行不仅没权管住他的负责人，也无法去查他的账。”
但在金融领域“人人喊打”的邮政储蓄业务的高速发展，依然挡不住。这项原本是邮政局的“副业”，已经在摇身变作基层邮政局争抢的“主业”。因为待遇高，在不少地方搞传统信函包裹邮递、报刊杂志发行等主营业务的人越来越少，大家争着抢着去揽储。
这一切在现行政策的鼓励下，愈演愈烈，更加大了邮政储蓄改革的难度，甚至“直接影响了邮政总局决策的力度和信心”。邮政储蓄“尾大不掉”的局面一时越来越明显。
“免费午餐”吃到何时？
邮政储蓄所吃的“午餐”，现在“免费”的理由非但越来越不充分，反倒显得越来越“反动”。按照现行的货币政策，央行一直都希望扩大信贷的投放，但现在遇到的问题是银行惜贷，贷款规模上不去。
邮政储蓄的做法是反其道而行——“收集存款、转存央行”，正好与这一政策相悖。如果说商业银行做的是加法，那么邮政储蓄做的就是减法。邮政储蓄，实际是把资金从国民经济中像抽水机一样抽出来，尤其大有抽干农村资金的架势。
今年3月20日，央行在连续降息后，将邮政储蓄的转存利率从4.6008％降至4.357％，对邮政造成了不小的震动。可见，央行这种对邮政储蓄的带有优惠政策的补贴性利差，就是邮政的命门要穴。
如果说商业银行做的是加法，那么邮政储蓄做的就是减法。邮政储蓄，实际是把资金从国民经济中像抽水机一样抽出来，尤其大有抽干农村资金的架势。
显然，央行不愿继续这种“免费午餐”的情绪相当浓厚。当记者向央行非银行监管司办公室某官员询问邮政转存利率的政策趋向时，他说“现在不会变”，但他强调，不是“近期”而是“现在”。
邮政总局事实上也清楚邮政储蓄目前和未来的尴尬局面，改革势当必行。至于具体如何改，据透露，内部意见又重新回到邮政储金汇业局的思路上来了。这一点近两年来也得到了央行的肯定。央行行长戴相龙在其著述的《金融知识干部读本》中，就邮政储金汇业局的构想和发展，做了近一页的论述。
那位邮政总局的高层专家告诉记者，最典型的就是日本和台湾地区的做法，比如台湾，在金融自由化以前，台湾的做法类似于内地，由储汇局吸收存款存入‘央行’，‘央行’给予高于商业银行的利息，作为对邮政的补贴。“金融放开后，台湾的‘央行’取消了对邮政的利率优惠。同时，因利率市场化，银行和邮政吸收存款的利率不再由官方统一制定，而是随行就市，邮政的吸存成本随之提高。
目前，台湾邮政储金汇业局的资金安排是，部分存于‘央行’，部分拆放给商业银行，还有些投资于公债与股市。现在还经营寿险业务。”
他认为，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国家完全可以效仿日本和台湾地区的做法，允许邮政储蓄将一定比例（日本为30%）的资金投入到由国家指导的基础设施建设上去。
但他承认，就目前邮政总局的现实条件，邮政储蓄这一块还无法突破。
“无论是邮政储蓄银行、还是邮政储金汇业局，邮政局既然在硬件上都没有基本的条件去做，更何况必要的相关政策的配套、人才的引进和培养。哪一种都是新情况，哪一种都需要从头开始。”
“现在，我们也清楚，靠政策是靠不住的，市场经济中最可靠的还是自己。不过，就现在的情况，由于邮政局在国家安全中的特殊身份，改革可能是一步一步来，哪一种方案都不会在某一天突然出现。”
这位邮政总局的高层智囊认为，邮政储蓄的改革应该排在金融改革靠后的次序上，邮政总局“还有足够的时间仔细斟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