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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南京长江大桥是第一座由中国人自行设计、自主建设的双层式公铁两用特大型桥梁，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新中国创造的两大奇迹之一。它以气贯长虹的“中国跨度”和气吞山河的民族气概，成为中华民族的重要精神坐标。新时期，继承和弘扬大桥建设过程中所形成的南京长江大桥精神，具有重要意义。在南京长江大桥开建6（）周年之际，特刊载章剑华先生创作的《大江之上的中国脊梁》，以飨读者。
一
刚刚启动的大桥工地，犹如一张白纸，一切从头开始，工作千头万绪。
南京长江大桥工程指挥长彭敏与大桥局副局长宋次中、总工程师梅旸春等正在大桥工地上检查工作，桥梁专家李家咸急匆匆地送来一份加急电报。彭敏打开一看，是铁道部发来的，要他带上南京长江大桥设计方案及相关材料去上海汇报工作。
彭敏他们立即赶回指挥部，整理有关材料，中午就出发去上海。到了上海，他们得知党的八届七中全会正在这里召开，会上有一项议题就是讨论南京长江大桥的建设问题。他们连夜将方案及图表挂在会场的墙上，又一起研究起草汇报材料。
第二天，七中全会的第一项议题就是讨论南京长江大桥建设问题。
当天主持会议的首长说：“今天我们讨论一下南京长江大桥的建设，请铁道部作个汇报。我看汇报的人是铁道部大桥局的局长彭敏同志。我可认识他。他在战争时期是个铁司令，在建设时期也是个铁司令。他们在建成武汉长江大桥之后，又转战南京，开始建南京长江大桥。这是件大事，我们一起听听他的汇报。”
一向指挥若定、沉着稳健的彭敏，第一次面对这么多中央领导和中央委员，心里一下子紧张起来。他从后排站起，走向发言席，竟忘了带发言稿，好在李家咸机灵，发现后立即将稿子递了上去。彭敏略显窘态，但很快就镇定下来，照着稿子汇报起来：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在万里长江上胜利建成了武汉长江大桥。之后，党中央、国务院又决定在南京建设第二座长江大桥。在党的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指引下，在‘三面红旗’的照耀下，南京长江大桥的建设已经摆开了战场，拉开了帷幕。
“在黨中央、国务院的关怀下，在江苏省委、南京市委的领导和支持下，我们已经成立了南京长江大桥建设委员会和工程指挥部，两岸的征地拆迁工作已经完成，近3000名新老桥梁工程技术人员和工人已经进驻工地，前期工作全面展开。万事俱备，东风劲吹，我们决心用两年半的时问胜利建成南京长江大桥。”
“我只听说过‘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从没听说过‘万事俱备，东风劲吹’。”首长笑道，“我们这次全会，对于南京长江大桥建设，就是一股东风嘛！”
会场上的气氛顿时活跃起来。国家计委、铁道部、江苏省、上海市的领导分别发言，表示坚决拥护中央兴建南京长江大桥的决策，全力支持，各方配合，为大桥建设积极工作，多作贡献。江苏省、上海市的领导在发言中特别强调了南京长江大桥建设的必要性与紧迫性。每天有近万吨货物积压在浦口码头，亟待过江;全国的主要工厂，50%左右集中在上海，但由于长江运输的限制，大量煤炭和牛产物资不能及时运抵上海，牛产受到严重影响，迫切希望早日建成南京长江大桥。
听了大家的发言，国务院领导同志当场表态，国家将集中人力、物力和财力，支持南京长江大桥早日开工建设。
二
在南京的下关，很难在江边找到一座像样的建筑。这恐怕是南京与其他江滨城市不一样的地方。
而原海军医院旧址是个特例，它离长江仅一步之遥。这个建筑极具特色，外廊十分精美，檐角斜飞而出，罗马柱高高挺立，廊柱问连接着花瓶式镂空水泥栏杆，廊檐下有花纹图饰。这建筑分为两处，一处是狭长的青砖房，为南院;一处是凹字的办公用房，为北院。南院与北院之问有s形的道路，路的两旁是高大的法国梧桐，形成一条蜿蜒的林荫道。
在这个地方，找到这样的建筑作为大桥指挥部，实在是太不容易也再合适不过了。这里格外清静，特别是离长江近，离工地近。指挥部的施工处、设计组、发包组的近百人集中在这里办公。大桥局兼指挥部的领导吃住都在这里。
与往常一样，天刚蒙蒙亮，梅旸春就起床到江边溜达。他没有早锻炼的意识与习惯，只是想独自在这江边走一走、看一看、想一想T作上的事情。他正走着，突然听到背后有人在叫他，回头一看是彭敏，觉得有点疑惑，便问：“你今天怎么早起啦？你可没有这个习惯啊。”
彭敏走近后说：“这几天睡不好，总是醒得早。”
梅旸春奇怪道：“你有大将风度，不像我有点事就搁不住，你也会睡不着觉？”
“哪里哪里，我也是外强中干。”彭敏说，“从上海回来后，我像变成了两个人似的，一个是精神振奋，一个是压力重重。”
梅旸春苦笑道：“我就是一个人，全身上下都是压力。老彭，我本来今天就想找你的，赶紧召开第三次技术协作会吧！虽然大局已定，但许多技术设计和具体问题还没有敲定，时不我待啊！”
“是啊是啊，我正是这样想的。”彭敏用商量的语气说，“梅总，我们是不是今天碰个头研究一下，三天后就召开第三次技术协作会，把该定的事情抓紧定下来。”
梅旸春赞同道：“这样好。我这两天就把会议要重点讨论的议题理出来，让大家有的放矢地进行讨论，最后形成结论性的意见。否则下步工作动不起来啊！”
两位多年合作的战友，不约而同地站了起来，面向江面，看着旭日东升，心中的热情又升腾起来。彭敏无限感慨地说：“七中全会作出了决定，毛主席、周总理对我们提出了要求，我们无论如何要把南京长江大桥建设好啊！”
三
这是一个多快好省的年代。这是一个大干快上的年代。
经过不到三年的筹备，南京长江大桥于1960年1月18日正式开工。
寒风凛冽，江水滔滔。开工仪式在南岸正桥9号墩的导向船上举行。铁道部、南京长江大桥建设委员会的全体成员和现场技术人员、工人参加了开工仪式。 那时，南京长江大桥的建设对外还是保密的，代号为“601 工程”。所以，参加开工仪式的人数不多，且都要佩戴特制的朐章才能进入。
上午9点08分，在热烈的掌声中，南京市市长彭冲宣布：“南京长江大桥开工！”
紧接着，大桥局局长、总指挥彭敏下达命令：“南京长江大桥第一个钢围笼开始下沉！”
只见巨大的正桥9号墩浮运钢围笼徐徐下水，四周浪花飞溅，江面翻起层层波浪。
没有领导致辞，没有鞭炮齐鸣，南京长江大桥开工仪式仅用20分钟就结束了，但它却开启了一场艰苦卓绝的漫长征战。
就在这时，苏联桥梁专家西林突然来到南京，要求访问南京长江大桥建设工地。
西林的这次来访绝非寻常。
虽然中苏两党几乎断绝了交往，但西林依然心系中国的桥梁建设。当得知南京长江大桥已经正式开工，他既高兴又担忧，尤其是对南京长江大桥的桥基施工方法放心不下。于是，他克服重重困难与阻挡，私下自费来中国南京访问。
得知西林来访，彭敏、梅旸春热情接待，中午在南京饭店请西林吃饭。西林匆匆地吃了几口，也不午休，就赶到大桥工地察看。
在1号桥墩现场，他反复观察与询问，不时露出沉重的脸色，对重型沉井的施工表示担心，当着大家的面对彭敏和梅旸春说：“多瑙河上用过这样的方法，失败了。我觉得沉井无法达到预期的深度，建议即刻改用大型管柱钻孔法。”
彭敏未置可否，只是礼貌地对西林说：“我们回去再作讨论。”
晚饭过后，彭敏邀请西林与中国专家见面，并一起讨论桥基问题。西林再次提出重型沉井法不妥，应立即改用管柱高承台皋础，而梅旸春坚持认为管柱法在深水中容易晃动过大，而沉井加管柱稳同得多。
大凡专家都有自己的个性与主见，甚至有些同执，再说，在科学的问题上来不得半点虚伪，因而两个人谈来谈去还是谈不到一块，各抒己见，各不相让。
西林看说服不了梅旸春，又担心自己的朋友在这节骨眼上摔跟头，只好跑到北京，找到铁道部领导反映，说南京那边使用的方法不行，必须立即改正过来，还说了一大堆的理由。铁道部领导对西林的意见十分重视，立即急召梅旸春来京，与西林一起继续讨论。
铁道部部长吕正操亲自听取梅旸春和西林的意见。梅旸春为了使部长理解和支持他的方案，作了通俗而详细的阐述。
管柱法，就是把分节制造好的混凝土管子，打到江底的岩面上，再在这个岩面朝下钻孔。钻孔以后，在管内和孔内灌注混凝土，把管柱与岩石牢牢地粘接在一起。这样把许多根管柱建好后，在上面修筑一个承台，就像把一大把筷子捆在一起，可以承受很大的重量。然而，由于南京长江大桥水下淤泥很厚，江底岩层有很多破碎带，如果管柱下得太深，长度过长，就会引起桥墩顶端晃动过大，影响桥梁安全。
沉井法，就是制作一个围堰，像一只巨大无比的杯子，把它下沉到水下，按到江底的泥巴里去，然后在这里面，再插一把筷子，也就是预制好的管柱，让它达到基岩，这样受力比较均匀，桥基不易整体晃动与下沉。
梅旸春归纳说：“我认为，只有把这两种办法结合起来，才能确保桥基在相对松软的岩石面上能稳固牢靠。”为了进一步强化自己的观点，他又不得不提到了武汉长江大桥开通时发牛的晃动情况，他说，“虽然晃动的原因现在还没有找到，但增加桥墩的牢同性是完全必要的。”
“问题是，1号桥墩的沉井还没落底，就出现了倾斜，怎能稳同牢靠？”西林又警告道，“这是非常危险的！”
“倾斜？”吕正操听了十分震惊，责问梅旸春，“有这么回事吗？为什么不汇报？”
“我们刚刚才发现，正在设法纠偏。”梅旸春补充道，“局里已经将此情况向部里汇报了。”
“既要及时汇报，更要及时解决沉井倾斜问题。”吕正操部长明确指出，“如果不能有效解决，就必须改变你们的方案。”
吕正操表扬和感谢西林对南京长江大桥建设的关心和提出的中肯意见。而西林还是闷闷不乐、忧心忡忡。他知道，1号桥墩的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而他的归期已到，无法与中国同志一起解决这一问题了。他感到遗憾，甚至愧疚。他多么希望能像建造武汉长江大桥那样，自己亲自参与其中啊！
西林就要回國了。梅旸春把他送到火车站。虽然两个人的观点发牛了分歧，但友情还在，甚至更深了。他们心里都明白，以后相见与合作的机会会愈困难，这次分手，就很难知道下次相见于何时何地。西林上车前，紧紧地握着梅旸春的手，动情地说：“你肩上的担子很重啊，请你珍重，也请你认真考虑我提出的方案。”
“我会认真考虑的，西林同志，你放心吧，谢谢您！”梅旸春与西林深情拥抱，挥手而别。
看着渐渐远去的火车，梅旸春的眼睛湿润了，他为西林的诚挚友谊而感动，也为与远道而来的他发牛分歧而内疚。
四
南京长江大桥生不逢时，开工不久便遇上我国三年困难时期。
在严峻形势之下，中央决定实行“调整、巩同、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许多重大建设项目因资金不足停建、缓建。
这一情况也影响到了南京长江大桥的建设。国家拨付的建桥资金，从每年5000万减少到3000万，之后又减少到1500万，维持一般的基本开支也难以为继。中央还要求凡1958年后招收的新工人一律精简。这样，大桥局为保证南京长江大桥施工而招收的大量新工人都要精简辞退掉，已经订购的100多台套大型施工设备都要退货。真若如此，大桥工程进度将大大放慢，甚至陷入停工下马的困境。
刚刚接手大桥局代理局长和指挥长的宋次中束手无策，心急火燎赴北京汇报情况。他先找到了彭敏。虽然工作岗位变动了，但彭敏对南京长江大桥的关心丝毫未减，他二话没说，与宋次中一起去找铁道部第一副部长武竞天。
“武部长，如果工人走了，设备退了，南京长江大桥就无法建下去了呀！”宋次中这位也曾驰骋疆场的硬汉，一开口竟哽咽起来。 武竞天副部长安慰道：“你别急，别急，我们一起商量嘛。”
彭敏说：“不急不行啊！如果现在工程被迫停下来，不光影响进度，更重要的是保不住正在施工的桥墩，一旦发牛事故，前功尽弃，甚至以后都无法接续施工，后果不堪设想啊！”
武竞天想了想说：“现在部里也没有办法，咱们只有一起去找国务院领导了。”
国务院领导听完他们的汇报后，表态说，中央调度一下资金，你们已经订购的设备不要退货，已招收的工人就不要精简了，保证南京长江大桥的正常施工。
在国务院领导的关心下，南京长江大桥建设工程克服重重困难，终于得以继续。
谁也无法相信，在中国经济最为困难的时期，在钢材等皋本牛产资料、粮食等基本牛活资料严重短缺的情况下，南京长江大桥工程仍然在艰难推进。
除4号、5号桥墩外，正桥的其他七个桥墩先后上马，引桥桥墩也全线展开。
一天深夜，忙了一天的指挥长宋次中刚刚睡下，卧室里的电话铃声骤然响起。他心头猛然一惊，知道这个时候来电话，肯定不会是小事。果然，电话里传来二处处长慌张的声音：“宋局长，引桥桥墩的混凝土质地不良，出现了灌水漏窜的问题。”
放下电话，宋次中立即赶到引桥工地。二桥处的领导和技术人员个个神色凝重，正在紧急商讨补救办法。
宋次中听取了汇报、查看了现场，眉头紧锁，神情严峻地从嘴里蹦出了两个字：
“炸掉！”
大家面面相觑，不敢言语。
五
随着工程的全面展开和进度加快，各种困难和问题接踵而至。
3号桥墩于1961年2月19日开工，但出师不利。墩位处的岩层倾角陡、裂隙密，有六条与岩层走向斜交的挤压破碎带，在平面上呈网状网格状分布。在墩位钻孔施T时，采用泥浆护壁钻进，成孔没有发牛问题，但用压力冲洗孔壁时，发现井壁岩石形成碎块下掉，以致不能灌注水下混凝土成桩。不能成桩，意味着这个桥墩就建不起来。这是必须攻克下来的难题。
一次，曹桢在四桥处提交上来的几十条合理化建议中，发现了一条关于解决3号墩孔壁碎块下掉的建议，他仔细阅读，觉得颇有价值。
但是，采用这一办法需要潜水员下水清孔和检查。而从水面至孔壁底部水深77米，加上提高水压固壁，水深达82米。当时国际上普遍认为45米是潜水的警戒线，先进的潜水设备最深也只能下潜50米左右。
82米，大大超过了一般潜水装置的极限深度，从来没有这样的深潜作业先例和经验。
由大桥局m面，请来上海第二军医大学的深潜专家刘景昌、部队的潜水兵李波等人，还借来了一套代号“Ⅲ螺旋”的苏式深潜设备。这套设备在当时是非常先进的，可以超过50米，但在实际操作中从来没有下潜超过80米。
要不要组织进行82米的深潜呢？刘景昌没有把握，大桥局难以决断。
就在这时，一份请战书送到了梅旸春的手中。这是潜水工班党小组递交的，他们表示：“不克深水关，绝不下战场。”
多好的工人啊！梅旸春被他们的精神所打动，决定向深水挑战！
为了让潜水班的工人熟练掌握这套设备，刘景昌一遍又一遍地向他们传授深潜的技术要领，讲解设备的性能特点、操作程序，反复组织演练，还组织潜水员去上海接受了半个月的加压训练。
深潜作业的那天，潜水工班工长宋福生带着四名潜水工人登上了潜水工作船。他们没想到梅旸春、曹桢、李家咸等局处领导和专家都一同前往深潜现场。
深潜作业就要开始了。曹桢问：“谁第一个下水？”
“我！”胡宝玲挺身而出，“我是共产党员，我先下！”
左国胜站出来说：“我年纪最轻，我要求第一个下去！”
“不，我是工长，还是我先下吧！”宋福生坚定地说。
“我先下！”“我先下！”一个个潜水工都站出来，争先恐后地要求先下水作业。
让谁先下水呢？
梅旸春、曹桢与刘景昌教授商量后决定，左国胜第一个下去做试验。如果试验没有问题，胡宝玲再下去进行深潜作业，然后依次轮换。
左国胜穿好重潜水服，背着氦氧混合气钢瓶，刘教授又一次为他检查了装备，叮囑注意事项。
“下水！”左国胜听到命令后，进入3号柱孔内的水中下潜。
这次深潜，既成功也不成功。成功的是下到了82米深处，不成功的是下到深处后并没有作业，且在上浮时又发牛了事故。
梅旸春心里十分矛盾，但他不得不做出继续实施深潜作业的决定，并要求只能成功不能失败。否则，一天天拖下去，3号桥墩就建不起来。
潜水班请求继续下潜作业。刘景昌教授与技术人员对设备进行了调整和调试。
又一次深潜作业开始了。原班人马都登上了工作船。
胡宝玲穿上潜水服，工长宋福生替他戴上头盔，又仔细检查了潜水软管的进气情况，并把头盔拧紧螺帽。
“下潜！”曹桢下达命令。
胡宝玲从容地走下木梯，慢慢地潜入水中。顿时，在他身体四周，“咕咕咕”地泛起一朵朵水花。
宋福生手里拿着半导体的通话器，一分钟后，便问胡宝玲：“感觉怎么样？”
“感觉很好！”胡宝玲响亮地回答。
“继续下潜！”
胡宝玲越下越深。宋工长问正在放胶管的小李：“现在已下潜多少了？”
小李回答：“59米。”
宋工长得知已到相当的深度，便对通话器问：“老胡，什么感觉？”
一会传来胡宝玲的声音：“很好。”
“继续下潜！”宋工长指令道。
胡宝玲继续往下，已略感头晕。此时又传来宋工长同样的问题：“感觉怎么样啊？”
“没有问题。”胡宝玲坚持道。
小李开始不断地报着数：65米，68米，70米，75米…… 在场的人都屏住了呼吸。宋工长又对着通话器问：“马上到底了，你可以吗？”
可是，这次并没有听到胡宝玲的及时回答，通话器里传来“咝咝”的声音。
三秒钟过去了，依然没有回答。
曹桢急了：“汁问题了？”
宋工长对着通话器一遍又一遍地喊：“老胡，老胡，你听到吗？”
“感觉——正常。”水下又传来了胡宝玲吃力的回答。
“还能继续下潜吗？”宋工长急切地问。
胡宝玲这样说了：“可以继续下潜。”
“82米，到底了！”小李激动而紧张地呼喊道。
宋工长回过头，对着梅旸春和曹桢问道：“能不能让他作业？”
梅旸春示意刘教授作决定，而刘教授迟疑起来。这时曹桢说：“征求老胡本人的意见。”
宋工长对着通话器：“老胡，能进行作业吗？”
这时胡宝玲感到嘴麻、口渴，全身冒汗，但他咬紧牙关，使尽全身的力气回答：“一定要作业！”说完，他稍作调整，就开始作业起来。检查孔壁，清理孔壁上的碎块
工作船上的所有人都屏住呼吸，不说话，宋工长也不再发问，牛怕消耗胡宝玲的体力，影响他的作业。
5分钟，10分钟，15分钟……
梅旸春对曹桢说：“可以了。”
曹桢对宋工长说：“通知上浮。”
宋工长便对着通话器说：“老胡，15分钟了，可以上浮。”
过了很长一会儿，通话器传来声音：“我可以，到20分钟吧。”
到20分钟时，曹桢对宋工长说：“命令他上浮！”
“老胡，领导命令你立即上浮！”
“是！”胡宝玲微弱地回答。
宋工长没听到回答，又问：“老胡，你听到了吗？”
胡宝玲拼尽全力说：“听——到——了。
在焦急的等待中，胡宝玲终于浮出了水面。
工作船上一片欢呼声。在场医生立即为胡宝玲做检查和护理工作。
“奇迹！奇迹！”刘景昌教授情不自禁地赞叹道。
的确是奇迹。深潜82米，打破了当时的世界纪录，谱写了世界桥梁史上的深潜神话。
六
长江巨浪滔天，国际风云变幻。
20世纪60年代初的中国，经受着国际国内的双重考验。自然灾害还在继续，中苏关系不断恶化，走向破裂。苏联方面撤走全部在华专家，带走图纸和资料，中断所有合作计划。
南京长江大桥钢梁按三联三孔连续、一孔简支钢桁、主跨160米设计，由于钢梁荷载很大，只得订购苏联牛产的HJ12低合金钢。
然而，苏方向中方供货时，突然要求放弃钢材可焊要求，或将长板钢改为杂尺料钢交货。这一无理做法，被我方断然拒绝，后来苏方干脆断绝了供应。
没有钢材，对于正在建设中的南京长江大桥来说，无异于釜底抽薪。
宋次中、王序森、方秦汉赶到北京向部里汇报。部里已经知道了情况，经研究，准备从美国进口一种号称“万能用件”的特种钢，并向国务院作了报告。
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从美国进口钢材不是件小事，国务院领导同志也拿不定主意，就向毛主席作汇报。毛主席回答说：“什么万能？世界上哪有万能的，无非用途多一点罢了。这没有什么神秘的，我们自己也能生产。”
国务院领导转达了毛主席的指示，要铁道部研究提出建议。铁道部领导在研究时，接受了物资局工程师魏维恒的建议，商请鞍山钢铁公司研制和生产大桥所需的16锰新钢材，并向国务院作了汇报。
国务院领导立即把鞍钢领导找到北京，当面指示道：“苏联背信弃义，我们背水一战，请你们不惜一切代价，研制生产出建造南京长江大桥所需的特種钢材！”
鞍钢无条件地接受了这一光荣而艰巨的任务，成立了科研攻关小组。
钢梁是桥梁的骨架，关系到大桥质量的百年大计，对钢材的力学性能和化学成分要求非常严格。当时鞍钢生产16锰钢材的成材率很低，只有15%左右，钢材的尺寸也达不到要求。新品种低合金钢的化学成分非常敏感，因此需要反复试验，不断改进。比如硫磷怎么控制，只能先做成锭，再轧成坯，然后检验合格不合格。不合格，找出原因，再试。就这样日夜不停地反复试验，终于生产出16锰低合金桥梁钢。
鞍钢的科技人员和工人们自豪地称之为“争气钢”！
七
大江之上热潮涌动，大桥工地热气腾腾。工地上到处是你追我赶、争先创优的热烈局面。
年逾花甲、重病缠身的梅旸春，被干部职工的热情和热烈的劳动场面所打动，支撑着病体，日夜奋战在大桥建设的第一线。哪里有困难、有险情，他就出现在哪里。白天在工地上奔波，晚上召集会议研究问题，深夜伏案工作。超负荷的工作量，超大的各种压力，终于把他的身体压垮了。一次，在江心的施工平台上，一阵狂风吹来，他身体一晃，倒了下去，当场昏厥过去，工人们以最快的速度把他送到医院抢救。
梅旸春病得很重，卧床不起。直到那年春暖花开，他的病情才有所好转，居然又能坐起来了。有了一点精神之后，他向往着热火朝天的大桥工地。他对妻子和女儿说：“你们一直没有机会到这里来，这次来了，一定要到大桥工地上去看看。你们看了才知道，我们的事业有多么重要，我们的祖国有多么伟大！”
一次，宋次中局长来探望他，他拉着宋局长的手说：“我要早些上工地去，在医院里反而养不好我的病。”
宋次中向梅旸春传达了部里领导的决定：趁现在病情好转，立即回北京继续治疗和休养。
梅旸春怎肯在大桥建设的关键时刻离开战场呢？但无奈自己的身体状况和组织的决定，只好勉强答应回京。他向宋次中提出了一个要求，他要到大桥工地上去看一看。
看着梅旸春恳切的神情，宋次中心一软，答应了。
行前，宋次中带着医生，陪同梅旸春去了大桥工地。看着两岸火热的工地，看着江中一个个浮出和即将露出水面的桥墩，梅旸春无比欣慰和激动，站在江岸上久久不愿离去。后经宋次中多次劝说，他才离开工地回到医院。
谁知，当晚梅旸春脑病复发。抢救时，他知道自己不行了，紧紧握着妻子的手说：“老天爷为什么这么恶，不让我建完大桥？”说完便松开手，永远地闭上了眼睛。
五月的长江，春潮似乎停止了涌动，潮声仿佛发出了哀鸣。
梅旸春去世后，铁道部武竞天副部长和彭敏赶到南京，为他举行了追悼大会。
南京长江大桥工地上的数千名干部职工，在这里送他们最为熟悉和敬重的总工程师梅旸春最后一程。
哀乐声中，彭敏致悼词，未曾开口，已是泣不成声。
“呜——呜——”江面上传来一声长长的汽笛声。那深沉的声音，是长江发出的长叹与哀唱。（待续）
（责任编辑：贾茹）
一
刚刚启动的大桥工地，犹如一张白纸，一切从头开始，工作千头万绪。
南京长江大桥工程指挥长彭敏与大桥局副局长宋次中、总工程师梅旸春等正在大桥工地上检查工作，桥梁专家李家咸急匆匆地送来一份加急电报。彭敏打开一看，是铁道部发来的，要他带上南京长江大桥设计方案及相关材料去上海汇报工作。
彭敏他们立即赶回指挥部，整理有关材料，中午就出发去上海。到了上海，他们得知党的八届七中全会正在这里召开，会上有一项议题就是讨论南京长江大桥的建设问题。他们连夜将方案及图表挂在会场的墙上，又一起研究起草汇报材料。
第二天，七中全会的第一项议题就是讨论南京长江大桥建设问题。
当天主持会议的首长说：“今天我们讨论一下南京长江大桥的建设，请铁道部作个汇报。我看汇报的人是铁道部大桥局的局长彭敏同志。我可认识他。他在战争时期是个铁司令，在建设时期也是个铁司令。他们在建成武汉长江大桥之后，又转战南京，开始建南京长江大桥。这是件大事，我们一起听听他的汇报。”
一向指挥若定、沉着稳健的彭敏，第一次面对这么多中央领导和中央委员，心里一下子紧张起来。他从后排站起，走向发言席，竟忘了带发言稿，好在李家咸机灵，发现后立即将稿子递了上去。彭敏略显窘态，但很快就镇定下来，照着稿子汇报起来：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在万里长江上胜利建成了武汉长江大桥。之后，党中央、国务院又决定在南京建设第二座长江大桥。在党的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指引下，在‘三面红旗’的照耀下，南京长江大桥的建设已经摆开了战场，拉开了帷幕。
“在黨中央、国务院的关怀下，在江苏省委、南京市委的领导和支持下，我们已经成立了南京长江大桥建设委员会和工程指挥部，两岸的征地拆迁工作已经完成，近3000名新老桥梁工程技术人员和工人已经进驻工地，前期工作全面展开。万事俱备，东风劲吹，我们决心用两年半的时问胜利建成南京长江大桥。”
“我只听说过‘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从没听说过‘万事俱备，东风劲吹’。”首长笑道，“我们这次全会，对于南京长江大桥建设，就是一股东风嘛！”
会场上的气氛顿时活跃起来。国家计委、铁道部、江苏省、上海市的领导分别发言，表示坚决拥护中央兴建南京长江大桥的决策，全力支持，各方配合，为大桥建设积极工作，多作贡献。江苏省、上海市的领导在发言中特别强调了南京长江大桥建设的必要性与紧迫性。每天有近万吨货物积压在浦口码头，亟待过江;全国的主要工厂，50%左右集中在上海，但由于长江运输的限制，大量煤炭和牛产物资不能及时运抵上海，牛产受到严重影响，迫切希望早日建成南京长江大桥。
听了大家的发言，国务院领导同志当场表态，国家将集中人力、物力和财力，支持南京长江大桥早日开工建设。
二
在南京的下关，很难在江边找到一座像样的建筑。这恐怕是南京与其他江滨城市不一样的地方。
而原海军医院旧址是个特例，它离长江仅一步之遥。这个建筑极具特色，外廊十分精美，檐角斜飞而出，罗马柱高高挺立，廊柱问连接着花瓶式镂空水泥栏杆，廊檐下有花纹图饰。这建筑分为两处，一处是狭长的青砖房，为南院;一处是凹字的办公用房，为北院。南院与北院之问有s形的道路，路的两旁是高大的法国梧桐，形成一条蜿蜒的林荫道。
在这个地方，找到这样的建筑作为大桥指挥部，实在是太不容易也再合适不过了。这里格外清静，特别是离长江近，离工地近。指挥部的施工处、设计组、发包组的近百人集中在这里办公。大桥局兼指挥部的领导吃住都在这里。
与往常一样，天刚蒙蒙亮，梅旸春就起床到江边溜达。他没有早锻炼的意识与习惯，只是想独自在这江边走一走、看一看、想一想T作上的事情。他正走着，突然听到背后有人在叫他，回头一看是彭敏，觉得有点疑惑，便问：“你今天怎么早起啦？你可没有这个习惯啊。”
彭敏走近后说：“这几天睡不好，总是醒得早。”
梅旸春奇怪道：“你有大将风度，不像我有点事就搁不住，你也会睡不着觉？”
“哪里哪里，我也是外强中干。”彭敏说，“从上海回来后，我像变成了两个人似的，一个是精神振奋，一个是压力重重。”
梅旸春苦笑道：“我就是一个人，全身上下都是压力。老彭，我本来今天就想找你的，赶紧召开第三次技术协作会吧！虽然大局已定，但许多技术设计和具体问题还没有敲定，时不我待啊！”
“是啊是啊，我正是这样想的。”彭敏用商量的语气说，“梅总，我们是不是今天碰个头研究一下，三天后就召开第三次技术协作会，把该定的事情抓紧定下来。”
梅旸春赞同道：“这样好。我这两天就把会议要重点讨论的议题理出来，让大家有的放矢地进行讨论，最后形成结论性的意见。否则下步工作动不起来啊！”
两位多年合作的战友，不约而同地站了起来，面向江面，看着旭日东升，心中的热情又升腾起来。彭敏无限感慨地说：“七中全会作出了决定，毛主席、周总理对我们提出了要求，我们无论如何要把南京长江大桥建设好啊！”
三
这是一个多快好省的年代。这是一个大干快上的年代。
经过不到三年的筹备，南京长江大桥于1960年1月18日正式开工。
寒风凛冽，江水滔滔。开工仪式在南岸正桥9号墩的导向船上举行。铁道部、南京长江大桥建设委员会的全体成员和现场技术人员、工人参加了开工仪式。 那时，南京长江大桥的建设对外还是保密的，代号为“601 工程”。所以，参加开工仪式的人数不多，且都要佩戴特制的朐章才能进入。
上午9点08分，在热烈的掌声中，南京市市长彭冲宣布：“南京长江大桥开工！”
紧接着，大桥局局长、总指挥彭敏下达命令：“南京长江大桥第一个钢围笼开始下沉！”
只见巨大的正桥9号墩浮运钢围笼徐徐下水，四周浪花飞溅，江面翻起层层波浪。
没有领导致辞，没有鞭炮齐鸣，南京长江大桥开工仪式仅用20分钟就结束了，但它却开启了一场艰苦卓绝的漫长征战。
就在这时，苏联桥梁专家西林突然来到南京，要求访问南京长江大桥建设工地。
西林的这次来访绝非寻常。
虽然中苏两党几乎断绝了交往，但西林依然心系中国的桥梁建设。当得知南京长江大桥已经正式开工，他既高兴又担忧，尤其是对南京长江大桥的桥基施工方法放心不下。于是，他克服重重困难与阻挡，私下自费来中国南京访问。
得知西林来访，彭敏、梅旸春热情接待，中午在南京饭店请西林吃饭。西林匆匆地吃了几口，也不午休，就赶到大桥工地察看。
在1号桥墩现场，他反复观察与询问，不时露出沉重的脸色，对重型沉井的施工表示担心，当着大家的面对彭敏和梅旸春说：“多瑙河上用过这样的方法，失败了。我觉得沉井无法达到预期的深度，建议即刻改用大型管柱钻孔法。”
彭敏未置可否，只是礼貌地对西林说：“我们回去再作讨论。”
晚饭过后，彭敏邀请西林与中国专家见面，并一起讨论桥基问题。西林再次提出重型沉井法不妥，应立即改用管柱高承台皋础，而梅旸春坚持认为管柱法在深水中容易晃动过大，而沉井加管柱稳同得多。
大凡专家都有自己的个性与主见，甚至有些同执，再说，在科学的问题上来不得半点虚伪，因而两个人谈来谈去还是谈不到一块，各抒己见，各不相让。
西林看说服不了梅旸春，又担心自己的朋友在这节骨眼上摔跟头，只好跑到北京，找到铁道部领导反映，说南京那边使用的方法不行，必须立即改正过来，还说了一大堆的理由。铁道部领导对西林的意见十分重视，立即急召梅旸春来京，与西林一起继续讨论。
铁道部部长吕正操亲自听取梅旸春和西林的意见。梅旸春为了使部长理解和支持他的方案，作了通俗而详细的阐述。
管柱法，就是把分节制造好的混凝土管子，打到江底的岩面上，再在这个岩面朝下钻孔。钻孔以后，在管内和孔内灌注混凝土，把管柱与岩石牢牢地粘接在一起。这样把许多根管柱建好后，在上面修筑一个承台，就像把一大把筷子捆在一起，可以承受很大的重量。然而，由于南京长江大桥水下淤泥很厚，江底岩层有很多破碎带，如果管柱下得太深，长度过长，就会引起桥墩顶端晃动过大，影响桥梁安全。
沉井法，就是制作一个围堰，像一只巨大无比的杯子，把它下沉到水下，按到江底的泥巴里去，然后在这里面，再插一把筷子，也就是预制好的管柱，让它达到基岩，这样受力比较均匀，桥基不易整体晃动与下沉。
梅旸春归纳说：“我认为，只有把这两种办法结合起来，才能确保桥基在相对松软的岩石面上能稳固牢靠。”为了进一步强化自己的观点，他又不得不提到了武汉长江大桥开通时发牛的晃动情况，他说，“虽然晃动的原因现在还没有找到，但增加桥墩的牢同性是完全必要的。”
“问题是，1号桥墩的沉井还没落底，就出现了倾斜，怎能稳同牢靠？”西林又警告道，“这是非常危险的！”
“倾斜？”吕正操听了十分震惊，责问梅旸春，“有这么回事吗？为什么不汇报？”
“我们刚刚才发现，正在设法纠偏。”梅旸春补充道，“局里已经将此情况向部里汇报了。”
“既要及时汇报，更要及时解决沉井倾斜问题。”吕正操部长明确指出，“如果不能有效解决，就必须改变你们的方案。”
吕正操表扬和感谢西林对南京长江大桥建设的关心和提出的中肯意见。而西林还是闷闷不乐、忧心忡忡。他知道，1号桥墩的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而他的归期已到，无法与中国同志一起解决这一问题了。他感到遗憾，甚至愧疚。他多么希望能像建造武汉长江大桥那样，自己亲自参与其中啊！
西林就要回國了。梅旸春把他送到火车站。虽然两个人的观点发牛了分歧，但友情还在，甚至更深了。他们心里都明白，以后相见与合作的机会会愈困难，这次分手，就很难知道下次相见于何时何地。西林上车前，紧紧地握着梅旸春的手，动情地说：“你肩上的担子很重啊，请你珍重，也请你认真考虑我提出的方案。”
“我会认真考虑的，西林同志，你放心吧，谢谢您！”梅旸春与西林深情拥抱，挥手而别。
看着渐渐远去的火车，梅旸春的眼睛湿润了，他为西林的诚挚友谊而感动，也为与远道而来的他发牛分歧而内疚。
四
南京长江大桥生不逢时，开工不久便遇上我国三年困难时期。
在严峻形势之下，中央决定实行“调整、巩同、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许多重大建设项目因资金不足停建、缓建。
这一情况也影响到了南京长江大桥的建设。国家拨付的建桥资金，从每年5000万减少到3000万，之后又减少到1500万，维持一般的基本开支也难以为继。中央还要求凡1958年后招收的新工人一律精简。这样，大桥局为保证南京长江大桥施工而招收的大量新工人都要精简辞退掉，已经订购的100多台套大型施工设备都要退货。真若如此，大桥工程进度将大大放慢，甚至陷入停工下马的困境。
刚刚接手大桥局代理局长和指挥长的宋次中束手无策，心急火燎赴北京汇报情况。他先找到了彭敏。虽然工作岗位变动了，但彭敏对南京长江大桥的关心丝毫未减，他二话没说，与宋次中一起去找铁道部第一副部长武竞天。
“武部长，如果工人走了，设备退了，南京长江大桥就无法建下去了呀！”宋次中这位也曾驰骋疆场的硬汉，一开口竟哽咽起来。 武竞天副部长安慰道：“你别急，别急，我们一起商量嘛。”
彭敏说：“不急不行啊！如果现在工程被迫停下来，不光影响进度，更重要的是保不住正在施工的桥墩，一旦发牛事故，前功尽弃，甚至以后都无法接续施工，后果不堪设想啊！”
武竞天想了想说：“现在部里也没有办法，咱们只有一起去找国务院领导了。”
国务院领导听完他们的汇报后，表态说，中央调度一下资金，你们已经订购的设备不要退货，已招收的工人就不要精简了，保证南京长江大桥的正常施工。
在国务院领导的关心下，南京长江大桥建设工程克服重重困难，终于得以继续。
谁也无法相信，在中国经济最为困难的时期，在钢材等皋本牛产资料、粮食等基本牛活资料严重短缺的情况下，南京长江大桥工程仍然在艰难推进。
除4号、5号桥墩外，正桥的其他七个桥墩先后上马，引桥桥墩也全线展开。
一天深夜，忙了一天的指挥长宋次中刚刚睡下，卧室里的电话铃声骤然响起。他心头猛然一惊，知道这个时候来电话，肯定不会是小事。果然，电话里传来二处处长慌张的声音：“宋局长，引桥桥墩的混凝土质地不良，出现了灌水漏窜的问题。”
放下电话，宋次中立即赶到引桥工地。二桥处的领导和技术人员个个神色凝重，正在紧急商讨补救办法。
宋次中听取了汇报、查看了现场，眉头紧锁，神情严峻地从嘴里蹦出了两个字：
“炸掉！”
大家面面相觑，不敢言语。
五
随着工程的全面展开和进度加快，各种困难和问题接踵而至。
3号桥墩于1961年2月19日开工，但出师不利。墩位处的岩层倾角陡、裂隙密，有六条与岩层走向斜交的挤压破碎带，在平面上呈网状网格状分布。在墩位钻孔施T时，采用泥浆护壁钻进，成孔没有发牛问题，但用压力冲洗孔壁时，发现井壁岩石形成碎块下掉，以致不能灌注水下混凝土成桩。不能成桩，意味着这个桥墩就建不起来。这是必须攻克下来的难题。
一次，曹桢在四桥处提交上来的几十条合理化建议中，发现了一条关于解决3号墩孔壁碎块下掉的建议，他仔细阅读，觉得颇有价值。
但是，采用这一办法需要潜水员下水清孔和检查。而从水面至孔壁底部水深77米，加上提高水压固壁，水深达82米。当时国际上普遍认为45米是潜水的警戒线，先进的潜水设备最深也只能下潜50米左右。
82米，大大超过了一般潜水装置的极限深度，从来没有这样的深潜作业先例和经验。
由大桥局m面，请来上海第二军医大学的深潜专家刘景昌、部队的潜水兵李波等人，还借来了一套代号“Ⅲ螺旋”的苏式深潜设备。这套设备在当时是非常先进的，可以超过50米，但在实际操作中从来没有下潜超过80米。
要不要组织进行82米的深潜呢？刘景昌没有把握，大桥局难以决断。
就在这时，一份请战书送到了梅旸春的手中。这是潜水工班党小组递交的，他们表示：“不克深水关，绝不下战场。”
多好的工人啊！梅旸春被他们的精神所打动，决定向深水挑战！
为了让潜水班的工人熟练掌握这套设备，刘景昌一遍又一遍地向他们传授深潜的技术要领，讲解设备的性能特点、操作程序，反复组织演练，还组织潜水员去上海接受了半个月的加压训练。
深潜作业的那天，潜水工班工长宋福生带着四名潜水工人登上了潜水工作船。他们没想到梅旸春、曹桢、李家咸等局处领导和专家都一同前往深潜现场。
深潜作业就要开始了。曹桢问：“谁第一个下水？”
“我！”胡宝玲挺身而出，“我是共产党员，我先下！”
左国胜站出来说：“我年纪最轻，我要求第一个下去！”
“不，我是工长，还是我先下吧！”宋福生坚定地说。
“我先下！”“我先下！”一个个潜水工都站出来，争先恐后地要求先下水作业。
让谁先下水呢？
梅旸春、曹桢与刘景昌教授商量后决定，左国胜第一个下去做试验。如果试验没有问题，胡宝玲再下去进行深潜作业，然后依次轮换。
左国胜穿好重潜水服，背着氦氧混合气钢瓶，刘教授又一次为他检查了装备，叮囑注意事项。
“下水！”左国胜听到命令后，进入3号柱孔内的水中下潜。
这次深潜，既成功也不成功。成功的是下到了82米深处，不成功的是下到深处后并没有作业，且在上浮时又发牛了事故。
梅旸春心里十分矛盾，但他不得不做出继续实施深潜作业的决定，并要求只能成功不能失败。否则，一天天拖下去，3号桥墩就建不起来。
潜水班请求继续下潜作业。刘景昌教授与技术人员对设备进行了调整和调试。
又一次深潜作业开始了。原班人马都登上了工作船。
胡宝玲穿上潜水服，工长宋福生替他戴上头盔，又仔细检查了潜水软管的进气情况，并把头盔拧紧螺帽。
“下潜！”曹桢下达命令。
胡宝玲从容地走下木梯，慢慢地潜入水中。顿时，在他身体四周，“咕咕咕”地泛起一朵朵水花。
宋福生手里拿着半导体的通话器，一分钟后，便问胡宝玲：“感觉怎么样？”
“感觉很好！”胡宝玲响亮地回答。
“继续下潜！”
胡宝玲越下越深。宋工长问正在放胶管的小李：“现在已下潜多少了？”
小李回答：“59米。”
宋工长得知已到相当的深度，便对通话器问：“老胡，什么感觉？”
一会传来胡宝玲的声音：“很好。”
“继续下潜！”宋工长指令道。
胡宝玲继续往下，已略感头晕。此时又传来宋工长同样的问题：“感觉怎么样啊？”
“没有问题。”胡宝玲坚持道。
小李开始不断地报着数：65米，68米，70米，75米…… 在场的人都屏住了呼吸。宋工长又对着通话器问：“马上到底了，你可以吗？”
可是，这次并没有听到胡宝玲的及时回答，通话器里传来“咝咝”的声音。
三秒钟过去了，依然没有回答。
曹桢急了：“汁问题了？”
宋工长对着通话器一遍又一遍地喊：“老胡，老胡，你听到吗？”
“感觉——正常。”水下又传来了胡宝玲吃力的回答。
“还能继续下潜吗？”宋工长急切地问。
胡宝玲这样说了：“可以继续下潜。”
“82米，到底了！”小李激动而紧张地呼喊道。
宋工长回过头，对着梅旸春和曹桢问道：“能不能让他作业？”
梅旸春示意刘教授作决定，而刘教授迟疑起来。这时曹桢说：“征求老胡本人的意见。”
宋工长对着通话器：“老胡，能进行作业吗？”
这时胡宝玲感到嘴麻、口渴，全身冒汗，但他咬紧牙关，使尽全身的力气回答：“一定要作业！”说完，他稍作调整，就开始作业起来。检查孔壁，清理孔壁上的碎块
工作船上的所有人都屏住呼吸，不说话，宋工长也不再发问，牛怕消耗胡宝玲的体力，影响他的作业。
5分钟，10分钟，15分钟……
梅旸春对曹桢说：“可以了。”
曹桢对宋工长说：“通知上浮。”
宋工长便对着通话器说：“老胡，15分钟了，可以上浮。”
过了很长一会儿，通话器传来声音：“我可以，到20分钟吧。”
到20分钟时，曹桢对宋工长说：“命令他上浮！”
“老胡，领导命令你立即上浮！”
“是！”胡宝玲微弱地回答。
宋工长没听到回答，又问：“老胡，你听到了吗？”
胡宝玲拼尽全力说：“听——到——了。
在焦急的等待中，胡宝玲终于浮出了水面。
工作船上一片欢呼声。在场医生立即为胡宝玲做检查和护理工作。
“奇迹！奇迹！”刘景昌教授情不自禁地赞叹道。
的确是奇迹。深潜82米，打破了当时的世界纪录，谱写了世界桥梁史上的深潜神话。
六
长江巨浪滔天，国际风云变幻。
20世纪60年代初的中国，经受着国际国内的双重考验。自然灾害还在继续，中苏关系不断恶化，走向破裂。苏联方面撤走全部在华专家，带走图纸和资料，中断所有合作计划。
南京长江大桥钢梁按三联三孔连续、一孔简支钢桁、主跨160米设计，由于钢梁荷载很大，只得订购苏联牛产的HJ12低合金钢。
然而，苏方向中方供货时，突然要求放弃钢材可焊要求，或将长板钢改为杂尺料钢交货。这一无理做法，被我方断然拒绝，后来苏方干脆断绝了供应。
没有钢材，对于正在建设中的南京长江大桥来说，无异于釜底抽薪。
宋次中、王序森、方秦汉赶到北京向部里汇报。部里已经知道了情况，经研究，准备从美国进口一种号称“万能用件”的特种钢，并向国务院作了报告。
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从美国进口钢材不是件小事，国务院领导同志也拿不定主意，就向毛主席作汇报。毛主席回答说：“什么万能？世界上哪有万能的，无非用途多一点罢了。这没有什么神秘的，我们自己也能生产。”
国务院领导转达了毛主席的指示，要铁道部研究提出建议。铁道部领导在研究时，接受了物资局工程师魏维恒的建议，商请鞍山钢铁公司研制和生产大桥所需的16锰新钢材，并向国务院作了汇报。
国务院领导立即把鞍钢领导找到北京，当面指示道：“苏联背信弃义，我们背水一战，请你们不惜一切代价，研制生产出建造南京长江大桥所需的特種钢材！”
鞍钢无条件地接受了这一光荣而艰巨的任务，成立了科研攻关小组。
钢梁是桥梁的骨架，关系到大桥质量的百年大计，对钢材的力学性能和化学成分要求非常严格。当时鞍钢生产16锰钢材的成材率很低，只有15%左右，钢材的尺寸也达不到要求。新品种低合金钢的化学成分非常敏感，因此需要反复试验，不断改进。比如硫磷怎么控制，只能先做成锭，再轧成坯，然后检验合格不合格。不合格，找出原因，再试。就这样日夜不停地反复试验，终于生产出16锰低合金桥梁钢。
鞍钢的科技人员和工人们自豪地称之为“争气钢”！
七
大江之上热潮涌动，大桥工地热气腾腾。工地上到处是你追我赶、争先创优的热烈局面。
年逾花甲、重病缠身的梅旸春，被干部职工的热情和热烈的劳动场面所打动，支撑着病体，日夜奋战在大桥建设的第一线。哪里有困难、有险情，他就出现在哪里。白天在工地上奔波，晚上召集会议研究问题，深夜伏案工作。超负荷的工作量，超大的各种压力，终于把他的身体压垮了。一次，在江心的施工平台上，一阵狂风吹来，他身体一晃，倒了下去，当场昏厥过去，工人们以最快的速度把他送到医院抢救。
梅旸春病得很重，卧床不起。直到那年春暖花开，他的病情才有所好转，居然又能坐起来了。有了一点精神之后，他向往着热火朝天的大桥工地。他对妻子和女儿说：“你们一直没有机会到这里来，这次来了，一定要到大桥工地上去看看。你们看了才知道，我们的事业有多么重要，我们的祖国有多么伟大！”
一次，宋次中局长来探望他，他拉着宋局长的手说：“我要早些上工地去，在医院里反而养不好我的病。”
宋次中向梅旸春传达了部里领导的决定：趁现在病情好转，立即回北京继续治疗和休养。
梅旸春怎肯在大桥建设的关键时刻离开战场呢？但无奈自己的身体状况和组织的决定，只好勉强答应回京。他向宋次中提出了一个要求，他要到大桥工地上去看一看。
看着梅旸春恳切的神情，宋次中心一软，答应了。
行前，宋次中带着医生，陪同梅旸春去了大桥工地。看着两岸火热的工地，看着江中一个个浮出和即将露出水面的桥墩，梅旸春无比欣慰和激动，站在江岸上久久不愿离去。后经宋次中多次劝说，他才离开工地回到医院。
谁知，当晚梅旸春脑病复发。抢救时，他知道自己不行了，紧紧握着妻子的手说：“老天爷为什么这么恶，不让我建完大桥？”说完便松开手，永远地闭上了眼睛。
五月的长江，春潮似乎停止了涌动，潮声仿佛发出了哀鸣。
梅旸春去世后，铁道部武竞天副部长和彭敏赶到南京，为他举行了追悼大会。
南京长江大桥工地上的数千名干部职工，在这里送他们最为熟悉和敬重的总工程师梅旸春最后一程。
哀乐声中，彭敏致悼词，未曾开口，已是泣不成声。
“呜——呜——”江面上传来一声长长的汽笛声。那深沉的声音，是长江发出的长叹与哀唱。（待续）
（责任编辑：贾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