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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当前重大灾难事件报道中，对新闻伦理失范的关注点很少触及以传播正能量为目的的“暖新闻”。因此，本文结合“新冠”肺炎期间具有争议的“暖新闻”，发现其存在缺乏人文关怀、过度消费女性及忽视公众情绪的问题，这可能引发负面传播效应、报道框架僵化和假新闻泛滥等问题。“暖新闻”的伦理失范折射出当前社会的伦理困境，本文则为学界和业界的新闻伦理构建提供补充。
关键词：“暖新闻”;伦理失范;“新冠”肺炎;灾难报道
中图分类号：G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20）05-0016-03
2020年1月份，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以下简称“新冠”肺炎）在武汉全面爆发，威胁着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这一场公共卫生危机事件引起了媒体的高度关注，全国各大媒体纷纷参与策划，对疫情、救援和政策等内容进行及时而全面的报道。媒体在报道全民抗疫中，出现了许多传递正能量的“暖新闻”，这些报道以普通人为主角，记录了他们战胜疫情的正义事迹，传递了温暖和团结的力量。然而，部分“暖新闻”中出现错误的价值导向，引发了业界争议和公众谴责。
一、文献综述
（一）“暖新闻”
“暖新闻”（Good News）源于西方新闻界，1993年英国的《积极新闻》（Positive News）是世界上首个专注报道积极新闻的出版物。在美国，最先将“暖新闻”理念付诸行动的是Weis Corbley，他于1997年创办的暖新闻网（goodnewsnetwork.org），发表了大量的好人好事振奋类新闻（Uplifts）。国内最早是2015年凤凰网开设以“为生命倾注力量，为心灵点盏明灯”为主题的《暖新闻》栏目，随后吸引了众多媒体加入，如《中国青年报》的《暖文周刊》《人民日报》“点赞中国”专栏等。
西方媒体把“暖新闻”作为“坏消息是好新闻”报道传统的一种纠偏，“作为一种价值原则和实践理念的‘暖新闻’是新闻报道中的一剂重要调料”，旨在传播正能量来重塑社会意识形态。国内有学者认为“暖新闻”是包含着真善美，易引发受众感动、温暖、向善情绪的感人故事，属于正面报道的一种。总之，“暖新闻”的一般特征为：议题符合主流价值，人物选取普通公众，表达采用短小故事，效果追求温润人心。
（二）新闻伦理
新闻伦理（Journalism Ethics）是业内适应新闻活动特点而形成的要求自己“应当如何”的自律规范，以及公众认为该业内在新闻活动中“应当如何”的观念和舆论约束。一般来看，伦理失范主要是媒体在追求新闻价值和坚守伦理道德之间产生冲突，而灾难事件由于巨大的新闻价值和背后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往往成为媒体伦理失范的典型场域。
目前学界对灾难事件的新闻伦理研究较多，如王军、张爽对几起灾难事件进行总结，反思了披露隐私、过度煽情、悲情消费、人权侵犯的伦理问题;赵璞结合汶川地震的报道，从真实性、全面性和人本精神三方面来谈伦理失范和重建。通过梳理发现，伦理研究主要针对“负面新闻”，即围绕灾难和受害者并使人产生悲伤、同情等消极情绪的新闻。相比而言，学界很少关注以传播正能量为目的的“暖新闻”中的伦理失范问题，而这正是本文所要探讨的对象。
二、“暖新闻”中的“寒意”
“新冠”肺炎期间，媒体在各行各业人员中取材，用抗疫“暖新闻”构建了一幅积极向上的图景。然而有些“暖新闻”在报道之后，公众感受到的并非“暖意”，而是阵阵“寒意”。本文根据微博、微信公众号、朋友圈、知乎等社交媒体讨论热度，搜集了7条争议较大的“暖新闻”，如表1所示。
（一） 从个体视角看：缺乏对普通人的人道关怀
新闻报道不应该把新闻人物当作“材料”看待，而应该把他们当作“人”看待。我国新闻媒体所遵循的核心价值理念要求以人为本，尊重生命价值和基本权利。如“老人捐钱”的新闻渲染了无私和大爱，但对老人的生活保障問题只字不提;又如在《病危时颤巍巍写下“我的遗体捐国家”，歪歪扭扭7字遗书让人泪奔》的报道中，媒体把11字遗言中“我老婆呢”在标题和报道中舍去，片面强调逝者捐献遗体的崇高行为，忽略作为普通个体真实情感的力量。“报道好人好事，更要关注好人的生存状态”，媒体传播了暖人事迹，而没有做到“暖人”的报道行为。
（二） 从群体视角看：过度消费女性英雄形象
引发争议的“暖新闻”中，对女性医护人员的报道占较大比重。这些报道强调“流产”“怀孕九个月”“丢下植物人丈夫”等身份，依然把女性角色归属固化在家庭之中，以母亲、妻子的身份出现，本身没有脱离被男性书写的命运。此外，媒体又以拯救于危难的“英雄”形象来制造轰动效应，并进一步强化了女性所遵循的社会规范，给女医护人员乃至普通女性增加精神负担。“透过话语再现作为‘他者’的女性的同时，也同时再现了居于‘说’位置的男性主体”，媒体充当了一个男性主体下的性别偏见传播器，沿袭了矮化女性和消费女性的性别传统。
（三） 从社会视角看：忽略公众潜在负面情绪
重大灾难事件中，媒体除了正面报道以外，还应关注公众的情绪宣泄和疏导。例如，延迟开学问题，原本就给公众尤其是家长、学生群体带来了焦虑和不确定，然而在《同学，你认真的样子真好看》这则新闻中，媒体却对学生在方舱医院、帐篷、悬崖边等艰苦环境中勉强求学的行为进行大力赞赏，对疫情期间如何保障教学的普遍担忧鲜有关注。媒体不仅忽视公众负面情绪，还把这些情绪扭转成一种正能量来传播。比起这些学生在艰难中的认真刻苦，公众恐怕更期待看到的是回归正常学习的轻松自在，而媒体并没有正确疏导公众的真实情绪。
三、“暖新闻”引发“冷效果”
正如《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所说：“记者编辑着笔的泪点没有对上老百姓的泪点，其煽情不被老百姓买账”。这些违背公共意志的“暖新闻”，不仅导致伦理失范和传播失效，还可能导致媒体急功近利，陷入僵化报道，甚至引发虚假新闻。 （一）公众对抗式解读，引发负面传播效应
斯图亚特·霍尔认为受众在对文本进行解读时会把自身的社会背景和经验纳入其中，因此受众会出现霸权式、协商式和对抗式三种解码模式。对于“暖新闻”，公众更强调个人权益的价值观同媒体出现差异，“一旦在生产意义上产生歧义，受众就很容易把新闻记者堪称是和自己利益分裂的‘他者’”，从而产生对抗式解读。例如，“流产女医生重回一线”的新闻中，有网友评论“为啥不让她休息？”“这样的不提倡，还是不要宣传了”……这种对抗式解读不仅是观点层面的传播失效，还可能引发媒体公信力失效，所以媒体应重视公众话语的力量。
（二）普通人的“英雄”书写，报道框架逐渐僵化
框架是“一种持续不变（Overtime）的认知，解释和陈述框式，也是选择、强调和遗漏的稳定不变的范式”。以往灾难事件的典型人物报道中，就已经存在过分拔高形象的报道框架。虽然“暖新闻”聚焦普通人故事，同典型报道中英雄人物的“高大上”事迹有所区别，但这些报道力图打造一种身体和精神上“无坚不摧”的神话，使得普通人逐渐出现“片面完美”的形象。这样的“暖新闻”只是借着普通人的身份，来遮蔽饱受诟病的“英雄式”精神内核。所以，媒体应该警惕“暖新闻”报道框架陷入僵化，真实地呈现普通人的“不完美”，避免走向毫无温度的“冷新闻”。
（三）媒体间互设议程，跟风引发假新闻
“暖新闻”本身具有故事性，加上公众普遍存在好奇心理，使得一些非常规的报道产生巨大传播力。媒体在利益的驱使下，很容易跟风报道一些猎奇性的“暖新闻”。例如，疫情期間，全国多地媒体出现了“丢下一万元就跑”的报道，从刚开始丢数量不等的钱，到出现丢食物、戒指、银条等物品，甚至出现了丢猪的假新闻。部分虚假的“暖新闻”由于带有“善意”色彩，使得媒体往往不加核实就予以报道，严重扰乱信息传播秩序。因此，“暖新闻”不应该成为假新闻肆意行走的“保护伞”，媒体间应相互监督。
四、外部困境下的伦理认知偏差
在重大灾难事件报道中，我国媒体为了遵循“团结稳定鼓劲，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对呈现形势向好的正面报道给予较大比重，“暖新闻”实际上就是践行这种报道理念的产物。然而由于我国奉行集体主义精神，强调个体认可来源于社会价值，个人利益让位于社会利益，因此媒体在追求凝聚人心的社会目标下，很容易把当事人的个体牺牲当成一种“理所应当”。这种困境反映到媒体的伦理表达上，也就把“人文关怀”的原则错误地理解成“对好人好事进行赞扬”。所以，媒体在“暖新闻”上的伦理失范，既反映了当前我国社会制度背景下的伦理困境，也折射出媒体对社会伦理的认知偏失。
五、结 语
“传媒作为一种信息交流的载体和中介，只是改变了人们的交往手段和方式，但并没有改变或是仅仅遮蔽了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的各种关系”。伦理道德是全社会共同信仰的行为准绳，媒体只有按社会规则行事才能得以生存，坚持把新闻伦理放在首位是媒体的应有之义。从实践层面来看，新闻伦理问题涵盖广泛，涉及的利益错综复杂，这使得当前的新闻工作者对伦理的把控仍处于模糊和摇摆的状态。本文对灾难事件中“暖新闻”的伦理失范现象进行分析，力图为业界的灾难报道提供新的思考空间，也为学界建设新闻伦理的路径提供一定的启发。
参考文献：
[1] 付蔷.暖新闻在美国[J].青年记者，2016（22）：18-19.
[2] Dan Zak.Good News Gets a Warm Welcome at These Web Sites[N].The Washington Post， March 21，2009
[3] 常江.暖新闻的传播样态和社会功能[J].青年记者，2016（22）：12-13.
[4] 丁柏铨，陈月飞.对新闻伦理问题的几点探究[J].新闻传播，2008（10）：4-9.
[5] 王军，张爽.灾难报道的伦理原则及社交媒体的引用规范[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5，37（6）： 66-69.
[6] 赵璞.新闻伦理视角下的突发灾难报道——对内地和香港新闻人地震报道反思的再思考[J].青年记者，2009（17）：11-14.
[7] （美）约翰·赫尔顿著.美国新闻道德问题种种[M].北京：中国新闻出版社，1988：151.
[8] 贺建平.女性视角下的大众传媒——西方女性主义媒介批判综述[J].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03（2）：30-39.
[9] 胡菡菡.丢失的“新闻共识”——复旦踩踏遇难者报道的悲情框架何以面目全非？[J].新闻记者，2015（2）：37-41.
[10] Gitlin， T. The whole world is watching： Mass media and the making and unmaking of the new left[M].Berk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0：6-7.
[11] 毛勤勇.网络伦理不能独立于社会伦理[J].人文杂志，2001（6）：138-141.
[责任编辑：杨楚珺]
关键词：“暖新闻”;伦理失范;“新冠”肺炎;灾难报道
中图分类号：G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20）05-0016-03
2020年1月份，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以下简称“新冠”肺炎）在武汉全面爆发，威胁着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这一场公共卫生危机事件引起了媒体的高度关注，全国各大媒体纷纷参与策划，对疫情、救援和政策等内容进行及时而全面的报道。媒体在报道全民抗疫中，出现了许多传递正能量的“暖新闻”，这些报道以普通人为主角，记录了他们战胜疫情的正义事迹，传递了温暖和团结的力量。然而，部分“暖新闻”中出现错误的价值导向，引发了业界争议和公众谴责。
一、文献综述
（一）“暖新闻”
“暖新闻”（Good News）源于西方新闻界，1993年英国的《积极新闻》（Positive News）是世界上首个专注报道积极新闻的出版物。在美国，最先将“暖新闻”理念付诸行动的是Weis Corbley，他于1997年创办的暖新闻网（goodnewsnetwork.org），发表了大量的好人好事振奋类新闻（Uplifts）。国内最早是2015年凤凰网开设以“为生命倾注力量，为心灵点盏明灯”为主题的《暖新闻》栏目，随后吸引了众多媒体加入，如《中国青年报》的《暖文周刊》《人民日报》“点赞中国”专栏等。
西方媒体把“暖新闻”作为“坏消息是好新闻”报道传统的一种纠偏，“作为一种价值原则和实践理念的‘暖新闻’是新闻报道中的一剂重要调料”，旨在传播正能量来重塑社会意识形态。国内有学者认为“暖新闻”是包含着真善美，易引发受众感动、温暖、向善情绪的感人故事，属于正面报道的一种。总之，“暖新闻”的一般特征为：议题符合主流价值，人物选取普通公众，表达采用短小故事，效果追求温润人心。
（二）新闻伦理
新闻伦理（Journalism Ethics）是业内适应新闻活动特点而形成的要求自己“应当如何”的自律规范，以及公众认为该业内在新闻活动中“应当如何”的观念和舆论约束。一般来看，伦理失范主要是媒体在追求新闻价值和坚守伦理道德之间产生冲突，而灾难事件由于巨大的新闻价值和背后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往往成为媒体伦理失范的典型场域。
目前学界对灾难事件的新闻伦理研究较多，如王军、张爽对几起灾难事件进行总结，反思了披露隐私、过度煽情、悲情消费、人权侵犯的伦理问题;赵璞结合汶川地震的报道，从真实性、全面性和人本精神三方面来谈伦理失范和重建。通过梳理发现，伦理研究主要针对“负面新闻”，即围绕灾难和受害者并使人产生悲伤、同情等消极情绪的新闻。相比而言，学界很少关注以传播正能量为目的的“暖新闻”中的伦理失范问题，而这正是本文所要探讨的对象。
二、“暖新闻”中的“寒意”
“新冠”肺炎期间，媒体在各行各业人员中取材，用抗疫“暖新闻”构建了一幅积极向上的图景。然而有些“暖新闻”在报道之后，公众感受到的并非“暖意”，而是阵阵“寒意”。本文根据微博、微信公众号、朋友圈、知乎等社交媒体讨论热度，搜集了7条争议较大的“暖新闻”，如表1所示。
（一） 从个体视角看：缺乏对普通人的人道关怀
新闻报道不应该把新闻人物当作“材料”看待，而应该把他们当作“人”看待。我国新闻媒体所遵循的核心价值理念要求以人为本，尊重生命价值和基本权利。如“老人捐钱”的新闻渲染了无私和大爱，但对老人的生活保障問题只字不提;又如在《病危时颤巍巍写下“我的遗体捐国家”，歪歪扭扭7字遗书让人泪奔》的报道中，媒体把11字遗言中“我老婆呢”在标题和报道中舍去，片面强调逝者捐献遗体的崇高行为，忽略作为普通个体真实情感的力量。“报道好人好事，更要关注好人的生存状态”，媒体传播了暖人事迹，而没有做到“暖人”的报道行为。
（二） 从群体视角看：过度消费女性英雄形象
引发争议的“暖新闻”中，对女性医护人员的报道占较大比重。这些报道强调“流产”“怀孕九个月”“丢下植物人丈夫”等身份，依然把女性角色归属固化在家庭之中，以母亲、妻子的身份出现，本身没有脱离被男性书写的命运。此外，媒体又以拯救于危难的“英雄”形象来制造轰动效应，并进一步强化了女性所遵循的社会规范，给女医护人员乃至普通女性增加精神负担。“透过话语再现作为‘他者’的女性的同时，也同时再现了居于‘说’位置的男性主体”，媒体充当了一个男性主体下的性别偏见传播器，沿袭了矮化女性和消费女性的性别传统。
（三） 从社会视角看：忽略公众潜在负面情绪
重大灾难事件中，媒体除了正面报道以外，还应关注公众的情绪宣泄和疏导。例如，延迟开学问题，原本就给公众尤其是家长、学生群体带来了焦虑和不确定，然而在《同学，你认真的样子真好看》这则新闻中，媒体却对学生在方舱医院、帐篷、悬崖边等艰苦环境中勉强求学的行为进行大力赞赏，对疫情期间如何保障教学的普遍担忧鲜有关注。媒体不仅忽视公众负面情绪，还把这些情绪扭转成一种正能量来传播。比起这些学生在艰难中的认真刻苦，公众恐怕更期待看到的是回归正常学习的轻松自在，而媒体并没有正确疏导公众的真实情绪。
三、“暖新闻”引发“冷效果”
正如《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所说：“记者编辑着笔的泪点没有对上老百姓的泪点，其煽情不被老百姓买账”。这些违背公共意志的“暖新闻”，不仅导致伦理失范和传播失效，还可能导致媒体急功近利，陷入僵化报道，甚至引发虚假新闻。 （一）公众对抗式解读，引发负面传播效应
斯图亚特·霍尔认为受众在对文本进行解读时会把自身的社会背景和经验纳入其中，因此受众会出现霸权式、协商式和对抗式三种解码模式。对于“暖新闻”，公众更强调个人权益的价值观同媒体出现差异，“一旦在生产意义上产生歧义，受众就很容易把新闻记者堪称是和自己利益分裂的‘他者’”，从而产生对抗式解读。例如，“流产女医生重回一线”的新闻中，有网友评论“为啥不让她休息？”“这样的不提倡，还是不要宣传了”……这种对抗式解读不仅是观点层面的传播失效，还可能引发媒体公信力失效，所以媒体应重视公众话语的力量。
（二）普通人的“英雄”书写，报道框架逐渐僵化
框架是“一种持续不变（Overtime）的认知，解释和陈述框式，也是选择、强调和遗漏的稳定不变的范式”。以往灾难事件的典型人物报道中，就已经存在过分拔高形象的报道框架。虽然“暖新闻”聚焦普通人故事，同典型报道中英雄人物的“高大上”事迹有所区别，但这些报道力图打造一种身体和精神上“无坚不摧”的神话，使得普通人逐渐出现“片面完美”的形象。这样的“暖新闻”只是借着普通人的身份，来遮蔽饱受诟病的“英雄式”精神内核。所以，媒体应该警惕“暖新闻”报道框架陷入僵化，真实地呈现普通人的“不完美”，避免走向毫无温度的“冷新闻”。
（三）媒体间互设议程，跟风引发假新闻
“暖新闻”本身具有故事性，加上公众普遍存在好奇心理，使得一些非常规的报道产生巨大传播力。媒体在利益的驱使下，很容易跟风报道一些猎奇性的“暖新闻”。例如，疫情期間，全国多地媒体出现了“丢下一万元就跑”的报道，从刚开始丢数量不等的钱，到出现丢食物、戒指、银条等物品，甚至出现了丢猪的假新闻。部分虚假的“暖新闻”由于带有“善意”色彩，使得媒体往往不加核实就予以报道，严重扰乱信息传播秩序。因此，“暖新闻”不应该成为假新闻肆意行走的“保护伞”，媒体间应相互监督。
四、外部困境下的伦理认知偏差
在重大灾难事件报道中，我国媒体为了遵循“团结稳定鼓劲，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对呈现形势向好的正面报道给予较大比重，“暖新闻”实际上就是践行这种报道理念的产物。然而由于我国奉行集体主义精神，强调个体认可来源于社会价值，个人利益让位于社会利益，因此媒体在追求凝聚人心的社会目标下，很容易把当事人的个体牺牲当成一种“理所应当”。这种困境反映到媒体的伦理表达上，也就把“人文关怀”的原则错误地理解成“对好人好事进行赞扬”。所以，媒体在“暖新闻”上的伦理失范，既反映了当前我国社会制度背景下的伦理困境，也折射出媒体对社会伦理的认知偏失。
五、结 语
“传媒作为一种信息交流的载体和中介，只是改变了人们的交往手段和方式，但并没有改变或是仅仅遮蔽了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的各种关系”。伦理道德是全社会共同信仰的行为准绳，媒体只有按社会规则行事才能得以生存，坚持把新闻伦理放在首位是媒体的应有之义。从实践层面来看，新闻伦理问题涵盖广泛，涉及的利益错综复杂，这使得当前的新闻工作者对伦理的把控仍处于模糊和摇摆的状态。本文对灾难事件中“暖新闻”的伦理失范现象进行分析，力图为业界的灾难报道提供新的思考空间，也为学界建设新闻伦理的路径提供一定的启发。
参考文献：
[1] 付蔷.暖新闻在美国[J].青年记者，2016（22）：18-19.
[2] Dan Zak.Good News Gets a Warm Welcome at These Web Sites[N].The Washington Post， March 21，2009
[3] 常江.暖新闻的传播样态和社会功能[J].青年记者，2016（22）：12-13.
[4] 丁柏铨，陈月飞.对新闻伦理问题的几点探究[J].新闻传播，2008（10）：4-9.
[5] 王军，张爽.灾难报道的伦理原则及社交媒体的引用规范[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5，37（6）： 66-69.
[6] 赵璞.新闻伦理视角下的突发灾难报道——对内地和香港新闻人地震报道反思的再思考[J].青年记者，2009（17）：11-14.
[7] （美）约翰·赫尔顿著.美国新闻道德问题种种[M].北京：中国新闻出版社，1988：151.
[8] 贺建平.女性视角下的大众传媒——西方女性主义媒介批判综述[J].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03（2）：30-39.
[9] 胡菡菡.丢失的“新闻共识”——复旦踩踏遇难者报道的悲情框架何以面目全非？[J].新闻记者，2015（2）：37-41.
[10] Gitlin， T. The whole world is watching： Mass media and the making and unmaking of the new left[M].Berk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0：6-7.
[11] 毛勤勇.网络伦理不能独立于社会伦理[J].人文杂志，2001（6）：138-141.
[责任编辑：杨楚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