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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弗里·贝德（Jeffery Bader）是一位在美国外交界浸淫多年的实用派。贝德和基辛格一样，都是从传统的欧洲历史研究领域，转向极具战略意义的亚洲问题研究，而成为美国外交圈中最早一批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打交道的外交官。
美国的著名智库常见“旋转门”：学者进入政府工作；政府官员离开政府后到思想库继续从事政策研究。贝德就是“旋转门”中的典型。
中美正式外交关系诞生时，贝德作为卡特总统任内负责东亚事务副国务卿霍尔布鲁克的左右手参与其中；上世纪80年代初他在美国驻中国大使馆工作；之后分别在克林顿和奥巴马任内担任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主任，是两任总统的首席亚洲政策顾问；2010年退出政府工作后，他选择在布鲁金斯学会继续從事中国研究。
接受亚洲事务主任之后，贝德在制定亚洲政策和相关外交活动中，几乎无处不在。在椭圆办公室里汇报讨论，陪同总统出访亚洲，甚至奥巴马在白宫与亚洲各国领导人通电话，他也必定在场。
奥巴马任内最受瞩目的战略之一无疑是“重返亚洲”，贝德是该战略的主要构架者。
他在接受《财经》记者专访时称，这一战略的首要要素就是承认并理解中国崛起是20世纪后期和21世纪以来最重要的事情，美国对中国和平崛起表示尊重，对此支持而非反对。
他说，他不相信力量崛起的新兴国家与现有主导力量必将发生冲突一说。中美关系的波折虽注定不可避免，但“双方领导人有足够智慧，从共同利益考量，维护双方‘建设性和全面的关系’”。
“重返是为了再平衡”
双方不要将彼此视为敌人，不对彼此的能力和意图做最坏的臆测，不竭尽军备、政策和资源来相互对抗
《财经》：作为奥巴马总统的前亚洲政策顾问与现任竞选阵营成员，你认为如果他成功连任，在第二任期内是否会对中国的外交政策进行调整？
贝德：我预期不会出现重大改变。奥巴马四年来追求的政策，反映出他对中国的重要性有深思熟虑，他认为美中维持建设性关系十分重要。其实奥巴马对中国的做法，是从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问中国以来，美国历任总统的主流做法。我预期美中关系会更多呈现延续性。
《财经》：《纽约时报》最近报道说，奥巴马上任第一年对中国的政策太温和，在执政一年后就有所转变，这是否意味着奥巴马的政策具有摇摆性？
贝德：我不同意这个论点，也完全不同意文中提到的“政策转变”的说法。奥巴马总统以及包括我在内的重要顾问，完全了解美中之间的分歧，文中提到我们因为无法与中国达成一致而大失所望，这个说法实在荒谬。
我们一向保持务实的期望，而且在我看来，这些期望都已经达成。美中关系确实经历了困难和摩擦，但这不代表我们从一开始就对两国关系存在彻底的错误判断，或是中国利用美国的误判从中得利，这些都是不正确的解读。
《财经》：那怎么理解奥巴马第一任期时提出的“重返亚洲”（Pivot to Asia），这或许是最为突出的转变之一？
贝德：“重返亚洲”听起来像是美国离开了亚洲，然后突然回来，而且抛下其他地方。我不喜欢这个字眼，它还有点军事意味，这也是我不赞同的。我认为这个字眼不是对这项政策的正确描述。
《财经》：在你的字典里，Pivot to Asia的意思是什么？
贝德：有些人认为“重返亚洲”是一个有吸引力的政策标签，而我认为“再平衡”这个词比较好。
我们确实在布什政府期间过于注重伊拉克，虽然情有可原，但此举消耗了美国太多的资源、人力，以及高层领导人的注意力。因此，在多尼伦（时任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现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提出“再平衡”时，他的构想是不再过度执迷于一些地区的冲突和战争，因为那些地区并非美国长期利益所在，而应更加关注全世界最具活力的地区，即东亚。
要注意的是，多尼伦的想法不含军事意味，而是指美国的整体政策，所以我认为“再平衡”是不错的用词。（奥巴马）政府刚刚上任之后，我们就试图提高对西太平洋和东亚的注意，当时并未对此政策冠以名称，“重返亚洲”这个字眼出现在2011年11月，在这之前我们也做同样的事，但因为没有这个争议性的名字，就没受到太多注意。
《财经》：不论是“重返亚洲”，还是“再平衡”，这项政策的内涵是东亚较以往受到了更大的关注。很多中国的分析人士认为这是针对中国的一项遏制政策，而且是战略性的，即意味着它将长期存在。
贝德：对于这个问题，我觉得有三大要点：
一、理解并且承认中国的崛起可能是20世纪后期和21世纪以来最重要的事情。因此，要加强与中国的关系，尊重中国的崛起和正当利益，让中国明白我们会支持而非反对其正当崛起——这些对于21世纪的和平与繁荣至关重要。“再平衡”首先就是指对于中国崛起的关注并且顺应这个潮流。
二、我们要清楚中国的崛起有其不确定因素。中国自己也不是很清楚崛起究竟会走向何方，而它的很多邻居对此表示焦虑。例如2010年中国在地区所采取的一些行动，被视为是强硬的举动，给人的感觉是中国的周围似乎建立了一圈怀疑敌意的力量，而这些国家都试图、实际上也与美国发展了更为紧密的关系。
《财经》：实际上，由于美国的“重返亚洲”，中国也有人担心这些国家会成为美国的代理，作为在亚太遏制中国发展空间的力量存在。
贝德：美国“再平衡”政策的第三个支柱，是要保证中国的崛起是有益于地区的稳定，而非变成地区安全的威胁，达到这个目标的主要方式就是加强美国与地区盟友和伙伴的关系，确保中国的崛起不会给它们带来损失。坦白地说，这些国家是一种力量的平衡。
奥巴马政府一上任，就有东盟国家告诉我，美国能做的最重要事情，就是表明我们将留在亚太地区，不会打包走人。另外，这些国家受惠于中国的崛起，但也担心这种崛起意味着与其他力量的隔绝。
它们欢迎竞争或互补的强国。这是“再平衡”的另一个基本要素。
《财经》：中国已经一再强调要“和平崛起”，除了这种保证，还有什么能减轻地区内的这种焦虑？ 贝德：有两件事可减少焦虑，一是中国崛起符合国际法和国际规范，这涉及海洋法、世贸组织规则、投资的国际标准、与联合国安理会合作等；二是让亚太地区其他国家，例如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和东盟国家放心，美国会留在亚太地区，不会离开。
《财经》：但是，伴随亚太“再平衡”政策，美国在该地区的军力也在增长，例如在澳大利亚增加了驻军，这很难让人相信美国不对中国的崛起抱有敌意。
贝德：我听闻有其他一些美国官员将这项政策称为对亚洲的“再聚焦”（refocusing），我认为这是同时存在于美国和亚洲方面的一种误解，也就是将这项政策误解为主要是军事上的存在。但至少现在不是这样的。
我同一些美国军方高层人士谈过，他们并没有考虑这种做法。當然以后不会有这种做法也很重要，这取决于中美今后的关系。双方不要将彼此视为敌人，不对互相的能力和意图做最坏的臆测，不竭尽军备、政策和资源来相互对抗。坏的结果不是无法避免的，也并非“再平衡”的真正意义。
错误有可能会发生，但发生的前提是双方都发生误判。
避免双方都误判
美国最不愿见到中日之间爆发冲突，或者美国被以某种形式卷入这场纷争
《财经》：说到误判，在亚太中美日这个重要关系中，中美之间仍存在着战略不信任，而中国和美国的盟友日本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历史恩怨和主权纷争，各方误判发生的可能性是否在增大？ 例如最近中日在钓鱼岛争端的激烈程度实际上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
贝德：最近中日之间的钓鱼岛争端，我想双方都有错误，但性质不同。我认为日方的错误在于内阁决定向私人收购钓鱼岛，虽然动机是好的，因为他们想阻止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收购该岛。石原慎太郎是极为保守的民族主义者，他反对中国，对美国也不友善，首相野田佳彦非常担心石原慎太郎如果购岛成功，会在岛上做出什么事来。不过日本政府低估或误判了北京对此决定的感受。对北京而言，把钓鱼岛国有化或由国家政府收购，形同改变现状，中国无法接受。
而中国的错误则是容忍一部分群众对在华日本企业和日本象征进行暴力示威。中国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是泱泱大国，而非受到欺负的小国，后者的人民只能以攻击的方式泄愤。
中国已完全纳入全球经济体系，中国的成功不单依赖日本的投资，也依赖全世界的投资。如果其他国家认定中国在政治问题上会利用民众，攻击外国公司的投资，那么投资人会重新考虑在中国可能面临的政治风险。这种行为不符合中国在全球角色中的地位，所以我认为两国都有误判。
美国最不愿见到中日之间爆发冲突，或者美国被以某种形式卷入这场纷争。我们不希望被卷入，而且我想就算美国愿意调停，日本或中国都不愿接受美国的斡旋。
《财经》：在这个问题上，何种解决方法能够实现地区内的“再平衡”呢？
贝德：我想，让钓鱼岛回归到日本国有化以前的状态，是中短期内双方都满意的状态。这并不理想，没有解决问题，但是在以前的语境中，双方都没把这件事变成两国关系的主要问题，所以我认为中国和日本需要设法回到之前的状态，避免改变现状的举动。日本管理钓鱼岛，需要确保国民不会在岛上做出刺激中国的事情。中国也不要鼓励大陆、香港或台湾的一部分极端民族主义者为该岛挑衅。
长期而言，双方应考虑各种共享资源的协定。中日几年前同意在东海油气田中线共享资源，但未实施协议。假如两国能在东海达成渔业和能源资源的共识，则钓鱼岛问题激起的怒火可望冷却。
《财经》：统计数据表明，亚太地区所涉及的海上领土纠纷要多于世界上其他地方，因此不少分析人士担心这可能成为未来危及和平的一个潜在危机，你如何评估南海的局势？
贝德：南海与钓鱼岛的主权争端引发的是一些相同的问题。
我认为最重要的问题是三个：第一是主权，谁拥有主权？所有主张拥有主权的国家都应寻求保持现况。与钓鱼岛的情况一样，这些国家应避免采取对某些岛屿强化主权的作为。十年前所有涉及主权争议的国家曾协议不在岛上建立新的军事设施，即为非常正面的做法。我认为应再扩大这类协议，并获得不改变现况的共识。
第二是所有涉及争议的国家应谈判拟定一套行为准则，以让各国了解如何解决争议。
第三是有关国家应就共享渔业和能源资源努力达成协议，但不涉及主权。中国曾提出联合开发该区域，只要不涉及主权，联合开发是很好的构想。
美国不会也不应对任何国家的主权主张采取立场，应保持超然独立，只坚持以国际法解决问题，而不涉入岛屿的主权争议。换句话说，航行自由和商业自由，以及所有主权主张都应符合海洋法公约。
《财经》：你刚刚提到，“亚太再平衡”的出台背景，也在于布什总统任内美国在中东倾注了太多的力量，因此转向亚洲，但近来中东地区发生了巨大变化，民主进程与极端不稳定力量并存。我们注意到在总统选举辩论期间，该地区是被提及最多的议题。美国政府是否会在下一届加强对中东的关注？
贝德： 中东无法长久平安无事，美国和其他强国不能不管中东。伊斯兰世界仍在发展初期，非常不稳定，正在进行可能长达数十年的剧烈变化。美国的利益会受中东局势的影响，不过承认美国在中东有利益与如何追求这些利益是两码事。
我认为布什政府的错误是派兵到伊拉克。我想奥巴马总统不会犯下类似的错误。但是我们也必须了解伊朗问题的发展在未来几年将是极为困难的挑战，我们不能袖手旁观。
伊朗是潜在的对手，在进行非常危险的活动，其核问题威胁到全球安全。奥巴马总统明确表明，他希望接触伊朗领导人，试图通过协商找到解决方法，他尝试过但伊朗没有理会，所以奥巴马才协助制定了伊朗政权迄今遇到的最严厉制裁。假如他没有先尝试协商，中国、俄罗斯和其他欧洲国家，就不会答应制裁。
我不认为这是示弱，这是务实的表现。当你与一个潜在对手打交道时，总要给他留一条后路，你不想轻启战端。你不能光用武力、制裁和强硬言论。
比人民币升值更重要的经济问题
美国应避免保护主义，保持开放；中国应继续改革，避免“中等收入陷阱” 《财经》：按照你的说法，美中关系在安全问题上，会基本保持原来的基调，那么在经济方面呢？我们看到近期中美经济关系时有龃龉，也有分析认为中美两国经济的互补性在下降，而竞争性在增强。经济会变成双方矛盾的焦点吗？特别是贸易摩擦和投资准入？
贝德：经济将是美国与中国关系之间面临挑战的领域。我对每一方的忠告略有不同。
美国最需要的是让自己的经济从2008年起的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中恢复。直到那时之前，许多美国人都会视中国为问题，因此有可能诉诸贸易保护主义。对美方，我的忠告是避免保护主义，不要找替罪羊或是把自己的问题怪罪给别的国家。我们的问题绝大多数源于国内，出口是一个因素，但不是主要因素，不及我们为经济未来、基础建设、教育和研发、国内投资、职业培训所作的决定那么重要。美国应避免保护主义，保持开放，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外国投资更开放。
对于中国来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世界银行联合进行的报告做了很好的总结，这份报告针对避免“中等收入陷阱”提出了2030年之前应该采取的一系列结构性调整，其中包括：减少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的特权、加强法治、从投资性增长转型为消费驱动型增长等等。
如果中国进行这些改革，就会发现与美国这样的国家在经济问题上的摩擦将会减少。因为中国对美国的真正挑战在于，国有企业所能享有的国内补贴。如果消除了这些补贴，国有企业的特权减少、消除对知识产权的滥用，以及停止强迫技术转移，那么中国与美国的经济关系将会好得多。我想这些要比人民币价值的问题重要得多。
《财经》：据说奥巴马曾询问，苹果电脑是否可搬回美国制造。随着美国意欲重振制造业以缓解就业压力，这是否会与同样在寻求制造业升级的中国产生严重摩擦？
贝德：奥巴马坚定地要保护和重振美国制造业，这是他的核心经济信念。
由于经济复苏是奥巴马执政的头等要事，他向顾问们布置的中心问题是美国的中国政策如何能够帮助劳动力市场的复苏，挽回在2008年底到2009年初失去的800万个工作。他不太信服国际经济规则那双看不见的手可以达到这个目标，因此他要求其团队另觅他径。
在2009年底我开始非常明了奥巴马对此的关切。那天我照常去给他做中国政策的简报，他上来就说最近他与四位CEO午餐，他们几乎用所有的时间在抱怨中国的问题。他说与中国的经济关系就像一场篮球比赛，以前美国在场上占有绝对优势，即使中国违规也可以忽略；而现在双方更加接近，如果他们继续犯规，但裁判仍没有叫停，美国是否应该回击。
我认为可以对中国采取强硬的贸易措施，但需要保证当中国对这些措施进行报复时，对美国经济没有实质的伤害。到2010年中期，奥巴马和他的主要顾问越来越相信，判断我们的中国政策是否成功，主要看美国能否明确地捍卫其经济利益。
不过，目前他的信念并没有导致贸易保护措施，他是在国际法则和WTO框架内寻找方法，提高美国制造业的竞争力。同时美国也采取了一些回应的贸易救济措施，至今为止这些措施都还比较缓和。
我想奥巴马非常明白如果突然采取激烈的措施，将会有损伤全球贸易体系的危险。他同样对中国经济所面临的挑战保持敬意。他与温家宝总理进行会面时，席间总理详细地将这些挑战进行罗列，奥巴马很了解中国面临的严重性，他不会轻视这些挑战。
《财经》：从刚刚的分析来看，美国与中国在安全和经济领域的互动最多，而认为这会带来共赢或零和局面的观点似乎不相上下，且产生了许多措词，你会用哪个词定位美国与中国的关系？
贝德：奥巴马政府一上任，我们就同意描述对华关系的方式是“建设性和全面性的关系”。如此措词经过很多讨论，两国元首都支持这个说法，我们也持续使用。奥巴马总统和国务卿希拉里都用过“伙伴”（partner）来描述对华关系。这个称呼在前任政府具有争议，一直都避而不用。但是在奥巴马总统2009年访问中国期间，我们在对共同声明进行谈判时，将中国与美国定义为“伙伴”。我认为这是个好词，形容中美关系非常贴切。
不过，这是一个需要用具体的合作来证明的概念，否则就仅仅是一个标签。
传承与延续
我们从未全面检讨或重新整理对中国的做法。大家都跟随尼克松，遵循相同的大致路线图
《财经》：我们知道美国的外交政策是各部门之间协调的结果，尤其是国务卿和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因素非常关键。希拉里·克林顿已经表示将在明年初任期结束后退休，她的离职是否会对美国外交政策产生影响？
贝德：希拉里是非常优秀的国务卿，她追求的政策就是奥巴马总统的政策。而奥巴马是真正为外交政策，特别是中国政策负责的人。
希拉里与中国领导人建立了紧密的个人關系，包括与国务委员戴秉国和外交部长杨洁篪，他们也偶尔会出现意见相左的情形，我有时读到中国官员和学者把这些矛盾推到希拉里身上，我认为这并不正确。至于下一任国务卿的人选，目前浮上台面的人选全属臆测。胜任这个工作的人不多，不过无论是谁，最终还是会持续奥巴马的政策。
《财经》：你离开白宫时，有人说白宫已没有通晓汉语的高级官员。
贝德：我觉得我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接任者罗素（Danny Russell）能胜任，我和他密切合作两年半，他很关心美中关系；助理国务卿坎贝尔也忠实执行奥巴马总统的政策。坎贝尔在奥巴马的第二任期可能与希拉里一样选择退休，罗素的去留则不清楚。我个人认为，如果把两人的遗缺中至少一项职务交由具有深厚中国事务背景的人选出任，将是很好的构想。
美国的亚洲政策广泛来说有两个基础，一是对华关系，二是与除中国之外的盟友和伙伴的关系。我期盼下一届任期能由最有能力的人选执行这两项任务。
《财经》：在描述中美关系时，你用到的最频繁的表述就是“延续”。
贝德：的确，像美中这种大国之间的关系多以稳定为主，发生大幅改变的时刻主要是在1970年到1972年，由尼克松和毛泽东主导。但从那时起，八任美国总统对中国的政策基本上很接近，他们了解中国在世界的角色很重要，如果没有中国的协助，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件重大事务能够获得解决。 中国的角色只会愈来愈重要，美国与这样的中国可以维持对抗或合作的关系，但合作远优于对抗。中国的经济也日益强大，全球化程度日深，与美国互相依赖的程度也愈来愈深。我想不论谁是总统，这些都是美中关系的基础。每位总统都会进行策略性调整，但没有根本的改变。
罗姆尼竞选中，让我不安的一点是他轻视这项传承和历史。我在他的演说和言论中，看不出他了解这种关系带来的好处，以及假如我们不与中国维持好关系，会给美国带来的危险。罗姆尼宣称他上任第一天，在还没见过中国领导人之前，就要与中国就人民币价值的问题对立，让我觉得愚蠢之至。
我认为，奥巴马总统对中国做法的独特之处在于情况的独特，而非他感知的独特。自尼克松访华的40年来，中国在政治、经济和安全上，成为日益重要的全球因素，因此美国对中国的政策需要调整，需要成熟的做法。但自尼克松以来，我们从未全面检讨或重新整理对中国的做法。大家都跟随尼克松，遵循相同的大致路线图，只是根据全球情况进行调整。
《财经》：因此你对存在战略不信任，不时出现摩擦的中美关系，并不像许多专家或媒体所认为的那么悲观？一个主导世界多年的大国和一个正在成长中的大国，共赢的可能会大于零和的可能？
贝德：美国与中国关系的波动起伏与矛盾被媒体长篇累牍，目的是证明美国与中国之间存在着越涨越烈的紧张，这样看待美中关系是有严重漏洞的。在全球占主导力量的大国与处在崛起期的国家是注定要发生摩擦的，因为它们的历史、文化、利益和价值观迥异。
如果想让两国之间不存在摩擦，唯一可能的就是一方完全屈从于另一方，而这是不可能的，因此美中关系中存在波动和分歧应该被视为是不可避免同时也是自然的。
我对未来是乐观的，这是因为我在中国待过很长时间，与中国官员打过很久的交道。我在中国时，从未碰过反美主义，没碰过对美国人有敌意或愤怒的事件。我肯定有些人曾有過这种不愉快经验，中国人在美国也会碰到，但是很少。我认为美中两国的人民本来就是彼此友好的，中国领导人和人民面对发展和融入世界时遇到的挑战，表现得成熟、有前瞻。中国成功，符合中国和全世界的利益。
国际关系理论认为，处在力量上升期的大国和现有大国力量注定会发生冲突。我认为这个论调太机械化，是假科学，而且低估了善意和强大理性的领导人，可以把人民导向正确路线、防范问题。过去40年我看到多位优秀的领导人，未来40年，我期待将会看到更多优秀的领导人。
美国的著名智库常见“旋转门”：学者进入政府工作；政府官员离开政府后到思想库继续从事政策研究。贝德就是“旋转门”中的典型。
中美正式外交关系诞生时，贝德作为卡特总统任内负责东亚事务副国务卿霍尔布鲁克的左右手参与其中；上世纪80年代初他在美国驻中国大使馆工作；之后分别在克林顿和奥巴马任内担任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主任，是两任总统的首席亚洲政策顾问；2010年退出政府工作后，他选择在布鲁金斯学会继续從事中国研究。
接受亚洲事务主任之后，贝德在制定亚洲政策和相关外交活动中，几乎无处不在。在椭圆办公室里汇报讨论，陪同总统出访亚洲，甚至奥巴马在白宫与亚洲各国领导人通电话，他也必定在场。
奥巴马任内最受瞩目的战略之一无疑是“重返亚洲”，贝德是该战略的主要构架者。
他在接受《财经》记者专访时称，这一战略的首要要素就是承认并理解中国崛起是20世纪后期和21世纪以来最重要的事情，美国对中国和平崛起表示尊重，对此支持而非反对。
他说，他不相信力量崛起的新兴国家与现有主导力量必将发生冲突一说。中美关系的波折虽注定不可避免，但“双方领导人有足够智慧，从共同利益考量，维护双方‘建设性和全面的关系’”。
“重返是为了再平衡”
双方不要将彼此视为敌人，不对彼此的能力和意图做最坏的臆测，不竭尽军备、政策和资源来相互对抗
《财经》：作为奥巴马总统的前亚洲政策顾问与现任竞选阵营成员，你认为如果他成功连任，在第二任期内是否会对中国的外交政策进行调整？
贝德：我预期不会出现重大改变。奥巴马四年来追求的政策，反映出他对中国的重要性有深思熟虑，他认为美中维持建设性关系十分重要。其实奥巴马对中国的做法，是从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问中国以来，美国历任总统的主流做法。我预期美中关系会更多呈现延续性。
《财经》：《纽约时报》最近报道说，奥巴马上任第一年对中国的政策太温和，在执政一年后就有所转变，这是否意味着奥巴马的政策具有摇摆性？
贝德：我不同意这个论点，也完全不同意文中提到的“政策转变”的说法。奥巴马总统以及包括我在内的重要顾问，完全了解美中之间的分歧，文中提到我们因为无法与中国达成一致而大失所望，这个说法实在荒谬。
我们一向保持务实的期望，而且在我看来，这些期望都已经达成。美中关系确实经历了困难和摩擦，但这不代表我们从一开始就对两国关系存在彻底的错误判断，或是中国利用美国的误判从中得利，这些都是不正确的解读。
《财经》：那怎么理解奥巴马第一任期时提出的“重返亚洲”（Pivot to Asia），这或许是最为突出的转变之一？
贝德：“重返亚洲”听起来像是美国离开了亚洲，然后突然回来，而且抛下其他地方。我不喜欢这个字眼，它还有点军事意味，这也是我不赞同的。我认为这个字眼不是对这项政策的正确描述。
《财经》：在你的字典里，Pivot to Asia的意思是什么？
贝德：有些人认为“重返亚洲”是一个有吸引力的政策标签，而我认为“再平衡”这个词比较好。
我们确实在布什政府期间过于注重伊拉克，虽然情有可原，但此举消耗了美国太多的资源、人力，以及高层领导人的注意力。因此，在多尼伦（时任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现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提出“再平衡”时，他的构想是不再过度执迷于一些地区的冲突和战争，因为那些地区并非美国长期利益所在，而应更加关注全世界最具活力的地区，即东亚。
要注意的是，多尼伦的想法不含军事意味，而是指美国的整体政策，所以我认为“再平衡”是不错的用词。（奥巴马）政府刚刚上任之后，我们就试图提高对西太平洋和东亚的注意，当时并未对此政策冠以名称，“重返亚洲”这个字眼出现在2011年11月，在这之前我们也做同样的事，但因为没有这个争议性的名字，就没受到太多注意。
《财经》：不论是“重返亚洲”，还是“再平衡”，这项政策的内涵是东亚较以往受到了更大的关注。很多中国的分析人士认为这是针对中国的一项遏制政策，而且是战略性的，即意味着它将长期存在。
贝德：对于这个问题，我觉得有三大要点：
一、理解并且承认中国的崛起可能是20世纪后期和21世纪以来最重要的事情。因此，要加强与中国的关系，尊重中国的崛起和正当利益，让中国明白我们会支持而非反对其正当崛起——这些对于21世纪的和平与繁荣至关重要。“再平衡”首先就是指对于中国崛起的关注并且顺应这个潮流。
二、我们要清楚中国的崛起有其不确定因素。中国自己也不是很清楚崛起究竟会走向何方，而它的很多邻居对此表示焦虑。例如2010年中国在地区所采取的一些行动，被视为是强硬的举动，给人的感觉是中国的周围似乎建立了一圈怀疑敌意的力量，而这些国家都试图、实际上也与美国发展了更为紧密的关系。
《财经》：实际上，由于美国的“重返亚洲”，中国也有人担心这些国家会成为美国的代理，作为在亚太遏制中国发展空间的力量存在。
贝德：美国“再平衡”政策的第三个支柱，是要保证中国的崛起是有益于地区的稳定，而非变成地区安全的威胁，达到这个目标的主要方式就是加强美国与地区盟友和伙伴的关系，确保中国的崛起不会给它们带来损失。坦白地说，这些国家是一种力量的平衡。
奥巴马政府一上任，就有东盟国家告诉我，美国能做的最重要事情，就是表明我们将留在亚太地区，不会打包走人。另外，这些国家受惠于中国的崛起，但也担心这种崛起意味着与其他力量的隔绝。
它们欢迎竞争或互补的强国。这是“再平衡”的另一个基本要素。
《财经》：中国已经一再强调要“和平崛起”，除了这种保证，还有什么能减轻地区内的这种焦虑？ 贝德：有两件事可减少焦虑，一是中国崛起符合国际法和国际规范，这涉及海洋法、世贸组织规则、投资的国际标准、与联合国安理会合作等；二是让亚太地区其他国家，例如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和东盟国家放心，美国会留在亚太地区，不会离开。
《财经》：但是，伴随亚太“再平衡”政策，美国在该地区的军力也在增长，例如在澳大利亚增加了驻军，这很难让人相信美国不对中国的崛起抱有敌意。
贝德：我听闻有其他一些美国官员将这项政策称为对亚洲的“再聚焦”（refocusing），我认为这是同时存在于美国和亚洲方面的一种误解，也就是将这项政策误解为主要是军事上的存在。但至少现在不是这样的。
我同一些美国军方高层人士谈过，他们并没有考虑这种做法。當然以后不会有这种做法也很重要，这取决于中美今后的关系。双方不要将彼此视为敌人，不对互相的能力和意图做最坏的臆测，不竭尽军备、政策和资源来相互对抗。坏的结果不是无法避免的，也并非“再平衡”的真正意义。
错误有可能会发生，但发生的前提是双方都发生误判。
避免双方都误判
美国最不愿见到中日之间爆发冲突，或者美国被以某种形式卷入这场纷争
《财经》：说到误判，在亚太中美日这个重要关系中，中美之间仍存在着战略不信任，而中国和美国的盟友日本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历史恩怨和主权纷争，各方误判发生的可能性是否在增大？ 例如最近中日在钓鱼岛争端的激烈程度实际上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
贝德：最近中日之间的钓鱼岛争端，我想双方都有错误，但性质不同。我认为日方的错误在于内阁决定向私人收购钓鱼岛，虽然动机是好的，因为他们想阻止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收购该岛。石原慎太郎是极为保守的民族主义者，他反对中国，对美国也不友善，首相野田佳彦非常担心石原慎太郎如果购岛成功，会在岛上做出什么事来。不过日本政府低估或误判了北京对此决定的感受。对北京而言，把钓鱼岛国有化或由国家政府收购，形同改变现状，中国无法接受。
而中国的错误则是容忍一部分群众对在华日本企业和日本象征进行暴力示威。中国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是泱泱大国，而非受到欺负的小国，后者的人民只能以攻击的方式泄愤。
中国已完全纳入全球经济体系，中国的成功不单依赖日本的投资，也依赖全世界的投资。如果其他国家认定中国在政治问题上会利用民众，攻击外国公司的投资，那么投资人会重新考虑在中国可能面临的政治风险。这种行为不符合中国在全球角色中的地位，所以我认为两国都有误判。
美国最不愿见到中日之间爆发冲突，或者美国被以某种形式卷入这场纷争。我们不希望被卷入，而且我想就算美国愿意调停，日本或中国都不愿接受美国的斡旋。
《财经》：在这个问题上，何种解决方法能够实现地区内的“再平衡”呢？
贝德：我想，让钓鱼岛回归到日本国有化以前的状态，是中短期内双方都满意的状态。这并不理想，没有解决问题，但是在以前的语境中，双方都没把这件事变成两国关系的主要问题，所以我认为中国和日本需要设法回到之前的状态，避免改变现状的举动。日本管理钓鱼岛，需要确保国民不会在岛上做出刺激中国的事情。中国也不要鼓励大陆、香港或台湾的一部分极端民族主义者为该岛挑衅。
长期而言，双方应考虑各种共享资源的协定。中日几年前同意在东海油气田中线共享资源，但未实施协议。假如两国能在东海达成渔业和能源资源的共识，则钓鱼岛问题激起的怒火可望冷却。
《财经》：统计数据表明，亚太地区所涉及的海上领土纠纷要多于世界上其他地方，因此不少分析人士担心这可能成为未来危及和平的一个潜在危机，你如何评估南海的局势？
贝德：南海与钓鱼岛的主权争端引发的是一些相同的问题。
我认为最重要的问题是三个：第一是主权，谁拥有主权？所有主张拥有主权的国家都应寻求保持现况。与钓鱼岛的情况一样，这些国家应避免采取对某些岛屿强化主权的作为。十年前所有涉及主权争议的国家曾协议不在岛上建立新的军事设施，即为非常正面的做法。我认为应再扩大这类协议，并获得不改变现况的共识。
第二是所有涉及争议的国家应谈判拟定一套行为准则，以让各国了解如何解决争议。
第三是有关国家应就共享渔业和能源资源努力达成协议，但不涉及主权。中国曾提出联合开发该区域，只要不涉及主权，联合开发是很好的构想。
美国不会也不应对任何国家的主权主张采取立场，应保持超然独立，只坚持以国际法解决问题，而不涉入岛屿的主权争议。换句话说，航行自由和商业自由，以及所有主权主张都应符合海洋法公约。
《财经》：你刚刚提到，“亚太再平衡”的出台背景，也在于布什总统任内美国在中东倾注了太多的力量，因此转向亚洲，但近来中东地区发生了巨大变化，民主进程与极端不稳定力量并存。我们注意到在总统选举辩论期间，该地区是被提及最多的议题。美国政府是否会在下一届加强对中东的关注？
贝德： 中东无法长久平安无事，美国和其他强国不能不管中东。伊斯兰世界仍在发展初期，非常不稳定，正在进行可能长达数十年的剧烈变化。美国的利益会受中东局势的影响，不过承认美国在中东有利益与如何追求这些利益是两码事。
我认为布什政府的错误是派兵到伊拉克。我想奥巴马总统不会犯下类似的错误。但是我们也必须了解伊朗问题的发展在未来几年将是极为困难的挑战，我们不能袖手旁观。
伊朗是潜在的对手，在进行非常危险的活动，其核问题威胁到全球安全。奥巴马总统明确表明，他希望接触伊朗领导人，试图通过协商找到解决方法，他尝试过但伊朗没有理会，所以奥巴马才协助制定了伊朗政权迄今遇到的最严厉制裁。假如他没有先尝试协商，中国、俄罗斯和其他欧洲国家，就不会答应制裁。
我不认为这是示弱，这是务实的表现。当你与一个潜在对手打交道时，总要给他留一条后路，你不想轻启战端。你不能光用武力、制裁和强硬言论。
比人民币升值更重要的经济问题
美国应避免保护主义，保持开放；中国应继续改革，避免“中等收入陷阱” 《财经》：按照你的说法，美中关系在安全问题上，会基本保持原来的基调，那么在经济方面呢？我们看到近期中美经济关系时有龃龉，也有分析认为中美两国经济的互补性在下降，而竞争性在增强。经济会变成双方矛盾的焦点吗？特别是贸易摩擦和投资准入？
贝德：经济将是美国与中国关系之间面临挑战的领域。我对每一方的忠告略有不同。
美国最需要的是让自己的经济从2008年起的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中恢复。直到那时之前，许多美国人都会视中国为问题，因此有可能诉诸贸易保护主义。对美方，我的忠告是避免保护主义，不要找替罪羊或是把自己的问题怪罪给别的国家。我们的问题绝大多数源于国内，出口是一个因素，但不是主要因素，不及我们为经济未来、基础建设、教育和研发、国内投资、职业培训所作的决定那么重要。美国应避免保护主义，保持开放，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外国投资更开放。
对于中国来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世界银行联合进行的报告做了很好的总结，这份报告针对避免“中等收入陷阱”提出了2030年之前应该采取的一系列结构性调整，其中包括：减少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的特权、加强法治、从投资性增长转型为消费驱动型增长等等。
如果中国进行这些改革，就会发现与美国这样的国家在经济问题上的摩擦将会减少。因为中国对美国的真正挑战在于，国有企业所能享有的国内补贴。如果消除了这些补贴，国有企业的特权减少、消除对知识产权的滥用，以及停止强迫技术转移，那么中国与美国的经济关系将会好得多。我想这些要比人民币价值的问题重要得多。
《财经》：据说奥巴马曾询问，苹果电脑是否可搬回美国制造。随着美国意欲重振制造业以缓解就业压力，这是否会与同样在寻求制造业升级的中国产生严重摩擦？
贝德：奥巴马坚定地要保护和重振美国制造业，这是他的核心经济信念。
由于经济复苏是奥巴马执政的头等要事，他向顾问们布置的中心问题是美国的中国政策如何能够帮助劳动力市场的复苏，挽回在2008年底到2009年初失去的800万个工作。他不太信服国际经济规则那双看不见的手可以达到这个目标，因此他要求其团队另觅他径。
在2009年底我开始非常明了奥巴马对此的关切。那天我照常去给他做中国政策的简报，他上来就说最近他与四位CEO午餐，他们几乎用所有的时间在抱怨中国的问题。他说与中国的经济关系就像一场篮球比赛，以前美国在场上占有绝对优势，即使中国违规也可以忽略；而现在双方更加接近，如果他们继续犯规，但裁判仍没有叫停，美国是否应该回击。
我认为可以对中国采取强硬的贸易措施，但需要保证当中国对这些措施进行报复时，对美国经济没有实质的伤害。到2010年中期，奥巴马和他的主要顾问越来越相信，判断我们的中国政策是否成功，主要看美国能否明确地捍卫其经济利益。
不过，目前他的信念并没有导致贸易保护措施，他是在国际法则和WTO框架内寻找方法，提高美国制造业的竞争力。同时美国也采取了一些回应的贸易救济措施，至今为止这些措施都还比较缓和。
我想奥巴马非常明白如果突然采取激烈的措施，将会有损伤全球贸易体系的危险。他同样对中国经济所面临的挑战保持敬意。他与温家宝总理进行会面时，席间总理详细地将这些挑战进行罗列，奥巴马很了解中国面临的严重性，他不会轻视这些挑战。
《财经》：从刚刚的分析来看，美国与中国在安全和经济领域的互动最多，而认为这会带来共赢或零和局面的观点似乎不相上下，且产生了许多措词，你会用哪个词定位美国与中国的关系？
贝德：奥巴马政府一上任，我们就同意描述对华关系的方式是“建设性和全面性的关系”。如此措词经过很多讨论，两国元首都支持这个说法，我们也持续使用。奥巴马总统和国务卿希拉里都用过“伙伴”（partner）来描述对华关系。这个称呼在前任政府具有争议，一直都避而不用。但是在奥巴马总统2009年访问中国期间，我们在对共同声明进行谈判时，将中国与美国定义为“伙伴”。我认为这是个好词，形容中美关系非常贴切。
不过，这是一个需要用具体的合作来证明的概念，否则就仅仅是一个标签。
传承与延续
我们从未全面检讨或重新整理对中国的做法。大家都跟随尼克松，遵循相同的大致路线图
《财经》：我们知道美国的外交政策是各部门之间协调的结果，尤其是国务卿和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因素非常关键。希拉里·克林顿已经表示将在明年初任期结束后退休，她的离职是否会对美国外交政策产生影响？
贝德：希拉里是非常优秀的国务卿，她追求的政策就是奥巴马总统的政策。而奥巴马是真正为外交政策，特别是中国政策负责的人。
希拉里与中国领导人建立了紧密的个人關系，包括与国务委员戴秉国和外交部长杨洁篪，他们也偶尔会出现意见相左的情形，我有时读到中国官员和学者把这些矛盾推到希拉里身上，我认为这并不正确。至于下一任国务卿的人选，目前浮上台面的人选全属臆测。胜任这个工作的人不多，不过无论是谁，最终还是会持续奥巴马的政策。
《财经》：你离开白宫时，有人说白宫已没有通晓汉语的高级官员。
贝德：我觉得我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接任者罗素（Danny Russell）能胜任，我和他密切合作两年半，他很关心美中关系；助理国务卿坎贝尔也忠实执行奥巴马总统的政策。坎贝尔在奥巴马的第二任期可能与希拉里一样选择退休，罗素的去留则不清楚。我个人认为，如果把两人的遗缺中至少一项职务交由具有深厚中国事务背景的人选出任，将是很好的构想。
美国的亚洲政策广泛来说有两个基础，一是对华关系，二是与除中国之外的盟友和伙伴的关系。我期盼下一届任期能由最有能力的人选执行这两项任务。
《财经》：在描述中美关系时，你用到的最频繁的表述就是“延续”。
贝德：的确，像美中这种大国之间的关系多以稳定为主，发生大幅改变的时刻主要是在1970年到1972年，由尼克松和毛泽东主导。但从那时起，八任美国总统对中国的政策基本上很接近，他们了解中国在世界的角色很重要，如果没有中国的协助，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件重大事务能够获得解决。 中国的角色只会愈来愈重要，美国与这样的中国可以维持对抗或合作的关系，但合作远优于对抗。中国的经济也日益强大，全球化程度日深，与美国互相依赖的程度也愈来愈深。我想不论谁是总统，这些都是美中关系的基础。每位总统都会进行策略性调整，但没有根本的改变。
罗姆尼竞选中，让我不安的一点是他轻视这项传承和历史。我在他的演说和言论中，看不出他了解这种关系带来的好处，以及假如我们不与中国维持好关系，会给美国带来的危险。罗姆尼宣称他上任第一天，在还没见过中国领导人之前，就要与中国就人民币价值的问题对立，让我觉得愚蠢之至。
我认为，奥巴马总统对中国做法的独特之处在于情况的独特，而非他感知的独特。自尼克松访华的40年来，中国在政治、经济和安全上，成为日益重要的全球因素，因此美国对中国的政策需要调整，需要成熟的做法。但自尼克松以来，我们从未全面检讨或重新整理对中国的做法。大家都跟随尼克松，遵循相同的大致路线图，只是根据全球情况进行调整。
《财经》：因此你对存在战略不信任，不时出现摩擦的中美关系，并不像许多专家或媒体所认为的那么悲观？一个主导世界多年的大国和一个正在成长中的大国，共赢的可能会大于零和的可能？
贝德：美国与中国关系的波动起伏与矛盾被媒体长篇累牍，目的是证明美国与中国之间存在着越涨越烈的紧张，这样看待美中关系是有严重漏洞的。在全球占主导力量的大国与处在崛起期的国家是注定要发生摩擦的，因为它们的历史、文化、利益和价值观迥异。
如果想让两国之间不存在摩擦，唯一可能的就是一方完全屈从于另一方，而这是不可能的，因此美中关系中存在波动和分歧应该被视为是不可避免同时也是自然的。
我对未来是乐观的，这是因为我在中国待过很长时间，与中国官员打过很久的交道。我在中国时，从未碰过反美主义，没碰过对美国人有敌意或愤怒的事件。我肯定有些人曾有過这种不愉快经验，中国人在美国也会碰到，但是很少。我认为美中两国的人民本来就是彼此友好的，中国领导人和人民面对发展和融入世界时遇到的挑战，表现得成熟、有前瞻。中国成功，符合中国和全世界的利益。
国际关系理论认为，处在力量上升期的大国和现有大国力量注定会发生冲突。我认为这个论调太机械化，是假科学，而且低估了善意和强大理性的领导人，可以把人民导向正确路线、防范问题。过去40年我看到多位优秀的领导人，未来40年，我期待将会看到更多优秀的领导人。