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与田汉的战斗情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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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革命漫长艰难的岁月里,郭沫若与田汉用笔作武器,他们先后写下了反帝反封建的宏篇长诗《凤凰涅磐》和呼唤中国民族“用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的《义勇军进行曲》(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等大批优秀文艺作品,被世人誉为中国现代文学戏剧领域两颗辉煌耀眼的巨星。1920年他们在日本相识之后,在近半个世纪的革命生涯中,两人结下了深厚的友情,留下了动人的佳话。
  
  日本求学订深交
  披肝沥胆《三叶集》
  
  1914年底,时年22岁的郭沫若在兄长郭橙坞的支持下赴日留学,第二年年初考入神田日本语学校学习日语,经半年的突击学习,考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备班医科,是当年最快进入官费学校的中国留学生之一。1915年3月,在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备班修业期满,升入冈山第六高等学校医科。在这里,教师喜欢采用西欧尤其是德国的文艺作品作课本,因此郭沫若有机会读到海涅、屠格涅夫等人的作品。他在阅读时曾试译海涅诗《归乡集》第十六首。1918年,郭沫若写出他最早的新诗载于1919年9月29日上海《时事新报》学刊上,以后又在该刊陆续发表了一些作品。
  这时,《时事新报》学刊的主编是宗白华。宗白华当时参加了李大钊等组织的少年中国学会,编辑在上海出版的《少年中国》月刊。从1919年初到1920年5月,应邀编辑《时事新报》学刊,有一年多的时间。因投稿的关系,宗白华认识了郭沫若。他认为自己发现了一个抒情的天才,一个诗的天才,因此对郭沫若寄来的诗文很重视,尽量发表,尽管他当时没有什么名气。郭沫若的著名长诗《凤凰涅磐》就是那时发表的。
  田汉1916年秋在长沙师范学校毕业,由徐特立校长推荐,并经舅父易梅臣安排,东渡日本作进一步的深造。1919年加入少年中国学会,并在《少年中国》创刊号上发表《平民诗人惠特曼的万年祭》,积极从事宣传和文学活动。1919年暑假,他由东京乘船到上海,特地去拜访了宗白华。两人一见如故,结成了亲密的朋友。1920年初宗白华写信告诉田汉,说他“结识了一个像你一类的朋友,一个东方未来的诗人郭沫若”。并希望田汉和郭沫若通信,“做诗伴”,了解郭沫若的“为人和诗才”。1920年2月9日田汉致信郭沫若:“我是先看了你的长诗(指《凤凰涅磐》),我便先要和你订交。”2月15日郭沫若回信田汉:“我从前又读过了你在《少年中国》上介绍惠特曼的一篇快文字和几篇自由豪放的新体诗,我早已渴望和你订交了。”订交以后,郭沫若、田汉、宗白华三人,意气相投,引为同调,书信往返,倾诉衷肠。
  1920年3月19日,田汉利用春假由东京到福冈访问郭沫若。当时郭沫若的第二个儿子博孙生下才3天,一切家中的杂务都要自己动手,招待吃的菜,只是白水煮豆腐,萝卜打清汤,但两个年轻人,一见如故,两心相印,友情融融。
  田汉在福冈逗留了7天,他们同游了名胜地太宰府、西公园,还一起参观了“工业博览会”。在参观“朝鲜馆”、“满蒙馆”时,觉的“颇伤国体”。对馆中故意役使台湾女同胞作奴仆,更“暗吞酸泪”。值得一提的是他们在游太宰府时“还照了一张相,并立着,手拉着手,作歌德和席勒的铜像状”。
  田汉在这7天内,把田汉、郭沫若、宗白华3人的通信,收拢、整理成书,命名为《三叶集》。
  “三叶”象征着三个年轻人真挚、纯洁的友情。《三叶集》由3篇序言(作者每人一篇)、20封书信组成。通信时间为1920年。1920年5月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印行。
  田汉在《序》中是这样概括《三叶集》的内容的:“大体以歌德为中心,此外也有论诗歌的,也有论近代剧的,也有论婚姻问题、恋爱问题的;也有论宇宙观和人生观的……所表现的文字,都是披肝沥胆,用严肃真切的态度写出来的。”田汉称它为:中国的《少年维特之烦恼》。书刚印出,便销售一空。
  《三叶集》是郭沫若与田汉友谊的象征,他们照相时模仿的歌德与席勒,则是他们奋斗的目标。
  1922年9月,田汉偕妻子易漱瑜女士由日本回国,居住在上海哈同路民厚北里406号,任职于中华书局编辑所文化部,开始了他文学戏剧的启蒙工作。次年4月,郭沫若于九州帝国大学医科毕业归国,住哈同路民厚南里泰东图书局编辑所,与田汉家相距不远。从此,两人朝夕相处,亲密无间。
  这时,郭沫若与成仿吾、郁达夫一道,决定筹办《创造周报》。早在1927年3月,田汉便参加了创造社,为创造社的创始人之一。1922年回国后,也曾以《创造季刊》为阵地,同他们“一块儿翱翔”。1923年春天,因个人意见不和,田汉与成仿吾分道扬镳,脱离了创造社。但他从事文艺启蒙的决心并没有改变。1924年他独自创办了《南国半月刊》,他在创刊号上的《南国半月刊》中写道:“欲打破文坛的惰眠状态,鼓动一种清新芳烈的空气。”《南国半月刊》上发表了不少郭沫若、宗白华、郁达夫的文艺通讯,他们以此为阵地,共同为文学启蒙而战斗!
  1928年1月,为了“培植能与时代共痛痒而又有真才实学的艺术运动人才以为新时代的前驱”,田汉在众多师生的拥戴下,又创办了南国艺术学院,设文学、戏剧、美术三系,培养了大批优秀的文学、美术、音乐、戏剧、电影方面的人才。
  在这一时期,田汉不辞劳苦,写作了《苏州夜话》、《湖上的悲剧》、《获虎之夜》、《名优之死》等一系列优秀戏剧作品,从而为他的戏剧事业奠定了坚实的根基。郭沫若回国后,为了文学的启蒙,他与郁达夫、成仿吾一道,继续出版《创造季刊》,还创办了《创造周报》。他们撰写理论文章,宣传自己的文学主张。在创作上,郭沫若写诗歌,写小说,写散文,同时也写剧本,著名的剧作有《三个叛逆的女性》等。田汉和郭沫若这一时期写的剧本,词句美丽,富有诗意,即使不在舞台上演出,也可当作小说、诗歌一样诵读,对我国新文学启蒙产生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大革命失败后,郭沫若发表讨蒋檄文,遭到蒋介石通缉。1928年后,郭沫若因环境所迫,逃亡日本长达十年之久。
  1930年3月,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成立,田汉作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发起人之一,参加了“左联”的成立大会,并被选为七名执行委员之一。1931年1月,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成立,田汉被选为主席。从此,开始了他戏剧活动的新的飞跃时期。
  “左联”成立时,正在日本的郭沫若,不可能参加“左联”的成立大会,但他把所译《少年维特之烦恼》一书的版税全部捐作“左联”的活动基金,以表示他对“左联”的坚决支持。从20年代末至抗日战争爆发,郭沫若与田汉这对亲密的战友,天各一方,但为文学的启蒙,他们在反帝反封建共同的旗帜下忘我奋斗。
  1935年2月,田汉被国民党逮捕入狱。同年秋,经营救保释出狱。随即于10月间组织“中国舞台协会”,接连举行了一连串公演,使一向冷寂的南京剧坛分外热闹,鼓舞了民众的斗志。
  
  肩并肩抗日救亡
  写雄文同仇敌忾
  
  1937年7月25日,郭沫若别妻抛子,只身从日本回到了上海,投身于人民群众的抗日救亡斗争。田汉于当年8月,也匆匆由南京赶到上海与郭沫若相会。阔别了十年,两位亲密战友的手又紧紧地握在一起。从此,两位文坛健将开始全身心投入到抗日救亡血与火的战斗之中。
  8月,郭沫若主办的《救亡日报》在上海正式创刊。田汉积极为《救亡日报》撰文。
  9月,郭沫若与田汉在上海发起由文艺界救亡协会主办俘获文件物品展览会。这期间,郭沫若、田汉、夏衍等一大批文化巨子经常冒着战火,在上海郊区前线慰问抗日将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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