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名字中的“石”，是母亲的姓。虽然后来有人说，这个名字隐喻了我未来要爬山的命运，其实非也。我的名字来得简单却郑重，将父姓和母姓集于一身，是一种由衷的宠爱，更是一种无言的期待。
　　我父亲生在安徽大别山地区，后来在那里参加了红四方面军，他不善交际，沉默寡言，热爱劳动。解放初期，父亲已是处级干部，但他低调处事，不事张扬。工作之外，父亲最热衷的事情就是料理家里的小院子。一般家庭都喜欢把院子侍弄成一个小花园什么的，但父亲对花花草草没有兴趣，从农村出来的他对五谷、蔬菜最有感情，所以他把家里的小院彻底改造成了庄稼地、蔬菜地。我现在还记得父亲在院子里锄地时，用手抓着泥土的那种幸福和喜悦。
　　现在想想，我爱劳动的性格和对大自然的喜爱，都得益于父亲的影响。
　　我母亲是辽宁义县锡伯族人。锡伯族属于满族外八旗的镶蓝旗，是一个著名的铁血民族。也许是因为民族血统，我母亲是一个非常强势的人。身为8个子女的母亲，她在家里拥有绝对的权威，她管教起儿女来，向来咄咄逼人，叫人敬畏。
　　我母亲是当时新女性的典范，她生长在辽宁的大户人家，后来家境不济，母亲高中毕业后，在县城非常时髦的电话局工作。
　　就在我母亲工作的第一年，她抱着不做亡国奴、保卫国家的想法，参加了共产党的军队，而我父亲正好在部队里负责招兵。就这样，两人相识了，后来组成了一个纯粹的军人家庭。
　　正是出生在这样阳刚气十足的家庭里，特别是有一个刚强的母亲，才造就了我今天刚强的性格。
　　母亲对儿女的管教向来很有气魄。我读小学时，就被母亲委派带着弟弟、妹妹，千里迢迢从郑州到东北去看姥姥。我至今对此印象仍很深刻：在郑州火车站，父母把3个孩子送上火车，拜托一下列车员，告诉他们这些孩子在哪儿下，然后转身就走了。我当时也就13岁，带着一个弟弟、一个妹妹，摇摇晃晃就踏上去姥姥家的旅途。摇到锦州后，要转一趟慢车，到下面的一个小站，等3个孩子一路晃到小站，两天时间过去了。可旅途还没有结束，小站距离姥姥家还有十几公里的野路。于是我领着弟弟妹妹，背着自己的行李，往姥姥家所在的旧林村走。
　　这真是艰难的行程，我完全分不清东南西北，仅仅凭着上一次来过的记忆，还要一路赶时间，因为如果天黑了就麻烦了。当时没有电话之类的通信工具，唯一的办法只能是继续奋勇赶路！本来应该下午三四点就到姥姥家的，结果3个孩子一直走到深夜12点。我姥姥在家急得不行，唯恐村外的豺狼把外孙们给劫了去。这次行程实在要命，我一到姥姥家，就说困了，并且一口气睡了两整天。
　　这次以后，母亲每个暑假还是放心地让我们自己回姥姥家，每次都是大孩子带小孩子。
　　后来我登珠峰，家里人都很担心，唯独我母亲表现得非同一般。老太太泰然回答：“不担心，有什么好担心的！”
　　其实，这正是锡伯族女性的独特之处。历史上许多游牧民族，因为生活不安定，无论何种情分都不会用矫情的方式表达，粗粝的气候、恶劣的环境造就了他们刚强的性格。
　　长大后，我当了兵，这很符合她的想法。但我在服役5年后不愿意留下，坚决要离开。父亲对我的决定没有表示反对，但母亲急了，她拿出自己雷厉风行的做派，从郑州一口气赶到我部队的所在地新疆，坚持要我留在部队。
　　但这一次，我按照自己的想法做了，母亲没能制止得了我。这以后，我读大学、开公司、登珠峰，这其中每一个阶段都遇到过很多困难，但我从来没有被这些闲难打倒过，更没有想过要放弃自己的信念。因为，母亲以她一贯的坚强告诉我，人只要不被困难打倒，就—定能打倒困难。
　　（摘自《北方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