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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公元前841年，国人暴动发生。周厉王出逃至彘，太子静躲至召公家中。国人围攻召公家，召公用自己儿子代替太子静被杀。十四年后，周厉王死在彘地，太子静继位，即周宣王。虽《国语》、《史记》及《竹书纪年》关于此事的记载并无分歧，但三者皆源于召公一人之口。如召公所言不实，则当初被当作太子静被杀的人也许就是太子静，而后来继位的则可能是召公之子。
关键词：召公；周宣王；国人暴动；代死
作者简介：蒋明宸（2000-），女，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宏达高级中学高二（4）班学生。
[中图分类号]：K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35--02
一、史料关于周宣王身份的记载
周宣王是西周第十一代天子，名姬静（或姬靖）。史书称其为厉王之子。关于周宣王如何登上王位，《史记》记载：
于是国莫敢出言，三年，乃相与畔，袭厉王。厉王出奔于彘。太子静匿召公之家，国人闻之，乃围之。召公曰：‘昔吾骤谏王，王不从，以及此难也。今杀王太子，王其以我为仇而怼怒乎？夫事君者，险而不仇怼，怨而不怒，况事王乎！’乃以其子代王太子，太子竟得脱。召公、周公二相行政，号曰“共和”。共和十四年，厉王死于彘。太子静长与召公家，二相乃共立之为王，是为宣王。[1]
司马迁是西汉人，距离共和时期约700年，因此这一记载必有其他资料为依据。笔者检索了相关典籍，发现春秋时期的《国语》是这样记载的：
彘之乱，宣王在邵公之宫。国人围之。邵公曰：“昔吾骤谏王，王不从，是以及此难。今杀王子，王其以我为怼而怒乎！夫事君者险而不怼，怨而不怒，况事王乎？”乃以其子代宣王。宣王长而立之。[2]
《国语》所记载的邵公与《史记》中的召公系同一人。成书于战国时期的《竹书纪年》对此事记载与《史记》稍有不同。
十二年，王亡奔彘。国人围王宫，执召穆公之子杀之。十三年，王在彘，共伯和摄行天子事。二十六年，大旱，王陟于彘。周定公、召穆公立太子靖为王。共伯和归其国，遂大雨。大旱既久，庐舍俱焚，会汾王崩，卜于大阳，兆曰：“厉王为祟”，周公召公乃立太子靖。[3]
这一记载与《史记》记载相比显得简单，没有说国人为何要杀召穆公之子，以及国人是否围攻了召公之府。此处的召穆公与前述召公、邵公实系一人。
二、召公子代太子死之疑
粗看之下，三则史料关于宣王身份记载的内容相同，都是厉王之子太子静，历史事实似乎铁板钉钉。但仔细推敲，宣王的登基过程中却颇多疑窦。
首先，国人暴动发生时，厉王已在位37年。[4]太子静（《竹书纪年》称为“靖”）应为嫡长子，年岁少说也有十多岁。国人围召公府，召公以己子代替太子交于国人被杀，此事欲瞒天过海相当不易。毕竟国人原先想杀的是厉王，因厉王逃亡，才欲杀太子，轻易不会杀错人。退而言之，即便当初国人一时大意上了召公的当，那么太子静能在召公家安安稳稳养了十四年，竟无人发觉，也是非常不易。
其次，此事就人情伦理来看也说不通。即便召公自己非常忠君，愿意为无道厉王牺牲一切，但其家人未必都有同样的觉悟。在府第被围的间不容发之际，召公如何迅速说服家人特别是他儿子本人同意代太子静被杀，更令常人难以理解。
第三，古代社会有国不可一日无君的传统。厉王在彘十四年，不知其是否改过或有改过的表示。如果有，召公等人应当迎厉王复位；[5]如果没有，也应该拥立太子静即位。而不应足足等了十四年，一直到厉王死后才拥太子即位。
第四，召公的动机与其行为选择存在矛盾。对于以子代死，召公是这样解释的。他说：“昔吾骤谏王，王不从，是以及此难。今杀王子，王其以我为怼而怒乎。”可见召公并不认为以子代太子死乃当仁不让之事，而是考虑到自己曾经劝谏过厉王，而厉王拒纳其言。此时交出太子，厉王会以为召公记恨自己；而以己子代死，可免厉王误解。但问题在于，召公让己子代死，此事厉王不知晓，国人也都不知，都以为被杀的就是太子静。那么，召公这一做法便很难消除厉王对他的误会。当然，这一误会本来是可以消除的，比如请厉王复位后将太子交于厉王；或请太子即位，迎厉王回宫奉养，此前误会便会消除。但召公没有这样做，而是等到厉王死后才公开己子代死之事，使厉王临死时都认为太子已由召公交于国人并进而被杀。那么，召公最初的目的就不可能实现，这一做法令人费解。
三、宣王可能为召公之子
我们如果换一个角度来看这一问题，则一切疑虑都将迎刃而解。假设召公在自己府第被围并被要求交出太子之时，交出的并不是自己儿子，而就是躲在其家里的太子静本人。这一做法的可能性有多大，我们来分析一下：一是就人性而言，这一选择对于召公而言更容易做出，且不会受到家人反对。而将己子代替他人送死，召公的品质应非常无私。史书接受了召公以子代死的说法，就是基于召公的品质无私这样一个判断。但事实上古人往往不似文献宣传的那样高尚。即以儒家极力宣扬的尧舜禹禅让而言，儒家典籍记载的温情脉脉。但《竹书纪年》记载的却是舜囚尧，禹囚舜。我们假定召公交出真太子，是基于其作为一个常人的选择；而史书所载事实则是基于召公是一个圣人。从概率上讲，人是圣人的概率要远低于人是常人。因此仅从人性角度，召公交出真太子的可能性要远大于让己子代死。
二是就當时的情形而言，召公也更有可能交出真太子。暴动发生时，国人先围王宫，天子与太子同时出逃，可见暴动威力之大。太子逃至召公家，国人亦随之包围召公府第。当时愤怒的国人连王都想杀，更不用说召公一个大臣。隐藏太子给召公家族带来很大风险。在家族面临重大危险之时，召公及其家人无暇细想，向国人交出太子，远比召公说服家人特别说服他儿子答应替死的可能性要大得多。而且，即便召公说服了家人，此事也还有极大的风险，因为召公并不能保证围攻的国人全部不认识太子。召公用己子代替太子之事一旦被国人发现，很有可能出现既保不住太子，还要赔上全家的结果。由此可见，仅从当时的特殊情况来分析，召公也更可能交出太子而不是自己的儿子。况且事出急迫，召公保家之举不会受到太多非议。从国人角度看，既然召公交出的是真太子，他们的目的达到了。在杀了太子之后，自然也无须再生事端。从太子静角度看，应当不满意这一结果。但此时的他已是砧上鱼肉，纵然不满，却无力改变结果。而且依周代对王子的教育，太子静接受召公之子代死亦非仁义之举。已经基本成年的太子静既不会要求召公舍子救己，也不应答应召公以子代死的请求。
三是就宣王继位时机而言，亦更可能是召公之子继位。周召共和或者共伯和行政十四年，不论哪种情况，召公在当时都时实权人物。但在厉王死之前，召公应当没有想到用自己儿子冒称太子即位之念。因为如施此举，纵使别人不识太子真伪，厉王一定认识。而太子即位后本于孝道，一定要迎回厉王。如此，假太子的身份就会暴露。这也就解释了为何要让太子到厉王死后才继位。厉王死后，召公推出自己的儿子，称其为当日太子，而被杀的乃是己子，这一谎言很难被识破。因为真太子已死十四年，厉王亦已死。纵有其他人可能认识十四年前的太子，但经历十四年的变化，也很难从相貌上否定召公之子不是当年的太子。召公所宣称的以己子代替太子之事及其理由可能就在此时编出，而非当年所说。召公的主张之所以被大家接受，一是它很难被证伪；二是周朝在当时也确实需要一位继位王子，我们不知周厉王是否还有其他王子存世。即便有，在非常重视嫡长子继承的周朝，太子静的出现也比其他王子更有竞争力。到后来太子静顺利继位为天子，自然更无人怀疑其身份的真伪。
结语：
从目前所见的三份资料来看，虽然宣王的身份没有争议，但并不意味着此事就没有其他可能。因为这三份资料不是源于当时不同人物的记载。目前最早资料是《国语》，已是春秋时期史书。可以想见，《国语》也是源于当时作者所能见到的周朝档案史料。而档案史实只能是官方认可事实的记载。至于说《竹书纪年》和《史记》更是晚出的史料，自然不可能提出与《国语》不同的观点。由此，史料虽多，但源头同一，皆出于召公一人之口，不足以排除召公造假的可能性。笔者在此质疑周宣王身份，并非是有新的史料出现，只有就事论理，认为周宣王是召公之子的可能性比其为太子静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注释：
[1]《史记·周本纪》。
[2]《国语·召公以其子代宣王死》。
[3]《竹书纪年·疏政·厉王》。
[4]《史记》所载的“三年，乃相与叛”，并非是周厉王三年，而是距其拒绝召公劝谏之后的第三年。《史记》记载的国人暴动发生在厉王三十七年。《竹书纪年》的记载为厉王十二年。
[5]商朝初年相国伊尹就将不守法的国君太甲流放至桐，并在太甲有悔过表现后迎其复位。
关键词：召公；周宣王；国人暴动；代死
作者简介：蒋明宸（2000-），女，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宏达高级中学高二（4）班学生。
[中图分类号]：K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35--02
一、史料关于周宣王身份的记载
周宣王是西周第十一代天子，名姬静（或姬靖）。史书称其为厉王之子。关于周宣王如何登上王位，《史记》记载：
于是国莫敢出言，三年，乃相与畔，袭厉王。厉王出奔于彘。太子静匿召公之家，国人闻之，乃围之。召公曰：‘昔吾骤谏王，王不从，以及此难也。今杀王太子，王其以我为仇而怼怒乎？夫事君者，险而不仇怼，怨而不怒，况事王乎！’乃以其子代王太子，太子竟得脱。召公、周公二相行政，号曰“共和”。共和十四年，厉王死于彘。太子静长与召公家，二相乃共立之为王，是为宣王。[1]
司马迁是西汉人，距离共和时期约700年，因此这一记载必有其他资料为依据。笔者检索了相关典籍，发现春秋时期的《国语》是这样记载的：
彘之乱，宣王在邵公之宫。国人围之。邵公曰：“昔吾骤谏王，王不从，是以及此难。今杀王子，王其以我为怼而怒乎！夫事君者险而不怼，怨而不怒，况事王乎？”乃以其子代宣王。宣王长而立之。[2]
《国语》所记载的邵公与《史记》中的召公系同一人。成书于战国时期的《竹书纪年》对此事记载与《史记》稍有不同。
十二年，王亡奔彘。国人围王宫，执召穆公之子杀之。十三年，王在彘，共伯和摄行天子事。二十六年，大旱，王陟于彘。周定公、召穆公立太子靖为王。共伯和归其国，遂大雨。大旱既久，庐舍俱焚，会汾王崩，卜于大阳，兆曰：“厉王为祟”，周公召公乃立太子靖。[3]
这一记载与《史记》记载相比显得简单，没有说国人为何要杀召穆公之子，以及国人是否围攻了召公之府。此处的召穆公与前述召公、邵公实系一人。
二、召公子代太子死之疑
粗看之下，三则史料关于宣王身份记载的内容相同，都是厉王之子太子静，历史事实似乎铁板钉钉。但仔细推敲，宣王的登基过程中却颇多疑窦。
首先，国人暴动发生时，厉王已在位37年。[4]太子静（《竹书纪年》称为“靖”）应为嫡长子，年岁少说也有十多岁。国人围召公府，召公以己子代替太子交于国人被杀，此事欲瞒天过海相当不易。毕竟国人原先想杀的是厉王，因厉王逃亡，才欲杀太子，轻易不会杀错人。退而言之，即便当初国人一时大意上了召公的当，那么太子静能在召公家安安稳稳养了十四年，竟无人发觉，也是非常不易。
其次，此事就人情伦理来看也说不通。即便召公自己非常忠君，愿意为无道厉王牺牲一切，但其家人未必都有同样的觉悟。在府第被围的间不容发之际，召公如何迅速说服家人特别是他儿子本人同意代太子静被杀，更令常人难以理解。
第三，古代社会有国不可一日无君的传统。厉王在彘十四年，不知其是否改过或有改过的表示。如果有，召公等人应当迎厉王复位；[5]如果没有，也应该拥立太子静即位。而不应足足等了十四年，一直到厉王死后才拥太子即位。
第四，召公的动机与其行为选择存在矛盾。对于以子代死，召公是这样解释的。他说：“昔吾骤谏王，王不从，是以及此难。今杀王子，王其以我为怼而怒乎。”可见召公并不认为以子代太子死乃当仁不让之事，而是考虑到自己曾经劝谏过厉王，而厉王拒纳其言。此时交出太子，厉王会以为召公记恨自己；而以己子代死，可免厉王误解。但问题在于，召公让己子代死，此事厉王不知晓，国人也都不知，都以为被杀的就是太子静。那么，召公这一做法便很难消除厉王对他的误会。当然，这一误会本来是可以消除的，比如请厉王复位后将太子交于厉王；或请太子即位，迎厉王回宫奉养，此前误会便会消除。但召公没有这样做，而是等到厉王死后才公开己子代死之事，使厉王临死时都认为太子已由召公交于国人并进而被杀。那么，召公最初的目的就不可能实现，这一做法令人费解。
三、宣王可能为召公之子
我们如果换一个角度来看这一问题，则一切疑虑都将迎刃而解。假设召公在自己府第被围并被要求交出太子之时，交出的并不是自己儿子，而就是躲在其家里的太子静本人。这一做法的可能性有多大，我们来分析一下：一是就人性而言，这一选择对于召公而言更容易做出，且不会受到家人反对。而将己子代替他人送死，召公的品质应非常无私。史书接受了召公以子代死的说法，就是基于召公的品质无私这样一个判断。但事实上古人往往不似文献宣传的那样高尚。即以儒家极力宣扬的尧舜禹禅让而言，儒家典籍记载的温情脉脉。但《竹书纪年》记载的却是舜囚尧，禹囚舜。我们假定召公交出真太子，是基于其作为一个常人的选择；而史书所载事实则是基于召公是一个圣人。从概率上讲，人是圣人的概率要远低于人是常人。因此仅从人性角度，召公交出真太子的可能性要远大于让己子代死。
二是就當时的情形而言，召公也更有可能交出真太子。暴动发生时，国人先围王宫，天子与太子同时出逃，可见暴动威力之大。太子逃至召公家，国人亦随之包围召公府第。当时愤怒的国人连王都想杀，更不用说召公一个大臣。隐藏太子给召公家族带来很大风险。在家族面临重大危险之时，召公及其家人无暇细想，向国人交出太子，远比召公说服家人特别说服他儿子答应替死的可能性要大得多。而且，即便召公说服了家人，此事也还有极大的风险，因为召公并不能保证围攻的国人全部不认识太子。召公用己子代替太子之事一旦被国人发现，很有可能出现既保不住太子，还要赔上全家的结果。由此可见，仅从当时的特殊情况来分析，召公也更可能交出太子而不是自己的儿子。况且事出急迫，召公保家之举不会受到太多非议。从国人角度看，既然召公交出的是真太子，他们的目的达到了。在杀了太子之后，自然也无须再生事端。从太子静角度看，应当不满意这一结果。但此时的他已是砧上鱼肉，纵然不满，却无力改变结果。而且依周代对王子的教育，太子静接受召公之子代死亦非仁义之举。已经基本成年的太子静既不会要求召公舍子救己，也不应答应召公以子代死的请求。
三是就宣王继位时机而言，亦更可能是召公之子继位。周召共和或者共伯和行政十四年，不论哪种情况，召公在当时都时实权人物。但在厉王死之前，召公应当没有想到用自己儿子冒称太子即位之念。因为如施此举，纵使别人不识太子真伪，厉王一定认识。而太子即位后本于孝道，一定要迎回厉王。如此，假太子的身份就会暴露。这也就解释了为何要让太子到厉王死后才继位。厉王死后，召公推出自己的儿子，称其为当日太子，而被杀的乃是己子，这一谎言很难被识破。因为真太子已死十四年，厉王亦已死。纵有其他人可能认识十四年前的太子，但经历十四年的变化，也很难从相貌上否定召公之子不是当年的太子。召公所宣称的以己子代替太子之事及其理由可能就在此时编出，而非当年所说。召公的主张之所以被大家接受，一是它很难被证伪；二是周朝在当时也确实需要一位继位王子，我们不知周厉王是否还有其他王子存世。即便有，在非常重视嫡长子继承的周朝，太子静的出现也比其他王子更有竞争力。到后来太子静顺利继位为天子，自然更无人怀疑其身份的真伪。
结语：
从目前所见的三份资料来看，虽然宣王的身份没有争议，但并不意味着此事就没有其他可能。因为这三份资料不是源于当时不同人物的记载。目前最早资料是《国语》，已是春秋时期史书。可以想见，《国语》也是源于当时作者所能见到的周朝档案史料。而档案史实只能是官方认可事实的记载。至于说《竹书纪年》和《史记》更是晚出的史料，自然不可能提出与《国语》不同的观点。由此，史料虽多，但源头同一，皆出于召公一人之口，不足以排除召公造假的可能性。笔者在此质疑周宣王身份，并非是有新的史料出现，只有就事论理，认为周宣王是召公之子的可能性比其为太子静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注释：
[1]《史记·周本纪》。
[2]《国语·召公以其子代宣王死》。
[3]《竹书纪年·疏政·厉王》。
[4]《史记》所载的“三年，乃相与叛”，并非是周厉王三年，而是距其拒绝召公劝谏之后的第三年。《史记》记载的国人暴动发生在厉王三十七年。《竹书纪年》的记载为厉王十二年。
[5]商朝初年相国伊尹就将不守法的国君太甲流放至桐，并在太甲有悔过表现后迎其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