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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研究是最具创造性的活动，也是最依赖创新激情的活动。70年来，敢闯敢试、敢为人先的湖南科技工作者，一路筚路蓝缕，一路铿锵迈进，敢于啃硬骨头，敢于破除一切制约科技创新的思想障碍和制度藩篱，不断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向科学进军”，最大限度地激发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所蕴藏的巨大潜能，从“科学的春天”逐步走向创新的盛世。
一滴水珠，能映射出太阳的光辉;一朵浪花，能显示出大海的壮阔。
湖南科技体制改革的历史亦是如此。
从一个企业的嬗变里，能折射出时代的变迁;从一项制度的变革中，能看到产业的巨变……
“下海”闯出新天地
——院所转制拉开科技体制改革大幕
芙蓉中路，长沙市中心核心区域。
在这条寸土寸金的街道上，有一家伴随着新中国成长的企业——湖南省海利高新技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下称“海利集团”）。它从“吃皇粮”的事业单位，到响应国家科技体制改革号召，实行科工贸一体化;从组建股份有限公司，成功登陆上交所，到完成整体转企改制，加快自主创新步伐，成为了我国新农药创制“领头羊”。
株洲，田心茅塘坳。
在这里，已经看不到当年的荒山野岭，取而代之的是中车株洲电力机车研究所有限公司的國家级工程研究中心、总部大楼、生产厂房，气派十足。
长沙市岳麓区，中联重科麓谷工业园。
20多年前用扳手、榔头在简陋车间里敲敲打打的场景，已一去不复返，取而代之的是流水线生产、智能化制造。中联重科从当年那个靠着卖图纸维持生计的传统科研院，成长为扬帆国际的大企业。
湖南的科技体制改革，就是随着科研院所转企改制开启的。这些科研院所“下海”搏击市场，迎难而上，在改革中勇立潮头，成为全省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成立于1951年的湖南化工研究院（下称“化工院”），是一家以农用化学品与精细化工研究为主的地方性科研院所。
1984年前，受困于科研体制的束缚，这个有着400多名职工的科研院所过着“吃着皇粮、饿不死壮不了”的日子——科研项目靠上级下达，经费靠财政每年拨付事业费87万元，一个小试验工场最高年产值100万元，利税2万多元。
当时位于望城的试验工场，到1984年已连续亏损10年，产品单一，设备简陋，占地30亩（1亩≈666.7平方米），离院部几十公里，疑似化工院的“西伯利亚”。
是继续“等靠要”，还是响应国家科技体制改革的号召，主动求新求变？
化工院毅然登上了改革的“头班车”。1984年，化工院被湖南省科委等单位列为全省首批科技体制改革试点单位。
这一试，压力和风险来了——事业经费逐年递减;这一试，矛盾也来了——国家不开“大锅饭”，职工继续端着“铁饭碗”。
于是，一场被“逼上梁山”的改革如火如荼地开始了。以科室承包、课题核算为主要内容的技术经济承包制，通过科研课题独立核算、人员优化组合、分配与工效挂钩、签订承包合同等一系列举措，科研人员的主观能动性开始复苏，并爆发出空前的积极性和创造力。
1986年，化工院推行的科工贸一体化，让科研人员尝到了甜头，锁在柜子里的成果“落地”，在试验工场实现了产业化，试验工场也从“瘦田”变成了“宝地”。至1993年，试验工场已发展成为年销售额1.2亿元的经济实体。
1994年，化工院牵头发起组建湖南海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1996年，“湖南海利”成功登陆上交所，成为湘股第一家。“湖南海利”为化工院科研开发提供了雄厚的财力支持，化工院源源不断的科研成果又进一步增加了“湖南海利”的科技储备，成为企业产业化可持续发展的保障。
1997年，刚刚中专毕业的左嗥罡来到化工院位于望城的试验工场残杀威车间工作。“那时试验工场前面是农田和池塘，从地理位置上说是比较偏僻的，但产品供不应求，每天来拉产品的货车络绎不绝。”第二年，他便参与了年产500吨残杀威新车间的试车工作。
1999年，大学毕业后进入试验工场的李涛彼时还是个“愣头青”，2000年，化工院在省内率先完成整体转制，组建海利集团。李涛也由试验工场生产岗位调到了化工院从事科研工作，年轻的他意识到，一个新的时代或许真的来了。
整体转制后，化工院作为海利集团的研究中心，成为综合性的开发应用型化工科研产业实体。海利集团扬起了技术创新的风帆，驶向了市场经济的海洋。
敢于破釜沉舟的，不只是海利集团。
1984年，株机所（现为中车株洲电力机车有限公司，下称“中车株机公司”）为了显示改革决心，主动将当年铁道部已经拨付的经费全数退回，坚持靠自身努力求发展。按劳付酬，按项目给位子、配团队，内部实行股份制……一系列改革措施激发出了前所未有的活力。
1992年9月，时任建设部长沙建设机械研究院（下称“建机院”）副院长的詹纯新带着7名技术人员，借款50万元，组建了中联建设机械产业公司。此前，湖南省全面科技体制改革已有7年，但作为第一批改制院所，建机院却依然在靠卖图纸维持生计。
1993年，我国第一代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混凝土输送泵在中联诞生。当年，创产值400万元，实现利税230万元。
2000年10月，中联重科成功登陆深交所。
这一年，全国科研机构改制进入“攻坚年”。“脱胎换骨”的中联重科，已跻身改革前列。
……
湖南省科技厅的数据显示，到2000年，全省共有41家开发类科研院所完成转制，进入企业或企业集团。“下海”后的科研院所，在市场的海洋中“搏击”，在改革的浪潮中大显身手。
20世纪90年代初。彼时，呋喃酚的技术研究和产业化充满挑战。
呋喃酚是研发克百威等系列农药的重要中间体。由于其研发难度大，一直被美日两国垄断，成为制约我国农药工业发展的瓶颈。 到1992年时，呋喃酚项目的研究已经进行了四五年，其间换了很多条技术路线，但都行不通。但海利集团没有放弃，换了一条路线继续做，非得把呋喃酚研究出来。
但理想很丰满，现实有些骨感。
项目迟迟没有突破，课题组成员走了一半;工厂生产不能重复实验室结果，遇到无法解决的工程问题，生产装置研发遇到瓶颈，产业化不能落地……
到底要不要产业化？这里面有太多的未知数。
项目投入大、技术难度大，失败了怎么办？但不进行产业化，呋喃酚就只能依靠进口，受制于人。
必须要做！有难题就集思广益，大家开会商量;有问题就走出去，借助外力解决工程上的难题。
功夫不负有心人。2002年，呋喃酚技术攻关小组完成了从小试、中试到工业化生产，建成了中国第一套、全球第三套呋喃酚生产装置，投产当年就生产1000吨，彻底打破了美国和日本的技术封锁。并已建成全球最大的呋喃酚生产基地，年产可达4000吨。2004年，该技术获得湖南省科技进步奖一等奖和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呋喃酚的研发成功，只是海利集团新农药创制的一个缩影。几乎每一种新农药创制、每一个创新成果诞生的背后，都有一段荡气回肠的故事。
开发出10多个被称为“当今世界第三代新农药”的氨基甲酸酯类农药新品种，使我国成为继美国后第二家MIC工业化生产的国家;
开发出我国首个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杀虫剂硫肟醚、湖南省首个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除草剂甲硫嘧磺隆;
2011年，化工院组建的国家农药创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以“优秀”的成绩通过科技部验收，从“地方队”跃升为“国家队”;
2012年，“仿生农药工程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实验室”获国家发展和改革委批复，化工院成为我国农药工业界少数的几个与发达国家逐步接轨的新农药创制重要机构之一;
近十年来共承担国家、省（市）级科研项目143项，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2项，国家、部（省）级科技成果奖90项，申请发明专利110件，PCT专利17件……
可以说，当年勇于“下海”搏击的海利集团已成为全国名副其实的新农药创制“领头羊”。
和海利集团一样，中联重科、中冶长天、长沙矿院、四十八所、博云新材、中机国际、中南水电……这些在市场经济“海洋”中拼搏的转制院所，都转出了一个活力迸发的新世界，交上了亮眼的成绩单。
湖南省科技厅提供的数据显示，近5年来，转制企业高新技术产品产值年均增速达35%以上，专利申请和授权量年均增速超过40%，累计制定国家标准150个，研发形成重点新产品1600个。
探索科技计划体系“湖南模式”
——看科技体制改革重要抓手如何与时俱进
2019年2月27日，湖南省推进创新型省份建设暨科技奖励大会现场。湖南江冶机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江冶机电”）总工程师王振云，领到了公司成立以来获得的第一个省级科技奖——湖南省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3月，江冶机电迎来了成立十周年的“大日子”。
这10年间，江冶机电曾数次迎来“高光时刻”：
2012年，开展废旧铅酸蓄电池回收利用技术和装备的关键技术攻关，第一台“江冶”牌废旧铅酸蓄电池处理设备通过连续试运行72小时考验;
2015年，作为湖南省科技重大专项“固体废弃物处置与利用”项目承担单位之一，与中联重科等业内旗舰携手攻关;
2016年，组建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湖南省铅锂电池资源高效循环利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2018年7月，被认定为湖南省小巨人企业;
2018年12月，作为项目牵头单位，“铅绿色再生产业技术突破及湖南省铅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与发展项目”获湖南省产业项目建设年“五个100”十大重大科技创新优秀项目……
在这些“高光时刻”中，获得湖南省科技重大专项支持似乎是江冶机电发展的一个承上启下的关键节点。
而江冶机电的发展之路，只是湖南省科技重大专项实施以来，无数企业、产业发展的一个缩影。
湖南科技攻关，最有看头、最具亮点的就是省科技重大专项。它是湖南省科技计划体系中分量最重的一环。
而湖南科技体制改革，科技计划体系是重要抓手。
时光倒回至1978年，改革开放的号角吹响，科技改革的序幕也逐渐拉开，我国科技计划体系的建立迫在眉睫。
1982年，中共中央明确提出“科学技术工作必须面向经济建设，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在当年的全国科技奖励大会上，党中央和国务院要求科技、经济界要有选择、有重点地发展对国民经济发展有重大影响、产业关联度较大的技术。
随后，当时的国家计委、国家科委联合筛选出最迫切和可能的38个项目，编制为“‘六五’国家科技攻关计划”。我国第一个被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的国家科技计划由此诞生。
1986年，对于国家和湖南省的科技计划体系而言，都是特殊和重要的一年。这一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成立。
而随着863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重磅计划的出台，我国科技计划逐步形成面向基础研究、高技术产业及为国民经济服务3个层次的体系。
在这3个层次上，国家先后布局星火计划、火炬計划、高技术产业开发区、973计划、国家重大科学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计划等科技计划。
湖南紧跟国家步伐实施相关科技计划，省科技计划体系也在此基础上逐渐成型。
1986年，湖南省正式组织实施“星火计划”，在实施头5年里就建立了500多个以科技为先导的“星火”示范企业，为农村培养各类技术和管理人才650万人。
1988年，“火炬计划”在三湘大地开始实施，同年，成立了长沙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下称“长沙高新区”），标志着高新技术及其产业正式在湖南开始起步。1991年，长沙高新区成为首批27个国家级高新区之一，1992年，株洲高新区也迈入国家高新区行列。同年，又相继成立了湘潭、衡阳、岳阳3个省级高新区，初步形成了潇湘火炬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带，成为全国8个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带之一。 1993年，湖南设立省自然科学基金。其组织结构、管理流程、评审方式等都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为模板，既资助自由探索，又支持与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的应用研究。
“省自然科学基金是我科研路上的第一缕阳光。”湖南农业大学教授马海明回忆，“2006年，我申报了省自然科学基金，获得2万元资助。当时这2万元对我来说是雪中送炭。它点燃了我对科研的兴趣，更坚定了信心，申报成功后的几个月里，我每天连续工作10个小时以上，那确实是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
2006年，按照《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的部署，国家科技计划体系进一步完善并聚焦重点。国家科技重大专项适时出台。同年，湖南省科技重大专项（下称“重大专项”）开始设立，旨在通过核心技术突破和资源集成，在一定时限内完成重大战略产品开发、关键共性技术攻关和重大科技成果转化工程。
至2015年，湖南省科技厅共组织实施重大专项93个，累计突破488项重点优势产业中的关键瓶颈技术和社会发展中的共性技术难题，研发重大战略性新产品642个，新增产值600多亿元。
但成绩背后，“科技资源碎片化”“项目多头申报”“九龙治水”等科技界长期为人诟病却不敢轻易触碰的顽疾，也让党和国家意识到，必须要有一场勇蹚深水区、敢啃硬骨头的改革攻坚战。
2014年底，中央财政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管理改革全面启动。2015年，湖南按照中央财政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管理改革方案，通过撤、并、转等方式，将原有41类科技计划优化整合成为自然科学基金、科技重大专项、重点研发计划、技术创新引导专项、创新平台和人才专项等5个类别，构建了“511”科技创新计划体系。2015年立项的项目总数比2014年减少了40%。
与其他科技计划项目不同，重大专项聚焦国家和省重大战略部署，着重对接“一带一路”“中国制造2025”“互联网 ”等重大发展战略，立足全省全面小康社会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领域及重大问题。具体来说，就是满足重大产业需求，突破重大技术瓶颈，产生重大经济社会效益。
这表明，随着科技体制改革步入深水区，以重大专项建设为代表的湖南科技计划体系建设也步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2015年之前，我们处于一个稳步上升的阶段，而2015年获得重大专项支持后，我们驶上了发展快车道。”江冶机电董事长助理刘心这样总结。
通过重大专项支持，江冶机电攻克了我国铅酸蓄电池破碎分选的技术装备瓶颈，为湖南200亿产值的铅产业结构调整提供了技术及装备保障。
“我们以项目为抓手，培养了两名在读博生研究生，这对于一个仅有100来人的民营小企业而言着实不易。”刘心的话里透着骄傲，而他自己，也是因为看中了行业及企业的发展前景，放弃了原有的待遇丰厚的工作，从西子湖畔来到韶山冲里，开始了第二次奋斗。
此外，以重大专项为依托，江冶机电组建了省铅锂电池资源高效循环利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这意味着该公司已经瞄准“中国制造2025”，将锂电池高效循环利用作为企业下一个技术攻关点。“不仅如此，我们响应‘一带一路’倡议，已经进入伊朗、印度等国的市场，产品应用情况良好。”刘心说。
“要促进科技创新，让科技成果潮涌，改革就一直会在路上。”湖南省科技厅党组书记、厅长童旭东的话掷地有声。
2018年底，湖南省人民政府正式印发《湖南创新型省份建设实施方案》（下称《建设实施方案》）。今年3月，将原科技发展计划专项、产学研结合专项、长株潭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专项“三合一”，启动建设“创新型省份建设专项”（下称“建设专项”）。
3月20日，《2019—2021年湖南创新型省份建设专项组织实施工作方案》（下称《专项实施方案》）正式发布。这也是今年湖南进一步深化科技体制机制改革的首个大动作。
具体来说，建设专项设自然科学基金、长株潭标志性工程计划、科技重大专项、重点领域研发计划、创新平台与人才计划、科技成果转化及产业化计划、区域创新能力提升计划、普惠性政策与创新环境建设计划等8个计划（专项、基金）类别，采取前资助与后补助相结合、因素法与项目法相结合、聚焦重点与政策普惠相结合，竞争择优与定向委托相结合等多种支持方式和实施机制。
从无到有，从散到聚，从弱到强，几十年来，湖南科技计划体系从摸着石头过河，到有的放矢，聚焦湖南省产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非对称技术与前沿颠覆性技术研究，以及关系民生保障的公益性共性技术研发，书写了一幅以技术进步带动产业发展的历史长卷。
金融赋能科技
——为科技体制改革“最后一公里”落地护航
2018年深秋的一天，在湖南东映碳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下称“东映碳材”）的一间办公室里，从不抽烟的董事长张福全问董事廖超前要了一根香烟。
“那时压力太大了，我们定下奋战80天、在2018年底前拿出首个产品样品的目标，即使那时每天都在加班，但谁心里都没底。”廖超前清楚地記得拿到样品的日子，“12月3日，我们比原定时间提前了20多天完成任务！”
没有产品，意味着企业尚无法创造经济效益，不具备“造血功能”;没有“造血功能”，意味着企业资金全靠“输血”。
“现在即使产品拿出来了，但真正实现产业化还需要时间。”廖超前在与记者见面时，刚刚送走一批投资商，他坦言，“资金链还有缺口，我们仍需努力。”
廖超前口中的“缺口”是1.5亿元。
成立于2017年的东映碳材是一家从事高性能沥青基碳纤维从原料到终端产品的工艺及设备研发、生产、销售与技术检测服务的高新技术企业。
“整个产业环节工程化难度大，投入成本高，资金需求大。”面对建设资金的巨大缺口，廖超前形容公司管理层们“愁得掉头发”。 资金从哪儿来？如何解决自主创新成果产业化道路上“最后一公里”难题？
政府资金的引导示范，社会资本的及时出手，当科技和金融相遇，真正的核心技术“浪花”便会加快与资本“风口”汇合，促进科技创新乘风破浪！
在东映碳材成立初期，第一笔输血来自政府资金的示范性引导。
“省科技厅下属的湖南省产业技术协同创新有限公司作为发起人股东对公司出资4800万现金，孵化项目。此举不仅缓解了公司资金压力，同时有效地撬动了社会资金对企业后续融资的关注与支持。”廖超前介绍，公司现已完成现金融资1.95亿元。
“按照今年初的预算，我们计划融资2亿元，但当时我们只融到5000万元。”廖超前坦言，资金链断裂的风险就像悬在所有人头上的一把利剑。
这时，长沙银行为东映碳材提供了一个“避险港”。
2018年，湖南省科技厅与长沙银行达成深度合作协议，共建省科技金融服务中心，引导科技企业与其对接。
从省科技厅了解到东映碳材的情况后，长沙银行便积极与其进行对接。
“虽然东映碳材当时还没有实现产业化，但其产品技术含量高，市场应用前景广泛，再加上外部投资机构对其已有投资且有不错的估值判断，基于这些，我们为其设计了‘知识产权质押 风险补偿基金 签署认股权协议’的担保方式，为其授信2000万元。”在长沙银行科技支行市场营销部总经理邹果山的回忆中，从今年4月与东映碳材接触到最后授信审批成功，一共只花了两个月。
“不夸张地说，比我们股东会通过的速度还快！”廖超前有些激动地形容，“这2000万元就是我们救急的钱！”
和东映碳材面临类似情况的企业不只一家。2017年初，成立尚未满一年的长沙都正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下称“都正生物”）遇到了资金瓶颈。“企业成长速度太快了，企业员工从四五十人一下子扩充到100多人，再加上生产设备成本高、研发投入大，‘营养补给’一下子跟不上扩张的步伐。”长沙银行科技支行行长陈平介绍道。
即使发展前景可观，但企业体量小、无抵押担保的事实，无法让银行为其提供贷款，这让都正生物董事长欧阳冬生很是发愁。
“相当于是做了一次风投。”长沙银行科技支行客户经理高志平坦言，“我们看中其整体战略规划、高水平的科研团队以及广阔的发展前景，决定以‘投贷跟 风险补偿基金’的形式为其授信750万元。”
2018年，这家主营仿制药疗效与质量一致性评价、大分子药物与诊断试剂研发的企业营收翻番，并获得了2018年湖南省创新创业大赛一等奖。“我们今年又为其授信1500万元，助推其继续做大做强。”高志平说。
历次产业革命的规律表明，创新始于技术，成于资本。
而早在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改革科学技术体制的决定》就明确提出：对于变化迅速、风险较大的高技术开发工作，可以设立创业投资给予支持。同年10月，中国人民银行、国务院科技领导小组办公室联合发布《关于积极开展科技信贷的联合通知》，拉开中国科技金融实践的序幕。
此后的20年间，科技和金融结合的实践不断丰富与发展，对于科技成果转化、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仍需清醒地看到，科技和金融的结合依然处于探索阶段。
直到2006年，《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下称《规划纲要》）发布，直接涉及科技金融的政策多达11项，科技金融实践活动进入全面发展阶段。截至2010年底，国家层面出台的近百项《规划纲要》配套政策实施细则中，涉及科技金融工作的政策多达20余项。
2010年12月，《促进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实施方案》发布，提出选择国家高新区、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国家技术创新工程试点省（市）、创新型试点城市等地区开展试点，探索科技资源与金融资源对接的新机制。2011年，长沙高新区成为国家首批16个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园区之一。
而自2011年10月至2012年6月，3家类似“硅谷银行”的科技银行落户长沙高新区，并为近60家科技型小微企业授信1.5亿元，拉开了湖南科技创新与金融创新紧密结合的序幕。
之后，湖南出臺《关于促进科技与金融结合加快创新型湖南建设的实施意见》《湖南省科技保险工作试点方案（试行）》等一系列有力政策措施。2011年至2014年，湖南省本级财政共安排6000万元设立了科技金融专项，长沙、湘潭、株洲3个高新区累计投入财政科技专项资金约4亿元，设立科技成果转化引导基金、科技支行风险补偿、科技保险费补贴、贷款贴息等;建设了湖南省科技成果数据库，开通了科技金融网，建成了全省技术产权交易平台;与国家开发银行等7家银行开展科技与金融战略合作，初步形成了多元化科技投融资体系。
2018年11月5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宣布，要在上交所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这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优化科技创新环境的重大举措。湖南省科技厅迅速行动，于11月27日在厅务会议上就推动省内企业在科创板上市做出工作部署，并陆续实施了一系列举措，包括建立科创板上市后备企业库、向上交所推荐重点企业、开展后备企业培训辅导、初步构建科技创新计划项目支持后备企业 “绿色通道”等。
此外，2018年，湖南省科技厅还组织银行、投资、证券、法律、会计等机构56位专家成立了全国第一支“科技金融志愿者服务队”，深入316家科技企业，促成企业获得股权投资意向11.52亿元，银行贷款授信7.19亿元。
2018年底，筹备了一年的潇湘科技要素大市场、湖南省科技金融服务中心两大服务平台正式投入运营。其未来将按“标准统一化、建设分布式”模式，建设两大平台，力争将潇湘科技要素大市场建成为立足全省、辐射“一带一部”的科技要素资源集聚中心、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中心和科技金融服务示范中心。
从探索走向引领的湖南科技金融事业，未来定将让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这项科技体制改革中最鲜明的战略灯塔，绽放出璀璨夺目的光芒。 让“科研重器”开门迎客
——盘活科技资源啃下体制改革“硬骨头”
每到农忙时节，湖南化工研究院（下称“化工院”）大院里，其全资子公司湖南加法检测有限公司（下称“加法公司”）的样品接待站，送样品的人排成了队，一份份待检测的样品堆成了“小山”，接样人员忙着用扫码枪编号、封樣、分发到各检测实验室;
走进长沙矿冶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下称“矿冶院”）分析检测中心，场发射扫描电子显微镜及智能能谱与电子背散射衍射（EBSD）一体化系统、X-射线衍射仪、矿物参数自动分析仪等“高大上”的仪器高效运转着，为来自全国的高校、企业提供着技术支持;
……
当前，共享经济风起云涌，共享理念深入人心。殊不知，在湖南的大型科研仪器领域，共享的历史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从那时起，湖南省科技部门就一直在试图解决以大型科研仪器为代表的科技资源配置和管理不顺的问题。在几十年的发展中，这块科技体制改革的“硬骨头”已经逐渐被拿下，大型科研仪器共享平台建设在省内可谓是风生水起。
1980年，湖南省大型科研仪器管理和开放共享建设工作起步。但直到2001年，该项工作因为种种原因进展并不顺利。
2001年，省科技厅、省财政厅对21家省科技厅直属科研院所的大型科研仪器使用和配置情况进行全面调研。2002年9月，两部门联合向全省下发了湖南省级科研院所共建共享设备管理暂行办法和使用细则，并建立“湖南省大型科研仪器共建共享技术服务平台”。但遗憾的是，该平台项目建设期结束后，由于没有稳定的机构、人员和经费，推进工作一度陷入停滞。
然而，大型科研仪器设备关系到科研资源潜能的释放，关系到区域创新能力的提升，开放共享势在必行！
“起步非常艰难。2003年我调到这里工作时，连台电脑都没有，还是去向兄弟单位要了两台被淘汰的旧电脑，才有了办公‘武器’。” 湖南省大型精密仪器管理办公室（下称“大仪办”）负责人王丽萍回忆过往，颇为唏嘘。而更让她觉得困难的，是不断地吃到各家仪器设备管理单位的“闭门羹”。
有的单位不愿意提供仪器设备数据，有的单位不愿意配合仪器设备的开放共享。怎么办？门一家一家地敲，道理一遍一遍地讲。
2003年，以科技厅直属科研院所为切入点的仪器设备清理和摸底调查显示：价值在5万元以上的仪器设备有146台套，大型仪器设备管理人员中，熟悉业务的不到10%。
面对严峻的形势，大仪办从2005年开始对已摸清的大型科研仪器的运行使用情况做了跟踪管理，并针对每台仪器建立了管理档案。
2006年9月，湖南大型科学仪器协作网（下称“协作网”）建立，至此湖南省的仪器管理和开放共享建设工作正式以网站的方式运行起来。首批入网的10万元以上大型仪器设备161台套，其中20万元以上的仪器设备128台套，50万元以上仪器设备82台套。进驻网站的有28家法人单位，22家检测机构。
2013年9月，《我国大型科学仪器设备利用与共享指数研究报告》显示，2010年湖南省仪器设备利用与共享指数排名全国第8，仪器共享水平的二级指标排在全国第3，利用水平指标全国第13，位于全国中上游水平。
2015年，《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进创新型湖南建设的实施意见》明确提出，要建立省大型科研仪器设备管理数据库，定期发布大型科研仪器设备开放共享目录，制定鼓励支持中小企业运用共享目录内仪器设备的补贴制度。当年，“湖南省科研设施和仪器网络管理平台”建设项目被列为省科技重大专项，并于2018年顺利通过项目验收。
而在这几年时间里，湖南大型科研仪器共享迅速发展，各院所、检测机构的仪器设备“铆足了劲”，为支持科学技术研发高效率地运转起来。
升级后的协作网更名为“湖南省科研设施和科研仪器开放共享服务平台”（下称“平台”），进驻法人单位516家、包括工程中心和重点实验室在内的机构1441个;仪器8700余台套;仪器应用领域已覆盖农业、林业、生物医药、材料、生态环境等24个。
而加入平台的，不乏“顶尖级”机构。湖南大学高分辨电镜中心，是世界上真正掌握软件校正物镜像差的原子成像技术的3个实验室之一，在全国享有盛名。而该中心的“领头雁”、湖南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院长、亚太材料科学院院士陈江华教授带领团队，先后为60余家企业和100多个高校的研究团队提供了电镜分析服务，积极推动先进铝合金材料的生产与应用。
如今，许多中小企业已经把平台当成了虚拟实验室，他们直接上网找仪器、找检测老师，还可以进行比较，看看哪家检测机构最适合自己，这极大地降低了企业的研发成本、人力成本。2018年，平台内已有960余家单位和服务机构，提供2.7万余次服务，累计服务机时1338.36万个小时，实现服务金额5000多万元。
“我们的一台X-射线衍射仪用了13年，维修工程师基本没来过。”矿冶院分析检测中心主任杨林骄傲地说。
“我们的一台核磁共振波普仪用了20年，还能正常使用。”化工院常务副院长、加法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欧晓明博士也很自豪。
而在中南大学湘雅医院生物医学电镜实验室，一台电镜用了40年，且并不是因为故障而是有新设备替代才退休的。
是什么让只能用10年的机器永葆“青春活力”？
近年来许多大学及研究单位对水泥及水泥复合材料的力学性能及抗侵蚀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试图在微观形貌及微区成分领域寻求改善材料性能的机理，然而困难来自实验检测环节。“研究人员与大型仪器组组长赵晓兆一起探讨，图谱不合要求就重新做，样品没处理好就再处理，处理好再重新做图谱，如此反复终于有了突破。”杨林介绍，“他们的成果一经发表，全国的科研人员也慕名而来。”
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一名研究人员带着课题从日本回国，准备做实验数据重现，然而其实验室内一没有相关的检测设备，二没有合适的设备操作人员，在联系化工院寻求帮助后，“我们按照他的要求，提前一星期调试好设备，他来之后，仪器调试人员、检测人员协助他做实验，只用了7天就达到他想要的结果。”加法公司常务副总经理伍音茵描述着。 在中南大学现代分析测试中心，样本筐里长期堆满了待检验的样品，而不少来自全国各地的科研人员宁肯排队等上一两个月，也一定要在这里做实验。“这里的X射线光电子能谱仪做出来的图谱非常漂亮！我的研究就需要这样高质量的图谱！”
是什么让这些科研人员“千里迢迢”来到湖南做实验，且能满意而归？
两个问题的答案是同一个——重视科研仪器运营维护和实验检测人才队伍建设。
矿冶院分析检测中心大型仪器组组长赵晓兆有38年工龄，高级工程师周海波已经工作了43个年头。有两位“大工匠”坐镇，“精贵”的仪器们很少“生病”，即使有一点小问题，仪器操作人员也会及时处理。
“这得益于我们有一套科学合理的管理机制和人才培养体系。”杨林介绍，中心采取仪器设备专人专用、小团队建设模式，做到仪器操作人员就是该领域专家，不仅能独立操作、针对客户需求解决疑难杂症，还能对仪器性能、工作状态进行及时评估，做到事先预防，同时能针对问题进行诊断并解决故障。
“我们把团队中每一名成员培养成多面手，也就是要培养他们从数据提供者向问题解决者转变。”欧晓明也持相同的观点，他认为检测机构在帮助高校、企业实现目标的同时，也在不断提升自身技术服务水平，让仪器可以更好地发挥其科学探针的效能。
在大众眼中，安放在大专院校、科研院所、检测机构里的大型科研仪器是精密且復杂的，是科学家的专属。仪器共享这股风，能从实验室里吹到普通大众的生活中吗？
实际上，当你需要的时候，这些“高冷”的仪器就在身边，小到房屋环境、化妆品、珠宝首饰检测，大到关乎生命。
5月24日，湖南省药品检验研究院举办药品化妆品检验公众开放日活动，长沙市燕山小学的50余名同学走进了药品化妆品检验检测实验室。“一片维生素C，如何辨别它的真假？”实验老师往一个装有维生素C液体的试管里注入了硝酸银，液体瞬间变黑，在一旁观察实验的萌娃们张大了嘴，直呼“好神奇！”
一名家住广西的12岁男孩，不明原因低热半年，胸腔积液、心包积液，在当地反复诊疗无效后，濒临绝望的父母将孩子送入了中南大学湘雅医院，希望能有奇迹发生。起初，医院为孩子做了多项常规检查均未明确病因，治疗效果不佳。这样下去，胸水不控制将会导致孩子呼吸困难、心跳停止。经儿科会诊，决定对孩子进行胸腔穿刺提取心包积液，进行电镜观察。最终，电镜室的吴晓英教授运用离心分层等手段收集红细胞，仔细查找后发现部分红细胞内有异常结构。
凭借多年的知识积累，以及查阅大量文献资料，吴晓英发现，这是热带巴贝西原虫寄生于红细胞导致皮肤感染所致。根据其检查结论，临床医生对症下药，孩子的病情很快好转。
2018年7月，一名服下农药的农村女性被送往医院抢救。由于无法确认为何种农药，抢救效果不明显，病人一直昏迷，医院建议家属将呕吐物带到检测机构进行农药检测。“即使呕吐物可能含毒性，检测人员也没有丝毫犹豫，戴上简单的防护工具，用最短的时间完成了检测。” 伍音茵为自己的同事感到自豪。
……
这样的案例非常多，在伍音茵的印象中，每年都有数起，而在医院这类机构中更是每天都在上演。那些冰冷的科研仪器里，其实也藏着最动人的温暖。那些让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重要“武器”，在作为科学技术研究与开发的重要技术支撑的同时，也为人们的美好生活保驾护航。
一滴水珠，能映射出太阳的光辉;一朵浪花，能显示出大海的壮阔。
湖南科技体制改革的历史亦是如此。
从一个企业的嬗变里，能折射出时代的变迁;从一项制度的变革中，能看到产业的巨变……
“下海”闯出新天地
——院所转制拉开科技体制改革大幕
芙蓉中路，长沙市中心核心区域。
在这条寸土寸金的街道上，有一家伴随着新中国成长的企业——湖南省海利高新技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下称“海利集团”）。它从“吃皇粮”的事业单位，到响应国家科技体制改革号召，实行科工贸一体化;从组建股份有限公司，成功登陆上交所，到完成整体转企改制，加快自主创新步伐，成为了我国新农药创制“领头羊”。
株洲，田心茅塘坳。
在这里，已经看不到当年的荒山野岭，取而代之的是中车株洲电力机车研究所有限公司的國家级工程研究中心、总部大楼、生产厂房，气派十足。
长沙市岳麓区，中联重科麓谷工业园。
20多年前用扳手、榔头在简陋车间里敲敲打打的场景，已一去不复返，取而代之的是流水线生产、智能化制造。中联重科从当年那个靠着卖图纸维持生计的传统科研院，成长为扬帆国际的大企业。
湖南的科技体制改革，就是随着科研院所转企改制开启的。这些科研院所“下海”搏击市场，迎难而上，在改革中勇立潮头，成为全省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成立于1951年的湖南化工研究院（下称“化工院”），是一家以农用化学品与精细化工研究为主的地方性科研院所。
1984年前，受困于科研体制的束缚，这个有着400多名职工的科研院所过着“吃着皇粮、饿不死壮不了”的日子——科研项目靠上级下达，经费靠财政每年拨付事业费87万元，一个小试验工场最高年产值100万元，利税2万多元。
当时位于望城的试验工场，到1984年已连续亏损10年，产品单一，设备简陋，占地30亩（1亩≈666.7平方米），离院部几十公里，疑似化工院的“西伯利亚”。
是继续“等靠要”，还是响应国家科技体制改革的号召，主动求新求变？
化工院毅然登上了改革的“头班车”。1984年，化工院被湖南省科委等单位列为全省首批科技体制改革试点单位。
这一试，压力和风险来了——事业经费逐年递减;这一试，矛盾也来了——国家不开“大锅饭”，职工继续端着“铁饭碗”。
于是，一场被“逼上梁山”的改革如火如荼地开始了。以科室承包、课题核算为主要内容的技术经济承包制，通过科研课题独立核算、人员优化组合、分配与工效挂钩、签订承包合同等一系列举措，科研人员的主观能动性开始复苏，并爆发出空前的积极性和创造力。
1986年，化工院推行的科工贸一体化，让科研人员尝到了甜头，锁在柜子里的成果“落地”，在试验工场实现了产业化，试验工场也从“瘦田”变成了“宝地”。至1993年，试验工场已发展成为年销售额1.2亿元的经济实体。
1994年，化工院牵头发起组建湖南海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1996年，“湖南海利”成功登陆上交所，成为湘股第一家。“湖南海利”为化工院科研开发提供了雄厚的财力支持，化工院源源不断的科研成果又进一步增加了“湖南海利”的科技储备，成为企业产业化可持续发展的保障。
1997年，刚刚中专毕业的左嗥罡来到化工院位于望城的试验工场残杀威车间工作。“那时试验工场前面是农田和池塘，从地理位置上说是比较偏僻的，但产品供不应求，每天来拉产品的货车络绎不绝。”第二年，他便参与了年产500吨残杀威新车间的试车工作。
1999年，大学毕业后进入试验工场的李涛彼时还是个“愣头青”，2000年，化工院在省内率先完成整体转制，组建海利集团。李涛也由试验工场生产岗位调到了化工院从事科研工作，年轻的他意识到，一个新的时代或许真的来了。
整体转制后，化工院作为海利集团的研究中心，成为综合性的开发应用型化工科研产业实体。海利集团扬起了技术创新的风帆，驶向了市场经济的海洋。
敢于破釜沉舟的，不只是海利集团。
1984年，株机所（现为中车株洲电力机车有限公司，下称“中车株机公司”）为了显示改革决心，主动将当年铁道部已经拨付的经费全数退回，坚持靠自身努力求发展。按劳付酬，按项目给位子、配团队，内部实行股份制……一系列改革措施激发出了前所未有的活力。
1992年9月，时任建设部长沙建设机械研究院（下称“建机院”）副院长的詹纯新带着7名技术人员，借款50万元，组建了中联建设机械产业公司。此前，湖南省全面科技体制改革已有7年，但作为第一批改制院所，建机院却依然在靠卖图纸维持生计。
1993年，我国第一代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混凝土输送泵在中联诞生。当年，创产值400万元，实现利税230万元。
2000年10月，中联重科成功登陆深交所。
这一年，全国科研机构改制进入“攻坚年”。“脱胎换骨”的中联重科，已跻身改革前列。
……
湖南省科技厅的数据显示，到2000年，全省共有41家开发类科研院所完成转制，进入企业或企业集团。“下海”后的科研院所，在市场的海洋中“搏击”，在改革的浪潮中大显身手。
20世纪90年代初。彼时，呋喃酚的技术研究和产业化充满挑战。
呋喃酚是研发克百威等系列农药的重要中间体。由于其研发难度大，一直被美日两国垄断，成为制约我国农药工业发展的瓶颈。 到1992年时，呋喃酚项目的研究已经进行了四五年，其间换了很多条技术路线，但都行不通。但海利集团没有放弃，换了一条路线继续做，非得把呋喃酚研究出来。
但理想很丰满，现实有些骨感。
项目迟迟没有突破，课题组成员走了一半;工厂生产不能重复实验室结果，遇到无法解决的工程问题，生产装置研发遇到瓶颈，产业化不能落地……
到底要不要产业化？这里面有太多的未知数。
项目投入大、技术难度大，失败了怎么办？但不进行产业化，呋喃酚就只能依靠进口，受制于人。
必须要做！有难题就集思广益，大家开会商量;有问题就走出去，借助外力解决工程上的难题。
功夫不负有心人。2002年，呋喃酚技术攻关小组完成了从小试、中试到工业化生产，建成了中国第一套、全球第三套呋喃酚生产装置，投产当年就生产1000吨，彻底打破了美国和日本的技术封锁。并已建成全球最大的呋喃酚生产基地，年产可达4000吨。2004年，该技术获得湖南省科技进步奖一等奖和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呋喃酚的研发成功，只是海利集团新农药创制的一个缩影。几乎每一种新农药创制、每一个创新成果诞生的背后，都有一段荡气回肠的故事。
开发出10多个被称为“当今世界第三代新农药”的氨基甲酸酯类农药新品种，使我国成为继美国后第二家MIC工业化生产的国家;
开发出我国首个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杀虫剂硫肟醚、湖南省首个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除草剂甲硫嘧磺隆;
2011年，化工院组建的国家农药创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以“优秀”的成绩通过科技部验收，从“地方队”跃升为“国家队”;
2012年，“仿生农药工程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实验室”获国家发展和改革委批复，化工院成为我国农药工业界少数的几个与发达国家逐步接轨的新农药创制重要机构之一;
近十年来共承担国家、省（市）级科研项目143项，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2项，国家、部（省）级科技成果奖90项，申请发明专利110件，PCT专利17件……
可以说，当年勇于“下海”搏击的海利集团已成为全国名副其实的新农药创制“领头羊”。
和海利集团一样，中联重科、中冶长天、长沙矿院、四十八所、博云新材、中机国际、中南水电……这些在市场经济“海洋”中拼搏的转制院所，都转出了一个活力迸发的新世界，交上了亮眼的成绩单。
湖南省科技厅提供的数据显示，近5年来，转制企业高新技术产品产值年均增速达35%以上，专利申请和授权量年均增速超过40%，累计制定国家标准150个，研发形成重点新产品1600个。
探索科技计划体系“湖南模式”
——看科技体制改革重要抓手如何与时俱进
2019年2月27日，湖南省推进创新型省份建设暨科技奖励大会现场。湖南江冶机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江冶机电”）总工程师王振云，领到了公司成立以来获得的第一个省级科技奖——湖南省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3月，江冶机电迎来了成立十周年的“大日子”。
这10年间，江冶机电曾数次迎来“高光时刻”：
2012年，开展废旧铅酸蓄电池回收利用技术和装备的关键技术攻关，第一台“江冶”牌废旧铅酸蓄电池处理设备通过连续试运行72小时考验;
2015年，作为湖南省科技重大专项“固体废弃物处置与利用”项目承担单位之一，与中联重科等业内旗舰携手攻关;
2016年，组建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湖南省铅锂电池资源高效循环利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2018年7月，被认定为湖南省小巨人企业;
2018年12月，作为项目牵头单位，“铅绿色再生产业技术突破及湖南省铅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与发展项目”获湖南省产业项目建设年“五个100”十大重大科技创新优秀项目……
在这些“高光时刻”中，获得湖南省科技重大专项支持似乎是江冶机电发展的一个承上启下的关键节点。
而江冶机电的发展之路，只是湖南省科技重大专项实施以来，无数企业、产业发展的一个缩影。
湖南科技攻关，最有看头、最具亮点的就是省科技重大专项。它是湖南省科技计划体系中分量最重的一环。
而湖南科技体制改革，科技计划体系是重要抓手。
时光倒回至1978年，改革开放的号角吹响，科技改革的序幕也逐渐拉开，我国科技计划体系的建立迫在眉睫。
1982年，中共中央明确提出“科学技术工作必须面向经济建设，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在当年的全国科技奖励大会上，党中央和国务院要求科技、经济界要有选择、有重点地发展对国民经济发展有重大影响、产业关联度较大的技术。
随后，当时的国家计委、国家科委联合筛选出最迫切和可能的38个项目，编制为“‘六五’国家科技攻关计划”。我国第一个被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的国家科技计划由此诞生。
1986年，对于国家和湖南省的科技计划体系而言，都是特殊和重要的一年。这一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成立。
而随着863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重磅计划的出台，我国科技计划逐步形成面向基础研究、高技术产业及为国民经济服务3个层次的体系。
在这3个层次上，国家先后布局星火计划、火炬計划、高技术产业开发区、973计划、国家重大科学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计划等科技计划。
湖南紧跟国家步伐实施相关科技计划，省科技计划体系也在此基础上逐渐成型。
1986年，湖南省正式组织实施“星火计划”，在实施头5年里就建立了500多个以科技为先导的“星火”示范企业，为农村培养各类技术和管理人才650万人。
1988年，“火炬计划”在三湘大地开始实施，同年，成立了长沙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下称“长沙高新区”），标志着高新技术及其产业正式在湖南开始起步。1991年，长沙高新区成为首批27个国家级高新区之一，1992年，株洲高新区也迈入国家高新区行列。同年，又相继成立了湘潭、衡阳、岳阳3个省级高新区，初步形成了潇湘火炬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带，成为全国8个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带之一。 1993年，湖南设立省自然科学基金。其组织结构、管理流程、评审方式等都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为模板，既资助自由探索，又支持与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的应用研究。
“省自然科学基金是我科研路上的第一缕阳光。”湖南农业大学教授马海明回忆，“2006年，我申报了省自然科学基金，获得2万元资助。当时这2万元对我来说是雪中送炭。它点燃了我对科研的兴趣，更坚定了信心，申报成功后的几个月里，我每天连续工作10个小时以上，那确实是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
2006年，按照《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的部署，国家科技计划体系进一步完善并聚焦重点。国家科技重大专项适时出台。同年，湖南省科技重大专项（下称“重大专项”）开始设立，旨在通过核心技术突破和资源集成，在一定时限内完成重大战略产品开发、关键共性技术攻关和重大科技成果转化工程。
至2015年，湖南省科技厅共组织实施重大专项93个，累计突破488项重点优势产业中的关键瓶颈技术和社会发展中的共性技术难题，研发重大战略性新产品642个，新增产值600多亿元。
但成绩背后，“科技资源碎片化”“项目多头申报”“九龙治水”等科技界长期为人诟病却不敢轻易触碰的顽疾，也让党和国家意识到，必须要有一场勇蹚深水区、敢啃硬骨头的改革攻坚战。
2014年底，中央财政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管理改革全面启动。2015年，湖南按照中央财政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管理改革方案，通过撤、并、转等方式，将原有41类科技计划优化整合成为自然科学基金、科技重大专项、重点研发计划、技术创新引导专项、创新平台和人才专项等5个类别，构建了“511”科技创新计划体系。2015年立项的项目总数比2014年减少了40%。
与其他科技计划项目不同，重大专项聚焦国家和省重大战略部署，着重对接“一带一路”“中国制造2025”“互联网 ”等重大发展战略，立足全省全面小康社会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领域及重大问题。具体来说，就是满足重大产业需求，突破重大技术瓶颈，产生重大经济社会效益。
这表明，随着科技体制改革步入深水区，以重大专项建设为代表的湖南科技计划体系建设也步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2015年之前，我们处于一个稳步上升的阶段，而2015年获得重大专项支持后，我们驶上了发展快车道。”江冶机电董事长助理刘心这样总结。
通过重大专项支持，江冶机电攻克了我国铅酸蓄电池破碎分选的技术装备瓶颈，为湖南200亿产值的铅产业结构调整提供了技术及装备保障。
“我们以项目为抓手，培养了两名在读博生研究生，这对于一个仅有100来人的民营小企业而言着实不易。”刘心的话里透着骄傲，而他自己，也是因为看中了行业及企业的发展前景，放弃了原有的待遇丰厚的工作，从西子湖畔来到韶山冲里，开始了第二次奋斗。
此外，以重大专项为依托，江冶机电组建了省铅锂电池资源高效循环利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这意味着该公司已经瞄准“中国制造2025”，将锂电池高效循环利用作为企业下一个技术攻关点。“不仅如此，我们响应‘一带一路’倡议，已经进入伊朗、印度等国的市场，产品应用情况良好。”刘心说。
“要促进科技创新，让科技成果潮涌，改革就一直会在路上。”湖南省科技厅党组书记、厅长童旭东的话掷地有声。
2018年底，湖南省人民政府正式印发《湖南创新型省份建设实施方案》（下称《建设实施方案》）。今年3月，将原科技发展计划专项、产学研结合专项、长株潭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专项“三合一”，启动建设“创新型省份建设专项”（下称“建设专项”）。
3月20日，《2019—2021年湖南创新型省份建设专项组织实施工作方案》（下称《专项实施方案》）正式发布。这也是今年湖南进一步深化科技体制机制改革的首个大动作。
具体来说，建设专项设自然科学基金、长株潭标志性工程计划、科技重大专项、重点领域研发计划、创新平台与人才计划、科技成果转化及产业化计划、区域创新能力提升计划、普惠性政策与创新环境建设计划等8个计划（专项、基金）类别，采取前资助与后补助相结合、因素法与项目法相结合、聚焦重点与政策普惠相结合，竞争择优与定向委托相结合等多种支持方式和实施机制。
从无到有，从散到聚，从弱到强，几十年来，湖南科技计划体系从摸着石头过河，到有的放矢，聚焦湖南省产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非对称技术与前沿颠覆性技术研究，以及关系民生保障的公益性共性技术研发，书写了一幅以技术进步带动产业发展的历史长卷。
金融赋能科技
——为科技体制改革“最后一公里”落地护航
2018年深秋的一天，在湖南东映碳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下称“东映碳材”）的一间办公室里，从不抽烟的董事长张福全问董事廖超前要了一根香烟。
“那时压力太大了，我们定下奋战80天、在2018年底前拿出首个产品样品的目标，即使那时每天都在加班，但谁心里都没底。”廖超前清楚地記得拿到样品的日子，“12月3日，我们比原定时间提前了20多天完成任务！”
没有产品，意味着企业尚无法创造经济效益，不具备“造血功能”;没有“造血功能”，意味着企业资金全靠“输血”。
“现在即使产品拿出来了，但真正实现产业化还需要时间。”廖超前在与记者见面时，刚刚送走一批投资商，他坦言，“资金链还有缺口，我们仍需努力。”
廖超前口中的“缺口”是1.5亿元。
成立于2017年的东映碳材是一家从事高性能沥青基碳纤维从原料到终端产品的工艺及设备研发、生产、销售与技术检测服务的高新技术企业。
“整个产业环节工程化难度大，投入成本高，资金需求大。”面对建设资金的巨大缺口，廖超前形容公司管理层们“愁得掉头发”。 资金从哪儿来？如何解决自主创新成果产业化道路上“最后一公里”难题？
政府资金的引导示范，社会资本的及时出手，当科技和金融相遇，真正的核心技术“浪花”便会加快与资本“风口”汇合，促进科技创新乘风破浪！
在东映碳材成立初期，第一笔输血来自政府资金的示范性引导。
“省科技厅下属的湖南省产业技术协同创新有限公司作为发起人股东对公司出资4800万现金，孵化项目。此举不仅缓解了公司资金压力，同时有效地撬动了社会资金对企业后续融资的关注与支持。”廖超前介绍，公司现已完成现金融资1.95亿元。
“按照今年初的预算，我们计划融资2亿元，但当时我们只融到5000万元。”廖超前坦言，资金链断裂的风险就像悬在所有人头上的一把利剑。
这时，长沙银行为东映碳材提供了一个“避险港”。
2018年，湖南省科技厅与长沙银行达成深度合作协议，共建省科技金融服务中心，引导科技企业与其对接。
从省科技厅了解到东映碳材的情况后，长沙银行便积极与其进行对接。
“虽然东映碳材当时还没有实现产业化，但其产品技术含量高，市场应用前景广泛，再加上外部投资机构对其已有投资且有不错的估值判断，基于这些，我们为其设计了‘知识产权质押 风险补偿基金 签署认股权协议’的担保方式，为其授信2000万元。”在长沙银行科技支行市场营销部总经理邹果山的回忆中，从今年4月与东映碳材接触到最后授信审批成功，一共只花了两个月。
“不夸张地说，比我们股东会通过的速度还快！”廖超前有些激动地形容，“这2000万元就是我们救急的钱！”
和东映碳材面临类似情况的企业不只一家。2017年初，成立尚未满一年的长沙都正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下称“都正生物”）遇到了资金瓶颈。“企业成长速度太快了，企业员工从四五十人一下子扩充到100多人，再加上生产设备成本高、研发投入大，‘营养补给’一下子跟不上扩张的步伐。”长沙银行科技支行行长陈平介绍道。
即使发展前景可观，但企业体量小、无抵押担保的事实，无法让银行为其提供贷款，这让都正生物董事长欧阳冬生很是发愁。
“相当于是做了一次风投。”长沙银行科技支行客户经理高志平坦言，“我们看中其整体战略规划、高水平的科研团队以及广阔的发展前景，决定以‘投贷跟 风险补偿基金’的形式为其授信750万元。”
2018年，这家主营仿制药疗效与质量一致性评价、大分子药物与诊断试剂研发的企业营收翻番，并获得了2018年湖南省创新创业大赛一等奖。“我们今年又为其授信1500万元，助推其继续做大做强。”高志平说。
历次产业革命的规律表明，创新始于技术，成于资本。
而早在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改革科学技术体制的决定》就明确提出：对于变化迅速、风险较大的高技术开发工作，可以设立创业投资给予支持。同年10月，中国人民银行、国务院科技领导小组办公室联合发布《关于积极开展科技信贷的联合通知》，拉开中国科技金融实践的序幕。
此后的20年间，科技和金融结合的实践不断丰富与发展，对于科技成果转化、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仍需清醒地看到，科技和金融的结合依然处于探索阶段。
直到2006年，《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下称《规划纲要》）发布，直接涉及科技金融的政策多达11项，科技金融实践活动进入全面发展阶段。截至2010年底，国家层面出台的近百项《规划纲要》配套政策实施细则中，涉及科技金融工作的政策多达20余项。
2010年12月，《促进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实施方案》发布，提出选择国家高新区、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国家技术创新工程试点省（市）、创新型试点城市等地区开展试点，探索科技资源与金融资源对接的新机制。2011年，长沙高新区成为国家首批16个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园区之一。
而自2011年10月至2012年6月，3家类似“硅谷银行”的科技银行落户长沙高新区，并为近60家科技型小微企业授信1.5亿元，拉开了湖南科技创新与金融创新紧密结合的序幕。
之后，湖南出臺《关于促进科技与金融结合加快创新型湖南建设的实施意见》《湖南省科技保险工作试点方案（试行）》等一系列有力政策措施。2011年至2014年，湖南省本级财政共安排6000万元设立了科技金融专项，长沙、湘潭、株洲3个高新区累计投入财政科技专项资金约4亿元，设立科技成果转化引导基金、科技支行风险补偿、科技保险费补贴、贷款贴息等;建设了湖南省科技成果数据库，开通了科技金融网，建成了全省技术产权交易平台;与国家开发银行等7家银行开展科技与金融战略合作，初步形成了多元化科技投融资体系。
2018年11月5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宣布，要在上交所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这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优化科技创新环境的重大举措。湖南省科技厅迅速行动，于11月27日在厅务会议上就推动省内企业在科创板上市做出工作部署，并陆续实施了一系列举措，包括建立科创板上市后备企业库、向上交所推荐重点企业、开展后备企业培训辅导、初步构建科技创新计划项目支持后备企业 “绿色通道”等。
此外，2018年，湖南省科技厅还组织银行、投资、证券、法律、会计等机构56位专家成立了全国第一支“科技金融志愿者服务队”，深入316家科技企业，促成企业获得股权投资意向11.52亿元，银行贷款授信7.19亿元。
2018年底，筹备了一年的潇湘科技要素大市场、湖南省科技金融服务中心两大服务平台正式投入运营。其未来将按“标准统一化、建设分布式”模式，建设两大平台，力争将潇湘科技要素大市场建成为立足全省、辐射“一带一部”的科技要素资源集聚中心、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中心和科技金融服务示范中心。
从探索走向引领的湖南科技金融事业，未来定将让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这项科技体制改革中最鲜明的战略灯塔，绽放出璀璨夺目的光芒。 让“科研重器”开门迎客
——盘活科技资源啃下体制改革“硬骨头”
每到农忙时节，湖南化工研究院（下称“化工院”）大院里，其全资子公司湖南加法检测有限公司（下称“加法公司”）的样品接待站，送样品的人排成了队，一份份待检测的样品堆成了“小山”，接样人员忙着用扫码枪编号、封樣、分发到各检测实验室;
走进长沙矿冶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下称“矿冶院”）分析检测中心，场发射扫描电子显微镜及智能能谱与电子背散射衍射（EBSD）一体化系统、X-射线衍射仪、矿物参数自动分析仪等“高大上”的仪器高效运转着，为来自全国的高校、企业提供着技术支持;
……
当前，共享经济风起云涌，共享理念深入人心。殊不知，在湖南的大型科研仪器领域，共享的历史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从那时起，湖南省科技部门就一直在试图解决以大型科研仪器为代表的科技资源配置和管理不顺的问题。在几十年的发展中，这块科技体制改革的“硬骨头”已经逐渐被拿下，大型科研仪器共享平台建设在省内可谓是风生水起。
1980年，湖南省大型科研仪器管理和开放共享建设工作起步。但直到2001年，该项工作因为种种原因进展并不顺利。
2001年，省科技厅、省财政厅对21家省科技厅直属科研院所的大型科研仪器使用和配置情况进行全面调研。2002年9月，两部门联合向全省下发了湖南省级科研院所共建共享设备管理暂行办法和使用细则，并建立“湖南省大型科研仪器共建共享技术服务平台”。但遗憾的是，该平台项目建设期结束后，由于没有稳定的机构、人员和经费，推进工作一度陷入停滞。
然而，大型科研仪器设备关系到科研资源潜能的释放，关系到区域创新能力的提升，开放共享势在必行！
“起步非常艰难。2003年我调到这里工作时，连台电脑都没有，还是去向兄弟单位要了两台被淘汰的旧电脑，才有了办公‘武器’。” 湖南省大型精密仪器管理办公室（下称“大仪办”）负责人王丽萍回忆过往，颇为唏嘘。而更让她觉得困难的，是不断地吃到各家仪器设备管理单位的“闭门羹”。
有的单位不愿意提供仪器设备数据，有的单位不愿意配合仪器设备的开放共享。怎么办？门一家一家地敲，道理一遍一遍地讲。
2003年，以科技厅直属科研院所为切入点的仪器设备清理和摸底调查显示：价值在5万元以上的仪器设备有146台套，大型仪器设备管理人员中，熟悉业务的不到10%。
面对严峻的形势，大仪办从2005年开始对已摸清的大型科研仪器的运行使用情况做了跟踪管理，并针对每台仪器建立了管理档案。
2006年9月，湖南大型科学仪器协作网（下称“协作网”）建立，至此湖南省的仪器管理和开放共享建设工作正式以网站的方式运行起来。首批入网的10万元以上大型仪器设备161台套，其中20万元以上的仪器设备128台套，50万元以上仪器设备82台套。进驻网站的有28家法人单位，22家检测机构。
2013年9月，《我国大型科学仪器设备利用与共享指数研究报告》显示，2010年湖南省仪器设备利用与共享指数排名全国第8，仪器共享水平的二级指标排在全国第3，利用水平指标全国第13，位于全国中上游水平。
2015年，《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进创新型湖南建设的实施意见》明确提出，要建立省大型科研仪器设备管理数据库，定期发布大型科研仪器设备开放共享目录，制定鼓励支持中小企业运用共享目录内仪器设备的补贴制度。当年，“湖南省科研设施和仪器网络管理平台”建设项目被列为省科技重大专项，并于2018年顺利通过项目验收。
而在这几年时间里，湖南大型科研仪器共享迅速发展，各院所、检测机构的仪器设备“铆足了劲”，为支持科学技术研发高效率地运转起来。
升级后的协作网更名为“湖南省科研设施和科研仪器开放共享服务平台”（下称“平台”），进驻法人单位516家、包括工程中心和重点实验室在内的机构1441个;仪器8700余台套;仪器应用领域已覆盖农业、林业、生物医药、材料、生态环境等24个。
而加入平台的，不乏“顶尖级”机构。湖南大学高分辨电镜中心，是世界上真正掌握软件校正物镜像差的原子成像技术的3个实验室之一，在全国享有盛名。而该中心的“领头雁”、湖南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院长、亚太材料科学院院士陈江华教授带领团队，先后为60余家企业和100多个高校的研究团队提供了电镜分析服务，积极推动先进铝合金材料的生产与应用。
如今，许多中小企业已经把平台当成了虚拟实验室，他们直接上网找仪器、找检测老师，还可以进行比较，看看哪家检测机构最适合自己，这极大地降低了企业的研发成本、人力成本。2018年，平台内已有960余家单位和服务机构，提供2.7万余次服务，累计服务机时1338.36万个小时，实现服务金额5000多万元。
“我们的一台X-射线衍射仪用了13年，维修工程师基本没来过。”矿冶院分析检测中心主任杨林骄傲地说。
“我们的一台核磁共振波普仪用了20年，还能正常使用。”化工院常务副院长、加法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欧晓明博士也很自豪。
而在中南大学湘雅医院生物医学电镜实验室，一台电镜用了40年，且并不是因为故障而是有新设备替代才退休的。
是什么让只能用10年的机器永葆“青春活力”？
近年来许多大学及研究单位对水泥及水泥复合材料的力学性能及抗侵蚀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试图在微观形貌及微区成分领域寻求改善材料性能的机理，然而困难来自实验检测环节。“研究人员与大型仪器组组长赵晓兆一起探讨，图谱不合要求就重新做，样品没处理好就再处理，处理好再重新做图谱，如此反复终于有了突破。”杨林介绍，“他们的成果一经发表，全国的科研人员也慕名而来。”
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一名研究人员带着课题从日本回国，准备做实验数据重现，然而其实验室内一没有相关的检测设备，二没有合适的设备操作人员，在联系化工院寻求帮助后，“我们按照他的要求，提前一星期调试好设备，他来之后，仪器调试人员、检测人员协助他做实验，只用了7天就达到他想要的结果。”加法公司常务副总经理伍音茵描述着。 在中南大学现代分析测试中心，样本筐里长期堆满了待检验的样品，而不少来自全国各地的科研人员宁肯排队等上一两个月，也一定要在这里做实验。“这里的X射线光电子能谱仪做出来的图谱非常漂亮！我的研究就需要这样高质量的图谱！”
是什么让这些科研人员“千里迢迢”来到湖南做实验，且能满意而归？
两个问题的答案是同一个——重视科研仪器运营维护和实验检测人才队伍建设。
矿冶院分析检测中心大型仪器组组长赵晓兆有38年工龄，高级工程师周海波已经工作了43个年头。有两位“大工匠”坐镇，“精贵”的仪器们很少“生病”，即使有一点小问题，仪器操作人员也会及时处理。
“这得益于我们有一套科学合理的管理机制和人才培养体系。”杨林介绍，中心采取仪器设备专人专用、小团队建设模式，做到仪器操作人员就是该领域专家，不仅能独立操作、针对客户需求解决疑难杂症，还能对仪器性能、工作状态进行及时评估，做到事先预防，同时能针对问题进行诊断并解决故障。
“我们把团队中每一名成员培养成多面手，也就是要培养他们从数据提供者向问题解决者转变。”欧晓明也持相同的观点，他认为检测机构在帮助高校、企业实现目标的同时，也在不断提升自身技术服务水平，让仪器可以更好地发挥其科学探针的效能。
在大众眼中，安放在大专院校、科研院所、检测机构里的大型科研仪器是精密且復杂的，是科学家的专属。仪器共享这股风，能从实验室里吹到普通大众的生活中吗？
实际上，当你需要的时候，这些“高冷”的仪器就在身边，小到房屋环境、化妆品、珠宝首饰检测，大到关乎生命。
5月24日，湖南省药品检验研究院举办药品化妆品检验公众开放日活动，长沙市燕山小学的50余名同学走进了药品化妆品检验检测实验室。“一片维生素C，如何辨别它的真假？”实验老师往一个装有维生素C液体的试管里注入了硝酸银，液体瞬间变黑，在一旁观察实验的萌娃们张大了嘴，直呼“好神奇！”
一名家住广西的12岁男孩，不明原因低热半年，胸腔积液、心包积液，在当地反复诊疗无效后，濒临绝望的父母将孩子送入了中南大学湘雅医院，希望能有奇迹发生。起初，医院为孩子做了多项常规检查均未明确病因，治疗效果不佳。这样下去，胸水不控制将会导致孩子呼吸困难、心跳停止。经儿科会诊，决定对孩子进行胸腔穿刺提取心包积液，进行电镜观察。最终，电镜室的吴晓英教授运用离心分层等手段收集红细胞，仔细查找后发现部分红细胞内有异常结构。
凭借多年的知识积累，以及查阅大量文献资料，吴晓英发现，这是热带巴贝西原虫寄生于红细胞导致皮肤感染所致。根据其检查结论，临床医生对症下药，孩子的病情很快好转。
2018年7月，一名服下农药的农村女性被送往医院抢救。由于无法确认为何种农药，抢救效果不明显，病人一直昏迷，医院建议家属将呕吐物带到检测机构进行农药检测。“即使呕吐物可能含毒性，检测人员也没有丝毫犹豫，戴上简单的防护工具，用最短的时间完成了检测。” 伍音茵为自己的同事感到自豪。
……
这样的案例非常多，在伍音茵的印象中，每年都有数起，而在医院这类机构中更是每天都在上演。那些冰冷的科研仪器里，其实也藏着最动人的温暖。那些让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重要“武器”，在作为科学技术研究与开发的重要技术支撑的同时，也为人们的美好生活保驾护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