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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可染先生是我国当代著名的山水画家，他将西画的功底巧妙地与中国传统画融合在一起，形成自己独特的画风，影响着后人。他为人诚实忠厚，人品高尚，是我崇敬的师长。
一 、相识相知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社会上刮起“破四旧”风潮。这年冬天，北京饭店邀请我前去书写毛主席语录，以替代原布置的書画。我到的那天，天气阴沉，下着小雪。当我走到一楼楼梯口，看到撤下来的书画堆积如山时，很是心痛。正在盯着一幅幅书画仔细端详，这时来了一位身着中山服的领导，我一眼便认出他是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他以为我是饭店工作人员，看了看对我说：“这些书画都很珍贵，随便堆放在这里太可惜了，赶快收起来吧！”我点了点头，转告了饭店的有关人员。我在那里住了半个月的时间，每天都用白粉以隶书体在三合板红底上书写毛主席语录。写了不少，估算也有几十条，他们布置在饭店的各个厅室。
当时，在社会上到处都是毛主席语录，很快就形成了“红海洋”。世界各国来访的外宾，对此很反感。上面的领导得到这个信息，也感到不妥，要求创作新画和书写毛主席诗词代替。1968年初，北京饭店邀请我和中央美术学院的李可染、陶一清、田世光四位来共同完成这个任务。我与李可染分配住到一个房间，另外两个同志一个房间。从此，我与李可染先生相识相知。
饭店给我们房间摆上条桌，备齐文房四宝，大家开始创作。李可染先生亲自磨墨构图，创作以韶山为题材的山水画；陶一清以毛主席诗《送瘟神》中“春风杨柳万千条”为内容，创作山水；田世光以毛主席词《采桑子·重阳》中“战地黄花分外香”为内容，创作花鸟画；我则用隶书写毛主席诗词。大家以饱满的政治热情，紧张认真地构图绘制。在创作之余，我与李可染先生也聊天，他告诉我画画“必须苦练基本功，小时候学拉胡琴，天天练功才能学好。画画也得天天练功”。当时，物资比较短缺，一切食品都凭票证定量供应。一次，他买了一串香蕉，非让我吃，我们边吃边谈。他的知识非常丰富，对人诚恳热情。李可染先生以韶山毛主席故居为题材作画，布局是坐东面西。松林中有红卫兵高举红旗前进，后面是刚升起的红太阳。一日，中央美院工宣队来检查工作，审查画稿开口便问红太阳为什么画在北边，李可染先生说我去过韶山，毛主席故居就是坐东面西的。我当场插话，看画不能像看地图那样上北下南左西右东。至此应该是很清楚的了。不料，第二天中央美院的学生又来了，我让北京饭店门卫阻止他们进来。李可染先生说：“多亏你没有让他们进来。我从劳改队出来并不长，今天又来找我事儿了。”他的脸色十分紧张。
经过一个月的忙碌，我们完成了任务，学校通知我们回校。
二 、拜访求帖
在北京饭店作画时，李可染先生六十四岁，面色发红，我说先生的气色很好，他说是血压高的原因。这次能同室创作向他学习，看他怎么作画，是难得的机会。他看我书写时说：“你书法功底很好，建议你学画山水，只要坚持就能取得好成绩。”还说：“我有一本字帖想送给你，对你的书法可能会有帮助，有机会去我家取。”当时我心情十分感动。他的画作多半尺寸比较小，想让我给他放大，我说：“你那么大的画家，我哪敢给你放大。”
一天，我骑自行车到东总布胡同李可染先生家求字帖。进门后，李先生热情相迎。一间小屋堆满了书籍和杂物，连下脚的地方都没有。靠墙有一张双人床，我们坐在床上。老伴和儿子小可，都上班不在家。他指着一堆书对我说：“东西摆得很乱，字帖没有找到。”我看他为难，即说：“李先生字帖不要提了。”他帶我到隔壁小可房间。一间平房，半间是过道，半间放一张床还摆放两个马扎，十分简陋。原来他的正房被造反派一个厨师霸占。他坐在床上，我坐在马扎上，就这样我们俩交谈。看到此景此情，我的心很沉重，像他这样一名大师竟沦落到这个境地，真让人心酸。
但“文革”中让人心酸的事何止这一件呢？！李先生在干校受惊吓的事，是他后来告诉我的。
1966年是“文化大革命”的前期，写大字报、批斗、破四旧、大串连、学校停课、工厂停产，社会大乱。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文革小组”决定将中央的文化部门一律下放到农村，受部队管制，接受再教育。白天劳动，晚上学习，那时要干什么谁也不知道，反正叫你干啥就干啥。我们学校被下放到石家庄郊区，李可染等那些老知识分子、老艺术家被下放到湖北咸宁。生活条件差，环境十分艰苦。水稻田道路泥泞，夏天潮湿，闷热，冬天阴冷。这批老同志年事已高，体弱不能干活，所以冬天常到屋檐下取暖。他话也不多，瞭望远处有一个烟筒，日复一日地冒烟，感到无聊，心想不知什么时候回京，更不知将来的前途如何，难以听到笑声。忽有一日，有人说那烟筒是一座火葬场，他顿时脸色苍白，哑口无言，不敢再往下深思，恐怕自己回不去了。
三 、通县巧遇
1970年我被抽调到新闻电影制片厂，负责人是8341部队的狄富才副政委。我的任务是书写字幕、片头，平时不太忙。
一天，听说北京通县一仓库有旧画册要处理，价格也便宜。我即乘车前往。在旧书堆里，我发现一本俄罗斯旧画册，十分喜爱。该画册定价5元，可我兜里只带3元。正在为此发愁时，巧遇到李可染先生（关山月也在场），他也是来挑旧书的。我们握手寒暄几句。这时，我想何不向李先生借2块钱呢？于是我说明情况开了口。他非常真诚，毫不犹豫地从口袋里拿出5块钱，交到我手里，还说：“你去买吧，不用还了。”我如愿买到了这本书，心中无比高兴，感激万分。后来，我几次还他，他执意不要。那时，大家工资都不高，我一个月工资五六十块钱，他也不过是二三百元，能慷慨相助，足见他的高贵人品。后来我还是托本校的装裱师刘金涛还给了他。
四 、看望求教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拨乱反正，大量冤假错案得到平反，老年知识分子、艺术家逐步落实了政策。李可染先生也落实了政策，有关部门把他从小平房安排到复兴门外的一栋高层建筑。他的心情特别好，画笔大开，创作热情高，精品不断出现。
他多次约我到他府上做客，因为大家都很忙，又怕打扰他，只去了两次。第一次是我约白雪石先生同去，当时我住在玉泉山，白雪石住在北京军区西山招待所，都担负着有关部门交代的创作任务；另一次还是我俩前往。我还拿着写生本请他指点。他谦虚地对白雪石先生说：“我的作品都是豆腐块，登不上大雅之堂，雪石的画比较舒展，传统功夫很深，可以多画大画。”对我的写生稿，也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鼓励。他说：“你的写生稿很有现实性，路子走得很对。”我后来攻山水画并取得一定成绩，是与李可染先生的指引和点拨分不开的。
1977年，毛主席纪念堂落成，因为我书写了“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永垂不朽”17个大字，李可染先生创作了山水画《井冈山》，所以开放的第一天把我们一同请去。我们俩再次相见，情深如故。李可染先生说：“你的书法选上了，向你祝贺！”
1983年李可染先生在中国美术馆举办画展，我前往祝贺。人群当中，李可染先生认出了我并拉着我的手。我们亲切交谈，不知是哪位记者给我们拍了照，留下了美好的回忆。
（题图：作者与李可染）
（作者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
责任编辑 沈飞德 章 洁
一 、相识相知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社会上刮起“破四旧”风潮。这年冬天，北京饭店邀请我前去书写毛主席语录，以替代原布置的書画。我到的那天，天气阴沉，下着小雪。当我走到一楼楼梯口，看到撤下来的书画堆积如山时，很是心痛。正在盯着一幅幅书画仔细端详，这时来了一位身着中山服的领导，我一眼便认出他是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他以为我是饭店工作人员，看了看对我说：“这些书画都很珍贵，随便堆放在这里太可惜了，赶快收起来吧！”我点了点头，转告了饭店的有关人员。我在那里住了半个月的时间，每天都用白粉以隶书体在三合板红底上书写毛主席语录。写了不少，估算也有几十条，他们布置在饭店的各个厅室。
当时，在社会上到处都是毛主席语录，很快就形成了“红海洋”。世界各国来访的外宾，对此很反感。上面的领导得到这个信息，也感到不妥，要求创作新画和书写毛主席诗词代替。1968年初，北京饭店邀请我和中央美术学院的李可染、陶一清、田世光四位来共同完成这个任务。我与李可染分配住到一个房间，另外两个同志一个房间。从此，我与李可染先生相识相知。
饭店给我们房间摆上条桌，备齐文房四宝，大家开始创作。李可染先生亲自磨墨构图，创作以韶山为题材的山水画；陶一清以毛主席诗《送瘟神》中“春风杨柳万千条”为内容，创作山水；田世光以毛主席词《采桑子·重阳》中“战地黄花分外香”为内容，创作花鸟画；我则用隶书写毛主席诗词。大家以饱满的政治热情，紧张认真地构图绘制。在创作之余，我与李可染先生也聊天，他告诉我画画“必须苦练基本功，小时候学拉胡琴，天天练功才能学好。画画也得天天练功”。当时，物资比较短缺，一切食品都凭票证定量供应。一次，他买了一串香蕉，非让我吃，我们边吃边谈。他的知识非常丰富，对人诚恳热情。李可染先生以韶山毛主席故居为题材作画，布局是坐东面西。松林中有红卫兵高举红旗前进，后面是刚升起的红太阳。一日，中央美院工宣队来检查工作，审查画稿开口便问红太阳为什么画在北边，李可染先生说我去过韶山，毛主席故居就是坐东面西的。我当场插话，看画不能像看地图那样上北下南左西右东。至此应该是很清楚的了。不料，第二天中央美院的学生又来了，我让北京饭店门卫阻止他们进来。李可染先生说：“多亏你没有让他们进来。我从劳改队出来并不长，今天又来找我事儿了。”他的脸色十分紧张。
经过一个月的忙碌，我们完成了任务，学校通知我们回校。
二 、拜访求帖
在北京饭店作画时，李可染先生六十四岁，面色发红，我说先生的气色很好，他说是血压高的原因。这次能同室创作向他学习，看他怎么作画，是难得的机会。他看我书写时说：“你书法功底很好，建议你学画山水，只要坚持就能取得好成绩。”还说：“我有一本字帖想送给你，对你的书法可能会有帮助，有机会去我家取。”当时我心情十分感动。他的画作多半尺寸比较小，想让我给他放大，我说：“你那么大的画家，我哪敢给你放大。”
一天，我骑自行车到东总布胡同李可染先生家求字帖。进门后，李先生热情相迎。一间小屋堆满了书籍和杂物，连下脚的地方都没有。靠墙有一张双人床，我们坐在床上。老伴和儿子小可，都上班不在家。他指着一堆书对我说：“东西摆得很乱，字帖没有找到。”我看他为难，即说：“李先生字帖不要提了。”他帶我到隔壁小可房间。一间平房，半间是过道，半间放一张床还摆放两个马扎，十分简陋。原来他的正房被造反派一个厨师霸占。他坐在床上，我坐在马扎上，就这样我们俩交谈。看到此景此情，我的心很沉重，像他这样一名大师竟沦落到这个境地，真让人心酸。
但“文革”中让人心酸的事何止这一件呢？！李先生在干校受惊吓的事，是他后来告诉我的。
1966年是“文化大革命”的前期，写大字报、批斗、破四旧、大串连、学校停课、工厂停产，社会大乱。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文革小组”决定将中央的文化部门一律下放到农村，受部队管制，接受再教育。白天劳动，晚上学习，那时要干什么谁也不知道，反正叫你干啥就干啥。我们学校被下放到石家庄郊区，李可染等那些老知识分子、老艺术家被下放到湖北咸宁。生活条件差，环境十分艰苦。水稻田道路泥泞，夏天潮湿，闷热，冬天阴冷。这批老同志年事已高，体弱不能干活，所以冬天常到屋檐下取暖。他话也不多，瞭望远处有一个烟筒，日复一日地冒烟，感到无聊，心想不知什么时候回京，更不知将来的前途如何，难以听到笑声。忽有一日，有人说那烟筒是一座火葬场，他顿时脸色苍白，哑口无言，不敢再往下深思，恐怕自己回不去了。
三 、通县巧遇
1970年我被抽调到新闻电影制片厂，负责人是8341部队的狄富才副政委。我的任务是书写字幕、片头，平时不太忙。
一天，听说北京通县一仓库有旧画册要处理，价格也便宜。我即乘车前往。在旧书堆里，我发现一本俄罗斯旧画册，十分喜爱。该画册定价5元，可我兜里只带3元。正在为此发愁时，巧遇到李可染先生（关山月也在场），他也是来挑旧书的。我们握手寒暄几句。这时，我想何不向李先生借2块钱呢？于是我说明情况开了口。他非常真诚，毫不犹豫地从口袋里拿出5块钱，交到我手里，还说：“你去买吧，不用还了。”我如愿买到了这本书，心中无比高兴，感激万分。后来，我几次还他，他执意不要。那时，大家工资都不高，我一个月工资五六十块钱，他也不过是二三百元，能慷慨相助，足见他的高贵人品。后来我还是托本校的装裱师刘金涛还给了他。
四 、看望求教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拨乱反正，大量冤假错案得到平反，老年知识分子、艺术家逐步落实了政策。李可染先生也落实了政策，有关部门把他从小平房安排到复兴门外的一栋高层建筑。他的心情特别好，画笔大开，创作热情高，精品不断出现。
他多次约我到他府上做客，因为大家都很忙，又怕打扰他，只去了两次。第一次是我约白雪石先生同去，当时我住在玉泉山，白雪石住在北京军区西山招待所，都担负着有关部门交代的创作任务；另一次还是我俩前往。我还拿着写生本请他指点。他谦虚地对白雪石先生说：“我的作品都是豆腐块，登不上大雅之堂，雪石的画比较舒展，传统功夫很深，可以多画大画。”对我的写生稿，也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鼓励。他说：“你的写生稿很有现实性，路子走得很对。”我后来攻山水画并取得一定成绩，是与李可染先生的指引和点拨分不开的。
1977年，毛主席纪念堂落成，因为我书写了“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永垂不朽”17个大字，李可染先生创作了山水画《井冈山》，所以开放的第一天把我们一同请去。我们俩再次相见，情深如故。李可染先生说：“你的书法选上了，向你祝贺！”
1983年李可染先生在中国美术馆举办画展，我前往祝贺。人群当中，李可染先生认出了我并拉着我的手。我们亲切交谈，不知是哪位记者给我们拍了照，留下了美好的回忆。
（题图：作者与李可染）
（作者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
责任编辑 沈飞德 章 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