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一个新旧时代的转折点。上海银行家——近代中国远见卓识的一个精英阶层——却在严酷的政治抉择面前消失了。
　　前些年在读书圈热传的《南渡北归》，描述了抗战爆发前后，大批知识分子和民族精英，从华北南下，流亡西南，战后又回归北上的故事，其中第三卷《离别》，则反映了在即将跨入新时代的十字路口，他们再次面临抉择，不得不忍痛离别，遥天相望，在海峡两岸不同的生活和社会环境中所遭遇的命运剧变。颇堪玩味的是，上海银行家同样不忍离别，又不得不忍痛离别，但在选择目的地时，银行家与那些或留在大陆，或跨海赴台的知识分子不同，多了另一个去处，竟然不约而同地南下，选择英国治下的香港这块弹丸之地，作为他们的“新租界”，安全避风港。
　　不愿再为蒋介石抬轿子
　　国民党政权治下的金融业早已千疮百孔，遭受重创，覆巢之下安有完卵。除了外资银行大量地退出，官僚资本银行仓皇去台外，那些曾经煊赫的金融业大亨进退两难，本该选择与蒋介石共进退，却出人意料，选择了不再追随赴台的道路。他们与蒋介石政权的关系已走到破裂的边缘，蒋介石发行“金圆券”，蒋经国“打老虎”，都让他们失望乃至绝望，难以患难与共。他们或许应该留下，襄助共产党进行经济建设，也因种种考量和顾忌，大部分人选择了离开。毕竟他们与即将执政的共产党，并无多深的交往，而与蒋介石政权的关系则向来密切。
　　所谓彼一时此一时，按周恩来的说法，银行家们已不愿再为蒋介石抬轿子。最让他们忌惮的是，一旦到了台湾，还能再与共产党打交道？再回大陆，那是遥遥不可及了。至于东南亚，出入境要比香港复杂得多。他们认为，台湾的政治和社会环境不如香港。香港紧邻大陆，来去自由，加上此地本就是中国地界，传统文化和生活习惯一致，又有大量的廉价劳动力，定居或办实业都游刃有余。1943年香港已经成立了苏浙旅港同乡会，上海银行家的籍贯，基本上都出自这两个省份。
　　因此，无论是政治社会还是营商环境，银行家们去港不去台，都是趋利避害的结果，深思熟虑的选择。外界的拉拢和压力，对其当然有影响，但也是有限的。
　　这些银行家打算离开上海，其实仍然心有所系，正如其代表人物陈光甫所说“人在香港，心在上海”——他们仍然期待，希望与上海再次握手。他们去港不去台，正是对此抱有憧憬，有所念想，毕竟，香港也不是他们最终的归宿。
　　坚持留在上海的银行家
　　比起那些远走高飞的，坚持留在上海的银行家似乎难能可贵。
　　或许中层以下银行职员，确有家累负担过重的问题，撇下血脉相连的骨肉，抛弃白手起家的事业，去选择前途渺茫的未来，须要何等的定力和毅力。抗战期间颠沛流离的经历，犹在眼前，心有余悸，刚刚安顿了几年，难道又要逃亡？
　　愿意留在上海的银行家，与蒋介石等国民党军政要人的关系，几乎都比较疏远，在其经营活动中，也很少得到过蒋介石的“关照”，因此他们认为留在大陆，不会有什么问题。而且他们对新政权抱有很大的期待。这也是他们不去香港，更不愿去臺湾的主要原因。
　　中共方面不断释放的善意，也让安然不动者增加了信心。1949年4月，刘少奇在天津的一次讲话中说，资本主义剥削是有进步性的，在今天，资本主义剥削是合法的。这些话传到上海，给打算留在上海的金融界人士吃了定心丸。
　　被誉为“金融界之莲花”的浙江兴业银行董事长徐寄庼，是留在上海的银行家之一。他早就暗中与中共地下党建立了联系，曾为奔赴解放区的青年提供经费。在他身上还有一件传奇，1939年汪精卫与日本签订卖国密约，汪的亲信高崇武、陶希圣始终参与这一密约的协商，高把这事透露给了好友徐寄庼，徐大吃一惊，立即晓以大义，力劝其反戈一击，揭露日汪奸谋。抗战史上，著名的高陶揭秘和出逃事件，即有徐寄庼的一份功劳。
　　除徐寄庼外，叶景葵、王志莘等人也留居上海。
　　叶景葵担任浙江兴业银行董事长达30年之久，抗战结束后才让位于徐寄庼。宋汉章、吴鼎昌、徐新六和徐寄庼等大银行家，都在他手下任过职。但他为人清高，书生意气重，南京政府上台后，各大银行的总经理或董事长，均与蒋介石关系密切，只有叶景葵始终不为所动，游离在政治名利场外。
　　解放前夕，上海学生运动风起云涌，遭到国民党军警的疯狂抓捕，叶景葵挺身而出，多次出面保释学生。他与张元济、陈叔通、唐文治等社会名流10人共同具名，分函吴国桢（上海市长）、宣铁吾（上海警备司令）抗议，轰动一时，史称“十老上书”。这时候，叶景葵已经是著名的爱国社会活动家了。
　　在其他银行家纷纷出走之际，也有人劝叶景葵离开上海，到香港避避风头。他笑答：“余避地有二，一为今日所坐之屋，一乃万国公墓也。”抗战期间东方图书馆被日军炸毁后，叶景葵与张元济等人立下宏愿，以全部资财筹设私立合众图书馆。新馆建成后，叶为保护图书免遭不测，干脆在馆旁另建小屋居住。所谓“今日所坐之屋”，即指此地。可惜就在上海解放前夕，他因心脏病猝发在上海逝世。按其遗愿，众人将他安葬在万国公墓。
　　新华银行的主要负责人，均未去台湾或香港。总经理王志莘思想进步，曾是《生活》周刊的第一任主编。王志莘之子王仁中对笔者说，解放后，王志莘帮助共产党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取缔了他曾任总经理的上海证券交易所，并且把自己持有的股份都交给了国家，并竭尽所能购买公债。1957年2月2日，王志莘病逝于上海，年仅61岁。
　　周作民被逼无奈去了香港
　　珍珠港事件后，恰在香港的周作民被日本人逮捕，并押回上海，强迫担任金城银行董事长兼总经理。此后一直在汪伪统治下的上海，掌管着金城银行的庞大业务，而且风生水起，俨然金融界一哥。可是他厉害之处，是他根本没有出任伪职，抗战胜利后，因他介于汉奸与非汉奸之间，灰色边缘，模糊地带，不太好定性，被上海人目为“灰色银行家”。灰色往往比其他颜色更具保护性。当军统屡屡要以“汉奸罪”治他时，周作民深厚的人脉关系就发挥了作用，直至亲向蒋介石说明情况，案件就此不了了之。 　　但再次使周作民恶心的，是孙科借款和蒋经国“打老虎”两件事。
　　孙科如夫人蓝妮，曾以抵押借款之名，敲去了2亿法币，相当于100根大条子。在上海市档案馆案卷里，迄今存有孙科写的借款亲笔信，称蓝妮为“敝眷”，开口就向周作民借2亿法币。周作民经不住软硬兼施，只得应允。战后通货膨胀物价飞涨，不久2亿法币几乎变成废纸，周作民干脆一笔勾销。
　　至于蒋经国在上海“打老虎”，差点又使他蒙受牢狱之灾。蒋经国直接要求他不得离开上海。周作民很紧张，因为已经有人拒不缴纳金银和外汇，被蒋经国抓了枪毙，于是以疗养治病为名，躲进一家由外国人开的医院，除几名亲信外，连他的司机都不知道他在哪里，通过儿子与外界联系。周作民夫人因为一再受到惊吓，竟然因心脏病发作去世。
　　周作民与上海地下党也有关系。得知周作民急于脱身，中共方面多次通过各种关系，劝说他留在上海，为此潘汉年特地与他见了一面。但周考虑再三，还是搭乘美国飞虎队军机悄悄去了香港。
　　徐国懋是周的亲信，周走后，由他在上海主持金城银行业务。解放前夕，徐国懋携家眷到港向周作民请示工作。
　　据徐国懋后来说，大陆方面的统战很厉害，政府官员潘汉年，社会名流如章士钊、黄绍竑，金融界浦心雅（曾任交通银行协理）、李仲楚（曾任交通银行经理）等人，都如走马灯般来港，劝说周作民回去。周作民未置可否，只说容他考虑考虑，从长计议。
　　因为上海金城银行的业务繁重，周作民让徐国懋先回去主持工作，实际上是帮他回去打前站。他说他也计划回上海。几十年后，徐国懋还记得那次谈话时，周作民流了眼泪。
　　日记里披露的会面情况
　　徐国懋回内地后，周总理托章士钊转告他，要约他谈谈。徐国懋在他的《八五自述》一书中，对这次会面经过有详尽记述。
　　谈话约一个小时，这对一个日理万机的开国总理，何其不容易。而且谈话内容，除经济形势外，只是拉拉家常、谈谈认识的朋友，“周总理向我问了几位银行界朋友吴鼎昌、钱新之、张公权、陈光甫、周作民、李铭、贝淞荪等人在香港的生活和事业的一些情况，我一一做了回答”。
　　说到周作民，周总理说：“对于周作民先生的情况，我是知道很多的，以前我们在重庆有过交往。”原来抗战胜利后，周作民去重庆八路军办事处拜访过周恩来。
　　周作民与周恩来是江苏淮安老乡，同乡同姓，颇有点历史渊源。但他们那次见面，发生在何时何地，又是在什么情况下见面的，对此一直有不同说法。笔者曾读过周作民日记，周于1946年4月1日记载了他与周恩来见面的详情，兹附录如下：
　　昨闻公权言，中共总部将由延安迁至清江浦。因念余弟尚留故乡，消息隔绝，生活维艰，至感不安，意欲派人往视，而苦于无门。因询岳军、公权两兄，可否托周君恩来作书介绍，以便通行。淬廉谓，可请伉乃如君作介。岳、权两兄亦谓，由私友如伉君者介绍较为相宜。今晨伉君与恩东来访，告以前情，慨允随时同往，并谓，周氏夫妇昨在其寓息游终日。遂与伉君同车入城，过上清寺中共代表寓。伉君先入，倏即来邀，仆役引余至客室，伉君告余谓，周君即出见，请稍待。须臾周君入，互相寒暄。余询曰，闻君生长于淮安，确否？答曰，是。余曰，尊府是否在驸马巷？曰，是，自十二岁离淮，未曾再去。余曰，上调下之先生系何班辈？答曰，是家伯，又六家伯名嵩尧，号峋之。余曰，调之先生曾在顺天府尹署见过，峋之先生曾在淮安见告。伉君曰，然则两君原系同乡。周君曰，原籍浙江绍兴，生于淮安。周君询余曰，尊府在淮何处？答曰，系马桩。驸马巷尊府坐西朝东，幼时曾经去过。君曰，先生记忆甚强，系老前辈。余曰，今特托伉先生介绍（一）久仰大名，借瞻风采；（二）舍弟现尚在淮，消息隔絕，接济维艰，拟派人往视，可否作书介绍。答曰，可。当将二弟姓名、住址记于手册，允书就送至渝行。又谓，余有婶母亦尚居淮，日前由新四军转电到渝，六家伯现寓扬州，时通消息。谈至此，余与伉君辞出。
　　据日记看，他与周恩来见面是公开的秘密，许多朋友均知情。更具意义的是，两人的这次见面，一定给周作民留下深刻影响，比较起他与蒋介石、蒋经国等人见面的情形，周的亲切和善，让他不免会领受到更多的好感，也难说不为后来的返沪留下伏笔。
　　徐国懋回到上海后，副市长潘汉年又会见了他。潘同样十分关心周作民在香港的情况。他说，他已接到周总理的通知，要他对金城银行的人和事多加关照，希望他能早点回来。
　　徐国懋立即将与周、潘等人见面的情形，写信告诉了在香港的周作民。徐心情激动，认识真诚，把中共领导人的气度大大称颂了一番，并再三转告周、潘希望他能回来的想法。周作民回信，表示他也“十分感动”。
　　周恩来托人送了花圈
　　1950年夏，避居香港的周作民秘密回到大陆。
　　对于周作民回内地，不少金融界同仁都来劝他谨慎从事，周作民多年的保护伞张群更是竭力反对，但这次周作民没有听他的话。
　　在北京，周总理特地接他到家里吃饭，以地道的淮扬风味菜肴招待他，一对淮安老乡再次促膝交心，很让周作民感动。此后，周作民积极参加公私合营，担任了金城、盐业、中南、大陆四行和四行储蓄会改组的联合信托银行董事长，还出任全国政协委员。一次在政协会议上，陈叔通带他去见毛主席，毛主席与他握手说：“你是北四行的人喽。”简单一句话，周作民很感动。
　　周作民后来说，与毛主席仅仅见见面，没有深谈，而周总理却给他留下很深刻的印象，总理很照顾他。
　　1955年3月8日，周作民在上海病逝后，周恩来托人送了花圈，遗体安葬于虹桥宋氏公墓（现宋庆龄陵园）内。周作民原先带到香港的所有文物古董，也被运了回来，曾在故宫展出过，后来全部捐献给了国家。
　　周作民之后，再无银行家回到大陆。国内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其他银行大亨在对大陆形势的持续观察后，纷纷打消了返沪念头。那些说客老友，自顾不暇，就再也没人来动员他们回去了。偶尔有人来，他们也应付应付罢了。
　　平心而论，中共的统战工作极有成效，如果假以时日，再耐心些，张嘉璈、陈光甫等人很可能已经北上，谁不愿意回归故里？毕竟落叶要归根。可是，事实上，除了金城银行总经理周作民外，留港的银行家再无人回来，要不去了台湾，乃至远走高飞。且看下列：
　　宋汉章，1949年去港，旋远赴巴西，1963年再返港，1968年在香港病逝，终年96岁；
　　李铭（馥荪），1949年4月赴香港，1966年病逝，终年80岁；
　　吴鼎昌，1948年底辞去国民党政府一切官职，赴香港定居，1950年病逝，终年67岁；
　　陈光甫，1949年3月经泰国赴香港，1976年病逝于台湾，终年96岁；
　　钱新之，1958年病逝于台湾，终年74岁；
　　张嘉璈（公权），1949年4月去香港，后赴澳大利亚转美国教书、研究，1979年病逝于美国，终年90岁；
　　贝祖贻，1982年病逝于美国纽约，终年90岁；
　　刘攻芸，国民党在大陆最后一任中央银行总裁、财政部长，先去台湾，旋辞职到香港，再至新加坡经商，1973年病逝于新加坡，终年74岁。
　　（题图为金城银行上海总行大楼，今江西中路200号）
　　（作者为上海市档案馆副馆长、研究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